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淡淡一片云 于 2010-1-11 15:53 编辑
第二章 我的青春与父母
1、曾经的十口之家
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那时我的家庭人口迎来了鼎盛时期,成员有父母、大哥大嫂、二哥、姐、三个侄儿、加上我,俨然就是十口之家。
家庭的全部收入主要靠挣工分,工分对于现在人,已经是个很陌生的概念了。基本情况是这样的:那时生产小队是一个最基层的生产单位,所有家庭能够参加集体劳动的都叫做“劳力”。由于各自的家庭人口不一样,能参加劳动的劳力人数也不一样,那时的办法就是给各自的家庭计“工分”,一年累计下来,按各个家庭的工分总值分配集体劳动所得。由于不同的劳力,体力和生产技能是有差别的,所以,必须由群众会议评选出每个“劳力”的工分等级——所谓工分等级,举个例子:不论好歹劳力,一天满勤的,工时都记10时,但如果你的工分等级是7,能够记到工分薄上的就是7分。如果是9,就能计9分了。那时俺家里的主劳力只有三个:男劳力是父亲和二哥,他们当时评的工分等级好像有9分多,女劳力是大嫂,她的工分等级只有6-7分的样子。有着高中文化的大哥那时被提到生产大队里当个民兵连长什么的,没搞清楚他记不记工分,反正连家里自留地的活都没指上过他。姐姐还在上学,剩下的都是小孩。全家人一年到头忙下来,有多少收入进账呢?看看这样一笔账:就算俺一家三个劳力全年都是满勤,工分总值不会超过九千分,那时决算下来,每个劳动日价值(每10分价值)只有三四毛钱,则我家一年的总收入最多就是三四百元,往往扣除掉平时的预支,能剩余个百多元就是万幸了,更多的年份,俺家都是 “超支户”。
2、倔爷
有一种力量,是专门用来与阴暗不公抗争的。而这种力量,常常被脾气暴躁的爷用来与村子里的“强人们”交锋:记忆最深刻的一次,大概已经是我上学以后的事情了。那一次,生产大队的支书,名字好像叫做温X洲(音),在处理自留地纠纷的问题上,他偏袒我们村子里的小队长,爷盛怒之下,竟然将自家自留地的十几颗棕树给砍了。为此,俺那幼小的心灵,一度对父亲腹诽了很久:爷傻呀,那些棕树又没有罪!看着一地的棕树们白森森的伤口,俺在痛恨那个支书的同时也明白了什么叫做官官相护、什么叫做哪里有不平,哪里就有抗争的力量。之后或许是因为这些事情的牵连,到过年的时候,又是大队的一个什么官,名字想不起来了,卡着我们家的屠宰税不办。爷去向那些官僚通融,几次未果。终于再次震怒了俺爷,他拉来自家的猪,一刀下去,猪顷刻毙命。要知道,当时没有屠宰税杀猪,可是违法的大事呀。这些三三两两的事情,构成了爷的“顽固罪行”,时刻担心遭到“清算”的一家人整天提心吊胆的,但犟着脖子的爷却对我们吼道:“怕什么!他们还能吃了我不成!”这岂不是:
生息几千年,遍问苍天,人间何处无龌龊?
公偏两个字,相逢狭路,百姓何曾好欺瞒!
3、母亲幽怨绵长的哭声
在我儿时的记忆里,母亲的形象反而一片模糊。如今,能够时常浮现在我的脑海和梦境里的,最清晰的是这样一幅画面:她被爷欺侮,坐在青石板上,幽怨绵长的哭声撕裂着过谷的山风。弱小小的我那样的无措,甚至于不懂用自己的小手去帮她擦擦泪,只于心里莫名的疼,然后一头扎在伊的怀里。对于母亲,爷无疑是个暴君。我一直矛盾,是不是不该这么说爷?时至今日,无数遍冷静的研读着自己有着大山一般厚重、霜风一般沧凉的父亲,不知道为什么,暴君一词仍然脱口而出。我清楚自己要一个原始的有血有肉的父亲。于是,母亲就只能如此留在我的记忆里:
忍兹雪雨,负彼风霜,几疑母性皆柔水;
释尔滂沱,浇它屈辱,一洒嚎啕做抗争。
懦弱与逆来顺受好像代表了母亲的全部,以至于让我常常回忆不出正在用自身的乳血哺育着我的娘亲,她究竟还有没有一种能量让我感知到她也是奉献爱的人母?至少在俺认识更多的文字、迈出封闭的山乡之前,还以为天底下的母亲都是一样的弱者!然而弱女子的泪,何其不是一种抗争?母亲的一生,一直都在用她有声或无声的泪,在稀释着内心的压抑和屈辱;控诉着生活的无情与无奈。
4、母亲的腰再也没有伸直过
写到母亲,就不能不提起她人生中最大的一次灾难。
在我的家庭接近十口之家的时候,其时母亲已经不可能出工了:一家人的浆洗三餐、猪栏里养着一头猪、还要照看我和大侄儿、喂养刚出世不久的二侄儿。然而生活的艰难,仍然使得母亲觉得自己在家里是个“吃冤枉的”。出事的那年,不知道谁得罪了老天,记得下雨很多。为了抢晴天,生产队让男劳力包工分割麦(就是一亩地麦子收回来直接记多少工分),这天午饭时,天突然由晴转阴,好像一场暴雨指不定什么时候就“哗啦”下来的样子。母亲跟爷说,让大嫂跟着他们去抢收地里的麦子,由她自己顶替大嫂半天,去晒麦场打场。已经记不清楚爷当时的态度了,丢下碗筷,大嫂和男人们一起匆匆走了 ,母亲找出“连掌”(音,一种原始的打场工具,由人双手轮番挥舞着拍打铺在场地上的麦穗来脱粒)也急促促地出了家门。
但是那天下午没雨。在太阳还没下山的时候,母亲是趴在队长老婆的背上回来的,蓬着头发、一脸焦黄的汗珠、嘴角渗出鲜红的血丝,不停的呻吟着。队长老婆把母亲放到床上,一边帮母亲盖上被子一边对惊恐的我说:你妈跌倒了。。。。打麦时往后退,从晒麦场边缘石坝上——一丈多高的地方掉下来,摔在大路上了。。。。。。我哇的一声哭开了,反而是母亲轻声的哄着我:“佬(即孩子)啊,莫怕,我没事的。过几天就会好了。。。。。。。”
父亲回来了,骂她逞能。好像哥嫂们曾提出过要给母亲治治,也许是家里真的没钱,结果不了了之,母亲在床上躺了将近四十天后,勉强可以下地走路了,可是她的腰椎受到严重的伤害,变天下雨的时候还会钻心的痛。从此,母亲的后半生只能佝偻着腰,走路时发出的喘息声十米内可闻,一直到去世,她的腰再也没有伸直过。不免一叹:
算得老天垂,顾眼未能真断脊!
即无失跌事,桑黎几又可伸腰?
5、父亲的文化与休闲
前面的回忆有点沉重,恐怕会使人压抑的,还是写点令人轻松的记忆吧。
听爷自己说,他读过两年私塾,由他的父亲和他无子的大伯两兄弟一起供的。不过我的印象中,父亲能识得不少字,我亲眼看到爷空闲时,喜欢读一本《昔时贤文》的小册子,另外还看到过一本他自己手抄的《梁祝》民间唱词,是用土纸线装的那种。
那时听爷和别人谈话,经常说些什么“三杯通大道,一醉解千愁”,什么“水太清,则无鱼;人太急,则无智”,什么“但将冷眼观螃蟹,看你横行到几时”之类的,那时的感觉爷是多么有学问啊。如果爷高兴,不等你插嘴问,他会用自己的理解告诉你是什么意思。可惜现在想来,爷的解释多半也是一知半解而已。爷兴致高的时候,是唱他的那本《梁祝》,每当那抑扬顿挫的唱腔在堂屋里响起,我都会侧着耳朵来听:“自从盘古开天地(耶)~三皇五帝到如今~。。。。。。太平天子坐朝廷。。。。。”每每这样的时候,我们看到的才是一个有点快乐、也有点颓废的中年男人,那个暴君的字眼,其时离他很远很远了。
其实,爷一直乐衷于另一桩事,就是过年的对联。再苦再穷的年,贴春联是他雷打不动的节目。起初是央人写,润笔费好像要一包香烟;后来就让大哥写,大概大哥的那副“独有英雄驱虎豹,更无豪杰怕熊罴”连着贴了几年,叫爷腻味了吧,后来就指派我来写。那时我差不多上三年级了,羞答答半天出不了手,爷就说些“写字不怕丑,只要笔笔有”啦等等之类的话,督促我开工:说是开工,其实就是照抄。那时出版的比作业本还小些的《农历》里面,在尾页会附一篇春联集锦什么的,有些对联供我选择,俺就挑些自己认识的字来写,写废了也不要紧,父亲预备的红纸总有些阔余,重新来过就是。这样的练习使我从小就对写对联(只是眷写)有了兴趣,到上中学的时候,觉得那些春联没什么意思,开始自作主张写些自己既无平仄韵律、更不懂合掌意隔的所谓对联,只不过字数相等,有点对仗的意思在内罢了。也不知道那时是否招来懂行人的嘲笑,于爷,却是大大的满足了。想想真是:
喜文墨,并无文墨,口里辞章,心中贤圣皆樵野;
说乐天,谁是乐天?餐风饮露,振颓飞歌见大家。
6、割舍不断的依恋
上世纪八十年代前,我从没有离开过家,离开过父母。可是进入八十年代后,已经长成小小少年的我,再也无法继续躲在父母的羽翼下继续生活了,因为我要上中学了。
中学位于海拔800米以上的一个林场,由家里到达学校,需要翻过几座大山,跋涉七八公里的路程。这样的距离再也不能在家住宿,必须到学校寄读了。每个星期到周末放假了,才能回一次家。那时在学校的伙食,是需要自备的——自带粮食、菜蔬和饭盒,由学校统一安排蒸熟。回家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取回下一周在学校的粮食补给;然而,对于从未离开父母单独在外留宿的我来说,恐怕就要另说了。那时,走山路对于山里长大的孩子来说,已经是驾轻就熟的事儿了,倒是我打小就胆儿小,加上那时大人们不时在哪里见到“红毛狗”(即狼)、见到老虎的传闻,让我的往返行程经常变得提心吊胆的。幸喜除了偶尔在路上遭遇到懒蛇会让我当场六神无主外(结果往往是有惊无险的),并没有什么恐怖的事情发生过。可是我还是一心惦记着回家的日子:记得第一次爷把我和行李送到学校,已经是周四了,周六就可以回家,这就意味着需要在学校住宿两夜。可是第一夜就何其漫长啊,我的新同学们都是别个大队来的,相互之间不熟,加上胆小和孤僻,我没有和任何人搭上话,脑海里充斥着在家的种种温馨,父母家人对自己的疼爱和照顾;而自己眼下的境况是如此的孤独无助,想到自己被“遗弃”这个字眼,眼泪一下子哗啦啦涌了出来。那一夜自己都不知道是怎么熬过来的,在以后漫长的六年求学岁月里,我依然把这一夜视作是自己饱受蹂躏的一个纪念日,命名为自己的“黑色星期四”。事实上,有着和我一般境遇与感受的同学们,有几个不惦记着回家的日子?那时学校流行着这么一句顺口溜“过了星期三,日子转了弯”,在这个群体之间,大家一致的幸福指数也在掰着指头的计算中,随着周六的到来越来越强烈了。
自己如此的“没出息”,在读初二的那年学校放暑假得到了绝好的印证。当时好像是学校的放假通知下发的晚了,使得很多同学作出回家的决定时,已经是下午五点之后了。起先是和本大队的几个同学一起随行的,尽管黄昏的夜幕已经悄然张开,倒也不觉得什么,可是他们陆续到地头了,而去我的村庄还有一道山梁等着翻越。其时只剩下我一个人了,月亮已经爬起来多时,那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最具冒险经历的路程:走在洒满月光的蜿蜒小道上,山林深处不时传来窸窸窣窣的声音,使得我不得不强自镇定下来,辨别出那不过是小动物们的爬行或是山风的呜咽后,才敢继续前行。脑海中不时幻想着下一刻或许就会发生点什么,全身的毛发倏然竖起好像立马就要炸开来。好容易拐过山梁,赫然见到山脚下的村庄在月光的辉映下,是那样的亲近与安详,被隐约升起的薄烟笼罩在错落有致的山谷岸边。于是我开始一路小跑着下山,雀跃着、蹦跳着,全然忘了刚才的一切紧张和恐惧,一直到冲进家门。父母在满脸的诧异之中,听着有些夸张的讲述,自己归家的那种迫切、对家的那种依恋,或许真的感染了他们,因为我的这一冒险行动,事实上没有受到父母太多的责怪。现在回想起来,连自己都惊愕于当时趁夜归家的勇气,究竟是从什么地方获得的。
7、爷的钱包
在我很小的时候,就知道爷有一个蓝皮碎花的钱包,但它轻易是不会示人的,往往只有在过年的时候,我才可以看到它从爷的口袋里窜出来,惬意的摊开在爷的掌心,在它的小肚皮里,躺着几张或是一毛或是两毛的崭新票子,一个个充满诱惑的盯着你。噢!这才清醒爷要发“压岁钱”了。
等到上中学的时候,钱包“露脸”的次数多起来,从起先的每月一次发展到后来每星期一次,而且里面票子的面值也变成一元两元——爷发的是我的零花钱了。奢求与欲望在那时快速膨胀起来,而爷的钱包就像圣诞老人的魔力口袋,成了我最向往拥有的东西。很过分的一次,是自己看上了一双转着鼻子的旅游鞋,可是自己积攒了几个月仍然只有9元,而躺在商店柜子里的那双鞋已经由13元涨到14元了。在我委屈的眼泪扑嗒嗒掉下来的时候,那里面一张五元的票子恰到好处的塞进了我的手心,于是我终于有了一双雪白的心仪已久的旅游鞋。。。。。。依然懵懂的我,从没有问过那些票子是怎么躺进父亲的钱包里的,因此只知道一味的索取、索取,在圣诞老人的魔力口袋越来越枯瘪的时候,银丝一样的白发悄然爬满了爷的额头。
8、我与爷的战争
在青春期萌动的雨季里,我竟然学会了恨爷。
打小我就爱和爷睡一张床,那一次为了争床,我死活不让我的二侄子占领那个属于我的地盘,生气的爷一怒之下把我绑在了门栓上,尽管这样我没有恨爷的意思;在自己的个头快要窜到一米六的时候,父亲又一次和母亲吵嘴,暴怒的爷举起手中正在舀水的水端(一种用竹筒子做的舀水工具),将母亲砍得头破血流。从这时起,我开始有点恨上他了,尽管那以后爷就很少再打我的母亲、他的妻子。
可是爷的形象再也不能回到从前,我不仅开始恨他,并且学会了反抗。爷怎么也不能容忍他给予最多关爱的疙瘩(最小的孩子)竟然开始和自己宣战,这样的挫折感让他对我更是频频恶语相加。在我感觉父爱已经远离的那段日子,我的怨恨彻底被激发了。那是一件事后想来根本不值一提的事情了:在我坐在火炉旁捧着一本小说如醉如痴的时候,挑衅的爷突然发难,说我不出去砍柴火,坐享其成。语言越来越不堪入耳,我回嘴 “你再也不是我爷”,从此一个屋檐下的俩父子形同陌路,我打算一辈子都不要喊他一声爷了。这样的日子持续了大概有三个月,那次我赖在姐家里很长一段日子,然后在姐的劝说下无奈回来,远远的看着爷在门口的菜园子里忙活,咳嗽声不时传来。母亲絮絮叨叨的和我说起爷的愧疚与悔恨来。透过母亲的叙述,知道爷在别人面前说我是长大了,翅膀硬了,伤心处一度哽咽落泪;母亲说爷的哮喘又加重了,常常一个人坐着发呆,默默流泪,劝我不要再恨这样一个糟老头子了。想不到一个倔强的父亲、一个骄傲的父亲、一个从没有在他的儿子面前流过泪,服过软的父亲,竟然用这样的方式来反省自己,慢慢的我的心肠酸痛起来,莫名的羞愧让我对爷后悔不已。在母亲的催促下,时隔三个月之久,我借着喊吃饭的掩饰,再次开口叫了一声“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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