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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念 [复制链接]

辰雨

主楼

发表于 2011-11-19 16:13 |只看该作者 |倒序浏览 |

他走了,到今年11月27日已整整十七年。苏轼悼亡妻词里说：“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这首词用来寄托我对他的哀思再合适不过，十七年的生离死别，无需思量，它已经成为我生命的一部分。时间其实不能冲淡一切，有时甚至相反－就像摄像镜头一样把远处的景象拉近，于是久远的过去便恍若昨日。

四十年前的一九六六年暑假，全县中小学教师都被赶到县委党校集训。经过六十三天惊心动魄、杀气腾腾的“斗批改”，几乎所有的老教师都相继被打成“反革命”“牛鬼蛇神”，作为地主家庭出身的，被认为是资产阶级娇小姐的我更是在劫难逃，需要去农村接受教育。组织上把我们洗牌一样重新分配,我去了一所破庙改建成的农村小学—周井小学。这是影响我一生的地方，在那里我遭遇苦难，同时也遇见幸福，因为他也被分到周井小学。

当时我很年轻，被“发配”到农村让我十分消沉，失恋更是雪上加霜。在我的集训时间里，男友—原来和我同校任教的一个文弱书生害怕受牵连，立即采取“革命行动”竟在那次所谓“和风细雨的人民内部矛盾批评教育会”上提出和我“一刀两断”。突如其来的打击，使我十分痛苦、伤心，哭了整整一夜。

到了新学校，心灰意冷的我，不愿与任何人交往。在我最孤独失落的时候，出身贫下中农，和我素不相识的他很同情我的遭遇，经常劝我：“你不要背家庭包袱，乐观一点，一切都会好起来。”简短而平实的语言，成了我在那段灰暗的日子里的一丝光明、一份慰藉，就像溺水人抓住的一根木头。

经过了文化大革命的洗礼，人与人之间相处都谨小慎微，特别是对家庭出身不好的人都敬而远之，怕被扣上“立场不稳”的帽子。而他却不顾这些，有空总陪伴在我身边。在阳光灿烂的春日，我们一同到附近生产队家访，在夕阳如画的秋日，我们曾在金黄色的田野中散步，还在校门前不远的白兔山登高。

在周井小学，我和他分别担任四、五年级的班主任和语文教学工作。我们常在一起备课、批改作业、研究教学工作。他的毛笔字写得很有功夫，常用中午休息的时间到我班帮我指导学生写毛笔字，我则用休息时间给他织毛线袜，为他到附近小镇去翻新那件象铁一样硬的棉短大衣。

他不怕和我相处遭到非议，也不怕和我相爱影响升迁。他的爱拭去了我脸上的泪痕，抚平了我心灵的创伤，一九六七年初春，我们终于冲破了来自各方面的阻力，结婚了。

当时两个人的工资加起来还不足六十元，孩子接二连三的出生，生活十分拮据。他就用休息时间腌了许多咸菜，那时全家的早餐、晚餐都是一锅粥，一碗咸菜或腌萝卜，中午是一成不变的海带冬瓜汤，加上一碗黄黄的腌萝卜。偶尔买三两肉他会做出一锅很鲜的汤，孩子们吃得津津有味。有花生米时，总是姐妹四人你几粒我几粒地分着吃。尽管如此，一家之主的他都很乐观，工作到深夜也不嫌累，经常和我一起到附近大塘里洗衣服还哼着歌。工作之余，练字、下棋、看球赛是他的爱好。有时他会吹起笛子，让我唱我们初相识时唱的歌，有“翻身农奴把歌唱”“哈达献给毛主席”等，他还拿着一小截竹子当“烟袋”和我用跑跳步穿梭着边唱边跳 “老两口学毛选”的舞，跳到“最新指示好得很”时，翘起两个大拇指和右脚尖，逗得全家人哈哈大笑。

由于营养不良，孩子们常生病，记得小女儿经常半夜发烧，那时我们住城郊，无公交车也无自行车，都是他背着女儿步行四五里路和我一起去县医院看急诊。他对每个孩子都十分疼爱，后来孩子们考上大学上学时，都是他亲自送去，帮助安排好一切（包括挂蚊帐、铺床、买饭票等）才回家。

因为工作和家务劳累，我也常感冒，每次生病都是他做好饭送到床前，并坐在床前陪我吃。

他的身体似乎是铁打的，极少生病。只偶尔说胃疼，吃上几片止疼药就算了。每天他都骑着自行车带我一起上班。我的单位离家稍远一些，他总是把我送到单位大门口才回去上班。有谁知道此时他已有病了。他去世后，他的同事说他常在办公室用桌边抵住肝区坚持工作。

他走了，年仅51岁，当艰难的日子已过去，孩子们都考上大学时，他走了。当他停止呼吸的那一刻，我的呼吸似乎也停止了。二十七年相依为命的岁月随着那丝最后的气息嘎然而止，而刻骨铭心的怀念却是从那一刻开始……一晃就是十七年。

这十七年，对我而言简直就是一个逃亡的过程。我很少回到那个我们共同生活过的家，那个屋子里的一桌一椅，甚至一粒灰尘，都能勾起我的回忆，甜蜜而辛酸，就像伤口上的蜂蜜，我经不起。还好我有四个女儿，我和他共同养育的女儿们，她们给了我“逃亡”路上的容身之所。

苏轼假设十年后他们夫妻见面，他妻子将“纵使相逢应不识”，因为他已经“尘满面，鬓如霜”。如今的我，也已经青丝变白发，可我相信他认得出我来，我也认得出他来，在千万人中。

注：此篇是我母亲怀念父亲的一篇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