查看: 4082|回复: 8

顾准与殷海光 [复制链接]

十年灵风

主楼

发表于 2011-2-22 09:03 |只看该作者 |倒序浏览 |

本帖最后由色妞妞于 2011-2-22 17:05 编辑

初看标题，或许有人会觉得把这二人放在一起比较似乎不够妥当。的确，就身份而言，一个是共产党的高级干部，一个是国民党的反共先锋。在1949年以前相当长的时间里，顾、殷二人可以说是两个处在不同阵营里的人。顾准33岁就成为华东军政委员会财政部副部长，并任上海市财政局局长兼税务局局长，凭他的才能和魄力，完全可以把官做“上”去，站在49年打量顾准，谁都会相信他官运亨通，前途无量。而殷海光呢，27岁就得到蒋介石的接见，年纪轻轻就成为《中央日报》的主笔，即使在国民党退居台湾以后，凭着蒋介石和陶希圣对他的赏识，他也完全可以成为一名炙手可热的文化官僚。除了政治立场对立而外，顾、殷二人在文化思想、价值观念方面也是南辕北辙，顾准天资聪颖，很早就是会计学方面的专家，后来接受了马克思主义，20岁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殷海光一生钻研逻辑哲学，仰慕罗素，年轻时非常崇拜蒋介石，坚信他才是中国的政治领袖。1948年当顾准随军南下，即将接管上海之际，殷海光还加入了慰问团，跑到军队里发表演说，给国军打气。综上所述，可以看出，49年之前，他们二人在工作职业、人生阅历乃至精神信仰等方面都存在着极大的差异，如果不是后来遭遇的坎坷经历和人生磨难，他们无论如何也不会在精神领域携起手来，成为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杰出代表——两座苍莽浑灏的高峰。

1949年退居台湾后不久，殷海光离开了《中央日报》社，离开的理由有几个方面，一方面是对国民党军事上的溃败心生失望，另一方面是由于遭人攻击，有点心灰意冷。同年8月，他来到台大教书。这是他人生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如汪幸福先生所言：“他这一转，是震天动地的一转”。[2]

三年后，对于身在大陆的顾准来说，1952年也是非常重要的一年。2月29日，正当壮年春风得意的他被撤消了一切职务。原因是由于他反对中央有关部门的“民主评议”税收方法，态度强硬固执，“目无组织，自以为是”，一下子从权力的颠峰跌落下来，从此开始了后半生的磨难。可以说，50年代是顾、殷二人人生重要的转折时期，顾准在52年撤消职务后，1955-1956年进入中央高级党校学习，值得一提的是这两年的学习生活，他的兴趣已从数学、自然科学转移，广泛涉猎，系统学习了马列主义理论，逐渐形成了自己经济、政治、历史观点。1958年被划为右派，开除党籍。1959年又被遣送到河南商城劳改。对比顾准突然从庙堂之高被贬入江湖之远，殷海光的转变则显得比较微妙，退入台湾后，自1949年经雷震的力邀，加入《自由中国》行列担任主笔之后到50年代中期，这段时间里，相比殷过去激烈的反共，他的文章有了新的变化，除了逻辑研究和介绍美国见闻之外，殷开始大力鼓吹自由民主理论，揭露政界黑暗，充满了反极权专制的战斗色彩。两个伟大的思想者从不同的地点朝着同一个光明的目标，开始了艰难的跋涉。

从50年代末到70年代初，在经历了长时间的屈辱的劳改之后，在经历了妻离子散的人伦惨变之后，顾准反而坚定的投身于学术研究，在管制相对宽松的1973-1974两年里，以图书馆为家，全面研究希腊罗马民主制度，以探寻中国专制的根源。如他所说最终从一个理想主义者成为一个经验主义者。殷海光在50年代后期写下大量政论文章，抨击国民党的愚民政策和党化教育，激怒了国民党高层，由此开始不断遭到迫害。继《自由中国》被封刊后，殷海光被停发“长期发展科学补助金”，文章不予发表，著作不准出版，后被赶出台大，生活陷入极度贫困之中。综观顾准殷海光二人49年之后的人生，颇富意味的是，他们几乎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反戈一击，从各自的壁垒中打了出来，战胜旧日之我，一个通过对西方历史的研究深挖东方专制之源；另一个自觉继承五四精神，呼唤自由民主。一个因罹难而思想，一个因思想而罹难，最终经过艰难的跋涉，在反专制反极权的大旗下胜利会师。他们二人素昧平生，彼此互不相识，然而正如林贤治先生所说：思想因深度而在黑暗中汇通到了一起。

统览顾、殷二人的人生轨迹，这一段跋涉之路，又往往因二人各自的生活背景、性格特征及其文化素养的差异而显得各具特色。殷海光少年求学时饱受颠沛流离，加上所受到的党化教育，使他一度积极拥蒋反共。写下许多反共文章，但随着国民党退据台湾，继续推行党化教育和独裁统治时，殷海光心中原本已强烈的失望不满终于爆发了出来，正如何卓恩先生在《殷海光与近代中国自由主义》一书中分析的那样：如果说胡适一代自由知识分子因时局维艰而能以容忍的态度隐而不发与政府同舟共济的话，那么当退缩台岛之后，国民党加速建构威权体系的行为已使自由知识分子终于忍无可忍，不得不亮出底牌，与之展开旗帜鲜明的斗争。殷海光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走上了与国民党彻底决裂的道路。殷海光生于1919年，这一年五四运动爆发，殷海光虽未能亲历这场风雷激荡的文化运动，但一直心向往之，自视为五四的儿子。1938年考入昆明西南联大，西南联大学校里自由开明的氛围使殷海光深受熏陶。他师从金岳霖，但同乡黄冈熊十力率真耿直的人格魅力和惟我独尊的霸气更深深影响着他。随着加盟《自由中国》杂志社进一步接触和译介西方自由主义的理论学说，殷海光逐步从一个三民主义者转变成为一个自由主义者。其间他写下大量针砭时弊的文章，遍地开花，八面出锋：指责蒋介石独裁连任、批驳张其昀“君主的民主”、为雷震的被捕鸣不平，终于为当局所嫉恨而遭到迫害。反视顾准，他最初是商界的后起之秀，年纪轻轻就成为功在党国的高官。在遭受了一系列政治迫害之后，亲眼目睹了农村的饥饿贫困、大跃进的野蛮荒谬，内心中受到强烈的震撼，才开始通过刻苦的学习为新中国“娜拉走后怎样”找寻答案。他的探索伴随着不断的充满屈辱的政治批斗、惩罚性超限度的体力劳动、妻子与他离婚并最终含冤自杀、儿女们与他划清界限断绝往来等一个个肉体和精神的残酷打击。作家摩罗对英雄的定义是：”英雄是精神的，……仅仅是靠他庄严的激情和崇高的灵魂成为英雄。”“英雄是那正为世界担当患难却被称为魔鬼的人。”[8]

这些用在顾准身上尤为贴切。同样是反抗极权专制，对比顾准沉潜书海，向历史学、政治学、法学、文化学寻求理论资源作韧的战斗，殷海光更象个斗士，眼里揉不得沙子，往往主动出击，一方面肯定理性、自由、民主、仁爱的积极价值。另方面，与反理性主义、蒙昧主义、褊狭思想、独断教条做毫无保留的奋战。不过殷海光毕竟有一个美满的家庭、有许多志同道合的师友，对比顾准孑然一身孤军奋战，同样是对真理的探索追寻，相比起来，顾准的跋涉尤其要艰辛百倍。

“英雄是战胜了非同一般的精神磨难，使自己的心灵强大到足够与整个世界相抗衡才成其为英雄的。”[8]

在人们开始纷纷研究顾准、殷海光二人的学术成就之时，我更欣赏李玉琪先生的一句话：“顾准先生最可贵的地方并不是他的思想结果，而是他不受时尚与流俗影响的独自思想的能力和敢直面自我与现实的勇气”。[6]

作为思想者，我们无须讳言顾、殷两位前辈在思想理论方面有所局限，我更看重的是他们的人格在面对专制极权时表现出的闪光品质。

照我看来就性格方面他们就有一定的相同之处：傲慢、倔犟、不驯服。“有本事的人，都有脾气；有本事又有冤枉，脾气就更大了”。[9]

顾准身材高大，走起路来眼高于顶；殷海光个头矮小，但演讲起来声震屋瓦。一般文人劳改时，都力求混同劳苦大众，衣着穿得都很简朴，而顾准照样穿着西装吊带裤，全不管旁人侧目。曾对一个孩子说别看他遭批斗时头被摁到地，尾巴却早翘上了天。殷海光在雷震被捕、《自由中国》遭停刊后，成天在家里痛骂他蒋介石，以至气得常常吃不下饭。他们种种狂傲，并非是浅薄的傲慢，而是对强权的鄙夷和轻蔑。

殷海光在《悼孟真先生》一文中曾对傅斯年作了这样的评价：“他是一个有是非心的人……一个有至大至刚之气的读书人。”[3]

如果用这一句来概括顾、殷二人的精神品质，却尤其显得准确精当。许纪霖先生给知识分子下的定义是：“现代意义的知识分子也就是指那些以独立的身份，借助知识和精神的力量，对社会表现出强烈的公共关怀，体现出一种公共良知、有社会参与意识的一群文化人，这是知识分子词源学上的原意。在这个意义上，知识分子与一般的技术专家、技术官僚以及职业性学者是很不相同的。”[4]

所谓有是非心正是基于对祖国的热爱、对民族未来的强烈关注。顾准1952年被撤职，1958年被划为右派下乡劳改，按照谢泳先生的话说，以顾准这样有看家本领的人，在经历磨难之后，通常都是国家事管他娘，重新干起老本行。但顾准则不同，在亲眼目睹商城农村里的死亡与饥谨之后，在残酷的现实击碎他美好的幻想之后，他开始用朴素的文字记录下自己所见所闻，也记录下他的困惑与思考：

“而所谓右派分子的摘帽子，无非是一种政治上的勒索。

“国内形势，清了党，意见一致，指挥统一，上下贯彻愈迅速，舆论愈一致，行动愈迅速，但是假话愈多，集中营愈多。

“民间肿得更厉害。民工，一眼望去，浮肿的很多。二三年后来统计人口，就会知道大跃进实行

Malthus（马尔萨斯）主义，所得效果，究竟如何。

“再而衰，1959我见之矣。意图调整而骑虎难下，旱灾说成丰收，水利与猪场并举，惜严冬未届，路旁已见冻死之骨。”

————（《商城日记》）

有人曾因《息县日记》与《商城日记》中一些言论的矛盾而猜测有“两个顾准”，在经历了妻离子散家破人亡之后，在《息县日记》中顾准还肯定阶级斗争，梦想中国再现神武景气。关于这一点，我比较赞成丁东先生的见解，顾准是孤独的，但不可能完全不受时代潮流的影响，“某些问题上，也可能认同某些当时的主调”。[6]

顾准思想趋于成熟是在73-74这两年里，顾准正是在困而学之、学而知之这样的过程中，在对现实饿孚遍野的困惑和对未来神武景气的期盼中完成从理想主义向经验主义的转变。殷海光的著述能在大陆出版，多半是由于他后期与国民党决裂，把他视为反蒋先锋。其实从殷海光早期反共到后期反蒋，殷海光的立场原则并没有改变，无论反共反蒋，他反的是极权专制，有次台大一老教授劝他：你锋芒太露，胆子太大，当局以后要整你。建议你别再写与官方过不去的文章了。殷海光笑了笑回答：不是我胆子大，是我的社会责任心太强了。[2]

仅仅有是非心还不够，还需要一种至大至刚之气。如萨义德式的知识分子，永远对现实不满，永远站在政府的对立面制造不快。都说顾准不服管，几乎没有他不敢顶撞的上司；殷海光性烈如火，谁若搞专制独裁，即使是他曾经无限崇拜的蒋介石，也照样难逃他批判的炮火。有是非心和这样一种至大至刚之气，往往能激发起一种强悍的气概和昂藏的斗志，只要自反而缩，虽千万人吾往矣。这样一位知识分子，在普通年代也许隐而不彰，或是一个鱼鸟可亲的隐士，或是一个酸腐迂阔的夫子，可在专制强权面前这种内在的品质却往往大放异彩，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正是这种至大至刚之气，谭嗣同慷慨就戮，视死如归；梁漱溟面对领袖的咆哮全无惧色；闻一多在悼念会上金刚怒目；马寅初明知不敌也要以寡敌众；储安平明知“鸣放”是个陷阱，却象一头雄师一样，向着陷阱直扑过去！！！

没错，如时人所说顾准是不服管，在那个疯狂的年代里，人人都抢着向组织交心，都想着“滚一身泥巴，练一颗红心”，而顾准他却写下“今天人们以烈士的名义，把革命的理想主义转变为保守的反动的专制主义的时候，我坚决走上彻底经验主义、多元主义的立场，要为反对这种专制主义而奋斗到底！”这样战斗宣言！殷海光和顾准一样都是口没遮拦的人，在台大时发表文章，大力提倡是什么就说什么：

“‘自由主义者’所不能‘爱’的，是任何政党总是籍口把国家置于其独占之下。……‘自由主义者’所不敢亦不忍苟同的，是任何政党无论把国家弄到什么地步，国人一概不能过问，一概不能究诘真相，只有无条件地赞同的份儿。也许，这正是‘自由主义者’令人看来不够温顺之处。

“‘君主的民主’，做到极好处，充其量不过是‘慈惠的君主专制而已。然而，慈惠的君主专制，一与现代统治技术结合，只要稍微有点偏私，就变成极权暴政！

“每个人的生命是属于他自己的。谁有权要我们‘牺牲这一代以为下一代’？

“人权是一个人作人的本钱。失去了基本人权的人，与牛马畜牲无异。……人权是国家社会建立的基础。没有人权，一切国家的目标，都会落空……

“国家是属于人人的国家。属于人人的国家，人人对于国事当然有发言的权利。

“一个被严格控制的社会，是表面整齐壮观而内面生机窒息萎缩的社会。

“人的生命不是应该派作浪费材料或试验用场的，没有完结的浪费尤其是暴殄天民。”

以上所述，句句都是浅白率直的大实话，可在殷海光笔下道来，又是如此的雷霆万钧，气势夺人！！！ [

3

有是非心和至大至刚之气实际蕴涵的是自由的思想和独立的精神。如殷海光所说的那样：“独立精神一旦放射出来，形之于立身，就是至大至刚之气；形之于知识方面，就是独立的思想，独立的判断；形之于言行，就是独立的言论，与特立独行。”[3]

有次徐复观先生与殷海光交谈，徐先生说：你所表现的一种反抗精神，在中国长期专制的历史中是非常宝贵的。殷海光说：我不是反抗，而是超越。今天在我们对顾准殷海光思想学术成就进行研究评估时，实不应忽略顾殷二人这种内在的精神品质：是非心和至大至刚之气，这是两位先贤留给我们也是我们必须继承的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

参考书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