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光里的旧瓷片——靠近我爷

七色槿

                                                靠近我爷

      回忆往事，就像吃一盘拔丝红薯，筷子头去夹一块红薯，牵出来的，却是蜜色的千丝万缕。

我妈生我以后得过一场重病，医生说可能不会再生育了，所以家里的两个丫头，在我爷眼里都是宝贝一般。我小，又总像个尾巴一样粘着他，他疼我就更多一些。

      很小的时候，我爷把大蒲扇上垫上一块尿布，把我放上面，托着我到处走；大一点了，他敞开衣襟，把我脸朝前揽在他胸前，两个衣襟一包，裹着我走。

      过年了，他给我姐买花，给我买炮。

      从数白嘴背唐诗开始，他变着法子教我认字，到六岁的时候我已经认下不少字，能磕磕巴巴念出报纸上的标题，这让我在小伙伴们跟前很有面子，觉得自己是半个文化人了，我那时骄傲得像个小公鸡一样。

      我爸一直在外县上班，平日里在一起的时候少，我跟他一直陌生，我的淘气也总是不入他的眼。记得有一次吃晚饭，我一边嚼着，一边把碗里的饭堆到一边用调羹拍实，然后在底下掏洞，调羹掏着不得力，我就把手伸进碗里去掏，正边吃边玩，冷丁的，头上挨了我爸一筷子，咧嘴刚想哭，又挨了一筷子。每当这样的时候，解救我的都是我爷，我爷会一脸的不愿意，嗔怪道：“嗨！呛着她！”有我爷护着，我就会觉得我没有错，是我爸错了，心里又积攒下一点对他的不满。

      这种不满，直到许多年以后，把重病的、瘦的皮包骨的我爸抱起来换床单的时候，才消失得无影无踪。那时我满心都是怜惜、悲伤、和无奈。

      再长大一点，我可以走着跟我爷上公园看菊花了。我爷很特别，有菊花的时候他每天一次的去看，进公园门直奔菊花台，一株一株看过去，看中了哪一株，他会贴近了看，走出几步离远了看，从左边看，再从右边看，然后还会搬一块石头坐下来，对着那株菊花默默沉思好久，像定住了一样。

      我可没有如我爷一样的兴致，早从他身边跑开，溜达着看别的花别的人，也会以外人的眼光看看我爷。年近古稀的我爷跟别人不一样，是人群里最扎眼的那一个，他细高挑的个头依然挺直，眼睛有神，面色红润，满头的银白没有谢顶，脸上飘着雪一样的的五缕长髯。我当时还不知道怎样形容我爷的神态，因为他还没有教给我“鹤发童颜”、“岁月静美”这一类的词，所以我只能觉得我爷跟别人不一样。

      不去公园的时候，他会长时间的在画案前揣摩，在小纸片上用毛笔勾出一幅幅草图。画着画着，手又颤抖起来，他放下毛笔，拿起本子和变色铅笔，想记下今天点滴的感触，“骨法用笔，气韵生动”那个动字长长的一撇，哆哆嗦嗦地中断了。

      帕金森病，就是在这一年找上他的。

      我的爷没有多少文化，他也没有任何师从，完全是凭自己对花鸟画的喜爱和感觉，他已经画了十几年。如今疾病夺下了他手中的画笔。

      我对这一切都懵懂无知，只是尾巴一样跟在他后面，偶尔在他愣神的时候爬上他后背，缠着他讲故事，他也会放下心思，搜肠刮肚地讲起来。现在的我，在经历了六十年的人生之后，在沉浸在我自己的文字中之后，才回去猜想，我爷一定是经过了惊异，愤怒，悲伤，失落，经过了多少个无眠以后，才接受这个事实的。接受了，他表现得平静，当同院的李叔拿着报纸对他说：“杨大爷，你画的菊花又上报了！”我爷接过报纸看一眼，无所谓地笑笑，表现得不喜也不悲，转眼又拿起书看上了。

      我爷八十四岁时，文革已经开始。有一天，一个穿军装挎相机的中年人来了，他叫我爷老师，还把两本他画的连环画送给他，一本是《红灯记》，一本是《林海雪原》，我这才知道他也做过人师。我爷那天高兴，说了好多话，临别还让人家给拍了好几张照片。后来我把那两本连环画烧在了我爷的灵前。

      也许在你把我托在掌中、搂在怀里的时候，也许在你无数次不经意地看看我，然后笑笑的时候，就像传递一样，把对美好艺术的向往和喜爱，传到我体内来了。我现在也老了，也憎恶打牌，也嗜书如命，我努力学着你的洒脱和淡然，我正在写着你能读懂的文字，因为所有的艺术都是相通的，所以我正一点一点的向你靠近。

昊哥

淡淡的回忆中，流淌着浓浓的亲情！

远山入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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