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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继平：经历着风雨，期待着彩虹 文/新石头上的叶子
我根本算不上什么成功人士，我最多是一个一直奋斗着的残疾人。县残联副理事长李红明说：一个人，身体残疾并不可怕，可怕的是精神残疾了，你四十多岁还在创业，说明你精神不死，你的故事足以励志，所以你不仅要写别人，更应该写写自己。 那就写写我自己吧。 1970年，我出生在石林县一个名叫慈门村的小山村，那是一个并不富裕的村子，村后尽是石头，四周成片的土地也不肥沃，还缺乏水源。所以我的祖辈日复一日的辛勤劳作，年复一年的收入微薄。 我家有六姊妹，我是独子，排行老三。四岁的某个夜晚，凌晨一点，我想小便，母亲连床都懒得起，把我从靠墙的一边抱下床，放到一点都不平整的地上，我蹲下去时，一屁股坐在了地上。当时也没什么异样的感觉，小完便被母亲抱上床继续睡觉。一觉醒来，我除了头会活动之外，全身都失去了知觉。父母把我送到县医院，诊断结果为脊髓灰质炎（俗称小儿麻痹）。 我人生的记忆就是从那一晚开始的。 我的父母虽然都是老实巴交的农民，但他们都是坚强的人。面对这样的噩号，我从没听到过他们长吁短叹，也从没看见过他们泪流满面。他们只是背着我四处求医问药，只要听到一丁点对我的病有用的消息，他们绝对不会放过。四岁的年龄，就不得不喝用五十多度的白酒浸泡的辛辣药酒、不得不喝一副副各种树根草根组成的苦涩中药、甚至不得不喝下病急乱投医的父母通过迷信手段得到的漂浮着黑色纸灰的“神水”。我印象最深的是喝药酒。母亲端着药酒送到我嘴边，父亲拎着火钳站在一旁。一闻到白酒的气味我就害怕得在地上扭动着身体想逃跑。母亲大声命令道：再不喝，我就让你爹用火钳撬开你的嘴。我屈服了，一口酒下肚后，我觉得整个腹部都在燃烧，我拍着肚子大声哭喊，辣死了！我的肚子着火了。那一刻，我看见父母同时背过身去揩眼泪。 后来，路美邑的一个老中医用三副中药把我医治得能够站立并行走，只是走得有些摇摆。之后，所有的医药都不起任何作用了。 在我的成长过程中，我最应该感谢的人就是母亲，我要感谢她从不把我当一个残疾人看待。 六七岁的时候，母亲分配给我的任务就是放鸡。现在的人可能不知道什么叫放鸡，七八十年代的人对放鸡是有清晰的印象的。每天吃过早饭，母亲在摸过鸡屁股确定哪几只母鸡会产蛋之后，就吩咐父亲把鸡挑到田野里。鸡们迅速窜出鸡笼，尽情的在田野上啄食遗落的谷子和各种小虫子。我的任务除了看着鸡们不被老鹰叨走之外，还要负责产蛋的鸡不要把蛋丢失。有一次，一只母鸡把蛋产在了野外，也就是一尺来深的碧绿豆棵中。当天母亲并没有骂我，可是第二天当确定那只母鸡还会产蛋时，母亲却给我布置了最不讲道理的一个任务，她要我一整天都必须跟踪那只鸡，直到把丢失的鸡蛋找到为止。结果，我跟踪了两个多小时，当真找到了那枚丢失的鸡蛋。这个故事被我写成散文《幸福的鸡蛋》后，很多人看了都非常感动，同时对被贫穷折磨得具有超常生活常识的母亲佩服不已。 九岁时，父母分配给我的任务是放马和割马草。放马倒是轻松，只要把马牵到青草从生的水沟边和田埂上就行了。割草就没那么简单了，因为正常行走都有难度的我，身上还要背着一蓝十多公手重的马草，走起路来就很不容易了，特别是下雨天，路面泥泞，基本上走几步就会滑一跤。母亲不为所动，坚持要我每天都必须割三蓝马草，早上、中午、晚上各一蓝。当时我也很有想法，认为母亲有点残酷，现在想想，如果没有母亲的严酷要求，我的人生将会是另一翻情景。 初三的时候，我就可以主动要求任务了。当时我家开了一个小卖部，我就在假期赶着小马车，车上拉着几百斤白酒，走村窜巷吆喝着销售。有一次，当小马车行驶到老昔街村一段路面时，对面驶来一辆马车，拉车的一是匹公马，那匹公马嘶鸣着向我家的母马扑来，母马受了惊吓，一个急转身想掉头跳跑。那段路的宽度根本不可能突然来一个一百八十度的急转，更要命的是，路下是一丈多高的田埂。当时我心想完了，我想跳车，可是已经来不及了，我只有闭紧双眼，等着死神的光临。然而当我睁开眼时，马车竟不可思议的掉转了头。如果说我的一生还有想不通的事情，那就是这一桩了，后来我多次经过那段路面，还是觉得那件事真的不可思议。有时我会想，难道那一刻，真的是上苍在保佑我？ 高考结束的时候，想为家里分担的思想已经根深蒂固了。通过朋友介绍，我到北大村一个舞厅做节目主持兼伴唱，月薪三百元。当时应该是1993年，那时我已经二十三岁，而且有了女朋友。一个月后，我接到了云南农业大学的录取通知书。 在大学里，我很想安安心心的读书，扎扎实实的学好专业。可是当时已经没有这样的条件了。还在我上高一的时候，慈祥的父亲因为肾功能衰竭，才四十九岁就离开了人世。母亲一个人，用她瘦弱的肩膀扛起了生活的重担，同时供着二姐、我、还有二妹上学。我觉得我是可以为母亲分担一些责任的。于是我在校内摆起了地滩，卖过衣服、鞋子、扇子之类，两年的大学生活，我利用课余时间，几乎把昆明市的所有大中专院校的每一个宿舍都跑了一遍，我推销过洗发水、旅游鞋和各种学习用品。大学毕业后，我选择了经商。当时，我身上只有五十块钱，然后向朋友的母亲借了七十块。我带着一百多块钱到了昆明螺丝湾批发市场，在商场内徘徊了半天，最终进了六套童装。回到县城，我把自己当做活动衣架，六套童装就挂在自己的裤子上，不到半个小时就销售一空。就是以这样的方式，我实现了资金积累，半年后我拥有了自己的碟片出租店。接下来我跟朋友合资开了个书店，半年后书店倒闭，我欠下了五万多的债。有一天，我从昆明旧货市场花二百块买了一台旧彩电放在我的碟片出租店，当晚就被一个外地人以四百远买走，我从中看到了商机，进了几台摆在店里，然后在复印店印了一些小广告，夜深人静时贴到公厕内。然后我又做了一只两米高的水烟筒，把店名命名为“大烟筒VCD店”。我的市场定位主要是农村和外来务工人员。简单而直接的宣传果然达到了事半功倍的效果，旧家电的销售做得风生水起。到2004年，我还清了债务，还花十万多买了套三层的二手房。 然而我的婚姻却不那么顺利，由于性格不合，我跟妻子经常吵架，频繁的争吵和打闹把双方都弄得痛苦不堪。我们一方面深爱着对方，一方面又事事计较并折磨着对方。我们三离三复，这中间我为了麻痹自己，曾试图酗酒，由于四岁时的痛苦记忆，我始终没学会喝酒。然而最终我还是找到了发泄的方式，我学会了玩纸牌。 2005年，我和妻子再次离婚。我给她留了足够的钱，自己背负五万的债务，义无反顾的签了离婚协议。 2006年，我和一个朋友一次性被骗走七万多。当时我已经欠债近九万。同年，我的中篇小说《烟农》在《滇池》发表并引起反响。《小说选刊》选登了该文，《2006中国年度中篇小说》也收录了该文。而且《烟农》还获得了第四届滇池文学奖。获奖三天后以十万卖断了影视改编权，接着又以每集五千块的价格接受影视公司的委托，跟公司答下了把《烟农》改编成三十四集电视剧本的协议。 至此，我的生活似乎出现了真正的转机，深埋心底的作家梦远看就能得以实现。然而我是理智的，我明白一个体制之外的作家，想靠写作吃饭，以我平素养成的大手大脚的生活习惯来说，那几乎是不可能的。所以我一边创作剧本，一边到昆明《商界名流》杂志社任首席记者。与此同时，由于受影视公司老总说过的将来电视拍成后将争取在央视一套播放的话的影响，我心里也不切实际的做着来日定能成为名编剧的美梦。所以那段时间我除了花钱更加大手大脚之外，一点都不珍惜工作机会，在各种会议上都敢对杂志社的老总提尖锐的问题，每当我提问时，跟我要好的同事都会为我捏着一把汗。好在杂志社的老总求贤若渴，在我多次让他下不了台后，也仅只是把我叫到办公室，婉转地要求我以后提问时要讲究艺术。尽管如此，我还是在这家杂志社工作一个多月后就跳槽到了云南省金潇湘影视公司创作部任电影创作员。当时公司正在拍摄电影《消失的村庄》，由于拍摄经费严重超支，公司只好裁员，第一个解散的就是创作部。失去了自己喜欢的工作，我灰溜溜地回到了石林。2009年，眼看着手中的钱不多了，我又跟朋友一起投资十四万在石林大兴商场卖服装。这次的投资是十分盲目的，十多万的投资，除掉一应开支后，每天的赢利只有百把块钱。跟十年前五十块钱起家相比，我得出一个结论：资金充裕时，投资的准确性是相当低下的。两个月后，大兴商场改建，我们面临着搬迁。意想不到的是，当时物价上涨，石林的房租成倍增长，我们根本没有了租房的资金。商量之后，朋友承担两万的亏损，然后把这个烂摊子交个了我。我也没有更好的办法，我把所有衣服堆在仓库内。入库时也没作统计，入库后也没有进行任何管理。一年后打开仓库，发现衣服被偷了不少，具体有多少被盗，我根本没底。不得已，我请了两个工人，每天拉着服装四下赶集进行处理。原先进价二十三元一条的马裤，十元四条都卖不出去。有一天赶板桥的集，花费了一百多块，竟然只卖出二十九元的衣服。三个月后，衣服处理干净了，手里也没有一分钱了。 2010年十月，我的第二次婚姻宣布解体。与前妻相比，我的第二个妻子跟我太合得来了，我们一起唱歌、一起喝酒、一起赌博。我承认这个一无是处的女人不是什么好东西，但我至今弄不明白我爱的是她的哪一点。我在得知她吸毒的情况下，为了给她一丝温暧，为了帮她远离毒品，毅然决然的选择了跟她结婚。婚后，我们过了几个月短暂的幸福生活。后来因为她的豪赌吓坏了我，我只得提出离婚。那段时间，我觉得人生真的没什么意思，多次想过自杀。看着我一天天消沉下去，她终于告诉了我实情：原来她是同性恋。迷底终于得以显现，原来她也是一个不幸的女人，原来她也在努力想改变自己。最终，任凭她怎么挣扎，她还是战胜不了宿命。我终于能够把她放下了，因为知道不可改变，因为知道无力回天。 2011年，影视公司明确了因为资金的问题，我的剧本无法拍摄，公司给我结算了最后七万元稿费。当我用这笔钱还清债务后，我又一贫如洗了。那一刻，我深刻体会到了了人生不只如戏，还如梦的滋味。 我又面临着创业了。我担心的是，我还有没有勇气把自己置身于摆滩设点的小商贩之中？ 当我把手机摆在摩托车的坐垫上时，我哭了！不是为自己的处境，而是为我还能找回二十岁时打拼的精神。当时，我喜欢在一个叫女儿国的社团发点小文，我把自己的情况在网上发布后，一个叫江南云苏的网友根本不相信像我这样小有成就的作家会沦落到如此地步，他竟然开着车找到我摆滩的地方，当他看到真实的情况后，第一个动作就是惊慌失措的掏出一千块钱，他要把钱给我，我笑着说，我既然能选择在摩托车上卖手机，你以为我会接受你的好意吗？他把钱收起来，跟我在我的“手机专卖店”前合了影。两天后，江南云苏在女儿国发了我们的合影，引起了一片热议。 2013年三月，石林石盟集团招聘CEO，年薪一百万。我在手机上跟董事长谈得很投机，他特意为我安排了董事会为我面试，十二分钟后，我被淘汰了。第二天，在一个朋友的介绍下，我到一家建材店担任销售经理。当时，我预期的底薪是每月一千五，我心想只要老板能满足我的条件，我愿意给他打一辈子工。因为我的很多经营理念都跟他不谋而合，我认为打工人能碰上赏识自己的老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一个星期后，当我拿着成绩要求老板给我确定底薪时，我简值被吓坏了，他给我开出的底薪竟然是八百块。我的自尊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戏弄。我笑着说，能不能再加一百，老板大方地说，没问题。回家后，我意识到我天生是当老板的命，我天生就不是打工的人。 想法一旦生出，它就会生根发芽。是的，生活在石林的人都深有体会，石林的建材行业正面临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机遇：县城整体改造正如火如荼、农村折旧翻新正热火朝天。我把自己的想法跟几个朋友说过后，他们并没有任何反应。当我决定找最后一个朋友时，我也不抱多少希望。他是卖碟片的小商贩，整天用一辆三轮车拉着碟片到处销售，他的每一分钱都来之不易，最重要的是，他生性胆小。而我要跟他合作的生意最少也要投资六七万。我把意思大致说完之后，并没有急着要他答复我，而是让他坐上我的摩托车，我带着他走完三个村庄后，我对他说，你所看到的几十所待装修的房屋，它们就好比一个光着身子的人，总有一天，主人有钱了，肯定要为它准备一件外衣，像这样等待披上外衣的房子，全县有成千上万所，它们就是我们的商机。让人吃惊的事发生了，朋友问我，大概需要多少投资？我说六七万。朋友说，钱我有，我跟你干！ 我们在离县城三公里的一个村子租了两个铺面，年租金六千元，只相当于县城租金的八分之一。 开业第一个月，我们竟然赚了一万多块。当时由我跑业务，也由我负责铺子里的卖买。一段时间后，铺子里必须有人看守，而朋友既不会跑业务，也处理不来铺子里的生意，我提出要招聘业务员。朋友表示支持，可是当我把我的一个同学招来时，朋友却不同意我开出的二千元的底薪，他认为这样的高工资他无法承受，而我坚持必须开这样的工资，因为我知道没有高薪作保障，任何一个业务员都不会拿出爆发式的工作热情。就这样，朋友不敢干了。我没有为难他，让他收回投资，同时，我二姐又加入了进来。还是同样的情况，二姐也是要求我解雇业务员。我真的哭笑不得，她怎么就不明白，把一个店开在村子里，没有业务员哪里会有业务？我还是坚持我的经营方针，一个月后，二姐撤出了，还好，她给我注入的三万资金因为已经变成了商品，她无法收回，这样就等于她无意中借给了我三万块钱。现在，我的生意越来越好，美中不足的是，周转金还是捉襟见肘。在这样的情况下，我只能动用我的全部智慧，以折东墙补西墙的方式一步一步的实现着资金积累。 有时候，我会觉得很累，累的原因，当然是资金的事。有时候，我又觉得很开心，开心的原因，是三个月前只要求一千五底薪的我，现在终于有了一个属于自己的、年收入可达十万的小店。 我有理由相信，我的事业，三年后，不可能还是现在的样子、现在的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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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达卡
发表于 2013-8-26 2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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