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暮雪 于 2012-3-8 17:24 编辑
那一年，我八岁，是一个梳着两条羊角辫、穿着补丁裤子的农村小女孩儿。那时候，我每天吃着玉米面饼子、咸菜条，穿着姐姐穿剩下的衣服，满世界疯跑，并不觉得生活有多艰难。
我清楚地记得那一天，那是1978年春节时候的某一天，我正一个人在屋子里玩沙包，父亲急匆匆走了进来，紧紧盯着墙上的一幅年画。那幅年画是大姐选的，画上是一个圆圆脸蛋梳着两条羊角辫的小姑娘，手里拿着一把小铁锨，脸上是一副甜甜的笑，画的名字叫《长大我也当社员》。大姐说，这小姑娘多像小妹啊，连神气都像。所以我很喜欢那幅画，想象着自己就是画里面那个可爱的孩子。父亲盯着那幅画，脸涨红着，眼睛里闪现着奇异的光，盯了一会儿，父亲突然伸出手去，一把扯下了那幅画，并撕得粉碎。我看着一反常态的父亲，因为害怕，也因为对那幅画的惋惜，突然哇地一声哭了。父亲轻轻揽过我，爱抚地摸着我的头说：“丫头，咱以后不当社员，再也不当社员了。”声音很轻柔，却异乎寻常地带着颤音。
直到三十年以后我才开始去回味这些往事，才开始深刻地理解父亲那时候的痛苦和无奈，理解父亲拿到姐姐大学录取通知书时的兴奋和激动。
我的爷爷是地主。在松花江畔有大量的土地，家里有几个令土匪闻风丧胆的枪手，有一个长长的运粮的车队，当然还有很多的长工短工。父亲作为长子，是被当做接班人来培养的，读了很多书，练就了一手好枪法。
可是接着土改开始了，家里的土地被没收，父亲一下子变得一无所有。看着家业一夜之间烟消云散，看着父母被批斗，看着土地革命如火如荼地进行，父亲意识到大势所趋，并很快就接受了这个事实，在建国前夕，他自己十七岁的那一年毅然参了军。
父亲就读于上海第二军医大学，毕业后在部队医院做药剂师，在医院里和美丽的湘妹子相识相恋，并结为伉俪，那就是我的母亲。如果没有文革，我的父母也许会带着我的两个姐姐一个哥哥，随着部队走南闯北，其乐融融。这个世界也将会多么安宁和谐。
但是文革来了，一切的美梦都成了泡影。地主成分让父亲无处遁形，被迫带着妻子和三个未成年的儿女复原回到了松花江畔那个穷困的小村庄。
父亲从小争强好胜，倔强不羁，可是面对运动却根本无能为力。因为不肯低下高贵的头，在生产队里很受排挤，总是被安排最脏最累的活。这些倒不是最令父亲难过的，其实父亲宁愿做最脏最累的活，也不愿意违背了自己的心。最令父亲难过的是，母亲从四季如春的南国来到这冰天雪地的北疆，心底的那份无奈和无助。
母亲是吃大米饭长大的，吃不惯面食，可是在这里连面食也只有过年的那几天才可以吃到，平时一年四季都是玉米面大饼子。刚来的时候，虽然食不下咽，还是要学会做饼子，因为一家五口都等着吃饭。母亲努力地跟舅妈学了几天，才能笨手笨脚地把饼子贴成个，但是样子很难看。当母亲终于可以贴出像样的大饼子的时候，母亲笑了，父亲却哭了。
母亲无法适应的事情太多了，烧土炕，渍酸菜，做棉袄棉裤，以及生产队里那些母亲从未接触过的田间劳作，母亲用并不强健的双肩担起了她本来担不动的担子。但也正是这种承担，让父亲可以守着自己的信仰，坚强地活下去。
我的降生，对这个家庭无关悲喜，只因为奶奶觉得在农村，我哥哥一个男孩子太少了，需要给他生一个弟弟，才好在农村站稳脚跟，可惜我并没有遂奶奶的意愿是个男孩儿，但是这也并没有给父母增加多少失望，那时候苦难太多，大家已经顾不上考虑那么长远的问题了。我在妈妈和姐姐的精心照顾下，一天天长大，用一双儿童的眼睛看着大人的苦难，却茫然无知。
哥哥姐姐们都在读书，可是学校里已经不怎么上课了，学生们或者下地劳动，或者批这个斗那个，或者干脆就到处游荡。可是哥哥姐姐被父亲严厉告知，不许参加那些活动（其实我想，就算不告知，他们应该也没有机会参加），有老师讲课就好好听课，没有老师讲课就自己自学，晚上回来要检查的。父亲还把从部队带回来的日文书作为教材，每天给他们补习日文，很少间断。
在我的记忆里，那时候父亲只有对母亲才会和颜悦色。对我们这些孩子，总是严肃有加。我还依稀记得，我的两个姐姐在昏暗的小仓房里，点着煤油灯，一面在马粪纸上写下一道道习题，一面羡慕着同龄孩子的意气风发，一面抱怨着父亲的地主成分和不近人情。
我不知道父亲是凭着一股什么样的信念支撑，才可以一直这样坚持下来，也许那时候父亲就已经坚信，知识一定可以改变命运。
终于，一声春雷响起，惊醒了沉睡的祖国，惊醒了沉睡的人民，也惊醒了这个沉睡的小村庄。“恢复高考”，这简单的四个字曾经在父亲的心底激起过怎样的狂澜，我已经不需设想了。我只是知道，父亲出去买来了几包蜡烛，一刀白纸，然后四处去给两个姐姐找复习资料。
工农兵大学生，我的姐姐是根本没有机会的。大姐已经高中毕业两年，扎根农村几乎已经成了不可改变的事实，二姐也即将面临同样的命运，恢复高考让她们看到了天边升起的一缕曙光。也直到这时，她们才由衷地感谢父亲这么多年的坚持，这种坚持带给她们的，也许远不止脱离农门这么简单。
等待发榜的日子是漫长的，再加上我那些单纯善良的乡亲的揶揄，使高考变得那么不真实。大姐开始暴躁易怒，二姐整天沉着脸，只有父亲很淡定。走到这一步，该做的都做过了，结果就已经不是特别重要。当了这么多年的狗崽子，已经学会了坦然面对一切。
然而，在1978年春节的那一天，二姐的录取通知书终于姗姗来迟，是一个师范院校。我到现在也不太理解，父亲拿到通知书的那一刻，最先做的一件事，竟然是去撕那幅画。也许在父亲的心里，早已经对那幅画深恶痛绝了，只是没有契机对它下手。而这张录取通知书，成了最理想的契机。因为我们真的都再也不用当社员了。
随后，大姐的录取通知书也到了。这不仅在我们的小村庄，在整个县城都成了新闻。两个地主家的孩子，在恢复高考的第一年，双双迈进了大学的门槛。
这是1978年的早春，是父亲的早春，也是祖国的早春。小平同志复出，开始拨乱反正。两个姐姐上大学以后，父亲很快平反，恢复了工作，恢复了党籍，接着补发工资、返城，结束了10的牛棚生涯，和祖国一起走进了一个繁花似锦的春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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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达卡
发表于 2012-3-8 16: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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