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战斗的青春 第九节：重振军威

瘦骨寒梅

第九节：重振军威
      对上边的处理可以说没有一个人口服心服，但只能憋在心里。五次战役没打好，军长韦杰、政委袁子钦也平调调走了，换上六十军老军长张祖亮。但180师的各级干部，除参谋长刚调来的不便处分外，其它一个也跑不脱。师长郑其贵执行上边命令坚决，但缺少灵活降为团职去兵团当管理科长。副师长段龙章没有主动指挥（应叫没夺权指挥更好）降为军炮团团长。我们538团团长庞克昌降为副团长，政治处主任张启降为师宣传科长，参谋长胡景义降为营长。
　　
    新调来的师长李钟玄（后来任第一任驻法大使馆武官，总参情报部长，北京军区副司令，兼北京卫戍司令），是个文武全才。
　　　
      1951年秋，部队进行了补充整编，我们团补充了基干七团。这个团是四川绵阳军分区的各县独立营抽调组成，许多干部也是原来我军178师的。全师提出打好翻身仗的口号，本来大家对五次战役受挫，许多人该立功的，如一举击毁敌坦克七辆，组织党员突击队抢夺鹰峰，撕开血口保证师直突围，血战马坪里，掩护军医院兵站转移等，不但无功反而有罪，老就憋了一肚子火，因此练兵积极性特别高。
　　　　
      我被分配到通信连当文书，连长是我参军前驻在我家的特务连连长卢志民，他是个大老粗，连自已姓罗还是姓卢也弄不清。指导员李如连也是老八团的。全连有一个有线电排、一个骑兵通信班、一个步兵通信排、一个步谈机排、一个电台和摇机班（手摇发电机）。有线电排为了练习架线速度，没有备用电线，就在山上割葛藤代替。不久我就调到干训队学习了。
　　　　
粉碎细菌战
　　
     1952年底，敌人违犯国际公约，向我方投掷了细菌炸弹。我们驻地虽然尚未发现，但不能不防。当时条件很差，常年不洗浴，身上长满了虱子，这可是细菌传染的重要媒体呀，非撤底根除不可。怎么办？逮又逮不完。最后我们想出一个高温灭菌法。我们住的防空洞，就是挖一个长方型的坑，四周和顶上架起树干，再在顶部垒上厚厚的土；再在防空洞底部挖了地沟，盖上薄薄的石板，完全成了地坑。我们便将许多棉衣集中到一个防空洞，在外面烧火，不断加温，使里边温达到上百度，这时里边可热闹了呢！只听到噼噼叭叭响声，虱子全烤死了哈。
三反五反见闻。
　　　　　　
     1952年开展了三反五反运动，除了第一线战斗的部队，也全部进行了这一政治斗争教育。当然重点是主管干部和搞经济人员。各连召开了轰轰烈烈的军人大会，连长、指导员要向全连官兵“交待”克扣士兵的贪污“罪行”，各团要揪出大“老虎”。当然后勤人员是掌管钱物的，常在河边走，那有不“湿鞋”，一个二个说不“清楚”。团后勤处长陸沛霖是个老干部，别的团后勤处长是营级，他却是团级吃中灶。首先就将他隔离起来反省。其实他也没有啥，平时德高望众，今天一下成了阶下囚，想不通，趁监看他的卫兵不注意，上吊死了，呜呼哀哉！他到一走百了。可怜他那在留守处的随军老婆，因他自杀“叛变”革命，带着几个儿被遣回老家。听说他们到上世纪九十年代还在申诉，但又有谁管呢？
　　　　
      后勤粮粖助理员薛继斗，山西洪洞人（我们团是抗日战争洪洞县独立大队发展起来的，因此洪洞人较多），历经了临汾、太原、西北、，西南诸战役，可说没有功劳也有苦劳，特别在五次战役中，好不容易逃回一条命，但在运动中经不着“考验”，用手枪对着自己的嘴扣了扳机，只听叭的一声，也走了。政治运动真的比敌人枪弹凶吗？当时想不通，后来文化大革命才醒悟，自已人的刀也许比敌人的刀更快。当然运动中也不泛一些笑话，粮粖助理员张克功，也是洪洞人，在大会上斗他，逼着叫他交待贪污事实，问他在三连当事务长时贪污多少？那时三连驻守新津机场，你发了多少横财？他老兄找不到说的了，只好瞎编过关：“我偷了一架飞机卖了”。哈哈！真希奇。
　　　　
      还有一个二营六连姓蹇的事务员，把他弄到军人大会上交待。他十分“坦诚沉重”地交待：“我们入朝前在安东驻了两天，要过江了就抓紧改善生活，那天我去采购海鲜糖果，全是值钱的多西，我趁跟我去拿东西的战士不注意，就狠狠抓了一把”，讲到这里他就此打住，不往下说了。底下一听，这下可有名堂，闹哄哄地催着“快交待贪污多少”。他等大家催得不烦了，才慢条思理地说：“我抓了一把白糖赶快就吃”，弄得大家扫兴骂他瞎扯，他理直气壮地说：“是呀！白糖是大家公用的，我不该吃，吃了也是贪污呀！”，弄的住持会议的指导员气的吹胡子“滚滚滚！滚下去！”。
　　　
重上前线

      部队经过紧张的补充整训，战斗力有了很大提高，对不公证处理的埋怨情绪也化着一句响亮的口号：“打好翻身仗！”。因整个战场指挥的需要，我们军由过去的三兵团转划由二十兵团指挥，负责东线防务。1952年底，我们接替了六十八军的阵地，防守文登公路鱼隐山一线。
      年底的气温相当低，大概只有零下三十多度。我们呆在坑道里，坑道的光线特别弱，也许是不能反射的物理原因，手电筒也失去了昔日的光芒，大号蜡烛也只能像一个萤火虫。坑道内很潮湿，好在人多气旺，闻不到霉臭味。我们的坑道修在一个山口处，洞口有一个小溪，有一个进口一个出口，可容下我们机关十多人办公。由于进出口相通，所以特别冷，常常用杂物堵住出口。
　　　　
      机关单位虽然不像在战壕里随时听见枪声，但是敌人轰炸的主要目标，除冷炮时不时地打过来，敌机飞来轰炸也是常事。因此，除了打饭与方便，基本不出去，这是上级下的命令，要减少不必要的伤亡，保存实力。就这样也免不了伤亡，短短的两个多月中就牺牲负伤了四人。
                       
粉碎敌人登陆阴谋

      上甘岭战役失败后，美军感到耻辱，想用武力尽快结束战争。1953年初，敌人打算再次用仁川登陆的方式，在北朝鲜最狭窄的元山港登陆，截断包围我前方部队。总部发现敌人企图后，速将精锐部队调往元山一带布防。同时在全军进行动员，动员词写的十分有力，什么如敌人登陆，与上级失去联系应“各自为战，与阵地共存亡”等等。与此同时，各种车辆加紧白天黑夜抢运储备粮食弹药。每个连队均储存了两个多月的粮弹，我们每个指战员写了决心书，决心与阵地同存亡，血战到底。后来敌人见我军早有准备，才不敢妄动。只是因坑道潮湿，许多高梁米霉坏了。
在前沿阵地上。
　　　
      血战在前沿阵地的战友，面对着敌人的枪弹，每时每刻都可能流血牺牲。为了表示对他们的敬意，我们机关干部组织起来，送馒头到前沿慰问。那天晚上我背了一小口袋刚蒸熟的馒头，与五个机关干部一道，在连队通讯员带领下，奔向小无名高地，慰问坚守那里的战友。
　　　　
    小无名高地是我们最近从敌人手中夺过来的，敌人对失去的这个阵地进行了多次反扑，但均被我方击退。在激烈的反复争夺中，我方也付出了血的代价，也使部队得到了锻炼。我们离开了坑道，随通讯员进入了交通壕，这是过去的作战堑壕，现在阵地往前推了，堑壕的功能只能起交通壕的作用了，也没去加固维修，在敌人炮火轰击下，一处处地己夷为平地。我们没走好远，通讯员就示意我们不准抽烟，当然更不能照电筒，说是对面山上的敌人发现火光会射击的。我们每个人保持三至五米距离，慢慢地摸着前进。到了一个口子，通讯员告诉我们：这是敌炮封锁区，等敌炮轰后要迅速跑步通过，决不能停留。果然说话间敌人炮弹一排排地在前边炸开。瞬间，通讯员在炮停暂隙，拨腿就跑，我们紧跟着他迅速通过了封锁线。再往前走，敌人探照灯不停地向我方阵地扫来扫去，高射机枪也跟着射击。我们就像捉迷藏一样，东躲西藏，跑跑停停，终于到了我方前沿主阵地。进了连部窄小的坑道，再不准我们前进了。我们趁间断的枪炮火光，看了看前面不远的小山包，从主阵地越过一个三四十米的小山沟，就到了小无名高地，虽然路程只有几十米，平时一个跑步就到了，但就在这一小段路上，我们送粮弹的战士先后也牺牲了十多个。小无名高地也不大，大摡只有一两百平米，再过一条三四十米小凹地，就是敌人阵地，连高声说话也听得到。我们打算住上一晚，第二天过过打仗的瘾。但不行，坚守阵地的战友硬要把我们赶走。我们只好与坑道和掩体内的指挥员，战斗员握握手，祝他们胜利辉煌。此行，团长大发了火，骂那个组织的一个股长：“乱弹琴，机关里的人员一个萝卜一个坑，出了事咋办？需要的时侯不用你指挥，他们一个个都是英勇的战斗员。”后来我们再也不敢乱动了，老老实实地坚守自已的工作岗位。
烈士的遗体。
　　　　　
      到了五月，战斗一天比一天激烈了，我们不断地向敌人发起反击，准备向敌人盘据的883.7和949.2高地攻击。每天都有战斗捷报，但也有不少伤亡。这时我们的指挥所已前进至一条江边。坑道前便是新修的一条便道，便道是在半山里，只有两三米宽，下边便是几十米深的悬崖，沟底是条不小的河。这样的位置，不容易遭受敌机和敌炮的袭击，打高了炸在山头上，炸低了落在江中。便道虽窄小，但是上下阵地的必经之路。每天傍晚运输连的战士，负重着弹药过去，再往阵地前沿爬。回来时背着伤员和烈士遗体往下送。
　　　　
     有一天黄昏，我趁敌机不“上班”便到附近转悠，走到一个松翠的山沟，虽离我坑道不远，但很少出“洞府”，也未去过，这时静静的山峦，似乎忘却了战争。当我走到一个山凹的左侧，有两个端着枪的士兵守在一个由松柏搭的棚子旁。士兵向我敬了一个军礼：“请脱帽进去”。这时我才看清，里面存放着许多烈士遗体，有的缺腿，有的没了头，有的只剩下半身。我默默地停在那儿，似乎空气也凝固了。我的心中是敬意？是默哀？是对战争对敌人的仇恨？也许还有更多更多为他们亲人的牵挂。天慢慢地黑了，我拖着沉重的脚步往回走了，但那永恒难忘的心，却永远留在了那里。

遭敌袭击

      六月上旬，可能敌人己发觉我军将有大的攻势，因此不顾我高射炮，高射机枪组成的严密防空网（此时我军防空能力己大大加强），各式各样的轰炸机、战斗机、歼击机愈来愈激烈地向我运输线和阵地轰炸攻击。一天上午配属我们师的一个工程兵团，正在修筑前进交通壕。突然一批歼击机临空，布置在各个山头的防空武器也同时开火了。只听到敌机呼啸而过的刺耳声和敌机轰炸扫射声，与我军高射炮、高射机枪射击声交织在一起，高射炮在空中爆炸的朵朵白花，敌人轰炸的烟雾笼罩着天空地面，有几架敌机拖着长长的烟雾尾巴栽下去了。这时突然敌人一发火箭弹射向我坑道口，震耳的响声，弥漫的烟雾充满坑道。我们驻的坑道不是长条纵深型的，而是在山半腰的路边上挖的一个二十多平米的石窑洞，洞口本来很大，后来用麻袋装上土石垒起，才成为一道小门。这一发火箭弹全把门炸开了，阳光一下射了进来，烟雾也迅速扩散，这下反而救了我们，否则可能二氧化氮中毒呢。但这时敌机仍在不停地轰击，一个友军工兵连长，跌跌撞撞地捂着胸口跑了进来，血不断地从手缝中渗出，对掺扶他的通讯员喘着粗气说：“我不行了”。我们赶紧给他包扎，但一会儿就在无声响了。敌机仍在不停轰炸，弹片和击碎的石片满坑道乱飞，我们只能爬在死角的地面。很荣幸，又没伤到我一根汗毛。事后出来一看坑道边前后牺牲了好几个不知名的战友。山下河上的一座便桥，由于修建时特意埋在水下几十公分，敌人发现不了未被炸毁。
英勇机智的汽车司机。
　　　　　
     1952年夏天，我奉命乘车前往后方兵站领取给养。为了躲避敌机轰炸，我们车辆都是夜间行动。晚上行驶当然少不了开灯，敌人也会追着灯光打。汽车的响声往往使司机无法察觉到敌机临头，遭了轰炸扫射才知道，结果吃了不少亏。随后总结了一套鸣枪报警法，在沿途设了许多防空哨所，当敌机来时就鸣枪，开车的司机听到枪声就关掉灯，慢慢摸着开，使敌机变成瞎子。可恶的敌人，为了切断我们运输生命线，又在一些地域实施了重点阻击。那天我们刚到一个叫“摩天岭”的地方，我们几个人坐在敞蓬卡车上，听见防空哨枪声不断地“叭！叭！叭！”响。知道敌机来了。司机赶快熄了灯，但头上的飞机甩了两个照明弹，照明弹在降落伞载托下，慢慢地降落，把地面照得通明，我们也看见了在我们前边下山的汽车。敌机袭击了前边一辆汽车，汽车减速后司机跳下车，并将正在燃烧的车推下山沟，以免堵着后边车辆被炸。
　　　　
      敌机又去追逐另一辆汽车。敌机是两架一组，一架盘旋不停地甩照明弹，一架则寻找目标，我们在车上也可看到敌机的影子。我们的汽车被敌机叮上了。大家心中也紧张起来，作了随时跳车的准备。此时我们的车在下山的盘山公路上飞驰，拐弯的地方也不减速，嗖的一下就过去，稍有一点偏差就会滚到山沟里，真是在同敌机赛跑。在飞跑中，司机有时又突然急刹车，让敌机扑空。就这样几次躲过了敌机的扫射和炮击，终于冲出了光秃秃的山头，下到林密的山下。这次我真佩服我们机智勇敢的汽车司机同志。
　　　　
      还有一次，天上飘着小雨，夜静悄悄地没有敌机骚扰，我们的车在平坦的公路上欢快地飞驰，我也卷着大衣在车厢里打旽，突然一个急煞车把我震醒，睁眼一看，妈呀好悬！汽车前边不到一米的地方是个十多米深的悬崖，过去的桥已被敌机炸毁了，要刹车不即时，可就栽下河了。车子只好退回另行改道。
　　　
英勇无畏的战士
      一九五三年四月为夏季反击战作准备，我军对敌前沿阵地作小型的反击，一方面锻炼部队，一方面摸清敌人虚实。我军经过充分准备后，一举夺取了敌人盘据己久的小无名和五一零前沿阵地。估计敌人将不甘失败，会拼死反扑妄图夺回已失阵地，我军则乘机打反击之敌以消耗敌人有生力量。小无名高地和五一零高地不大，离敌前沿阵地不过一百多米距离，而且又无坚固的防御工事，许多堑壕早己被敌人狂轰滥炸夷为平地，因此除攻防双方在火力上作好有力保障支持外，拼的就是士兵的战斗意志。

　　战斗进行得十分残酷，敌人往往先用群炮轰击，然后再实施集团冲击。我军则以猛烈的火炮对冲锋之敌实施拦击，给予大量杀伤，但往往残存之敌扑到我军阵地前十几米，甚至几米的距离进行白刃格斗，敌人终于被我军一次一次地击退。但我守卫部队伤亡也很大，一个连队上去只能守两天就得换另一个连队。谁也知道一上阵地，生还的可能很小很小，但当团领导在坑道口一个一个与他们握手送行时，真有“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壮烈气概，他们怀着必胜信心，充满大无畏的精神，猫着腰提着枪向阵地跑去。两天后换防回来时幸存者己不多，不过战友们会对他们肃然起敬！他们每人的身上背着几支枪，那是烈士遗留下来的。仅仅两天呀！人变得又黑又瘦，原来光光的头发胡子，两天就长了许多，唯一不变的是他们雄赳赳气昂昂的饱满精神。在这小小的无名高地和五一零高地前，先后歼灭一千多敌人。
　　　　
　　无畏的英雄们，我向你们致敬！

中国欣

原来是文书哈哈，上甘岭电影从小就喜欢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