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浮生散记】学画记废 [复制链接]

听彝堂

主楼

发表于 2010-8-31 09:52 |只看该作者 |倒序浏览 |

本帖最后由听彝堂于 2010-8-31 10:21 编辑

我本来应该成为一个画家的，而不是如现在看别人作画。
说起来镜头要“闪回”一下了。
话说改革开放前10年，阳光灿烂的日子来临了，中国这辆列车终于在本性和惯性的驱动下走上了疯狂之路。我的父亲侥幸的躲过了前面的运动，也终于因为在课堂上讲邓拓、吴晗、廖沫沙的《燕山夜话》，首当其冲地被红卫兵小将专政了，剃了十字头，当然没有现在女人的十字绣好看。而且，事情也连累了我们全家，这样，小学生的我，也就落魄了。所谓落魄，也就是不当班干部当不了红小兵而已。
那时流行一个口号，叫“停课闹革命”，你明白了吗?革命是“闹”出来的，而且课必须“停”，可知这个“革命”是个什么东西。我被剥夺了“闹”的资格，书也不念了，就在家闲待。先是自己看看闲书，被父亲撕掉了，好像是《星火燎原》之类的好书。然后是学习吹笛子，因为没有老师教，也是个不成调。然后玩球，什么篮球、足球、乒乓球，也就是消耗不甘本分的精力而已。还与当时一个有名的混混绰号“神踢”的师傅学过摔跤，当“知青”时，我曾经将一个人高马大的农村小伙子三脚踹了三个跟头。父亲看我不成器，就卖了积蓄多年的报纸杂志，也不知几个钱，买了锛凿斧锯，让我学木匠。我算对得起他老人家，一次也没有摸过那些劳什子。以后，我当了工程师，也相当于二级木匠。
且说有一天，我翻出了家里的一套小丛书，好像是《中国古代诗歌》什么的，书名说不准了。我没有兴趣看内容，却感觉封面的画很好看，简单的几笔，有兰花、梅花、牵牛花等等，就买了盒水彩颜料，自己临摹了出来。父亲看看，认为我有绘画的天赋，考虑将来可以谋碗饭吃，当时社会上搞宣传的人也很吃香，就鼓励我学画画。这样，我就安心下来，并且憧憬起来，希望下乡当知青抽调回来，能够到电影院去画海报。
我瞎画一气。没有宣纸，就将图画纸晕水模拟渲染皴染的效果。后来又买窗户纸，这样的纸有宣纸的味道，但是，太囊，就是又薄又软，不经重复运笔。这样黑灯瞎火的画也不是事儿，某一天，父亲说，给你找个老师吧，这样，我就有了李浓老师。
李浓老师是父亲的发小同学，原来是拉小提琴的，考沈阳音乐学院人家不要，因为拉琴姿势不准确，而且因为自学成形改不过来了，就考取了沈阳鲁迅美术学院油画系，毕业后，分配在北京林学院教授绘画。当时毛主席老人家有个指示，当然都是圣主一样的“最高指示”，说农业大学要办到农村去。依照此理，林业大学当然要搬到森林里去。事情果然就是这样，北京林学院决定迁往云南昆明之东，地方就叫昆明东。当时也有变通的政策，我老师不愿意到南方，就决定放下教鞭回故乡。于是，就分配到了我们市剧院作舞台美术。那个剧院后来烧毁了，旧址就是现在市图书馆的位置。他因祸，我得福，这样就成全了我们的师徒关系。父亲谈及李浓老师时说，他们夫妻感情非常好，后来妻子多年瘫痪在炕，李老师就给她每天梳洗，一口一口的喂饭。这番话意义重大，多年以后到如今，我绘画没有学成，但是也没有离婚，就是这个原因。
我那时刚刚上初中，知道自己的前途就是下乡，麻杆样的体格恐怕挣工分养活不了自己，就开始锻炼身体。不管冬夏，每天凌晨3:00开始跑步，跑到火车站约5华里，再返回来，以至于凌晨扫街的大妈都认识我。回到家里，就将已经汗湿的棉袄放在火炉旁烘干着，然后坐下来画画。7:30到学校上课。晚上，则画到半夜。老师让我先画静物素描，我就找来皮球、手电筒、老虎钳，画。然后，抱一摞图画纸兴冲冲去请教。老师说话慢言斯语，当然教诲颇多。但今天我只记住了一句，就是“你想去沈阳，不能几次三番的到苏家屯”。与头几年高考题，那个看图说话“挖井”是一个寓意。
我为什么起早摸黑的画呢？也不仅仅是努力。因为后来老师交给我一套裸体素描集，前苏联的；有男有女，我只能背着人画，画完就放在被褥下面，藏起来。当时如果被同学发现可是了不得的事情，其实，就是我自己每次看时都是心惊肉跳的。其中一个美女的坐着侧影的素描，我太喜欢了，临摹了好几次。老师让我画这个的意思是让我学习人体解剖结构，面对“洪水猛兽”，年少的我，眼里只有人体，哪里还有什么结构。所以，到现在我也没有掌握这些构件是如何连接的。
回想起来，老师为我的教育也是担了风险的。
为了开阔我的眼界，老师还将他珍贵的大画册借与我看。我记得老师借过我一本彩色印刷铜版纸的大型油画册，是一个叫文沙生的人从莫斯科邮给他的，里面有俄罗斯巡回展览画派的希斯金的《森林》，特别美丽而大气。还有就是列宾的作品《查尔波什人写给苏丹的信》、《伏尔加河的纤夫》、《意外归来》等等。同时，我也在练习画油画与水粉画。画了一些局部特写，有《沙家浜》的郭建光，《红灯记》的李玉和，《国际歌》的欧仁·鲍狄埃。当然，都是临摹。油画则有《虎门民兵》《我叫海燕》等等。对了，还画了一幅鲁迅的肖像。
想不到的是，学得正渐入佳境，不知什么原因，在昆明东的那个林学院又迁回北京了，学院要求李浓老师也回北京。于是，在一个我心慌慌的日子里，在白塔公园，我与老师告别了。
一年后，我加入了上山下乡的滚滚洪流，修理地球去了。
在农村，开始我还浪漫的坚持画了一些速写，画了许多老黄牛，走的，卧的，躺的。后来知道，不能扯这个蛋了。我们下乡，名字好听，叫知识青年，其实就是劳动改造来了。“最高指示”说：“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收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出大力，流大汗，改天换地，才是我的前途，画什么劳什子呢。于是，就放弃了。当然，小队学习天津小靳庄的活动，大队设置毛泽东逝世的灵堂，区与公社的知识青年会议，我那两把刷子仍然派上了用场。
回城以后，电影院没有去上，那时的工作就像轮回投胎，先天注定。到企业三班倒去了，整日昏昏沉沉，根本就忘了绘画这档事情。后来到一家大型企业学习，一次开运动会，单位需要一个巨幅的赛跑运动员冲刺的宣传画，我搁笔多年，重操旧技，一包香烟画了一夜，居然引起大家的议论纷纷，没有人知道我学过绘画。
说下去就到了1982年，我在北京实习。一天，突然心血来潮，到北京林学院找我的老师去了。找来找去，找到了教师临时宿舍。离别九年，即他们回到北京已经九年，老师的家仍然没有安顿好，想不到。一个筒子屋，很长的格局，墙上悬挂着老师的水彩画作品，我记得其中一幅画的是雨天的林荫路，透视感朦胧感特别好。老师留我吃了饭，介绍我认识了新师母，是学院医院的护士，昆明人。离开时，老师给了我两本杂志，封底是他画的水彩写生画，北方的白桦林。
以后，我们再也没有联系，该死的是我竟将他忘记了。这个忘记的原因大概有两个，一个是我彻底放弃了绘画，为了生计，忙些乱七八糟的事情了。一个是我练就了忘却的本领，有些事情，特别是我令我不愉快或者不想记忆的事情，我就主动忘掉，久而习之，成了本能。但是，按照弗洛伊德的说法，所谓忘记并不是忘掉，而是压抑到潜意识中去了。弗洛伊德有道理，写此文时，所谓深水下的忘记就浮出了水面变成了记忆，我想起来好多好多。
前面提到，我的老师和我的父亲是发小同学。今年家父已经过了耄耋之年，仍然健在。想来，我的老师，一个有恩与我的好人，当然应该健康长寿。想及此，恐惧感骤然袭来，希望老天能够赐与我机会再去北京看望他，而不要惩罚我这个忘恩负义的小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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