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归隐宋朝 于 2012-6-13 19:05 编辑
刘再复：你读了李慎之先生写给舒芜的信了吗？信中说，最近他对鲁迅与胡适的评价有个很大的转变。他说：“我六十年来一直爱戴崇敬鲁迅。对胡适的感情是完全无法与之相比的。在我心目中，胡适当然‘也是个人物’，但他软弱，易妥协，同鲁迅比起来，‘不像一个战士’，而且显得‘浅薄’……这些‘胡不如鲁’的印象本来也一直存在心里。……经过一番思索，我的思想居然倒转了过来，认为就对启蒙精神的理解而言，鲁迅未必如胡适。”经过整整半世纪对胡适的批判和对鲁迅的推崇，最後李慎之作了这样的判断，可见中国有一些知识者的思想真的独立了，不再被时代的风气和权力的意志所左右，尽管我想和李慎之先生作些商榷。
李泽厚：这封信我读过了。没想到李慎之文笔那么好，年纪快八十还能写出这样的文章，比许多年轻一辈、两辈的学人都写得好，没有八股味，想得清楚，写出来就清楚。鲁迅与胡适，显然是两种不同的个性。他们也是从不同角度对中国现代文化作出贡献的，其贡献的方面并不相同。我仍然坚持自己原来的看法，觉得鲁迅最了不起。鲁迅是伟大的文学家，他以文学方式包括小说、散文和杂文，向各种陈旧传统作韧性的启蒙战斗，但同时又超越了启蒙。他有着对人生意义的寻求。鲁迅是“提倡启蒙，超越启蒙”，这使他的启蒙比胡适(包括陈独秀)具有更深沉的力量、激情和智慧。
刘再复：因为要纪念鲁迅诞辰一百二十周年，《香港作家》主编梅子先生约我写篇文章。我首先用两个概念表述了基本看法，一个是“奇迹”，一个是“悲剧”。说是奇迹，是指作为一个伟大文学家，鲁迅在白话文的草创阶段，也就是在刚刚进行另一种语言方式的写作实验时，他的小说就写得那么精采，语言那么成熟，文体那么独特，真是奇了。单凭他的两部小说集（《呐喊》与《徬徨》）和一部散文集（《野草》）就足以卓绝千古。还有另一点也很奇，他的思想那么深刻，对中国历史、中国社会以及中国人的认识那么深刻。鲁迅代表着新的文学时代的深度，这一点，其他现代作家（包括胡适）望尘莫及。
我想要特别说明的是，鲁迅对中华民族的集体无意识即“国民性”的发现，认识与解剖，更是无人可比。胡适、陈独秀这些启蒙家，当时都看到中国制度上的问题，但鲁迅更深地看到，除了制度，还有一个文化问题，国民性，如果文化心理基础不变易，甚么先进的事物进来都没用。中国人的圆滑不是一般的圆滑，而是非常成熟的圆滑；中国人的自私不是一般的自私，而是血腥式的自私。这种民族劣根性就像“黑染缸”，甚么好名词、好制度一经它的污染，就会变形变质。民主制度恐怕也是如此。鲁迅看到这一点很了不起。国民性，民族集体无意识，这种东西无法实证，也非知识可归类的。国外一些研究中国国民性的论著，所以只能罗列“保守、固执、不守时”等性格弱点，停留在国民性表面上滑动，就在於他们使用的只是实证与逻辑的方法。而鲁迅不是这样。他对国民性的把握，是伟大文学家直觉方式的把握，是以天才的洞察力和敏感力，穿透国民性格表层现象而挺进到中国文化心理的深层结构，直逼“根柢”，直指要害；然後又天才地描摹中国病态灵魂的“灵魂意象”（阿Q等）和麻木灵魂的形式（“精神胜利法”）。但鲁迅又是个悲剧。古今中外历史上，没见过一个作家被政治利用得这么无情、这么厉害的。他生前想改造中国人，死後却完全被中国人所改造，改造成凶神恶煞似的政治玩偶，改造成历史的傀儡和打人器具。鲁迅的被神化，实际上是被非人化。先把他非人化，再利用他进行政治扫荡和裁决别人。李慎之先生似乎没有把表层启蒙（侧重於政治上“用”的层面的启蒙）和深层启蒙侧重於精神上的“体”的层面的启蒙分开。从深层启蒙的意义上说，鲁迅显然比胡适更深刻。但从政治理念层面看胡适的一些见解，也很了不起。
李泽厚：从启蒙的角度上说，胡适比鲁迅更注重政治上的启蒙。如李慎之所说，他主要是：感受和认识美国的民主制度、法治观念等，而且坚信不移。他反对过国民党，晚年仍支持雷震。他自觉地在政治舞台上活动过。鲁迅则完全是个作家。以前神化鲁迅，给他戴了许多“家”的帽子，其中最重要的三顶是“革命家”、“思想家”、“文学家”。八十年代，我们去掉他第一顶帽子，现在似乎应该去掉第二顶，而只保留第三顶：鲁迅是文学家，是具有巨大思想深度的伟大文学家。这才还其本来面目。文学诉诸情感，所以才有“人谁不爱鲁”？产鲁迅的启蒙诉诸人的情感方面。胡适说：“世界上最强有力的人就是那个最孤独的个人。”但是，胡并不能充分理解这句话。倒是鲁迅身体力行地挖掘了孤独的内涵。鲁迅的孤独感与悲怆感具有超时代的形而上的对人生意义的寻求，同时又有他深刻感受到的时代内涵，所以极有深度，非胡适所能比拟。
刘再复：鲁迅也是思想家。现代作家中的杰出者如郭沫若，沈从文、巴金、老舍、曹禺，张爱玲、钱锺书等都不是思想家。有深邃思想，是鲁迅一大特点。但鲁迅的本体本色，的确是伟大作家。从作家的特点去读鲁迅，才能真正把握鲁迅，才能发现和理解他的片面形态与偏激形态的价值，即他的情感价值。你一再强调应该注意鲁迅“提倡启蒙又超越启蒙”，这的确是个关键。正是超越了启蒙，鲁迅才进入其他启蒙家（包括胡适）无法进入的极为深邃的精神层面。当启蒙者们进入时髦的“自由主义”、“科学主义”、“理性主义”、“集体主义”等概念游戏中时，鲁迅却单独地踏进了另一个精神维度，这就是叩问人的存在意义的维度。这一点很不简单。
我在《论中国现代文学的整体维度及其局限》一文中，指出从审美内涵的角度上说，中国二十世纪上半叶的文学，大体上只有“国家、社会、历史”这一维度，而缺乏“叩问存在意义”、“叩问超验世界”、“叩问自然”等三个维度，而鲁迅却如凤毛麟角，偏偏有力地叩问了个体生命“此在”的意义，揭示孤独存在个体深刻的精神内涵与时代内涵。这些内涵与西方作家的荒诞感、厌烦感既相通又不同。鲁迅绝望，又反抗绝望；厌烦，又反抗厌烦；他走入精神深处，又不忘生命个体应负的历史责任。他是那个时代中华民族大苦闷的总象徵。然而，由於鲁迅一走上新文学路程，就与传统彻底决裂，没有给自己留下精神退路，也拒绝其他精神逃路，对现实的黑暗和国民性致命弱点又看得格外分明，因此，他的孤独感深到几乎带有病态。他反对“费厄泼赖”，主张复仇与“党同伐异”，临终时还宣布“一个也不宽恕”。这一切在当时的历史语境下可以理解，作为一个作家的文学形态也可理解（文学的策略总是把自己的情感方式推向极致），然而，一旦诉诸社会，就显得不够“宽容”，过於激愤。鲁迅的复仇情结，是一种非理性情绪。它一进入社会，甚至被上升为普遍理性原则，就会产生很大的负面影响。相比之下，胡适显得宽容。这一点李慎之所说是对的。
李泽厚：“不宽容”倒是鲁迅的一大贡献，这恰恰又只是文学——情感上的！它能激励人们，而并不是也不能特别是不能作为一种政治——理性观念来对待。胡适为人做事都比较宽容，这倒与他的政治理念相吻合，而这恰恰不是文学的。但中国缺乏的倒是这种自由主义的宽容气慨和作风。政治立场可以有不同选择，但宽容态度有其独立的价值。鲁迅的确说了许多激愤的话，如你所说，我们不应当把作家情感愤激之辞当作理性的普遍原则，这会带来许多问题。毛泽东读鲁迅，恐怕就有这方面的误读误用。李慎之说“误导”，其实更多的恐怕是“误读误用”，把文艺作品激发的情感态度当作是理性的正确认识。例如“痛打落水狗”的口号，在文化大革命中就变成政治理念的原则，就产生了种种置人於绝境的暴力。
刘再复：胡适的思想虽不如鲁迅深刻，但他一向主张改良，主张一个一个研究问题，整个思路是建设性的。他从尝试用白话写诗到考证几部古典长篇到文学史、哲学史、禅宗研究，都是建设性的开风气之先。他的缺点是建设力度，深度不够。他倡导语言改革，功劳很大，但语言思考的精神深度与西方的索绪尔（Saussure）、维德根斯坦（Wittgenstein）等人相比就显得单薄。他在中国开了自由主义先河，但也只是表面功夫。因为建设底蕴不足，所以没有创造出自由主义的现代典籍，结果其他思潮一来，便溃不成形。这也可说是一种文化教训。鲁迅虽有深度，在实际上也埋头建设，但因为对中国传统与现实坏的方面看得太透，便产生一种“无破坏即无新建设”的思路，革命性很强。毛泽东後来强调“不破不立”，而且说明自己的心与鲁迅相通，大约正是在“破字当头”这一点上最为相通。今天回顾这段历史，包括反省二十世纪整个中国历史，应当承认，我们过去是破坏太多，建设太少。鲁迅的先破後立的思路是值得质疑的。
李泽厚：二十世纪中国的确是破坏性思路、也就是“造反有理”的革命思路占了上风：情绪有余，理性不足；破坏有余，建设不足。二十一世纪应该有个大转变，应当把思索与行为的重心转到建设上来。胡适许多贡献是建设性的，例如他提倡白话文，写新诗《尝试集》，写《中国哲学史》等等。五十年代大规模批胡适，但批不倒他的《红楼梦考证》等考证成果。鲁迅後期的政治情绪非常鲜明，但并没有完全政治化。他埋头翻译《死魂灵》，出版各种木刻等等。他不是当今那种要否定一切只张扬自己的空头批判家。
刘再复：鲁迅已经诞生一百二十周年，逝世六十五年了。有了时间距离，我们的思考就比较冷静，心态也会比较正常。那种捍卫鲁迅的脆弱心态与“解构鲁迅”的痞子心态以及市场炒作心态，离我们很远。今天我们把鲁迅和胡适作一比较，也是学术的平常事。经历了风风雨雨，他们两人对中国现代文化的卓越贡献，已经没有甚么疑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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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达卡
发表于 2012-6-13 18: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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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2-6-14 12:5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