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漫人生路五十六】在美军集中营的真实斗争（1） [复制链接]

瘦骨寒梅

主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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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最后由妙韵怡然于 2010-9-11 10:58 编辑

英雄不怕死浩气压群魔
回顾180师突围失利被俘同志在美军集中营英勇斗争史实
赵佐端（我的团政委老红军---瘦骨寒梅注）

万里征战报国仇

壮士不幸作寇囚

铁窗望尽山河在
卫我神州愿断头
这首当年在南朝鲜济州岛战犯监狱里写的小诗，把我的思绪带到了50多年前，我在美军集中营里渡过了两年零四个月的苦难生涯，有一半时间被囚在监狱里，那是一个特殊的战场，我同18O师被俘的战友经历了血与火的锤炼，也受到了美国“民主人道下的破皮断骨的折磨，五十多年的悠悠岁月过去了，那北汉江岸血与火的战斗，那异国孤岛上的刀光血影，那铁丝网里的斗争歌声，那烈士们坚贞不屈视死如归的英勇形象，都一一浮上我的心头。
出征上任
我原是川西军区空军警卫团的政委，1950年12月的一天晚上，军区组织部刘显模部长突然打来电话说;“要你披甲上阵，你知道吗?，，我说不知道，他说。“命令已经下去了，要你到180师538团任政委……‘啊!好!服从命令,我以一个军人的姿态作了回答。这一夜，我几乎未曾合眼，从抗日战争想到解放战争。‘解放战争期间我一直在军机关丁作，没有到战斗部队去的机会。我们军要解除川西军区的任务，开赴国防机动位置，准备人朝参战，我要在的注个师，是我们军原先两个主力师之一，听军长张祖谅讲过，180师是从战斗中摔打磨练成长的能打的部队，它有“仗打的多，干部牺牲的多，毙俘敌人多的光荣历史。派去这个师工作我心中非常激动。第二天我就去警卫团找张兴团长问，他说：“命令来了好几天了，不想让你走，我正要到军找政委提留下你的意见。”我说：“是呀，我也留恋咱们团，但是党的需要，我应无条件的服从”。
我赶到538团时，部队正准备出发，团长庞克昌向我介绍了部队情况和团的领导同志参谋长胡景义、政治处主任张启，副参谋长杜岗，知道全团自太原战役后，打到四川，老战士所剩不多，连队补充的人中百分之六十是解放战士。张启主任说：“咱们团在组建温江军分区时分散在十个县内长期担任剿匪任务和建立新政权，当时部队进行工作队和地方化教育，扎根川西，开头思想不通，慢慢才转过弯子，现在又突然从和平环境中，执行抗美援朝任务，如何把这个思想弯子再转过来也是一项艰巨任务，军师党委指示在一周内完成时事政治教育，认清形势，激发对美国侵略军的仇恨，保证部队顺利出川。”
1950年12月17日，我团步行至绵阳改乘汽车到宝鸡，再乘火车到河北泊头镇，我们抓紧长途行军的间隙连续深人地进行教育，部队情绪高昂，但有急躁盲目乐观的倾向。1951年元月的一天，中央领导：周恩来总理、任弼时、邓小平等首长在天津大会堂接见了我们入朝参战部队的团级以上干部，并讲了话，三兵团司令员陈赓介绍了朝鲜四次战役胜利情况，坚定了同志们一定能打败美国侵略军的信心，部队在驻地更换了苏式装备，进行三视(仇视、藐视、蔑视美帝)教育和改装后的战斗技术训练，但部队也产生了盲目的轻敌思想，认为可以速战速决。指战员心中充满着抗美援朝的激情，以出国作战为光荣，特别是刚参军的四川青年，在告别家乡的时候，他们昂首挺胸，阔步前进大有义无反顾的壮志豪情。
师召开了抗美援朝誓师大会后，3月1 5日抵达安东，2 2日下午五时，我团3000名指战员跨过鸭绿江大桥，大家回头望望心中在说；“再见吧，亲爱的祖国母亲，等着你的儿子胜利归来！”
过江到朝鲜，几乎看不到一个完整的村庄和城市，到处是残垣断壁，硝烟瓦砾，活生生的现实，激起了指战员对美国侵略者无比的仇恨。
由于敌人的空军轰炸，到前线完全徒步，连续十四天夜行军，每晚都是几十里，甚至上百毕路。战士们背着几十斤重的武器弹药、背包、粮食，许多同志双脚打满了血泡，部分新战士产生了恐惧心里，出现了三怕(怕背的重，怕掉队，怕敌机轰炸)思想，为此我们强调加强政治思想工作，开展体力互助和思想互助，干部党员都争着替战士扛枪背背包，营团干部的马都让病号骑和驮背包，连排干部在行军中和宿营地与战士逐个谈心，讲解纸老虎和铁老虎的辩正关系，讲解防空知识，逐步安定了部队人朝初期的动荡情绪。
四月中旬，部队在伊川集结，的作战经验，消除三新(成分新，装备新、敌人新)的顾虑，积极响应60军党委“打好出国第一仗”的号召，准备参加第五次战役。19日到达愉林一线接替了26军防地。
4月22日，第五次战役第一阶段发起，我团归181师指挥，为一梯队，配合兄弟部队突破敌人高台山防线，割断美25师与土耳其旅联系后，全师奉命乘胜追击南逃之敌。29日我团挺进到距汉城东北约20公里的全谷里，敌人拼命跑，我们拼命追，敌人毫不抵抗，无形中纸老虎的认识又抬头了。
5月16日，第五次战役第二阶段开始，我师为60军第一梯队师，牵制美陆战一师和美七师，我团和539团为师的前卫团，向敌人穿插前进，于16日晚在春川玄岩、发雷南渡北汊江，进至杜武洞。次日，我团三营在新店里与敌人相遇，团无座力炮连副连长邸安邦带领的二排，一举击毁敌坦克十辆，尔后遭到敌人强烈反击，三营为坚守阵地，伤亡300余人。
20日我团占领孝子洞，万村洞，在336. 8高地顽强抗击美陆战一师和美七师的疯狂进攻，我二营虽伤亡过半，仍守住阵地，坚持到21日，上级宣布五次战役结束。此役，我师穿插前进一百多公里，战胜优势的敌人取得初战的胜利，歼敌1，300余人，虽取得一定的战斗经验，经受了后勤供应不上的困难，但对可能再出现的困难情况估计不足，工作没有跟上。
师陷重围

第五次战役结束后，我师奉命在北汉江南岸阻敌三至五天，掩护主力转移。实际情况是敌人在20日就利用我军粮食已尽，部队极度疲惫的弱点,迅速地使用高度机械化力量组成快速部队向我展开反击，我师首当其冲。我团在万村洞，539团在九恋山等阵地与敌反复争夺，激战到23日晚，左右邻友军都已后撤，我师两翼完全暴露,陷入不拔之地。师长为弥补兄弟部队撤走后留下的宽大缺口，将两个主力团沿防御正面一线展开，与敌人反复争夺每一个阵地，虽为全局争取了时间，却使自己陷人绝境。这时美2 4师及南朝鲜6师又迅速从我师右翼迂回攻击，美7师从正面进攻，美陆战一师从左翼迂回，而我师在断粮两天弹药不足的条件下阻击和牵刊了敌人四个机械化师，处境极险。军首长拟将我师于23日晚撤过江北，但兵团又电令我师继续就地阻击敌人掩护伤员转运。23日在我师左翼的敌人已插至春川，右翼敌人已超过加平，我师完全处于三面临敌，背靠大江作战的态势中。师长坚持阻击敌人，打到24日晚，军下命令后才撤过江北。过江时因渡口已被敌人占领， ,团在深水中徒涉，不少人被水冲走。
过江后我军防御阵勉尚未形成，敌人已从三面追了上来，飞机轰炸，坦克冲击，掩护其步兵向我师猛攻，其时，我每个营连都要顶住敌人一个营到一个团的进攻，战况异常惨烈。25日当天，军师决定我团和539团转移到马坪里以北设防，以摆脱敌人合围，但兵团又令返回驾德山阻敌，部队因饿饭五天又往返几十里爬高山走泥路，疲惫过度,加上雨夜天黑行动困难不少人垮在路上。

5月26日上午，我们在山头上看到敌人的坦克汽车超出我师侧后，四面敌人在向心合围，这时才意识到被完全包围了，怎么办? 电台与兵团和军也联系不上，情况已到万分紧急。郑其贵师长一面命令前沿各部队坚决阻击，一面通知师团干部到我团指挥所参加会议研究对策。段龙章副师长在讲情况时指出：我师正面之敌伪6 师占领鸡冠山后已前出到芝岩里，由右翼进攻的美7师已占领马平里，由左翼迸攻的美24师已占领松亭里亏形势非常严峻。会上王参谋长、吴主任、庞克昌团长、李懋召政委等发言时都一致认为，在当时断粮缺弹条件下没有工事依托又没有炮火支援，很难固守，都提出突围是上策。郑师长作出了决定，命令部队立即作突围准备，对突围路线进行了讨论，请示军里批准。17时，同军电台联系上了。军首长下达了向西北方向突围到鹰峰集结的命令。18时全师分两路突围，山下的539团为一路，我团和师指挥所、540团及536 团2营为一路，两路突围部队都要爬越驾德山、蒙德山，山高路小难行，全部炸毁重武器，扔掉行李，轻装突围。开始还很顺利，突至红碛里以东时，遭敌炮火封锁，我团二、三营为前卫，在庞克昌团长和胡景义参谋长率领下，迅速突出敌封锁线打开口子，掩护后续部队进入鹰峰，后来得知，打口子的二营四、五两连和三营的七、八两连同公路上的敌坦克群和摩托化兵硬拼，几乎全部阵亡。三营营长郭兴业，参谋长秦国太光荣献身。二营营长李全有负重伤，一营营长刘吉耀，教导员赵国泰在进入鹰峰的战斗中又先后牺牲。敌坦克再度封锁了已打开的缺口，突击部队与敌死打硬拼争夺山口，后面的部队怕在天亮前突不出去，在漆黑的雨夜里拼命向前涌，插乱了建制，中断了预定路线，当时我与政治处主任张启在团直属队，前面有特务连一部分，团直属队后面是师首长和师指挥所队伍。当行进到一条沟里时，前面有人发现与前面部队失掉联系了，返回看后面也找不着师首长了，这时才知道前后都失掉了联系。张启同志建议：赶快往回返，想找到失掉联系的岔道口。返回时又碰到团副参谋长杜岗同志，一起返到岔路，当时前后只有十多人了，怎样走，谁也不熟悉这里的道路，杜岗同志指出一条路，我表示同意，就按杜指的路走，只要晚上走出这条沟，过了公路再过一条河就可到鹰峰山。我们知道这座山是最高的，关键是今晚要突出去。谁知又撞进一条没路的灌木丛林。大约四点时，敌人突然发起猛烈炮火，堵住去路，我当即隐蔽，当时炸得碎石弹片横飞，我被震昏，失去知觉。当我清醒过来时，天已大亮，又下小雨，我发现手脸有血迹，检查一番是手受了伤。周围已看不到一个战友了，事后听好多同志说，当时他们都认为我被炮弹炸死了。到黄昏前，沟内始终没发现敌人，我一个人在崎岖的灌木丛林中向前行进，想找几个同志，以便接近沟口，晚上突围。不料隐藏在树林中的敌人，突然窜到面前，把我包围起来，在这突如其来的霎那间已经来不及抵抗，就这样落人敌手。

人间地狱

我突然被俘的遭遇，使我大惊，感到天翻地覆了，心绪极度紧张起来，给自己提了好些问题，我怎么能当俘虏?俘虏?阶下囚?一个老共产党员，团政治委员，了（注：他是我们团新任政委、老红军，很有能力）怎么能当俘虏活着，不!不！不！只有找机会和敌人以死相拼了。

当我脑子里涌起这些思想的时候，几个美国兵已搜查过我每一个衣兜，文件在突围前已经烧毁，手枪在炮弹震炸时失掉了，当时身上只有一个手表和一个指北针，原来都是缴获敌人的，由敌人拿去好了

我作了跳崖的打算，可是被美国兵架着连打带推往山下送，在山下遇见我团侦察员小石也被押来。入朝时，每个人都剃了光头，唯有侦察员允许留长头发，敌人认为他是一个当官的，对他打得厉害，我告诉他骨头硬些，不要乱说，敌兵见我说话，就用枪托打我。

在公路一块凹地上集聚着数百名被俘人员，其中有我团参谋薛天林、杨树滋、管理员杨培甫，他们都往我身边靠拢，紧紧地围着我。我到团里时间短，一般干部和战士不认识我，好隐蔽，我告诉他们我改叫王芳，司务长，并要他们想尽办法隐瞒身份。找机会和敌人拼一下。

天黑前，每50个人被塞在一个卡车上挤得无法转身，汽车开向另一个收容所，公路两侧一面是深沟，一面是高山，跳车是不可能的。

蒋二天送到洪川又用闷罐车送到釜山，在火车上，我叫我团军务股长张蜀俊向大家讲苏武牧羊故事。整整两天一夜不让吃饭也不让喝水，每人只发了一个拳头大的大米饭团，既不熟还有怪味，我告诉同志们，敌人想折磨死我们，我们不能轻易死，要设法组织力量找机会同敌人作拼死斗争。

在釜山市区西北三公里的一个山凹里，围起了高高的四层铁丝网，里面布满了几个方块营场，架起军用帐篷，四周设置了安有重机枪的木制岗楼，探照灯对着铁丝网内每一个角落，坦克和装甲车昼夜巡逻，这就是美军第二战俘集中营，所有被俘人员都集中在此，每60人编队住进一个帐篷里。我周围的被俘人员绝大多数是我们师的，见面后都非常懊丧地谈论着这次仗打得窝囊，侦察排长马棚年说：“我们不是被敌人打垮厂，而是饿垮了”。干部们埋怨是上级指挥上的毛病，不少同志向我提出和敌人拼一下，了结自己。

6月上旬的一个早上，拘留当局突然将200多名被俘干部押往港口去乘坐军舰，去哪里谁也不知道，我们以为是送往台湾，大家异常紧张，纷纷提出宁死也不去台湾，便产生了夺船暴动的设想。我立即秘密地召集了180师的党员干部开会，分头串连组织，计划在船驶往我国上海方向时，进行夺船暴动，并进行了严密分工，被俘的大连安海十四号渔轮大副岳风歧负责釜山至祖国最近港口海上的测算，我团侦察排长马棚年带的突击队员负责打前仓， 540团后勤处指导员李喜尔带的突击队负责打后仓，539团一营教导员李明带的突出队负责打中仓，切断船上通讯和对付司轮都安非了专人。但我们等待盼望着用生命去砸碎锁链的最后时刻并没有到来，短短两小时就突然靠了岸，来到距釜山只有200多里的巨济岛。

巨济岛是朝鲜历史上关押和流放犯人的地方，沿着几条山沟，铁丝网围起了一个又一个的营场，10万多名人民军战俘和一万多志愿军战俘都分别囚禁在里面，中国人被拘禁在“72”和“86”两个集中营,也叫联队。上岸后，我们被押进“72”联队军官大队。

进入营场，首先映入我们眼帘的是穿着印有 PW“囚衣个个蓬头垢面脸色憔悴，顶着炎日在敲打石头的难友，他们用不同的眼神望着我，这种气氛，使我感到敌人已经用各种手段挑起中国战俘内部的矛盾。特别是一些主要俘虏官大都是原国民党的反动军官和特务，他们在朝鲜战场投敌叛变了，在美军当局纵容下狐假虎威，逐步形成一种反动力量，残酷迫害我们的共产党员和爱国战士。
我在每人只有六寸宽的地铺上躺了下来，反复考虑着新的环境下怎么办的对策，我想的最多的是昨天还是生龙话虎的战士，今天就变得那么消沉，难道环境变了，人都变了吗?我想起了革命先烈方志敏、王若飞，叶挺等被俘后的情况，忆起了王若飞同志的名言：“不怕早死，但怕死得不值得，我活在世上不是为敌人活着，而为我们的事业活着”。为了保存一个人的生命背叛千万人的解放事业，遭到千万人唾弃那活着还有什么意思！这一夜的思想斗争，使我否定了不能因被俘所带来的一种无形的压力而出现的轻生念头，要为革命事业活下来，活一天和敌人斗争一天。

我开始观察环境，洞悉人物，了解到现任军官大队长孙振冠是我20军一个营教导员，在釜山曾参加组织过战俘暴动，他从叛徒手里夺取了军官大队的权，现在已掌握了部分控制权，但还受着种种制约，我急于想见到他，他也得知我是团政委也特来找我，志同道合的战友相见倍感亲切。

七月初的一个上午，突然听到对门的朝鲜人民军喊声连天，只见他们手挽着手高喊：“抗议美军虐待战俘”,的口号和高唱“金日成将军之歌”,并挂出了“绝食抗议”,的标语，美军当局开来了坦克和一个营武装包围“72” 联队。“走开！回去！”美军士兵大声吆喝和驱赶聚在铁丝网边上向人民军挥手呼应的战友，孙振冠急忙找我商定。中国人立即绝食以配合人民军战友的斗争，他以大队长的名义宣布“向朝鲜同志学习，不准抬饭。”战友们立即响应，没有一人去吃饭。

那些叛徒败类，望着热气腾腾的饭桶，在队伍里急得团团转，但不敢去抬饭,而趁我们不注意时去向敌人报告，领来了美军武装，将我和孙振冠、刘光等七人抓走押进监狱，当美军抓我们时，听到人群中有人高喊“反对抓人，抗议迫害,”朝鲜同志见此情景也喊起口号“打倒特务”“向志愿军同志致敬!”由于我们被抓走，后继领导无人，这次斗争就这样夭折了。
我们被关进挂有“肇事犯监狱”牌子的小铁丝网，只有两个帐篷，分别住着敌人认为是肇事犯的人民军高级军官和我们。人民军中有个性芦的在釜山同孙振冠一起搞过斗争，他用不太通的中国话说。“我们大大的领导劳先生要见你们，劳先生是谁?只知道是人民军战俘斗争的领导人，具体职务不清楚，由于我们急于同朝鲜同志交谈情况，我同老孙就一道去了。走进帐篷，劳先生猛然到门口紧紧地拥抱我们说了很多志愿军同志辛苦的话，坐下后就讲起朝鲜局势,他说:交战双方已开始在开城进行停战谈判，战俘交换是其中议程之一，敌人正在策划阴谋企图胁迫战俘背叛祖国，不单是为了搜罗炮灰，更重要的是在政治上打击我们的党和祖国，我们要坚持斗争，揭露美军虐杀战俘和扣留战俘的政治阴谋。劳先生立即说;“中国共产党和志愿军是我们老大哥，我们要向你们学习，今后加强联系，互相配合，当前重要的是一定要把被俘大多数同志组织起来，争取战俘营内部的控制权”。劳先生一席话，使我们感到兴奋，明确了斗争方针和任务。后来，我们知道“劳先生”是个化名(劳动党的意思)是劳动党中央委员，黄海道委员长，是“劳动党战俘营总指导委员会”的负责人。当时，战俘遣返已成为朝鲜停战的焦点，美方在所谓“自由遣返”的名义下强迫扣留战俘，利用在东京受过特务训练的国民党反动分子和民族败类，担任了战俘营内的各级俘虏官，建立了国民党 6. 3支部,成立打杀战俘的警备队，对战俘实行白色恐怖，禁止信仰自由，规定两个人以上不准谈话，互相间不准串连,上便所先要报告，讨论会必须发言，唱反动歌必须张嘴，身佩“PG”袖章的警备人员手执棍棒，对坚持回国的战俘拳打脚踢任意侮骂，生活上俘虏官可以吃大碗饭，战俘们每天只有两餐半碗饭，更恶毒的是强迫战俘写不回祖国大陆的“血书”，身上刺“反共抗俄”的标语，以此为板门店和谈的美方代表提供“自愿遣返”的事实根据。在72联队每天上千人挨打，数百人关禁闭，如孟庆章被刺指甲缝，薛德劳被压杠子，孙文清被从肛门灌入沸水烫死。战俘营已成为名符其实的人间地狱。

殊死斗争八月中旬当局把我们放回已被特务控制了的72联队，让叛徒特务们折磨我，一走进大门就看到了败类们树立的一座“自由女神,”，两侧用石头拼砌的“反攻大陆，反共抗俄”,的反动标语，各营门口站的是手执木棒的“PG”，熟悉的战友向我投来了焦急和期待的目光，只是用眼睛示意不敢同我搭话。真没有想到两个月时间，变成如此样子，我不由的忆起谢觉哉同志的一句话。环境能影响人是真理，人能改造环境更是真理。我不能听任敌人摆布，坚决坚持斗争，我将板门店和谈消息告诉同志们，但是凡是同我讲过话的人都被抓去挨了打，我又感到内疚，怕连累同志，个别串连不解决问题，形势决定只有背水一战。当天下午开饭的时候，我突然走出帐篷到院中大声喊;“共产党员团结起来，538团的党员干部站出来，赶走坏蛋！ ”,我团机枪三连指导员南阳珍第一个站出来，接着也有不少同志站出来，但警备队和特务很快围过来，把我抓住，进行了残酷的毒打，管理战俘营的美军军官站在那里看着坏蛋打人，也不制止。

有压迫就有反抗，身处逆境的战友们逐渐意识到生存就必须斗争，很快从悲观失望的消沉中醒来，特别是180师的战友们利用互相了解的条件自发地展开了反迫害争回国的不屈不挠斗争,开始由个人的各自为战发展到秘密地建立党团组织开展集体斗争。

180师司令部电台报务员阳文华，540团文化教员郭乃坚，539团见习员吴春生他们利用自己是黄埔军校学生的特殊身份，当上了86联队副队长、书记长，同翻译高化龙，安宝元结成爱国同盟，暗中又同180师政治部干事张城垣、韩子建组织的“爱国回国小组”，取得联系，又同538团战士戴玉书、王刚的“兄弟会并结成爱国统一战线，控制8000人的“86”战俘营，开展拒绝穿红衣服，反对升国民党旗，反对刺字，反对政治迫害的斗争，迫使美蒋特务5月到9月无法对86联队进行反动统治。

在福柱山坚持了14个月游击后被俘的我师政治部主任吴成德，敌人将他单独关押在一个小监狱内，百般虐待毒打,并派美女去动摇他，他坚贞不屈，多次绝食，连敌人的鞋都不穿，始终穿着补了又补的祖国解放鞋。

在特务和败类们统治最严密的“72 ”,联队，我师的被俘干部身份几乎全部暴露，很难进行组织活动，但是他们还是坚持进行对敌斗争，我团副参谋长杜岗因组织“回国小组”被打掉了四个牙齿， 540团机关连指导员孔繁堂因反对在去台湾的文书上签字肛门被三次灌水。

在四川参加我师的知识青年，他们在生死关头毅然选择了跟共产党走的道路，539团团部见习员丁先文、张达他们都是国民党军官的子弟，他们目睹过国民党军队的腐败，又体验了志愿军官兵一致的生活，因而正当台湾特务把他们作为拉拢对象时，他们却偷偷组织“青年团回国小组”选择了回国道路，虽被敌人多次严刑拷打，仍坚持回国。原黄埔军校学生吴春生、杜大举、王铁龙、刘英虎、李炽、罗厚根，他们运用各种方式坚持对敌斗争，在釜山第五收容所建立了回国阵地。

年仅1 6岁的540团宣传员林模丛是蒋介石秘书林春华的儿子，被俘后台湾国防部总政治部部长邓文仪派人到战俘营找他要他去台湾，他坚决拒绝，他目击了台湾特务在战俘营的暴行就想起了革命队伍的温暖，虽遭到了敌人的残酷迫害，仍坚决重返祖国，现在是中国速记专家。

538团机炮三连文化教员张光甫，被俘时17岁，当敌人强迫他去巨济岛海港向仓库搬运物资时，他想起了入朝行军中我军兵站被美机轰炸的情形，燃起了心中怒火，在同王荣生(180师司令部见习员)商量后用一根火柴点燃了敌人7000平方的大仓库，大火着了两天两夜

180师司令部电台报务员张文荣，敌人发觉他是国民党军校 2 3期学生时，就强迫他去受特务训练，52年2月19日3点乘一架美C-46运输机在12个美军武装的解押下，到我后方谷山郡空降，他决不当叛徒，临跳伞的时候，将美国人发给他的美式炸弹投向机仓，炸得敌人机毁人亡，在86集中营坚持组织回国斗争的张城垣、韩子建(180师政治部组织干事)、李克全(540团高机连连长)、阳文华、续公度(540 团文化教员)姜瑞甫(540团营文化主任）被美军当局关进监狱屡遭严刑，被送进70战俘营后，他们又继续组织对敌斗争，进行夺权活动时再次又被逮捕押进“72 ”集中营军官大队小监狱，交给特务分子李大安，遭残酷迫害，拷打3 9天。特务用刀子当着他们五人的面挖出阳文华的心肝相威胁，也没有动摇他们回国的意志。

林学甫是180师政治部敌工科英语翻译，为了抗美援朝他大学没有上完就参军，被俘后在敌人白色恐怖下，他想到的是大学者林逋的名言。“定以义死，不苟幸生，而视死如归”,他将自己的名字改叫林学逋，52年4月7日“甄别”前夜，“72 ”,副联队长李大安用匕首对准他的心口，问他去那里，他用“共产党万岁！祖国万岁”来回答，敌人气急败坏把他的心挖出来穿在刺刀上去恐吓战俘，不许大家表达回国要求! （注：林学逋是川大学生，川大有一个碑停，记录着为革命献身的江姐等人，1983年川大正式召开追悼会将林学逋烈士名字补了上去，那天我随总参靳大鹰同志去了。1992年我见了军委军法处的一个大校军法官，他告诉我，叛徒、杀害林学逋的凶手李大安，1953年空投到我后方进行特务活动，被我军逮着，1954年判处死刑，他监督执行时，心中想起被叛徒杀害的烈士，有意叫士兵不要一枪打死他，多打几枪，瘦骨寒梅注）

我师近200多名干部战士为重返祖国坚持斗争惨遭敌人杀害，他们都表现得宁死不屈，如被从头上用铁钉钉死的539团战士计贵亨被从肛门灌水致死的538团战士时雨杰，被浇上汽油活活烧死的540团战士任道木，他们都是本着“肉体只能活一生，灵魂却能传万代,,的信念而英勇就义。

我那天在“72”联队公开号召“干部党员站出来”的行动，引起了败类们的警惕，认为我的存在是对他们的威胁，因而在拷打我的同时，向美军当局报告说我组织暴动，敌人很快将我押到釜山美军情报机关接受审查，关押在审查拘留所让坏蛋整我。有一天却有人偷偷送信给我“请速去医务所诊治你的腹泻病”，我立即去看病，在门口等待的是我团宣教股见习干事张泽石。他把我领到医务室一位人民军被俘医生面前，那位医生朝他会心地笑了笑，开了个“病毒性痢疾诊断书”，我很快被送进治肠胃病的第三收容所。张泽石是清华大学地下党员，有着丰富的地下工作经验，能说流利的英语，被俘后他以灰色面目出现当上了翻译又当上了大队长，利用合法身份为掩护，保护干部坚持斗争，秘密组织了“爱国主义小组”。釜山第五、二、六收容所有人民军和志愿军伤病员近千人，我师被俘干部郭兆林、王化英、朝月季、徐寿田、张合顺等通过斗争取得了内部的管理权，我去后和他们共同巩固与发展了这块回国阵地，后来他们同人民军同志一道进行了反甄别的绝食斗争，敌人曾出动坦克武装镇压，3 5名同志牺牲牲。
1951年8月以后，美军当局由于加紧扣留战俘，巨济岛战俘营控制与反控制的斗争日益激烈，为加强有八千人的“86”集中营对敌斗争的领导，我要张泽石去“86”，协助张城垣开展对敌斗争，张泽石担任了联队翻译,同在那里起了很大作用的翻译高孑、安保元、书记长郭乃坚、大队长戴玉书、王刚、岳大宏、李开全等紧密合作，抵制了敌人的反动统治。虽然后来美蒋特务和，当局集中全力颠覆，张城垣、张泽石等被逮捕，“86”变了颜色，但最后还有2千多人坚持回国。在此应特别提到的是先后参加我军的一大批知识分子，他们从自己的文化知识为武器，坚持对敌斗争，在饥饿和死亡的威胁面前表现立场坚定。现在能记起名字的有:唐耀、高孑、吴春生、何平谷，黎子颖，马有钧、钟骏骅、朱国明、彭林、赵国玺、吴孝宗、张济良、骆星一、陈维弼、谌志农、黄祖藉、夏茂青、吴均度、周铁行、赵志远、姜瑞甫、王文涛、边世茂、安宝元、方向前、冯家骥、冯国志、潘积善、史振荣、李重庆、吴先义、饶学策、杨克强、何雪泉、曹友、杨永成、范振学、杨树柏、赵久荣、陈庆滨、肖树君、郭乃坚、龙得志、王登云、王洪度、王铁龙、王希文、李炽、李先元、曹学良、高学信、马吉庭、余国范、罗大犹、郭占鏊、周光宇、张辉宗、林楷、杨玉华、梅荣福、雷宝元、王宏兴、陶钧善、朱正权、程明哲、莫非、杜大举、刘振甲、罗厚根、管同应、杨守浪、李振华、任时弟、赵万赡等。红色营场
1951年11月，朝鲜和谈陷人僵局，美方以所谓“自愿遣返返”来扣留我方被俘人员，妄图在政治上给我党脸上抹黑，在军事上为李、蒋补充兵员，因此“7 2 ”“8 6 ”,战俘集中营的特务，就宣扬回国没门，随着美国心理作战部和台湾特务的介人及侵朝美军头目李奇威对“72”战俘营视察后，战俘营的白色恐怖日益加剧，特务们公开宣布“谁回大陆,谁就是我们的敌人”“今天杀了你就少了一个大陆的敌人”暗杀组，刺字班，警备队的阴影笼罩着整个铁丝网。手持棍棒的警备队在各个帐篷中日夜穿行，呼唤着拒绝刺字的战俘，各个大队专门设置了刑讯室，拷打拒绝唱歌和刺字的战俘。539团战士李中天因反对刺字，一月内在他身上打断了18根帐篷杆子。特务们每天强迫战俘听反动课,唱反动歌，我们的党员干部，根本就受不下这口气，但反抗又反抗不了。以马兴旺(539团2营营长)、魏林(539团副参谋长)、孙振冠、顾则圣(20军营教导员)、陈吉庆( 180师师直组织副股长)为首的营以上干部一直在寻找一个有理、有利的斗争机会和方式，以争取在战俘营里获得政治土的自由。孙振冠以1950年斯德哥尔摩和平宣言为模式，提出以维护日内瓦公约要民主管理和人道待遇为借口，开展签名运动，两天内“72”军官大队就有400多人签名，黎子颖、何乎谷起草了给美军当局的抗议书。但很快被敌人发觉了，在生死关头，马兴旺勇敢站出来承担责任，他公开对军官大队长王有敏说：“签名是我组织的，老实告诉你我们和你们信仰不合，要同你们分家，你不要认为有美国人为你们撑腰，但你也要明白，战俘绝大多数是我们的人，你要敢动我们一下，马上叫你粉身碎骨,孙振冠接着说：“我们签名是反对你们的虐待,你们敢不敢把所有战俘集合起来，让我讲十分钟的话吗？这一说把特务镇住了，没敢打人，但暗地去向当局报告共产党组织暴动，美军出动坦克和步兵包围了“7 2”营场，几个美国兵带走了孙振冠、马兴旺等四个人，孙振冠用英语向美军当局申述了签名和耍同国民党特务分住的理由，当局答应了并限三分钟把人带出来，孙振冠跑到军官大队振臂喊道：“不愿意当奴隶的人出来，人流拥挤着向大门口冲来，敌人一看出来那么多人，又急忙关住了大门，结果才出来148个人，唱着“走!跟着毛泽东走1,,离开了“72”集中营。
148入被拘禁到“71”集中营，立即讨论总结被俘后的教训，坚决抓住集中营内部的控制权，于是很快成立了中共“71”党支部，魏林、孙振冠任正副书记，顾则圣、陈吉庆、南阳珍、刘光、李喜尔为委员，不久，以张泽石、时占奎为首的因反对升国民党旗，被关进美宪兵的‘‘86”联队的80多名被俘战友也拘迸到“71”集中营，他们在党支部的统一领导下，团结得像一个人一样，展开了英勇的对敌斗争，在被俘人员的心中，“71”便成了巨济岛上的小延安，美国人称矿红色营场“。
.952年2月，拘留当局将我和杜岗等从釜山送进“72”，联队受罪。71“同志闻讯后立即进行营救，向当局提出抗议以至绝食，把我们要到了“71”。后来又有18名战友到了“71”
进到“71”，受到了战友们热烈的欢迎，当时，254人中有我师210人，大家推选我担任支部书记，我决心同魏林、孙振冠等战友们一道把战俘营过去分散的各自为战的斗争转到有组织、讲策略的集体斗争轨道上，把“71”联队建成在党的领导下民主团结和充满革命豪情的战斗集体，提出了在斗争中洗刷耻辱，在斗争中重返祖国的口号。在此以前，曾在敌后游击负伤被俘的我师郭兆林(师炮兵主任)、王化英(师作战副科长)、韩月季(540团3营营长)、韦光明 C540团组织股长)、张合顺、王金方( 540团副政教)、李喜尔( 540 团政指)、徐寿田(538团组织干事)、王洪运(539团保卫干事)等在釜山第1、3、4、6、7伤病战俘收容所和11收容所，秘密成立了“抗美援朝爱国同盟会,)“爱国主义小组势，同人民军战友一道，夺取了收容所内部的控制权，组织领导釜山地区1千多名被俘人员展开反虐杀争自由的斗争。
1952年4月6号，朝鲜人民军最高司令部，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部发言人对战俘遣返问题发表声明，美方军事当局借此机会，决定对所有战俘进行甄别，将我方声明原文在战俘营进行反复广播，但美国心里作战系统和台湾特务、败类们又组织敲锣打鼓，制造噪音，强迫战俘坐在帐篷内唱歌以妨碍收听，近两万人听到广播的不到两千人。

“71”集中营全体战友收听广播后，激动地冲出帐篷，高呼口号。有1400多人的“70”集中营由于没有受到干扰，听到广播后当场激动得唱起了东方红 1300人坚决回国。

甄别前夕，美军在“72”“CIE ,学校的负责人罗尼大尉，台湾特务张弼，美军牧师吴博礼等，指示战俘营内的特务败类采取残杀手段制止战俘表达回国意愿，吴博礼向“72”李大安运送大批有US字样的刀子。仅七、八两日两千多战俘遭受毒打，560人重伤致残，400入被割肉，林学逋、阳文华被破腹挖心，张振奄、佐文刚、任道木、戚忠堂、唐开建等多人死于特务之手。
为了鼓起对面“72”战友们的斗争勇气，我们“71”党支部研究决定升起巨济岛上第一面五星红旗。
制旗任务交给了支部宣传委员南阳珍和曹明，将一块军用雨 f在汽油桶边烘烤后脱去胶取出白色尼龙绸布，用鲜血加人红药水染成红色，用奎宁药片泡成黄水涂抹黄色的星，就成了气面五星红旗。

在远离祖国敌人的牢营里，亲手缝制自己的国旗多么难得，人人都争着去缝,以表达对祖国的感情，人多挤不上去，我们只好决定每人去缝一针，250,多名战友看见国旗就热沿盈眶，泪水榔红旗全滴湿了。

4月7日清早，国旗在我们250多人齐唱“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国际歌声中升起。岗楼上的卫兵看见了慌了神，推上子弹用日语命令我们降旗，我们会日语的吴孝宗向志( 540团文化教员)走上去告诉敌人。“根据日内瓦战俘公约，我们有升起自己国旗的权利！”卫兵立即开枪，吴孝宗倒在血泊中。接着又连连射击，又有几个战友倒下，国旗上也被穿了几个孔。战友们愤怒了，都整齐地围着国旗唱歌。敌人没敢再向人群射击，集中打旗杆，打断了旗绳，旗子才掉了下来。我们又继续面向“72”唱歌，呼口号。
4月8日至9日，美方当局两天甄别，到了回国集中营的，除“71”254人全部外，“70”也出来1300人，“61”出来150，人，拥有7700 人的‘‘72”只冲出700人，“86”冲出2200“人，他们走出大门时都遭到棒打和石击。釜山各收容所出来1400人，这就是六千回国战俘的来历。甄别后，各集中营要求回国的人都陆续被押进巨济岛新建的“602”集中营，“71”来的是第一批。我们确定孙振冠以代表身份，张泽石为翻译同管理营场的美军上尉博托直接联系，向当局要物品，为新到来的战友作生活安排。在营场中央升起了五星红旗。
在反动战俘营受尽折磨的战友见到“红旗”像见到母亲一样，个个泣不成声，不管认识不认识都互相拥抱相互诉说各自的遭遇，情不自禁地喊出长期积压在心头的声音:“打倒美帝，祖国万岁
4月10日，我主持召开了党的会议，除71营支部成员外，吸收了各集中营坚持对敌斗争的领导干部，成立了中共巨济岛602 临时党委会，共13个成员，计，。赵佐端、魏林、杜岗、孙振冠、顾则圣、马兴旺、王化英、李明、1张城垣、陈吉庆、李喜尔、门培英、许如刚，亍除孙、顾外都是原180师连以上干部，会议选举我任书记，魏林、杜岗、孙振冠为副书记，李明、张城垣、李喜尔分别担任组织、宣传、保卫委员。
会议作出四项决定：(1)坚持对敌斗争，为民族争气，视战俘营斗争为抗美援朝斗争的继续（2）建立与巩固回国阵地，共产党员必须掌握集中营内部的领导权，密切联系群众，领导团结广大被俘战友坚持回国，开展反屠杀争生存反虐待争自由反背叛争回国的誓死斗争，通过斗争重返祖国（3）变集中营为革命的大学校，利用被拘禁的一切时间学政治学文化，提高知识，将来回国更好地为祖国服务。（4）根据集中营的恶劣环境健全各级党的秘密组织，党领导一切，行政组织定名为回国支队，孙振冠任支队长（向敌人报孙振冠为总代表，张泽石为联队长，兼总翻译,郭乃坚为书记长）魏林(兼)、马兴旺、王化英、门培英、徐寿田、韩洛夫为各大队大队长; 会议对恢复党员组织生活,还是重建党的组织问题进行了讨论，多数委员认为面临的现实是当时登记党员2500人、团员1100 人，除180师的外其他部队的都是自报无法考证，同时又有不少非党青年在恶劣环境下立场坚定，经受了考验，如果关在门外，势必挫伤其积极性，因此，同意对党员进行重新登记，重建党的组织，建一个以坚定的党员为主体，吸收在斗争中考验出来的团员和青年参加的有战斗力的实质上是共产党员而名称上又不叫共产党的地下党组织，会议责成张城垣负责起草组织章程。
4月18日，临时党委第二次会议通过建立地下党的组织。根据中共七大党章第7章54条规定“本党章所规定之党的组织形式与工作方法，凡不适用于党的地下组织者，均得变通办理之。并出于战俘营地下斗争特殊条件下的策略考虑，定名为“共产主义团结会”，通过了组织章程，会章总纲明确“共产主义团结会”是美军集中营内中国共产党人，革命战士秘密的地下党组织，以中国共产党党纲为自己的纲领。最低纲领是组织领导被俘人员坚持对敌斗争挫败敌人扣留阴谋坚持回国。最高纲领是和谈破裂在战争形势下组织暴动自己解放自己。
为保证党的绝对领导，临时党委(即总党委)永远存在，和共产主义团结会总委会是一套人马两块牌子，简称总党委，总党委成员协须是共产党员，除第一次会议1 3名外，又增加了韩子建、徐益生、徐寿田、杜学贤、郭兆林5人，第二批又增加了韦光明、韩月季、张合顺、王金方、贾耀先、张金苏6人，第三批又增补了张福庆、李全有、孔繁堂、原来福、贺永国、侯光福、杜立身、王新文、张雷峰9 人。其中180师干部共24人
杜德事件
从4月上旬，602回国集中营5400人进行了集体游行示威抗议当局的“血腥”甄别，强烈要求被强迫扣留的中国被俘人员全部送进602战俘营，以便一起回国。美方当局在我们强烈抗议下又在 4月下旬进行了第二次甄别，仍然是在木棒和屠刀威胁下进行的，仅出来200多人。
四月下旬，板门店谈判又再度陷入僵局，战俘问题已成为朝鲜和平的主要障碍，这种障碍完全是美方血腥甄别造成的恶果，被俘战友为此更加仇视敌人，纷纷提出坚决斗争支持板门店我方代表的正义斗争，以自己亲身经历和目睹的事实，彻底揭露敌人扣留战俘的政治阴谋。
在此期间，人民军被俘人员也有同感，战俘营地下党“劳动党战俘营党员指导委员会”通过医院向我们送来了开展对敌重大斗争行动的联络信，我们又复信要求把重大行动的任务交给我们中国战俘营去完成，朝鲜同志说志愿军为朝鲜人民在战场上已付出了重大牺牲，再不忍心中国同志在战俘营再去冒险，只要求我们拿出意见紧密配合。
当天，我们总党委研究后，602战俘营立即向战俘总管杜德提交了一份四条抗议书；
(1)
美军当局对战俘的甄别完全是变相扣留战俘的种手段，是非法的，应对甄别造成的后果负完全责任，应立即允许战俘全部遣返。
(2)允许志愿军战俘派代表去板门店向双方代表报告甄别真相。
( 3)拘留当局应当公布甄别中被杀害的中国战俘名单，严惩杀人凶手。
(4)允许“6 02 ”派代表到原“72”“86”战俘营挖掘被杀害的战俘的遗体。
同时，我们在铁丝网上挂起揭露“4. 8”甄别的漫画和抗非法瓯别的标语。

在六千战友中又进行了认清帝国主义本质和坚持革命气节教育，战友们以自己人朝以来和被俘后眼见耳闻及自身所受到的迫害，揭穿敌人“民主”“自由”的假面具。为进一步仇视敌人，4月27 日又举行了隆重的悼念死难烈士大会，5400人排成五路纵队高举5面五星红旗，抬着烈士碑位、花圈，喊着口号唱着歌，环铁丝网反复游行示威。

5月1日，我们又举行了五一国际劳动节纪念大会，战友们斗志高昂同仇敌忾，决心以绝食行动迫使敌人答复我们的四条抗议。
自5月2日起“602”集中营5400人的饭碗全部挂在面向公路的铁丝网上，把运来的口粮全部推放在大门口贴了绝食标语。
拘留当局慌了手脚。“602”战俘营总管博托主动找我们代表孙振冠说，他可以同意派人去挖尸体，其他二条他无权答复，须请示杜德将军。我们代表乘机提出我们不为难你，我们想直接同杜德面谈请予转告。
第二天杜德果然同意了，谈判地点博托提出在宪兵司令部，我们不同意，最后商定在战俘营门口，在美军一个班警卫下进行谈判，谈判中杜德承认战俘营发生了流血事件，关于战俘派代表向板门店双方汇报甄别真相一事，杜德说;“我可没有这个权利，但可以把你们的信转交给你方的南日将军”孙振冠认为了解杜德动向的目的已经达到，把面子留给杜德，立即说：如果将军能给我们转信，我们就可以停止绝食。劳杜德脸上露出了得意的微笑。泽石又“奉承“”了杜德几句：“看来只有将军出面才能迅速有效地解决问题呢！”杜德说。“这是我的责任，希望合作”力然后飘飘然地离去。谈判情况当天我们立即通报给“劳动党战俘营总指导委员会。
5月5日，巨济岛“76”人民军战俘集中营，按照我们的办法，先游行后绝食，要求同杜德谈判，杜德由于出面制止了“602”的绝食，因此对自己的“威望”充满了信心，5月7日下午就在“76”大门外露面了。正当杜德同“76 ”代表谈判时，“7 6 ”事前布置了抬着粪桶的清洁队走出大门，杜德捂住鼻子速让清洁队过去，说时迟那时快，抬粪桶的人群中冲出几个壮汉，紧紧将杜德抱住，连抬带拉抓进战俘营。
惊动世界的“杜德事件”就这样发生了。
杜德答应成立“朝中战俘代表团”，我们派孙振冠、张泽石为中国战俘代表去“76”同杜德谈判，杜德在铁的事实面前，供认了他们对战俘进行了血腥甄别，屠杀和虐待战俘的种种事实，使美帝国主义狼狈不堪，后来敌人对76战俘营进行了报复屠杀，孙振冠、张泽石被关迸监狱。…，
济州一年
“杜德事件”之后，新上任的战俘总管波特纳采取分化措施，以分散中朝战俘团结斗争的力量，将“602”中国战俘于7月上旬强迫拘至济州岛上第8战俘集中营，上船前敌人先将我逮捕。幸好事前我们就采取了应变措施；，在6月底召开了几次总党委会议，为防止敌人分化，以保证党的领导的连续性，从支部到总委都配备了四套领导班子，组建了总党委领导部，第一套总委领导部有以下同志组成。
杜岗(53E1团副参谋长)第叶副总书记代理总委书记
魏林(539团副参谋长)第÷副总书记总代表
顾则圣(20军营教导员)总委常委三.
陈吉庆(180师师直组织股长)总委组织委员

张城垣(180师政治部宣教干事)总委宣传委员
李喜尔(540团后勤处指导员)总委保卫委员
~化英(180师司令部作战副科长)总委委员
到济州岛后，拘留当局将6千人分别拘禁在十个小铁丝网内，总委领导部成员分别住在八号和五号营场，各营场间隔300米，中间间隔两道电网和两道铁丝互相不准往来，总委又根据当时环境作了组织应变。住在八号营场的杜岗、顾则圣、张城垣、王化英组成了总委领导部。住在五号营场的魏林，马兴旺，李喜尔、陈吉庆组成了指导部，指导4、5、9、10四个营场的工作。十个营场的“共产圭义团结会, ,分委会，很快建立了起来，当时的分委书记是：
一号营场分委书记徐寿田(538团组织干事)

酉耀先(539团保卫股长)
二号营场分委书记李明(539团一营教导员)
三号营场分委书记韩月季(540团三营营长)

王金方(540团炮营副教导员)
四号营场分委书记张合顺(540团三营副教导员)
五号营场分委书记韩洛夫(538团作战股长)

长福庆(64军营长)
六号营场分委书记门培英(538团政治处宣教干事)
七号营场分委书记韩子建(180师政治部组织干事)

许如刚(539团二营副教导员)

孙德起(538团后勤协理员)
八号营场分委书记王化英(180师作战副科长)

杜立旺(536团二营政教)

何永国(538团七连政指)
九号营场分委书记马兴旺(539团二营营长)

徐益生(20军团直工股长)

李全有(538团二营营长)
十号营场分委书记张雷峰(539团炮营教导员)

臧根旺(大连地方干部)

杜立身(63军干部)
每个营场分委都配备了组织、宣教、保卫、机要、敌工等干部，行政上设置了大队长、代表、翻译。对敌人只公开代表和翻译。每个营场都编为四个中队，每中队都有支部，总共41个支部
我当时也随着被拘进济州岛第八战俘集中营，单独关押在 1000米外的所谓“战犯监狱”。集中营担负机要通讯工作的战友们，为了保证6千战友的统一领导和密切联系，在唐耀、何平谷、吴孝宗、王荣生几个大学生的精心研究下，创造了土电台一一手式联络方法和通讯密码。又有钟骏骅、张达、罗节抄、郝智根、郝安生、林楷、金顺哲、童克勤等一大批负责通讯联络的同志日以继夜地工作，第八集中营总委领导部和各营场的分委，随时可以取得联系，一个命令在半小时可以传到全集中营。后来他们想方设法又创造了“王芳专码井为我派来了机要和通迅人员，集中营内一些重要人事变更和重大斗争决策可以先征求我的意见。
由于敌人不断扣捕我领导干部，杜岗、魏林先后被扣，和我关在一起。总委领导也几经更换，代理总委书记先是杜岗、后是顾则圣，最后一任是韩月季。先后又增补了马兴旺、杜立旺、卫光明、贾耀先、张城垣、王金方、徐益生等为副总书记，但先后大部又被抓走，到1953年夏在第一线担任实际领导的只有韩月季、张城垣、王金方、陈吉庆、李明等同志了。他们负责领导了战俘遣返过程中的对敌斗争，搞得很出色。
从“602”回国战俘营组建开始，我们就提出“团结、学习、斗争为三大任务，当我们用自己的团结力量和坚决的斗争在十个铁丝网内建立起自己管理自己的生活秩序后，学习已成为当时的重要一环，是当时极端险恶环境中使六千战友能够保持高昂的斗争意志和清醒的头脑的精神武器，在济州岛上一年内，负责宣传工作的，张城垣、召杰等同志编写了近百万字的教材，对六千人不断地进行，了思想教育，政治学习和文化教育，提高了革命人生观与爱国主义思想认识和文化知识。
爰国主义是一种天然的民族感情，这种感情表现为民族的自尊心和自信心，丧失了民族感情，也就必然丧失民族的自尊、自信和希望，为此当时教育我们的战友懂得维护国家的声誉和中华民族的尊严就是爱国，宁愿牺牲自己也要维护国家民族的尊严。
政治教育中特别强调了革命者不怕死也不轻生的观点，提出了革命者首先不怕死，然后争取晚死和不死，在敌魔掌中为了保持高尚的气节，就得随时准备牺牲，但又得随时准备不牺牲，力避无谓的消耗，共产党人不怕死，也不轻生，死，对于革命者当然是一个严峻的考验，但是怎样才能够活着，怎样能够面对屠刀打掉屠刀创造条件改变环境，巩固活的阵地为党继续工作，则是一个更严峻的考验。
六千人中有四川新参军的知识青年四百多人，他们是当时集中营内宣教工作的主力军。为了战胜敌人蓄意虐待和饥饿折磨，改变监狱生活的单调的沉闷气氛，用革命乐观主义精神调剂自己的生活，鼓舞斗志，第八集中营建立了庞大的宣传文化队伍，十个营场都成立了文工队，其骨干都是180师各团和12军文化教员宣传员，一年内自编自演了1200多个节目和200多个戏剧，在没有任何物质的条件下，自制胡琴乐器，进行兵演兵，甚至演出刘胡兰和白毛女。
以高孑、林模丛、吴春生、莫非、谢智奇、彭林、马有钧、骆星一、黄赓、赵荣华为骨干的文艺爱好者供献了自己的智慧，创作了30 多首歌曲和几百个文艺节目。
唱歌，已成了被俘战友们“是战俘不是囚徒”的生命形式，是当，时鼓舞大家同敌人进行斗争的一个主要武器，战友们慷慨激昂的歌声，形成了独特的斗争方式,在“巨济岛”五千人合唱“东方红”，在济州岛六千人同唱国际歌，每逢祖国节日或斗争游行，都是在歌声中开始，在歌声中结束。
1953年六千人开始了大规模的文化学习，300多知识青年担任文化教员和小先生，在努力学习将来更好的为祖国服务的口号下，第八战俘营识500字以下的文盲3700人，百分之六十摘了文盲帽子，1300个半文盲达到了初小程度。

集中营, 人生路, 英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