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史为鉴
最近两会的召开,王立军事件特别引人关注。温总理在谈到此事时也表示,重庆市应反思。反思什么没有讲,但却反复提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对若干历问题的决定。同时也提到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和残余封建思想还存在。这是指什么,许多人心知肚明。本人年逾八十,经历了新中国的各个时期,现在谈谈亲身的经历和感受。
解放以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特别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这是谁也抹杀不了的事实。但在发展中,在当前的确存许多问题,特别是腐败及物价上涨等。我经常在网上看到许多这些方面的意见和不满。不同意见和观点,甚至批评国家领导人,这是正常的,也是我们民主的进步。但确有一种很不协调的声音,认为文化大革命很好,人民公社最公。那时才真正平等,没有一个贪污。事实是这样吗?不是,大大的不是。今天对政府的及中央领导人的意,甚至攻击性的言论,可以在网上,在茶楼酒肆随意发表和议论。改革之前你敢吗?我记得四川省温江地委,1960年收到中央办公厅转来的一封,由所属大邑县发出的,攻击党中央的反革命信件,其中内容主要说川西饿死了许多人。当时按反革命事件侦破,没有查出结果,到了文化大革命,又进一步发动群众对照笔迹深挖。终于将那个写信的,原地委工作人员抓出来,判了死刑,喜在缓期,后来平反了。那个时候,每个人都惶惶终日地过日子,生怕说错一句话。
哪有什么自由,哪有什么人权。那些口口声声叫嚷文革时期最自由的人,你们可没想到,我们那时能像今天这样讲话吗,那时可不敢哟。
贪污腐败,是人人深恶痛绝的。但贪污腐败不是现在才有,更不是改革开放的产物,也不是共产党的专利与发明。近代史上的贪官和坤,各地的军阀,清朝的捐官,哪个不是。现今各国政要,台湾陈水扁,印尼总统,利比亚卡扎菲那个不是,就连联合国世界粮农组织,和世界奥运组织也不干净。当然应该看到,在我们国内,近一些年来,腐败有漫延之势,上自中央,下到村长,层层皆有贪官,使党的威信下降,怨声载道。因此,有的说还是公社化和文革时期好,没腐败。我老实讲,那时也有,只是整体经济不高,贪污数量无法大到今天吓人。文革时期我在温江地区工作,当时地区医院开救护车的司机,就虚报修车费一万多元,等于一般科长二十年的工资呀。1958年上海警备区一个出纳,虚报冒领就贪污两万多元。大跃进时期,广汉县一个管粮食的的干部,对向他要活命粮的孕妇也要奸污。下边公社,生产队的干部,就是公共食堂的炊事员,有几个不克扣群众的?
在人们思想里,盼望着当年惩治贪污的三反五反,的确那声势浩大的运动,是起到威慑作用,但出现的问题也不少,许多年来只讲好不讲坏,将真像掩盖了。当时我在朝鲜,我们团的后勤处长陆沛霖是个威望很高,享受中灶待遇的老干部。三反被逼上吊自杀,死后还要背上叛党罪名,留守处的老婆娃儿遣送回河北老家,听说上世纪九十年还在申述。粮秣助理员薛继斗,也用枪对着自已嘴自杀了。粟裕大将曾说,我就不相信有这样多老虎。三十九军政委说,一个军就两千多头老虎,我们还打什么仗。
军队如此,地方上也一样。我转业到温江地区工作后,听说三反时,地区公安处长,老红军,地委常委,头天还在主席头上坐起,第二天就抓了,说是私卖鸦片烟。本来战争时期,各级筹集经费,对缴获的大烟留下着医药用,上头是知道的,令其保管也是上边叫办的,但运动一来就脱不了手。地区医院院长,小红军出身,与护士跳舞就花天酒地成了腐败份子,最后死在狱中。
文化大革命更不用说了,戴高帽子,剃阴阳头,给妇女挂破鞋,甚至将通奸男女赤身游街。这哪里还有自由,还有人权。
没有人权,就没有真正的民主与自由。对贪污腐败的惩治,主要靠的是法治。
改革开放后,由于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结束了瞎折腾。使国力与人民生活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这是不容否定的。也不像有人说的,只富了少数人。成都市现有机动车人平五人一部,我农村与城市的平民亲戚,家家都有汽车了,这是我做梦也没想到的。
当然分配不公,执法不公等许多问题还存在,有的还严重存在。但这些问题只能靠民主与法治去解决,靠深入的全面改革去解决。过去那些跳忠字舞,唱消斋经的形式主义,是解决不了问题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