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诗宋词早已被时代所淘汰 [复制链接]

涂鸦

主楼

发表于 2010-9-30 04:46 |只看该作者 |倒序浏览 |

昨天老董在回帖里谈了对古诗词的看法，而涂鸦在另一篇新浪拙作中随笔触到永明体，有网友来信建议我能就此展开一番，在此谨闻命矣，再来辕门射他一戟。不过要谈永明体之前，不得不首先提到魏晋南北朝文学。

其实这段时期的文学一直被大部分人所忽略，那缘故无非当时的中国正处于分合无常，以刀光剑影为主旋律的混乱时代，大部分文人转而以建功立业，匡扶天下为己任，丧失了汉代赋家“润色鸿业”的文学历史使命。所以仅仅从文学家本身来说，除了陶渊明等少数人外，这段跨度长达四个世纪的时期，确实鲜有天才文学家的出现，那所谓的“建安七子”、“竹林七贤”、“竞陵八友”完全是名大于实。尤以“竹林七贤”为例，除了嵇康与阮籍两人水平尚可之外，其余五贤完全是凑数之人。不过除了“目送归鸿，手挥五弦”，“薄帷鉴明月，清风吹我襟”等少量灵光一现的佳句外，两人分别所作的几十首言诗和八十二首<<咏怀诗>>从文学角度上来讲，完全是泛泛之作。

但否极泰来，正是因为这段混乱时期的出现，使得中国文学在思想上发生了一次革命性的转变，虽然文人对文学艺术的追求逐渐淡化，但作品里前所未有地将对个人抱负情感的抒发与对政治理想的高扬放在了创作首位，使得作品更加体现了文人鲜明的个性和对悲剧时代的慷慨悲凉的哀叹，为后世文人的创作拓宽了视野，打造起了一个全新的思路。

而待到老陶开创了田园诗之后，将当时普遍推崇的华丽绮糜的文学风格和价值观彻底颠覆，文字洗尽铅华，以朴素平淡为美，如“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一句为例，在这种平和之中的背后，却静水流深，将美好的自然与对人生的热爱完美的结合在了一起。虽然这种反传统的手法，在随后几个世纪被人所轻视，以至老杜虽对他发出过“千秋万岁名，寂寞身后事”的惜叹，但也颇为不屑。直到再后来苏东坡的极力推荐，老陶的作品才重回大众的视线之中。但在涂鸦看来，正是因为陶渊明的出现，中国的古诗歌从此才走上了康庄大道，而陶渊明也无可厚非地应该成为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称得上宗师级的诗人，地位应该远远在后世李、杜等诗人之上。

同样田园诗派的出现，让诗歌的形式和风格都走向了多元化，随后山水派的出现，更是扩大了诗歌的题材，丰富了诗歌创作的技巧。其中的代表人物，便是那不知是自谦还是自吹“天下才为一石，子建独得八斗，”然后把另两斗拆开与天下人分享的谢灵运。这老家伙或许算得上中国历史上诗歌创作数量最多的诗人了，尤其在他出任永嘉太守，从京城离开上任途中，几乎日产万节，沿途风景，无不被他化作纸上诗句。

但更吊诡的是，谢灵运的诗歌产量虽多，但几乎一无足观，没有一个诗篇能够完整让人品读，作品斧痕累累，往往前一句自然精炼，让人惊叹佩服，下一句立马拆出个大烂污，那种在读者眼里刚刚浮现出来的清新美丽的大自然景象，瞬间毁于一旦。反倒是同为山水派的其侄谢眺(应为左月右兆)，佳作层出不穷，将山水诗描绘细致，语言清新的特点发挥到了尽致。比如那“余霞散成绮，澄江静如练。喧鸟覆春洲，杂英满芳甸”两句实在妙不可言，涂鸦少时初读，便为小谢的过人文采所折服，无怪乎老李这狂傲之人，也情不自禁地发出“解道澄江静如练，令人长忆谢玄晖”的赞叹，对他情有独钟。

如果说大谢开创的山水诗派，为诗歌的典雅精致首先指明了方向，那小谢过于大谢的最大原因，就在于他有意识地在诗歌里凸显了声律之美，从而增添了诗歌的音乐性。在与其他七人组成了“竞陵八友”之后，这个文学团体便进行了多种多样的文学活动，恰好其中的沈约擅长声韵学，以至八人便尝试将汉语四声的特点运用到了诗歌之中。创立了足以影响后世的“四声八病”之说，为诗歌的规范化，创立了比如一句之内，平仄交错，两句之内，平仄对立，诗中必用对仗等等的规矩，并且提出了“好诗圆美流转如弹丸”的诗歌评价标准，将对诗歌的声律之美的运用意识上升到了本能自觉的高度。而这一文学现象的出现，就是我们所说的“永明体”。作为格律诗的先声，“永明体”的出现，直接为后世唐朝的诗歌繁荣，打下了坚定的基础。

但“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若是没有那段战火连绵，烽烟四起的年代，中国的文学改革或许不会如此迅速，但恰恰“永明体”的出现，彻底将诗歌牢牢地限定在了形式主义的范畴之中。从而使得诗歌从此走上了人工雕刻的机械化道路，而那“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思无邪”的先秦古诗之美，从此被一劳永逸地埋葬。而诗歌的个性自由与诗人们的浪漫幻想也彻底地被“和谐”。

其实我昨日便在拙作中指出，与西方学术文字不同的是，汉字属于艺术文字，每一个字都具有独特的艺术美感。同时在所有的各种世界艺术文字中，汉字是唯一的一种音乐文字。<<诗经>>自不必说，那<<楚辞>>来源自楚地民歌，而<<乐府>>本就取名于掌管音乐的官署，连宋词也发源于唐朝甘肃敦煌的曲子词，乃是乐府诗的继承者。因此没有音乐，就绝不可能有中国诗歌的存在，那同音字声调的不同，使得汉语的发音格外的具有音乐美感。而正是基于这种特点，中国便成为了世界上独一无二的诗歌王国。从来不曾有过任何的国家的文学历史上，出过如此众多的诗人。无论四言，五古还是后来的律诗，句子划一、音节整齐、韵律铿锵，配上汉字这种象形文字不仅给人独有的视觉享受，让一般人都会忍不住“引吭高歌”。

而西方诗歌(尤以现代诗为例)从艺术审美的角度或者形式上来说，却远远不及中文诗作。诸如英语这样的学术文字，更是毫无表象美感而言。杜甫的<<春夜喜雨>>(即“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这首)被鬼子翻译成英文后，不仅那种形式将被完全破坏，光那些长长短短的英语文字音节，以及惹人生厌的辅音结尾，就早已破坏了原有的音乐美感。而且纯粹在视觉美的角度上来说，英语乃是靠声音而不是字形来区分辨别词义。压根不仅毫无咱们的古诗可以大声念出的那种韵律铿锵，音节整齐。也无所谓的叠字，入声词等文字可以使用。导致那种美不仅远离于视觉，更照顾不到听觉。且更不像中文诗歌那样，具有与生俱来的音乐性。

只要明白这个道理，便不难发现，永明体对后世近体诗的设计标准，就是从语言与文字两方面双管齐下，首先将汉语的平声和仄声的强弱缓急进行交错排列，同时避免重复，从而凸显了诗歌的那种抑扬顿挫、连绵起伏的音乐美、然后在文字上，以词句的对仗，增加文字以形表意时的视觉美，从而稳定语言所带出的音乐效果。而且若是没有对仗，或许就没有传统文学的存在，这就是各代少儿初尝文学的入手处。

以至一般同志都会发现，近体诗比起先秦古诗，其最大特点不仅在于形式上的美被无限放大，诗歌本身的艺术价值大大增加，而且相比前者，近体诗词更令人琅琅上口，容易记诵。从这点上来说，巧妙运用“平仄和对仗”等玩意儿“律”功不可没，乃是后世唐诗能流传万世的头号功臣。而正因为新诗缺乏类似这套完美的格律制约，以至如今的现代诗坛完全乱成了一锅粥，同时扬短避长，将汉语与汉字的优点通通摈弃，成了现代文学的“四不像”。

所以普通人如涂鸦者，确实不适合写诗词，但原因不在于没把格律熟练背用，无非自己颇有三分自知之明，一来毫无诗词天赋与才气，而且深知鼓捣得再欢，也绝不可能写出老祖宗“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的水平而已。因此现在玩古诗词的同志，要么就是精通格律而限在一种固定的形式里，沉溺于文字游戏之中，要么就是以“创新”为口号，盗古文之名行伪造之实，把老祖宗的金字招牌砸了个稀巴烂。

这道理很简单，古诗词乃是当今所有古今文学体裁里，对作者文学素养要求最高的。不仅需要这些人有起码的古汉语学与音韵学常识，还必须对基本的国学经典有起码的了解。因此古诗词虽然在初唐宋之问，沈全(左人)期，陈子昂等人的努力下，将之从武梁陈余风盛行的宫廷文化中拖出，摆上了社会。但一路只是民间文学贵族们才配享用的玩意儿，几曾见过国学底层站上诗词历史舞台的？

所以古诗词创作绝不应该出现如现下网络各文学坛遍地开花，成了下里巴人们的“广播体操”的怪事，人人皆可轻易春秋玩转。但如果作者连最起码的国学、语言学、音韵学常识都没有，只是以律为先，哪怕把格律倒背如流，最后也只能“以音辩义”而祸之。这种词义混乱不堪的诗词写出来，哪怕古典文雅，格律工整，但又有何“意”的存在可能？

当然这也不能全怪后人，也得怪老祖宗太短视。无论沈约还是后来的宋之问，老祖宗虽然精通声韵，但在制定格律时，都忘记了语言并非静止不动的，字词的发音与声调完全是随着时代而变化的。最简单的例子，屈原在<<离骚>>中的那句“朝饮木兰之坠露兮，昔餐秋菊之落英。”，若是读者对原始楚语系统的了解一片空白的话，就决不会知道此处的“英”字韵声并非ing，而是ang，只会以为全篇押韵处，出了如此大的破绽，认定老屈乃是十足的诗盲。那众所周知的“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的“昏”字更是不说了。

而从字词声调上来说也是如此，如前面所指出的老杜的<<春夜喜雨>>短短40字里，有七个字的古今发音声调是不同的。而相传能够指明作者的最早的古词<<忆秦娥>>(据说乃是李白所作)：“箫声咽，秦娥梦断秦楼月。秦楼月，年年柳色，霸陵伤别。乐游原上清秋节，咸阳古道音尘绝。音尘绝，西风残照，汉家陵阙。”在这里“别”、“节”、“绝”到了现代汉语里全成了平声，而若是以此发音，全词的音律美迅即荡然无存。可惜咱们那些好龙叶公似乎用今语唱到现在，吹到现在，也不知这些人是作何思想的？

而从另一方面来说，古汉字乃是死文字，老祖宗离开用典就绝不可能写出任何好的玩意儿来。比如“退避三舍”，“一鼓作气”等古成语虽然短小精悍，但若是翻译成外语，光那些注脚都得写上密密麻麻一大片。但是若用“电视机”，“电话”、“汽车”之类的现代汉字词汇代入古诗词之中，则全诗只会顿作打油，毫无任何作用于感官系统的美感可言。以至当初制定格律的老宋没有考虑到“计划赶不上变化”，自己写出来的“但令归有日，不敢恨长沙。”使得那些不知贾谊为何人的后世子孙，只会以为这老东西是否受了其时长沙黑社会的威胁。

所以仅仅是近体诗，到了宋朝便已经是徒有其表，奄奄一息。虽然江西诗派的掌门黄庭坚意识到了格律对古诗发展的负面作用，为了摆脱这些约束，正确地朝诗歌的立意与用事方面摸寻改革之道，但最后提出的“点铁成金”，即提倡对近体诗的诗意加以变化的观点，可惜在找不到变化之方的情况下，只好以采用“诗词高胜，要从学问中来”的潜入故纸堆的办法含混，从而“脱得烟花网，又遇风月魔”，刚见曙光的古诗之躯再次陷入了用典的污泥浊水之中。

而古诗词到了在如今传统文化一片空白的现代社会，更是不过尚存一息，毫无发扬光大的可能。其艺术表现力更是远远无法与新诗相比。就如唐代的五律与七律的出现，使得中国古诗的表现力大大加强。但如果所有人当时死守魏晋时期的五古七古，甚至诗经的四言而不放，则后世绝不会有如此众多的唐诗佳作教众人争唱不休。

但唐诗的写作路子其实相当狭窄，翻开古诗集，漫山遍野的诗作，看似忽而“烟波荡荡接天河”，又是“巨浪悠悠通地脉”，但说来说去不过就是那点玩意儿，思想单调至极，无外乎忧国忧民，愤世嫉俗，郁郁寡欢之类的主题表现而无其它。而且只要熟读<<千家诗>>的网友立即可以发现，古人说来说去就“古道西风瘦马，小桥流水人家”那么两三句话，只有对古文一窍不通的叶公们，才以为古人有什么后人无法超越的绝世才华可言。而其表现力更是只适合于当时无比落后的原始社会，毫不能精准描绘愈发复杂开去的后代社会的形形色色之人事。

所以古人虽个个才高八斗，学富五车，但装得尽是些陈芝麻，烂谷子。只有文盲才会去死迷那些原始社会的死人，以为后世人绝不会有超过他们的可能，而将这些人的作品捆绑，作当世人争相崇拜效仿的对象。而且遍观当下一批网络古诗作，我毫不能看出任何的新鲜玩意儿来。翻来覆去还是那些被古人说尽说烂的屁话。而且若是只运用古汉语，则毫无办法引起现代大众的一丝共鸣，可一旦在其中穿插现代汉语，那诗作顿成打油，让人觉得其状不堪，失却了古诗的独特美感。

所以毋庸置疑，哪怕事实再残酷，我们也不得不承认，诸如唐诗宋词在如今的现代社会中，早已被无情的淘汰。与其绞尽脑汁下，去弘扬这门过时的传统文化。不如将古诗词彻底锁进历史文化的博物馆，仅供后世之人瞻仰保留之用，转而竭力将西方文化产物的现代诗这个新兴体裁与古传统文化相互磨合，寻找出一种独特的写作思路来。

只是要明白以上那再浅显不过的道理对众人来说，并非需要任何过人的才智。当然我并没有反对古文爱好者写诗，至少在一定程度上，这对传统文化的保留和流传起到了不可估量的正面作用。但与其花费大量时间在古诗体裁上摸爬滚打，想翻出什么新花样来，不如另辟蹊径。既然新诗更符合现代社会而为普遍大众所接受，其表现力又如此巨大，就应该坚信它也能变得与古诗一般，具有艺术上的美。

说句实话，在我看来，格律的复杂与否似乎与诗词创作难易毫无关系，至少宋词要比唐诗好写得多，虽然前者的条条框框的限制更繁，格律复杂多变。而新诗的创作也较古诗为难。要写古诗，虽然对作者的国学功底要求严格，但才气和学问这玩意儿乃是后天可以养成的。而新诗的灵活自由，往往更倚重于诗人的天资。至少这乃是天生的。所以要创作一首好的现代诗的难度大于旧诗。

恰恰这就是本大诗盲多次请教各方诗歌大家，那老李的破烂<<静夜思>>究竟妙在何处的缘故？可惜换来的永远是那些诸如“绚烂之极，归于平淡”，“无意为诗，诗意浓郁”的教科书式的屁话(而且这两句还是涂鸦自己照那洋洋千字原意归纳的，那帮诗人兼文盲！)。所以有些玩意儿，完全只能靠个人不同的鉴赏角度去“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能因为苏东坡一句“少游已矣，虽万人何赎？”的昏话，咱们就跟着做糊涂虫，把小秦捧成古代第一词家吧？那老杜更是口气十足，什么“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可惜“初唐四杰”里除了王勃外，其它三个似乎都没什么过人诗才。那骆宾王更是完全靠一篇<<代徐敬业传檄天下文>>成名，此世唯一放得上台面的诗篇，就是那比<<静夜思>>都不如的少儿诗入门<<咏鹅>>，当真“烂中自有烂中手”！所谓“和尚动得，我动不得？”涂鸦虽贵为诗盲，但恨不能生于初唐，随便作首烂诗至少怎么也比那儿歌强，然后彼取而代之，混个“四杰”的名头，流芳百世。

只是今于新诗，众人秋豪之端万分未得处一焉的问题确实存在，以至大部分人对之无知窍要，不中筋节，甚至连新诗的好坏都无法分清，不过情有可原，敝民族现今的总体文学鉴赏力确实异乎寻常的低，哪怕竖子也可烽火连戏诸侯，被那群文学爱好者们摆上神台。这才有了涂鸦这个理科生上网忽作飘逸旷达，又作狂放高傲之状，随便蹬几下驴腿，便哄得大众以为自己真有什么才气的网络怪事。

当然这些话必然要得罪那些喜欢发怀古之幽思的同志们，之所以诗词辫帅们仍念念不忘于泰山之颠复辟，欲重整古诗词之峰威名，无非那套富含着老祖宗无穷智慧的对仗和平仄的格律，确实是咱们传统文化中举足轻重的革命传家宝，任何一个国人都应该为此感到骄傲，并且自觉充当传承者。可遗憾的是，咱们所要做的并不是固守陈规，试图将古诗词这一背时文学体裁发扬光大，愈是如此，只会好心办坏事，倒行逆施地成为谋杀传统文化的马脸杀手，让格律随着古诗词一起腐烂发臭。而是应该舍劣求精，将格律这个古诗词里的精华所在单独拎出，融入进咱们的现代文化之中。

悲哀的是，现下咱们只知道“西方步亦步，鬼子趋亦趋”，让现代诗歌完全抛弃了这套东西，变成了同翻译西方文学毫无区别的“四不像”。这样下去，咱们的文化还有什么民族特色可言？咱们的传统文化还有什么流传的希望？

咱们若只是专门空喊那些无用的口号，而不切实寻找保存传统文化之道，倒不如任凭“大江东去浪淘尽”，各自回去“一尊还酹江月”，抱着老婆上炕去省心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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