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淡淡一片云 于 2010-9-8 08:04 编辑
三反五反见闻
1952年开展了三反五反运动,除了第一线战斗的部队,也全部进行了这一政治斗争教育。当然重点是主管干部和搞经济人员。各连召开了轰轰烈烈的军人大会,连长、指导员要向全连官兵“交待”克扣士兵的贪污“罪行”,各团要揪出大“老虎”。当然后勤人员是掌管钱物的,常在河边走,那有不“湿鞋”,一个二个说不“清楚”。团后勤处长陸沛霖是个老干部,别的团后勤处长是营级,他却是团级吃中灶。首先就将他隔离起来反省。其实他也没有啥,平时德高望众,今天一下成了阶下囚,想不通,趁监看他的卫兵不注意,上吊死了,呜呼哀哉!他到一走百了。可怜他那在留守处的随军老婆,因他自杀“叛变”革命,带着几个儿被遣回老家。听说他们到上世纪九十年代还在申诉,但又有谁管呢?
后勤粮粖助理员薛继斗,山西洪洞人(我们团是抗日战争洪洞县独立大队发展起来的,因此洪洞人较多),历经了临汾、太原、西北、,西南诸战役,可说没有功劳也有苦劳,特别在五次战役中,好不容易逃回一条命,但在运动中经不着“考验”,用手枪对着自己的嘴扣了扳机,只听叭的一声,也走了。政治运动真的比敌人枪弹凶吗?当时想不通,后来文化大革命才醒悟,自已人的刀也许比敌人的刀更快。当然运动中也不泛一些笑话,粮粖助理员张克功,也是洪洞人,在大会上斗他,逼着叫他交待贪污事实,问他在三连当事务长时贪污多少?那时三连驻守新津机场,你发了多少横财?他老兄找不到说的了,只好瞎编过关:“我偷了一架飞机卖了”。哈哈!真希奇。
还有一个二营六连姓蹇的事务员,把他弄到军人大会上交待。他十分“坦诚沉重”地交待:“我们入朝前在安东驻了两天,要过江了就抓紧改善生活,那天我去采购海鲜糖果,全是值钱的多西,我趁跟我去拿东西的战士不注意,就狠狠抓了一把”,讲到这里他就此打住,不往下说了。底下一听,这下可有名堂,闹哄哄地催着“快交待贪污多少”。他等大家催得不烦了,才慢条思理地说:“我抓了一把白糖赶快就吃”,弄得大家扫兴骂他瞎扯,他理直气壮地说:“是呀!白糖是大家公用的,我不该吃,吃了也是贪污呀!”,弄的住持会议的指导员气的吹胡子“滚滚滚!滚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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