辞年 文/陈德兰
枯黄的落叶铺成华美的地毯,冬在潇瑟的寒风中缓缓地拉开序幕。我们就在一步三叹中感叹着岁月的倏忽,季节的轮回,是那样的匆匆又匆匆。我们一边在恋恋不舍中回过头张望着那渐行渐远的过往,一边却把张罗年的激情挥发到极致。
在这要啥有啥的年代里,张罗年似乎比先前更加费劲。面对五花八门堆积如山的各种商品,我们左挑右选,用挑剔的眼光反反复复的比较着。在做这一切时,一个个兴味盎然得脸上挂满的微笑,远没有我们儿时那神圣的情怀。 儿时,在刚刚进入腊月,我们说话就变得小心翼翼,总怕一句随嘴溜出来的话,犯了这不能说那不能说的禁忌,而被父母们恶狠狠地眼神告诫着:那句如果不是快过年了,我一个大嘴巴就打下来的话明显地写在父母的脸上。小心归小心,内心却始终有一股暗流澎湃着,那因为年的来临而激动的心情隐藏在眉宇间,企盼之心呼之欲出。 企盼母亲能从供销社祉几尺画洋布做一件罩衣,把棉袄上吐出来的破棉絮遮进去;企盼母亲能再开开恩,做一条深蓝色的裤子,配上那双新做的红色棉暖鞋。一直穿得那条裤子早嫌短了,顾上不顾下的吊在半空中和脚跟遥遥相望着,屁股处虽被母亲缝补过,又被磨成薄薄的几根纱,飘飘然似的透着亮;企盼着母亲在炒花生、葵花时,能不能先不藏着,让我们随随便便地吃过够;企盼着母亲在做年糕和水面饼时,也能像邻家那样放点糖精或丢几粒红枣在里面,这样既好看又好吃,拿出去和小伙伴显摆时,脸上也能增光。企盼着时间能快点,再快点,不要让我们总是在早上刚睁开眼时就先算一下离辞年的那一天还要等多久。 好不容易熬到腊月二十八,辞年的这一天,总算被我们盼来了。 这是年前的一件大事,不亚于大年三十的年夜晚饭。再穷的人家也总要事先备好蜡烛,咸猪头、鱼等放在条台上供奉;再尽可能的多做几样菜肴放在大桌子敬死去的老祖宗,做好这一切后,就把前几天折好的元宝、纸钱拿出来,双膝着地,无比虔诚地给列祖列宗们烧纸钱。这时,父亲总是喃喃有声,把老祖宗们一个个念遍,让他们拿上钱,想啥买啥,过一个丰衣足食的好年。 此时是非常时期,我们因怕说错话,总远远地转着。可不管转到那,那一股神圣之气到处充溢着,以至于我们一举手,一投足都是那样的谨小慎微。尽管那热腾腾猪头肉所散发出来的腊香,都能让走在马路上的人情不自禁地流下口水,我们都不敢越雷池一步。就那样远远地看着,任那一缕又一缕的清香,丝丝袅袅升起,再升起。 终于等到香烧到中股,父亲把猪头再重新拿回厨房。我们犹如冲锋的战马,终于在“嘶”的一声中,收起前蹄,腾挪在半空中,那颗想吃猪头肉的心不再隐忍。一个个眼巴巴地看着母亲,静等母亲赏上一块猪头肉给我们。这时,我那一直风风火火的母亲,也异于往常,眉梢眼角漾着难得一见的温柔。等我们一个个过了馋瘾,打着咸肉香味的饱嗝心满意足地走开,母亲才会去忙别的事。 在我儿时的心里,新年已在辞年的那一刻,真正开始。
在物质越来越丰富的年代里,人们把祭祀已看得越来越淡。虽然,我们仍把辞年这一习俗传延着,但是已没了儿时那种虔诚。也许,等到我们的下一代,他们已不再辞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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