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悲情圆明园,历史冷思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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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最后由 天马唯一 于 2011-9-18 09:05 编辑
前些年,有个相声段子。 老师问:“圆明园是谁烧的?” 学生答:“不是我烧的。反正不是我烧的。” 老师向家长反映了这事儿,学生的娘说:“肯定不是俺家孩子烧的。这事可不能往俺们身上赖。” 学生的爹说:“烧就烧了。多大个事儿!不行俺们赔!” 段子很好笑,但历史却并不好笑。而且说实话,如今有相当一些只会以“爱国”的名义起哄的中国人可能还真就不知道当年那场让人扼腕叹息的浩劫到底是么一回事,圆明园这一旷世绝伦的精美杰作究竟是样一步一步从世人眼中彻底消失的。 毫无疑问,1860年英法联军抢掠并烧毁圆明园是当代中国人心中的巨痛(我说的是当代,因为当时乃至其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相当多的中国人基本上就没有心痛)。法国作家雨果也曾写道:“有一天,两个强盗闯进了圆明园,一个强盗大肆抢劫,另一个强盗纵火焚烧,……这两个强盗,一个叫法兰西,另一个叫英吉利。” 可是,如我们稍微做一点点思考的话,就会产生这样一个疑问,当时的英法联军攻占北京后为什么不去焚烧和抢劫财宝更为丰富的皇宫紫禁城而偏偏要对一个皇家园林下此毒手呢? 这座清代皇家御苑,号称“万园之园”的圆明园,从1709年开始营建,至1809年基本建成,此后的嘉庆、道光、咸丰三代屡有修缮扩建,历时150多年。当时的圆明园以水取胜,水面占全园面积一半以上,在山环水绕之中,分布着140多个景区。它融合中国历代优秀的造园形式,汇集无数天下胜景和名园精华,以高超的艺术手法,将诗情画意融化于千变万化的景象之中。当年一位英国随军牧师赞言:“必须有一位身兼诗人、画家、美术鉴赏家、中国学者和其他别种天才的人物,才能写尽园景,形容尽致,给你些微的概念……” 历史回溯到上上个世纪中叶,借助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以英国为首的一些西方资本主义强国迫使当时的清王朝签定了一系列要求中国开放国门的所谓不平等条约,从中国获取了赔款、协定关税、开放五口通商、领事裁判权和片面最惠国待遇等许多特权。 其后,1853年5月,为了进一步打开中国大门,英国先向中国提出要求修改已签订的《南京条约》的有关条款,遭到清政府拒绝。 1856年10月,英国海军以中国不遵守有关协议的所谓“亚罗”号事件为由,在广州挑起了第二次鸦片战争。。 1857年3月,英国政府任命前加拿大总督额尔金为全权专使,率领一支陆海军来中国,企图迫使清政府签订新的不平等条约。10月,法国也借口“马神甫事件”(即“西林教案”),以“保卫圣教而战” 的名义,继英军之后开到中国,第二次鸦片战争全面暴发。 1858年5月,英法联军闯进大沽口,进逼天津城外,清政府慌忙派代表与英、法等国代表谈判,并于6月26日签订了《天津条约》。 1860年,英法以进京换约为由,再次进占大沽口,与清军发生激战,英法联军直逼北京,清政府派怡亲王载垣等到通州与英法谈判。9月14日,载垣接受了英法所提出的条件,与英方谈判代表巴夏礼达成了停战协议。其后巴夏礼提出英国使臣须进京向清帝亲递国书的要求,因双方意见不合,清军首领僧格林沁率兵将巴夏礼等英法谈判代表39人悉数擒拿,其中还包括一名《泰晤士报》的记者。这些人大部分被关在圆明园,清军用拿水浸过的皮绳将他们双手死死捆绑,整日逼他们下跪,不给水米。据后来的幸存者回忆说:“《泰晤士报》记者鲍尔比第4天死去,尸体在牢房里放置3天,后被扔到野地里,让野狗吃了;安德森中尉,手脚被勒得生出了蛆虫,他看着手上的蛆虫满身蔓延,精神错乱,大叫3天,死去;一位法国犯人,蛆虫进了他的嘴巴、耳朵、鼻子,也疯了……” 英法对于清政府背信弃义扣押巴夏礼等谈判代表一事做出强硬的反应,双方战火又起,清军不敌溃败,咸丰皇帝吓得逃往热河,清方无奈于10月7日交还巴夏礼等谈判代表及已亡尸首。见39人中竟有20人死于狱中,且死者惨状之烈,英使额尔金大怒,遂于10月18日下令焚烧圆明园。 英法联军焚烧圆明园后,整个园区还留有不少建筑遗迹,从当时留下的照片中还可看出多数建筑残迹还较完整。甚至在同治时期对园内建筑还有一次半途而废的大规模重修。那么,它究竟是怎样彻底毁灭了呢?实际上,它是在其后一百多年时间里,经历了一次次火劫、木劫、石劫、土劫等数不清的劫难之后才逐渐消失于世人眼中的。 当英法联军对圆明园疯狂地进行洗劫时,就有无数的中国土匪参与了打劫。英法联军选择最贵重的东西抢劫,土匪掠夺剩余的精华,小民则捡拾委弃于道途的零碎,甚至守园太监也有趁火打劫者。易得的值钱物品很快被搜罗干净了,有人又把希望寄托在散落、埋没于尘土中的细碎宝物上,他们操起扫帚和簸箕,在园中道路上飞沙扬尘,守园的太监官兵将他们称为“筛土贼”,由于参与者众多,甚至当时都出了这样一句民谚:“筛土,筛土,一辈子不受苦”,所幸的是这时还未伤及建筑。 1900年八国联军侵占北京,此时清政府对圆明园已完全失去了控制,趁火打劫的人已不再满足于抢劫洋人劫余的财富,他们把园内火劫之余的零星分散的建筑、木桥的柱子、桩子锯断,用大绳拉倒,园内大小树木也被滥伐殆尽。当时清河镇上木材堆积如山,交易繁忙,而园内则炭厂林立,树枝、树根全被烧成木炭。 民国初期走马灯一样更迭的军阀,都把圆明园作为取之不尽的建筑材料场,溥仪时期的档案留下了不少无奈的记录:“军人押车每日10余大车拉运园中太湖石。”实际上,拆卖的情况远比档案中记载的严重得多。甚至连中山公园、燕京大学、北平图书馆等都用过圆明园的石料石件。这一段时期,圆明园废墟凡能作建筑材料的东西,从地面的方砖、屋瓦、墙砖、石条,及地下的木钉、木桩、铜管道等全被搜罗干净,断断续续拉了20多年!后人称此为圆明园火劫之后的“石劫”。 圆明园经过了火劫、木劫和石劫之后,建筑、林木、砖石皆已荡然无存,但它的山形水系至少还依稀可见,然而它的悲惨命运却并没有终结!接下它还要经过最后的、更为彻底的“土劫”。宣统末年,当地旗人已在园内的宫殿旧址上筑屋,昔日的皇家园林已是麦垅相望。新中国成立后,更有大批农户陆续入园平山填湖,开田种稻,及至文革时期,甚至一些政府部门机构也都圈土占地,将其瓜分为不同的办公场所。至此,圆明园这一旷世杰作、一代名园才算彻底告别人世,灰飞烟灭。 更为可悲的是,如今,有相当多的中国人并没有从圆明园的百年悲情中得到历史的深刻反思,而只是如脑残一般地时不时突然迸发出一种狭隘的民族主义的疯狂臆语,甚至是自以为聪明而实际上不过是COPY着一百多年前那些愚腐国人的愚蠢行为。 圆明园,你那在如血的夕阳中孤寂悲凉地高高挺立着残破的石柱,似乎一直在等待着我们穿透时空的思考…… 那么,我们从圆明园的百年悲情中应当得到些什么样的思考呢?我想,至少应当有这样几点: 首先,是对历史的不尊重。 长期以来,由于我们的特殊国情,使我们所得到的历史信息掺杂了太多的政治杂质,如太平天国,如义和团,如抗日战争,等等。这种或被曲解,或被片面,或被支离的历史信息扭曲了我们的正常思维,很容易让人们的思想和情绪发生偏执和狂热的畸变。比如,今天那些为当年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而愤怒的国人当中,又有多少人知道当年自以为是的满清官员盲目拘禁、残酷虐杀英法谈判人员这一直接导致火烧事件发生的愚蠢行径呢。 令人遗憾的是,这种对历史的不尊重甚至影响到了当今我们在国际交往中的正常思维和事物判断,常常把使历史问题无端地变成泛民族、泛政治的愤怒。比如,一听说法国佳士德拍卖所谓圆明园的文物,就急吼吼地大叫什么强盗,什么销脏等等,把一百多年前英法联军的抢掠行为和今天一家从事正常商业活动的拍卖公司生硬的联在一起(况且,当年圆明园文物的流失除了英法联军的抢掠之外,还有大量中国人自己的盗卖),这种毫无逻辑的畸形思维,甚至已经从对历史的不尊重发展成为对现实的不尊重。 我们不尊重历史的历史实在太长了,历史走到今天,我们不能再重复那种不应有的历史行为了。学会理性的思考与全面的历史背景认知,我们就不会仅仅站在清王朝或狭隘的民族立场上来发泄怨怒之情,而是通过更为理性的方式,来化解纠正历史遗留的问题,以促进人类文明的真正进步。如果不尊重历史,那么,我们只会陷在历史的泥沼中,不能自拔。 第二,是对世界潮流的不接纳。 必有强调,当年英法联军打入中国肯定是以强凌弱的霸权行为,且无论腐败的清庭如何无知,焚烧圆明园无疑也是对人类艺术文明的粗暴破坏。但是,如果我们认直反思一下历史的话,我们也不得不说,在当时那个年代,正是由于满清政府的妄自尊大,自我封闭,愚腐无知,才使中国遭受了那一场不可避免的历史灾难。 两次鸦片战争,本质上其实就是以英国为首的老牌资本主义国家觊觎中国潜力巨大的市场,要用武力方式强行打开满清王朝几百年来死死封闭的国门,将封建王国强行拉入资本与市场经济体系的行为。而大清王朝却自以为自己是天下宗主,其它国家不过边地夷民而已,所以鼠目寸光地固守着自己的家天下长期拒绝与外部世界的交流。 当时英法要求和满清谈判,双方要谈的主要内容就其实就是“北京驻使,内地旅行,长江通商。”等这在今天看来很完全可以沟通的事情,然而却遭到腐败的满清朝廷的断然拒绝。老百姓想做生意挣钱,他们只想关起门维护自己的统治。 愚蠢的中国皇帝让中国的奴才们磕头跪拜习惯了,甚至要求外国人见到皇帝也必须磕头表示臣服。麻烦在于,外国人拒绝磕头,而且他们还要长驻北京。公使驻京必然导致觐见皇上,英法联军当时和满清谈判,谈判到一程度也要见皇上,而对皇上不行跪拜之礼将有悖于“大清王朝”的礼仪,有损于皇帝的威仪。就为了磕头或不磕头这点儿屁事,愚腐的清庭曾反来复去的讨论研究,最后没办法,于是干脆就拒绝接见。 1860年9月,本来清王朝与英国代表在京郊通州已经签好了停战协议,但当英国人提出要将国书由英国公使亲递清朝皇帝时,这一再普通不过的国际惯例,却被清庭认为有辱天朝皇帝的尊严,就在这样一件小事上闹僵了,一发不可收拾,最终导致圆明园被烧。 当伟大的雨果看到了一个自己身边的强盗的时候,我们中国人自己有没有充分认识到满清政府举国家之力造园林山水,聚天下之利藏天下之珍,既不兴办国防,更不致力于国民教育,既不顺应人类文明的潮流,又罔顾外交人权的基本准则,将一已之尊看得高于江山社稷,愚昧自守而终至溃败,并造成圆明园被毁的巨大悲剧呢。 历史往往会重演,一九四九之后,中国已经被打开的大门又被重新关上,从一九四九年到一九七九年改革开放前的三十年间,外国人到中国来是被严格限定活动区域的,这和当年清政府的做法基本一致。由此带来的结果呢,大家都清楚,社会发展游离于世界潮流之外,落后多少年! 第三,是对规则和法律的不尊重。 可以说,火烧圆明园的历史悲剧,不仅是英法联军的罪行,还是满清皇帝迂腐政府不遵守基本谈判规则的恶果。两国谈判,无论结果如何,保证谈判人员的安全,是最起码的国际准则,而且中国自古以来也有“两国交兵、不斩来使”的行为准则。当时英法联军是侵略者,这一点毫无疑问。对于侵略者,有本事你把他打败,没本事就当亡国奴。谈不过就把人家谈判代表虐待致死,实际上就是把自己归入比强盗更下一等的市井无赖之列了。 中国有句老话,叫盗亦有道,这在当年的英法强盗身上倒的确是有所体现,10月18日放火焚烧圆明园之前,英使额尔金专门在京城各处张贴了告示,说明了烧圆明园的原因和预定的放火时间:“任何人,无论贵贱,皆需为其愚蠢的欺诈行为受到惩戒,18日将火烧圆明园,以此作为皇帝食言之惩戒,作为违反休战协定之报复。与此无关人员皆不受此行动影响,惟清政府为其负责。”如果他们像中国历史上大多数的起义者和统治者那样,没有一丝一毫的规则和法律意识,唯我所欲,更大的灾难也许会降临在更多无辜百姓的头上,更多的文物特别是紫禁城也难逃孽运。 尊重游戏规则,遵守法律规定,是一个社会正常运转的底线,不然的话,社会秩序必然大乱,并最终导致朝代更叠。可悲的是,时至今日,国人乃至政府对规则和法律的不尊重甚而是戏弄的态度依然在有意无意的发生着,还记得不久前,有关部门上午刚刚发布了一个飞机乘客可以随身携带一个打火机的规定,当天下午又紧急宣布取消的事情吗,让人苦笑的做法,成为“朝令夕改”这句成语的最好注脚。 即便是在台湾这样一个已经走向民主社会的地区,依然难以摆脱中国人头脑中那种对游戏规则唯我所用的根深蒂固的劣根性。其最典型的事例就是兰绿两党的选举。既然选择了民主选举这种规则,就要尊重规则,赢的正当,输的大度。当麦凯恩败给奥巴马的时候,他的败选演说的第一句话就是:既然美国人民选择了奥巴马,那他就是我们全体美国人的总统。而我们在台湾看到的则是兰绿两党没完没了的相互攻击,漫骂拆台。 再说到这次佳士德拍卖兔首鼠首的事情。佳士得拍卖之前,北京有人组成律师团前往法国打官司,结果败诉。既然选择了法律的评判,那败诉了,就应当服从法律的判决。可我们呢,一些头脑发热的愤青们张口就是大骂人家的法律是强盗法律,一个专门从事拍卖收藏行当的家伙更以自砸行规的无赖做法跑到人家那里去搅局,事后又以国家文物局的什么新规定为由进行搪塞,让中国人好不容易在世界上刚刚树起的言而有信的形象再次蒙尘。 如果官司打赢了,那就是法律主持正义,就山呼法官万岁,如果官司输了,就骂人家是强盗,是恶法,这不是显得我们太不尊重法律,太小人心态了吗。稍微有一点法律知识人的都应当明白,法律是讲究举证的,举证是要有明白无误的证据的。说实话,佳士德拍卖的那两个铜制的动物脑袋,究竟是当年英法联军的抢走的,还是中国人自己盗卖的,谁能说的清楚?就算是英法联军抢走的,那是英国人还是法国人抢的,抢劫者姓氏名谁,后来又是怎样非法流传到现在的持有人手里的,这些问题我们说的清吗,更可笑的是,这次的官司甚至连原告主体是谁都说不清楚。对这样一个稀里糊涂的官司,如果能够胜诉,那才真叫混帐法律呢。你以为是在自己国家呢,法官可以有法不依,按人情和官方意志办事。 不知诸位注意到没有,在西方民主社会,人们可以骂老板,骂政府,甚至骂总统,但绝少有骂法官,骂法庭的,这是因为法律在他们的心中是至高无上的,什么事情,只要经过了法律的判决,则无论输赢,都诚然接受。因为法律是人们心中最后的依靠,如果连法律都不相信了,那么这个社会离崩溃也就不远了。说实话,在当今世界上,恐怕只中国还存着判案执行难的问题,据说每年有十几万的法院判案得不到执行,一些法院的判决书如同废纸一张。 再说到搅局者蔡铭超拿来为自己开脱的国家文物局的那个新规定,认真想一想的话,国家文物局那个关于对佳士德拍卖文物要严格审查严控进出境的紧急通知,实际上也是一个极不严肃的东西。那意思是不是说,以前我对你的东西没有严格审查,现在因为你不听我的招呼,所以就要严格审查你。那么我们到底究竟有没有一个规范的审查文物进出境的规则呢?这种对游戏规则的游戏态度,居然出自一个堂堂大国的国家机关,难道我们就不怕让世人笑掉大牙吗? 第四,我们真的那么在意我们的历史文物吗? 一提到圆明园被烧,中国人大都会津津乐道地引用法国大作家雨果关于两个强盗的话。可是,又有多少人认真的思考过,身为作家的雨果为什么会有如此大义灭亲的精神? 在很早以前,世界上就流传着一种说法:希腊有巴特农神庙,埃及有金字塔,罗马有斗兽场,巴黎有圣母院,东方有圆明园。人们把中国的圆明园归入为世界最杰出的建筑艺术之列。雨果不是政治家,他所珍惜的,是人类文明的创造成果,是西方人做梦都想不到的伟大辉煌的东方文化景观,对这样一个千古一绝的东方艺术明珠被焚被毁,无论是谁干的蠢事,他都不能不表达一个艺术家的愤怒与不满,在他眼里,消失的是人类文化艺术的奇迹。 而我们中国人自己呢,就真的就那么在意和珍惜我们的历史文化遗产吗?我看不是,在一些“爱国”者愤怒发红的眼球中,我看到的,不过是一种畸形的“民族”荣辱的报复心理,他们需要的不是文化,不是艺术,而是对他们家八辈子祖宗历史旧帐的清算和拿回一种东西的满足。 当年在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之前,在全城贴出告示的时候,你们知道当时中国的老百姓是什么反应吗?据有关史料记载,看到告示后,中国人“丝毫没有为即将发生的事情操心,而是对其蹩脚的中文语法大笑不已”。也难怪,当时的圆明园在老百姓的眼里说好听了是座漂亮的皇家园林,说难听了不过是皇亲国戚们寻欢作乐的皇家妓院,烧就烧呗,和我等小民有什么关系。况且皇上都跑了,我等小民更犯不着装什么民族大义,拿鸡蛋往石头上碰。中国人就是这个传统,所谓爱国,其实就是爱皇上,皇上一倒,那大家也就只剩下跟着哄抢的份了。 从古至今,我们自己亲手毁掉的宝贵文物还少吗,从秦始皇焚书坑儒到项羽火烧阿房宫;从“五四”青年砸烂孔家店到义和团火烧望海楼;从民国时期对国家文物的疯狂盗卖到文革期间的破旧立新;从五十年代的大炼钢铁到近二十年的城市再造……说句不好听的话,园明圆那几个室外喷水用的金属动物脑袋,如果不是流失到海外,十有八九不是在大跃进时进了炼钢炉就是在文革时期被红卫兵砸了个稀烂。 如今,爱国成了一个相当时髦的词语,什么事一打上爱国的旗号就成了正义的事情,什么人一打上爱国的标签就成了好人。但是我不明白,我们一方面急扯白脸玩了命的向国外讨要我们那上几辈子丢失的坛坛罐罐,一方面却用巨大的推土机把我们身边更有文化和历史价值的城市遗迹残酷地摧毁,这,能叫爱国吗!?一些有文凭没文化的领导者们甚至干着将老旧的历史遗迹推倒重建仿建的蠢事,理由是它们太破了,不好看。这,能叫珍惜祖国的文化遗产吗? 说实话,爱国其实是很容易的,而做好身边的事情其实更难,当奥运火炬传递在国外受到干扰几乎全体中国人都群情激愤的时候,南京街头一个老太太摔倒在地却无人敢上前扶起。 如今,在国外大多数城市特别文化历史悠久的城市里,你可以很容易发现人家几百年前的建筑依然完好地矗立着,我们这里还有吗?三十年前的老北京已经变成了童话故事,存在了六百多年的天津老城厢也不过就是在近四五年中变成了天津人遥远的记忆。这难道不是比火烧圆明园更让人痛心的事情吗。但是,就是在这些让人痛心的事情一件一件发生的时候,除了几个少的可怜、声音微弱真正有爱心的人之外,那些一见外国人就来劲的众多爱国者们呢?没有了。我想,如果我们对国内某些不对的事情能像声讨外国人一样群起而攻之,也许,很多事情就不会发生。可惜不是。 我们应当清楚,历史上对文物的破坏和抢夺,除了外国强盗,还有我们中国人自己,即使到了现在,为了经济利益,有多少古迹被现代化的建筑所替代?被城市的发展所湮灭?有多少的文物,因为利益的驱使,在继续往外流失?当大家为了那两个兽首群情汹涌的时候,我忍不住要问,我们是真的是那么在意自己的文化遗产吗? 时间已经过去了一个半世纪,再纠缠于历史的恩怨已经没有太大的意义。凭吊梦中的圆明园,更重要的是,如何让我们现在的城市历史文化不再受到破坏,让人类文化的普适价值得到更多地理解与升华。 最后,是关于我们与外部世界的沟通与交流问题。 思考圆明园的悲情,抛开其它因素不谈,还有一个让人遗憾不已的事情如骨梗在喉,那就是中国人与外部世界的交流问题。一百多年前,愚腐的清王朝不懂得如何与外部世界交流沟通,曾经闹了很多的笑话,酿成了民族的悲剧。 千成不要以为今天我们已经完全不同于清王朝了,我们已经能够融入世界了,其实我们还差得很远,中国人骨子里老祖宗传下来的不良基因还在根深蒂固地影响着我们的思维和行动方式。 如今我们在与外部世界的交流中充满了太多了让别人听不懂的特定语汇,一些领导人把在国内对自己老百姓发号施令的语言直接用在了国外,把对外国听众的演讲当成了给自己部下做报告,一大堆干巴巴的政治词汇连中国老百姓听了都要睡觉,怎么能够让外国人理解。曾经一位有相当地位的国家级领导人在南美一个国家访问时在某一个公开场合居然说出这样话;“现在有些吃饱了没事干的外国人,对中国说三道四,我们现在一不输出革命,二不输出饥饿,三不折腾你们,还有什么好说的。” 一些外国人对中国存有偏见,其实很大一部分原因是由于我们自己不会与外部世界交流造成的,我们对外宣传时常充满了太多让人不敢相信的东西。比如,就在今年两会召开前夕,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播出了一个节目,内容是介绍现今西藏人生活的,其中有一个镜头:一个穿着色彩鲜艳的藏族服装的女主人,指着桌子上金光闪闪的餐具对记者说:“这些餐具里面是纯银的,外面是纯金的,价值一万多块,过去是奴隶主用的东西,现在我们西藏家家户户都用这个。”我靠,这不他妈扯蛋吗!这话,你们谁信?中国人不信,外国人更不会信,这种自欺欺人的宣传只能起到相反的作用。 有报道说,这次拍卖的圆明园兽首的持有者那个叫什么贝尔热的法国人声称如果中国让达赖回西藏,他愿意把兽首无偿送还给中国。很多中国人对此感到很愤怒,给他扣了很多大帽子。但是我们仔细想一想,他为什么要这么说,他一个普通的法国人,又不是美国中情局的,为什么对西藏的事情这么关心?其实,对西藏问题与我们中国人意见不一的外国人并不只他一个,而是还有相当多的一些人。难道他们都跟中国有仇,闲的没事干非得要把中国搞乱不可。我不敢肯定他们当中一个坏人没有,但我绝对相信,这些外国人中的大多数都没有恶意,他们只是人权观念比较重而已。要知道跟着达赖流亡海外的藏人现在已经有十几万人,他们长期在国外接受着良好的教育,大多数人都能讲流利的英语,他们每天都在以各种外国人容易接受的方式诉说着自己远离家园的“痛苦”。你想,这能不博得外国人的同情吗?而我们这里是怎样向人家解释的呢,当有外国记者提到中国人权问题的时候,我们的外长给人家的答复是“你挨过饿吗,没挨过饿就不知道什么叫人权”,“中国人权是世界上最好的人权”,真他妈不愧是掷地有声,让人哑口无言。 一百多年前,腐败的清王朝不明白如何与外部世界沟通与交流;一百多年过去了,强大的中国似乎依然不懂得怎样才更好地得到外部世界的理解与信任。望着圆明园那如血夕阳中孤寂悲凉的残破石柱,我的心中倏然掠过一丝新的悲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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