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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斗六星网 六星文学 三味书屋 民国的那些文人(三)/林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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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的那些文人(三)/林健 [复制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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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2-5-5 22:50 |只看该作者 |倒序浏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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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最后由 荷衣 于 2012-5-7 20:07 编辑

熊十力
关键词:

狂傲、风度、暴烈、气节、孤冷、真挚、逸闻、

知音、治学、问道、灼见、幻灭、传承、敬誉

狂傲

少时,熊十力口出“狂言”道:“举头天外望,无我这般人。”令其父兄诧异不已。

熊十力原名熊继智,十力本是佛家术语,专指如来佛祖的十种智力,他以十力为号行于世,可见其狷狂之盛。

熊十力在自己著作上署名“黄冈熊十力造”,颇引起一些议论,因为在印度只有被尊为菩萨的人才可以用这说法,据传他也曾经自称“熊十力菩萨”。

熊十力曾言:“当今之世,讲晚周诸子,只有我熊某能讲,其余都是混扯。”

1911年,武昌起义后,熊十力任湖北都督府参谋。当年12月,熊十力与吴昆、刘子通、李四光聚会武昌雄楚楼,庆祝光复,史称“黄冈四杰”。聚会期间,李四光曾书“雄视三楚”,熊十力则书:“天上地下,唯我独尊。”

熊十力狂妄,殷海光拜访他,谈起冯友兰、胡适和金岳霖,熊十力对三人都不放在眼里,他说胡适的科学知识不如“老夫”,冯友兰不识字,金岳霖所讲是戏论。听罢此语,即使对熊十力盛气凌人已有所闻的殷海光也深感意外。

1932年,熊十力的《新唯识论》出版,这标志着蜚声中外的“新唯识论”哲学体系的诞生。但此书一出,即刻遭到佛学界人士尤其是熊十力曾就读的南京内学院师友之群起攻击。熊的老师欧阳竟无阅后痛言:“灭弃圣言,唯子真为尤”,随后令弟子刘衡如著《破新唯识论》对熊氏其书进行系统破斥,指责他“于唯识学几乎全无知晓”,并指斥其书乃“杂取中土儒道两家之义,又旁采印度外道之谈,悬揣佛法,臆当亦尔”。

熊十力见后自不甘沉默,立即应战。他对北大校方说:“我要写书,不讲课了!”于是辞职,并迅速著成《破〈破新唯识论〉》一书,对刘氏之斥逐一破解。此时距《新唯识论》出版仅5个月。他为自己辩护说,《新》著“义既远离唯识,旨亦上符般若”,认为自己非但没有离经叛道,反而是对佛学的维护和发展。欧阳竟无是熊十力的老师,但熊坚持说:“吾爱吾师,尤爱真理!”从此,他们师徒交恶,至死未解。与欧阳等人相反的是,蔡元培、马一浮等人却对此书推崇备至,评价甚高。

有一次徐复观和熊十力先生谈天,熊先生说章太炎除了文章写得好,及懂一点小学外,并无学问。徐复观还听说熊先生在杭州时看到章氏谈佛学的文章,批上“尔放狗屁”四个大字。

熊十力有一次在朋友家吃饭,朋友的孩子想吃桌上的一块肉,熊十力却立刻夹到自己碗中,说:“我身上负有传道的责任,不可不吃,你吃了何用?”于是坦然吃下。

有人拿自己的文章给熊十力看,他说:你拿书给我看干什么?你应该看我的书,就是不看我的,也应看圣贤的书,你的狗屁东西算什么作品呢?

熊十力与张难先私交甚笃。张任湖北财政厅厅长时,很多人来求熊,希望能通过熊弄一个一官半职。熊不胜其烦,一日在报上刊登启事一则,以绝他人请托之望。内容为:“无聊之友朋,以仆与难先交谊,纷诉介绍,其实折节求官,何如立志读书;须知难先未做官时,固以卖菜为生活者,其乐较做官为多也。仆本散人,雅不欲与厅长通音讯,厅长何物?以余视之,不过狗卵孵上之半根毫毛而已。”

1949年以后,熊十力脾性依旧,坚持不肯改造自己。解放后,熊十力到北京后,毛泽东接见了他,并送给他几本书。熊十力申明,他拥护共产党,爱新中国,但一辈子学的是唯心论,无法改变自己的哲学主张。此后他数次给毛泽东写信,要求建立哲学研究所,允许旧学传播。

中国哲学会请他作委员,他提出两个条件:不开会,不改造思想。他对自己的学生说:“我是不能去开会的,我是不能改造的,改造了就不是我了。”又说:“马一浮写信给我,说他自己是‘确乎其不可拔’!我回信说我也是‘确乎其不可拔’!他以为我到北京,就‘尽弃其所学’了!”

1956年,政协召开关于知识分子的会议,熊十力先生原不在邀请之列,熊的学生杨玉清在一次小组讨论会上说:“过去曾有人说:‘可惜今天称得上士的人,只有马一浮、梁漱溟、熊十力二三人而已。’梁先生今天在座,马先生也由杭州到北京来了,只有熊先生还在上海。”政协马上联系上海方面,请熊先生为特邀代表。陈毅派人去熊先生家通知,此时熊正在洗澡,他说:“我是不能坐飞机的。”于是坐当日火车前往。

在这次政协会上,熊十力被增选为第二届政协委员
,并连续当选为第三、四届政协委员。但他只是政协的“三到”委员:开幕到、闭幕到、照相到。其余时间,均不到会,而是呆在宾馆里与友朋聚谈。某次,一位大人物突然莅临,全场起立相迎,唯熊十力独自岿然不动。

熊十力怕坐飞机,说是怕把飞机给坐坏了,但坐火车又忍受不了车厢里的暖气,因此每次北上开政协会议,均把车窗打开,风呼呼的往里灌,一车厢的人均消受不了。服务员向陈毅反映,说熊十力是个怪老头,不好伺候。陈哈哈一笑,说:“咱们国家有几个熊十力?不就一个吗?想法子照顾一下嘛!让他自己住一个包厢好不好?”


风度(一)

熊十力少时,因慕鲁国大夫子桑伯子不衣冠而处之风,夏天在山野的寺庙居住时,经常赤身裸体,有时出去遇到人也不回避。有人告诉熊的长兄,但长兄并不对他进行管束。一次,熊父的一个学生痛责熊十力道:“尔此等行为,先师有知,其以为然否?”熊十力如遭棒喝,从此再不敢了。

熊十力在为学之余,喜善交学界朋友,与时贤如黄季刚、马叙伦、梁漱溟、胡适之、张东崧、张申府、钱穆、汤用彤、蒙文通、张君劢、冯友兰、金岳霖、朱光潜、贺麟等人,时相过从,切磋学问。尤其是与林宰平、梁漱溟二人曾在一段时间里交往甚密,“无有睽违三日不相晤者。每晤,宰平辄诘难横生,余亦纵横酬对,时或啸声出户外。漱溟则默然寡言,间解纷难,片言扼要。余尝衡论古今述作得失之判,确乎其严,宰平戏谓曰:老熊眼在天上。余亦戏曰:我有法限,一切如量。”

熊十力喜与友人门生在江边或山林游走,在闲暇时与自然山水融成一体。他天庭饱满,目光炯炯,银色的胡子在胸前飘动,身着一袭旧布长衫,足登两只布鞋,二三门人跟随,山麓湖畔行吟,活脱脱一仙风道骨!

哲学家牟宗三记叙他与老师熊十力的初见。那是1932年冬,熊十力“胡须飘飘,面带病容,头戴瓜皮帽,好像一位走方郎中,在寒风瑟肃中,刚解完小手走进来”。言谈中,他忽一拍桌子,大喊:“当今之世,讲晚周诸子,只有我熊某能讲,其余都是混扯。”再看熊十力,眼睛瞪起,“目光清而且锐,前额饱满,口方大,颧骨端正,笑声震屋宇,直从丹田发”。此情此景此人,牟宗三以“真人”二字冠之。

在北碚期间,旧友新知时来相看,使熊十力稍感欣慰。有一次陈铭枢请熊十力吃饭,背山临江,一派好风景。陈却背对江面,熊大不解,问陈:“你怎么不看风景?”陈说:“你就是很好的风景!”熊十力立刻重复了一遍:“我就是风景。”于是两人哈哈大笑起来。

熊十力夏天总光着上身,即使年青女弟子来访也一样。


风度(二)

一次,王元化来访,熊十力恰在沐浴,于是招呼王进门,自己赤身坐澡盆之中,与王谈话,一派魏晋风度。

熊十力的信札、著作,常写在已用过的纸背上,字迹潦草不堪。1964年4月10日,熊十力写给唐君毅胞妹唐致中的信,就写在上海市政协发给他出三届一次会议的通知上。

1922年,由梁漱溟推荐,熊十力到北大任教。熊十力喜欢在自己家里给学生上课,并曾在哲学系办公室门口贴了一封信,写道:“师生蚁聚一堂,究竟有何受益?”他改而采取古代师生朝夕相处的书院式方法教学,许多学生上门问学比去上课还多,被人称为不上课的名教授,弟子亦满天下。

熊十力冬天室内不生炉火。北京的冬天差不多有四个多月,听课的学生全副冬装,坐着听讲。熊先生开的课是两个学分,也就是两节课。但熊先生讲起来如长江大河,一泻千里,每次讲课不下三、四小时,而且中间不休息。他站在屋子中间,从不坐着讲,喜欢在听讲者面前指指划划,每讲到精彩处,他常意兴陡发,情不自禁地随手在听者头上或肩上重重一拍,然后哈哈大笑,声振堂宇。因为拍得太重,久之,学生听熊先生讲课,都不敢坐第一排。有人躲到最后一排,他就从最后一排拍起。

熊十力拍听众的习惯由来已久,郑昕曾说他在天津南开中学求学时,听熊十力先生讲课,他怕熊先生的棒喝,每次早一点到场,找一个离老师远一点的位子坐下。

熊十力在论学时,谈到高兴处,往往情不自禁,随手在听讲者的头上或肩上拍一巴掌,然后哈哈大笑,声震堂宇。有一次他与张东荪论学,谈得兴起,一巴掌拍在张的肩上,张东荪不得不眨眨眼,逡巡后退,以避其锋芒。


暴烈(一)

熊十力患有神经衰弱,后来虽然病情有好转,但一到天气闷热,思虑过多,脑中便如针刺一般。这时,他的心绪就乱了,容易骂人。

殷海光问金岳霖对熊十力的看法,金岳霖说:“据我所知,熊十力是中国研究佛学最深刻的一个人。”殷说:“先生好打人。我亲眼看见他在梁漱溟背后打三拳,还骂他是一个笨蛋。”对此,金岳霖说:“呃!人总是有情绪的动物。是人,就难免打人骂人的。”原来,梁漱溟因为学问方面的事,与熊十力发生了争论,争完之后,熊十力乘梁漱溟转身之际,跟上去就打了梁三拳,口头还骂他是个“笨蛋”。梁漱溟了解熊十力的个性,没有理会就走开了。

熊十力经常和其他学者争吵,他跟马一浮吵,跟蒙文通吵,跟梁漱溟也吵。废名(冯文炳,文学家)很佩服熊十力,常跟熊谈儒道异同等事,等到他着手读佛书以后,确经常与熊的意见不和。两人一当相遇,必是口舌相加,每当争论起学术问题来,经常是各不相让,始则面红耳赤。一次,二人又争吵不休,废名说,我代表佛,你反对我就是反对佛。熊十力说,我就是佛,你才是反对佛!争来争去,到最后没有了声音,原来双方扭成一团、拳脚相加,最后是不欢而散。然过一二日再聚时,则又谈笑风生,和好如初。

周作人在《怀废名》中记录过此事:“有余君与熊翁(指熊十力)同住在二道桥,曾告诉我说,一日废名与熊翁论僧肇,大声争论,忽而静止,则二人已扭打在一处,旋见废名气哄哄的走出,但至次日,乃见废名又来,与熊翁在讨论别的问题矣。”

关于熊十力与废名的打斗,演绎出了几个版本:一说来自汤一介的《真人废名》:“他们的每次辩论都是声音越辩越高,前院的人员都可以听到,有时候甚至动手动脚。这日两人均穿单衣裤,又大辩起来,声音也是越来越大,可忽然万籁俱静,一点声音都没有了,前院人感到奇怪,忙去后院看。一看,原来熊冯二人互相卡住对方的脖子,都发不出声音了。”还有说两人在桌子底下扭打在一起的,也有说打架时熊十力正“坐在马桶上”的。还有人说,熊十力打不过废名,被打出门外,“边逃边骂”。

李耀先去拜见老师熊十力,在熊家用餐。李一口气吃了九个汤圆,碗里还剩一个,他怕不礼貌,勉为其难又吃了半个,实在吃不下去了。正在为难之际,只听熊十力在桌上猛击一掌,怒喝道:“你连这点东西都消化不了,还谈得上做学问,图事功?”犹如当头棒喝,李顿时汗流浃背、豁然开朗,肚量为之一宽,最后半个汤圆很容易就吃下去了。


暴烈(二)

有一次熊十力在某人家里见到钱穆著《先秦诸子系年》,看得心头火起,不禁在书上打叉子,还不解气,干脆扔在地上边踏边骂。

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北大的学生很是张狂,学校聘教师,学生要参与并提意见,如果学生不答应的话,就要重新考虑,因此没有教授敢在课堂上训学生。学生上课不来,随便挑教授的刺,是家常便饭。可是熊十力不吃这一套,张口便训,急了甚至还动手打。说来也怪,狂妄的北大学生还真就不敢将熊轰出去。

有一次陈铭枢去杭州看望熊十力,当时“一二??八”日军侵略事件即将爆发,风雨如晦。两人一见,熊劈面就打陈铭枢,骂陈不在上海准备抵抗,居然跑到杭州游山玩水来了。

据李渊庭回忆,1945年,他到老师的房间,“看见他正在写的书稿中引王船山的话,不符合人家原意,有点生拉硬套,我告诉他再看看人家讲这句话的上下文,并把我的理解讲出来,他就火了!”熊十力大骂渊庭为“王八蛋”。李渊庭无奈,离开了老师的书房回到自己家中,结果熊十力又追进来。李渊庭进门走了几步站住,一转身正面对着熊十力,熊十力接着骂他:“王八蛋!难道是我错了?”李渊庭说:“我只是请先生再仔细看看您引的那段话的上下文,您就会明白的,您讲的不符合原意!”李的话音未落,熊十力举拳打向李渊庭的左肩,李不躲避,说:“您打我我也是这么说。”

熊十力气愤地走了,李渊庭的3个孩子被吓得哇哇大哭。但是第二天一大早,熊十力又来到李家,笑着对自己的弟子说:“渊庭,你对了,我错了!我晚上拿出书来仔细看了上下文,是你说的那意思。哈哈,冤枉你了!”他摸着三个孩子的头说:“熊爷爷吓着你们了!”说完,就转身笑着离开了。

熊十力和陈铭枢是在南京学佛时结识的好友。后陈铭枢任广东省政府主席,其时熊正贫病交困。陈请熊去广州,熊不去;陈送钱,熊不收。陈实在要送,熊说,我每月生活费大洋30元,陈按月寄30元表示支助,熊受之。有一次陈的会计忘了寄钱,熊立刻写了封信,上面写了100来个“王八蛋”。陈看了信,马上补寄钱过去。

熊十力跟另一大儒冯友兰也有过节。某次,冯氏携其《中国哲学史》来访,两人多有争论,冯欲合璧中西,而熊以西哲为肤浅,如唯心唯物之论实无精彩。话不投机,难免脸红脖子粗。

熊十力从来不管是谁,将军也好,高官也罢,想教训就教训,一点面子不留。徐复观当年官拜少将,身在蒋介石的侍从室,红得发紫。1943年,徐复观初次拜见熊十力,请教应读何书。熊教他读王夫之的《读通鉴论》。徐说那书早年已经读过了。熊十力不高兴地说,你并没有读懂,应该再读。不久后,徐再见熊十力,说已经读完。熊问有什么心得?徐便接二连三地说出许多不太满意处。熊十力未听完便斥骂道:“你这个东西,怎么会读得进书!任何书的内容,都是有好的地方,也有坏的地方。你为什么不先看出它的好的地方,却专门去挑坏的?这样读书,就是读了百部千部,你会受到书的什么益处?读书是要先看出它的好处,再批评它的坏处,这才像吃东西一样,经过消化而摄取了营养。比如《读通鉴论》,某一段该是多么有意义;又如某一段,理解是如何深刻;你记得吗?你懂得吗?你这样读书,真太没有出息!”徐复观后来回忆时所说,这对他是起死回生的一骂。

牟宗三曾跟自己的弟子讲起老师熊十力的事情,说:“侍师亦不简单,既要有诚意,又不能太矜持。当年我服侍熊先生……那时没有一个人能服侍他,只有我……他脾气那么大,许多学生都怕他,唐(君毅)先生也不敢亲近他……其实,我并不聪明伶俐,也不会讨巧……”


气节(一)

熊十力痛感清王朝政治腐朽,民族危机深重,常以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一语置诸座右而自警。在博览群书的过程中,他深迷于“格致启蒙”之类著作,而视六经诸子为士直。且深受明清之际王船山、黄梨洲、顾亭林等大哲之著作以及清末严几道、梁启超、谭嗣同等维新志士之论著的影响,而“慨然有革命之志”,决心为反清而奔走呼号。

熊十力因领导黄冈军学界讲习社为总兵张彪所通缉,并悬赏五百金购熊氏头颅。幸得营务处蓝天蔚暗通消息,熊十力先藏于何自新家中的天花板上,后逃回老家。据贺觉非先生,张彪不肯罢手,请张之洞下令通缉,并附呈熊十力以前在陆军特别学堂所作骂他的短文。张之洞阅后对张彪说:“小孩子胡闹,何必多事?”张彪最后只能将黄冈军学界讲习社查封。熊十力回到老家后,当时熊氏兄弟六人,吃了上顿没下顿,到冬天,衣不足以蔽体。他们听到南浔铁路开工,于是一起到德安垦荒。

1917至1918年间,熊十力曾参与孙中山先生领导的护法运动。他目睹鼎革以还,世风日下,“党人竞权争利,革命终无善果”,军阀官僚贪鄙、淫侈、残忍、猜妒、诈骗、卑屈、苟且、伪善,党祸至烈,士习偷靡,民生凋敝,人道灭绝,痛惜“党人绝无在身心上做工夫者”,慨叹“由这样一群无心肝的人革命,到底革到什么地方去呢?”熊氏“以为祸乱起于众昏无知,欲专力于学术,导人群以正见”,深感“革政不如革心”,遂慨然弃政向学,研读儒佛,以探讨人生的本质、增进国民的道德为己任。他曾自谓:“决志学术一途,时年已三十五矣,此为余一生之大转变,直是再生时期。”

蒋介石取得国民党军政大权后,熊先生人到中年,时移世易,他作为革命的参与者,内心的痛苦和绝望是一般党员难以理解的:他大骂蒋介石,并把有蒋介石字样的报纸撕下来,塞到裤裆里。

熊十力好骂蒋介石,徐复观做蒋介石待从室官员,给他一百万元支票,被他大吼大叫地骂走;一次,郭沫若看望他时,给他带一只老母鸡,一起痛骂蒋介石,让他快活异常。

学生们听熊十力讲课,深感到他是教书又教人,讲“新唯识论”、“佛家名相通释”,往往大骂蒋介石东北失陷,不抵抗,卖国投降。

1936年10月,蒋介石过50岁生日,由邵力子出面请熊十力到总统府参加祝寿。到了宴会开始时,熊十力旁若无人,毫不谦让地坐了正席。他狂饮饱食一阵后,故作疯言醉语。酒酣之际,众高官显贵轮流书词吟诗,为蒋介石唱赞歌。轮到熊十力,他哈哈大笑了一阵后,挥起笔来边写边吟了一首倒《宝塔诗》:

脖上长着瘪葫芦

不花钱买篾梳

虮虱难下口

一生无忧

秃秃秃

净肉



熊十力写完这首怪诗后,哈哈大笑,接着提起裤腰带连走带跑,装着急待解手的样子。众人看看诗又看看他的那个滑稽样,会心地笑了。蒋介石也无可奈何,只好哭笑不得地望着熊十力走出大门,坐进小包车不辞而别了。


气节(二)

自从“九一八”以后,北平,昔日故都就成了边城,日本侵略势力逐年向华北延伸。熊十力平时深居斗室,不参与政治运动,但他对学生们的罢课、游行是支持的。同学们罢课,反对华北独立,熊十力先生的课也上不成,但熊十力同情学生,对胡适强迫学生上课表示不满。

1937年,日寇侵入华北,熊十力化装成商人,坐煤车逃离北京城。路上遇雨,衣履尽湿,仓皇狼狈之状难以言表。辗转返回黄冈后,有乡里青年问起国事,熊不禁大哭失声,大骂国民政府不抵抗,并让青年们去找共产党,拿起枪打日本。

1938年,熊十力居重庆璧山,常对学生讲授民族历史,并以节气相勉励,说:“日本人决不能忘我国家,决不能忘我民族,决不能忘我文化。”

熊十力到璧山后,开始写《中国历史讲话》。贺麟等人去壁山看望他,他兴致勃勃地谈他的《中国历史讲话》的内容梗概,大意是讲“五族同源”说。熊十力大讲汉、满、蒙、回、藏五族同源,意在为各民族团结一心、共同抗日提供理论与历史依据。

在四川八年,熊十力生活很不安定,物价飞涨,大后方民不聊生,他只好投靠老朋友、老学生,艰难度日,无法和家人一起居住。但他没有一天不讲学,没有一天不修改他的《新唯识论》语体文本。他看到国民党横行霸道,胡作非为,还是指名道姓地骂蒋介石,却从不显得灰心丧气,给人的印象是勇猛精进,自强不息。

徐复观曾将老师刚出版的《读经示要》送了一部给蒋介石,蒋遂令何应钦拨法币二百万元给熊十力。熊十力依然坚辞不受,这次的理由是,自己已趋老迈,身体很差,“此等衰象,确甚险也”,不适宜再出来开办研究所,并说“当局如为国家培元气,最好任我自安其素。”此后熊写信给弟子徐复观,大训了一通:“复观以师事我,爱敬之意如此其厚,岂愿吾早无耶。”意思是自己还想多活几年,不想再搞什么研究所。后来,南开中学时的老同事孙颖川邀请熊十力再次入川,主持附设在其黄海化学工业社的哲学研究部。而这一次,熊欣然前往了。


气节(三)

抗战胜利后,熊十力来到武汉,看到九省通衢的长江重镇满目疮痍,而国民党不顾人民死活,积极准备内战,引起他的不满。于是,他一连多日,大白天手持灯笼在武汉的商业大街上旁若无人地行走,引得路人纷纷驻足观看,好奇之人实在弄不明白,就拦住他问:“先生青天白日打着灯笼走路,这是何故?”熊十力大声回答:如今是天昏地暗,豺狼当道,不掌灯何以行路!”

熊十力一直想办民间的哲学研究所。1946年春,避居川中著书授徒多年的熊十力返回湖北老家,借住在汉口王孟荪先生家中。此时蒋介石正欲乘船还都南京,途经武汉,得知熊十力在汉口,便差人去请,想当面谈谈,看老夫子能为党国帮些什么忙。熊大师一听顿时光火:“要我去看他,他是什么东西!”不去。蒋先生想来耳闻熊氏脾气,也不生气,让陶希圣打电话给湖北省主席万耀煌,让其赠资百万给熊十力,以助其办哲学研究所。然而熊并不领情,说:“我熊某对抗战无寸功,愧不敢当。”

1949年5月16日,他听到路透社的电讯:中国人民解放军渡过长江,已占领军事重地武汉。熊十力极为兴奋,大书三个字:解放了!

1949年10月在广州解放之后第十天,他的老朋友董必武、郭沫若即联名电邀熊先生北上,共商国是,并同时关照沿途各级政府,热情接待,妥善安排。次年3月,熊十力抵京,政务院秘书长齐燕铭到车站迎接。追往思昔,想起1937年“七??七”事变后扒煤车逃离北平而路遇暴雨,浑身湿透的凄景,熊十力真是百感交集,思绪翻滚。他由此确信:中国人民真的站起来了!

在1949年11月中旬,熊十力便接到了老朋友董必武、郭沫若联名发来的电报,电邀熊先生北上,共商国是。熊十力在给董、郭的回函中说,自己非事功之材,不宜做官,“如不以官府名义相加,而听吾回北大,课本、钟点、及不上堂、冷天南行、暖时北还,一切照旧例,否则不欲北行。”

“文革”开始,熊十力不挂领袖像,只设孔子、王阳明、王船山座位,朝夕膜拜。但此时,他目光不再炯炯有神,谈吐不再潇洒自如,情绪也不再热烈激昂,而是“常独坐桌边,面前放一叠白纸,手中握支秃笔,良久呆坐”。


文林写十力先生,在章节上完全是以每两节为一个点的,比如风度呼应狂傲,真挚对应孤冷,幻灭对比灼见,希望有些网友能从全貌去把握十力先生的为人风采,多谢!


孤冷

熊十力在《十力语要》言:人谓我孤冷。吾以为人不孤冷到极度,不堪与世和谐。

熊十力好静。20世纪30年代,他所住的沙滩银闸路西一个小院子,门总是关着,为免闲人打搅,门上贴着一张大白纸,上面写着:“近来常常有人来此找某某人,某某人以前确是在此院住,现在确是不在此院住。我确是不知道某某人在何处住,请不要再敲门。”看到的人都不禁失笑。

熊十力由蔡元培介绍聘至北大哲学系,是专任讲师,每月薪水120元。熊十力为人,不会与人俯仰,只是做自己的学问,他这个讲师的名义一直继续到“七七”事变,离开北京为止。他从不参加系里的开学、毕业、迎新送旧的活动。他这个讲师,在任何教授面前屹然而立。不论什么人来访问,他从不和人谈论天气,一谈起来,就是讲学问。除学生们前来请教的以外,在北平常和熊先生来往的,有汤用彤、林宰平、蒙文通、贺麟、张东荪诸先生。都是这些先生到熊先生家,熊先生从不回访。

据徐复观回忆,熊十力喜欢独处,他曾告诫徐复观,要想做学问,生活上要和妻子隔开,“你和太太、孩子这样亲密,怎能认真读点书?……吾少弱病……平生强远妇人,此全神第一着也”。熊十力说这番话的时候,与夫人就没住在一起,“师母住在相隔约300公尺的地方”。五十年代初,熊十力住在银锭桥,住在上海的夫人想到北京来住一段日子,熊十力却怎么也不肯答应。

熊十力的学生韩裕文回忆,熊先生告诉他,做学问,不能甘居下游,要做学问就要立志,当第一流的学者,没有这个志向,就不要做学问。做学问,要象战场上拼杀一样,要义无反顾,富贵利禄不能动心,妻子儿女也不能兼顾。

熊十力长期不和家人住在一起,为的是集中精力研究学问。他每天清晨4点起床读书写作,中午亦只闭目坐上片刻,书桌边贴有“说话勿超过3分钟”的字条。

抗战胜利后至解放前,熊十力住在沙滩北大孑民堂后院的两间改造过的集体宿舍里,面积约20平方米。解放后,国务院在交道口附近给他租了一处住房,北房五间,并为他购置了必要的家具。他和义女仲光来京后,即住在这里。两三个月以后,熊十力嫌这个院子嘈杂,又搬了一次家,搬到西城宝禅寺街,住在最后一进院子,是个独院。在这里未住多久,国务院又给熊先生在北海鸦儿胡同购买了一所小四合院,出门不远就是十刹海后海。

1954年,熊十力终于无法忍受北方的严寒与孤单,遂于是年底移居上海,住在儿子身边。儿子熊世菩家人口多,孩子小,这使一生清静惯了的熊十力非常不适应,只得另觅住所。当时陈毅元帅在上海做市长,熊十力为房屋之事写信向陈毅求助,陈马上回信并着人解决,信中说:“先生要求并不高,当照办,请与市府来人面商。无论从事著述或作个人修养,政府均应予照顾和协助。……至学术见解不能尽同,亦不必强求其同,此事先生不必顾虑。”

1962年秋,王元化来到淮海中路拜访著名的佛学家熊十力。早就听说熊先生性格狂放,是个狂放不羁的古怪人物。站在熊十力门前,王元化看见门上贴着一张信笺,纸已褪色,字迹尚浓。大意是说本人年老体衰,身体不好,请勿来访。在说到自己身体情况时十分具体,有面赤、气亏、虚火上延等等。王元化感慨,难怪传说熊先生性情怪僻。


真挚(一)

早年,熊十力与何自新共同参加革命,何自新曾经对熊十力说:“君弱冠能文,奋起投笔,可谓有英雄之气。然解捷搜玄、智穷应物,神解深者机智短也。学长集义,才愧经邦,学问与才猷不必合也。夫振绝学者,存乎孤往,君所堪也;领群伦者,资乎权变,君何有焉?继往开来,唯君是望;事业之途,其可已矣。”十力佛然曰:“天下第一等人,自是学问事功合辙。兄何薄吾之甚耶?”何自新默然不复言。

何自新去世后,熊十力在为其作的传中说:“民国既建,乱靡有定。自新固死于辛亥前一岁。十力孤存天壤间,茬蒋不自立。久之,从军湘鄂,浪游两粤,默察人心风会,益知来日大难。于是始悟我生来一大事,实有在政治革命之外者。痛悔已往随俗浮沉无真志,誓绝世缘,而为求己之学。每有荒懈,未尝不追思吾自新之言,以自愧自励也。”

熊十力在致友人的信中说:“力所以说话便好骂人,全是悲心行乎不容己,……然力亦只是口头便及之,却绝不于文字上批评时贤,此正不敢不自重之意,贤者察之。”正因为熊氏待人出自本心,心无城府,虽门风陡峻、口无遮拦,也颇有些青年才俊前来相随。

除了“常往晤熊先生”的牟宗三外,罗常培、郑天挺等也向熊十力执弟子礼。罗当时已是教授、系主任,却对狂傲不知收束的熊讲师毕恭毕敬。熊喜欢吃鸡,学生们来看他时,知道老师癖好,身后总夹只鸡来。熊也从不跟学生客气,有一段时间,他干脆搬去与学生住在了一起。人说梁先生多是学生住老师家,熊则多是老师住学生家,信哉斯言。

1928年,汤用彤等邀熊十力到南京中央大学作演讲。熊氏素来不喜演讲,他曾发誓说“不为名流,不为报章杂志写文字,不应讲演之约”,“素未与稠人演说,故拙于口才”。然而此次乃老友相约,拙于口才的熊氏只好做一次“稠人间的演说”。此一番讲学,却吸引住了另一位俊儒——唐君毅,唐先生正是此时得列熊氏门墙。

熊十力曾寄语弟子唐君毅说:“又告君毅,评唯物文,故不可多作。而方正学、玉洙、郑所南、船山、亭林、晚村诸先贤民族思想之意,却切要。此一精神树不起,则一切无可谈也。名士习气不破除,民族思想也培不起。名士无真心肝,无真实力量,有何同类之爱,希独立之望乎?此等话说来,必人人皆曰早知之,其实确不知。陶诗有曰:摆落悠悠谈。此语至深哉!今人摇笔弄舌,知见多极,实皆悠悠谈耳。今各上庠名流,有族类沦亡之感否?”此教导唐君毅一直留在身边,引为座右,到香港后,便放在自己办公桌玻璃板下,时时自省。


真挚(二)

1943年,徐复观听到友人对熊十力的推崇、介绍,继在上司处看到熊先生的《新唯识论》上卷,于是写了写了一封信给熊先生表示仰慕。“不几天,居然接到回信,粗纸浓墨,旁边加上红墨两色的圈点,说完收到我的信后,接着是‘予有志于学乎,学者所以学为人也’两句,开陈了一番治学做人的道理。再说到后生对于前辈应当有的礼貌,责我文字潦草,诚敬之意不足,要我特别注意。这封信所给我的启发与感动,超过了《新唯识论》。因为句句坚实凝重,在率直的语气中,含有磁性的吸引力。”

抗战末期,徐复观去看望熊十力先生,临走时,熊先生送他送得很远,一面走,一面谈自己穷困的经历,并时时淌下黄豆大的泪珠。

熊十力诫张中行语:每日于百忙中,须取古今大著读之。至少数页,毋间断。寻玩义理,须向多方体究,更须钻入深处,勿以浮泛知解为实悟也。

熊十力的老朋友邓高镜,抗日战争期间,留在北平。熊十力回到北京大学,见到他生活潦倒,熊十力就提议,和林宰平、汤用彤诸先生按月给他生活费。这种资助一直到邓老先生逝世。

1962年,因国民经济极度困难,熊十力主动提出减薪,未获准。

王元化曾回忆他1962年去拜访熊十力的情形:他的身材瘦弱,精神矍铄,双目奕奕有神,留有胡须,已全白,未蓄发,平顶头,穿的是老式裤褂。我表示了仰慕之意,他询问我在何处工作,读什么书等等。这天他的心情很好。他的态度柔和,言谈也极儒雅,声调甚至近于细弱。

当时我几乎与人断绝往来,我的处境使我变得孤独。我觉得他具有理解别人的力量,他的眼光似乎默默地含有对被侮辱被损害者的同情,这使我一见到他就从自己内心深处产生了一种亲和力。这种感觉似乎来得突兀,但我相信它。在我们往来的近三年内,我从未讲过自己的遭遇,他也从未询问过。直到他去世十多年后,我才从他的哲嗣世菩夫妇那裹得悉,十力先生对我的坎坷经历和当时的处境十分清楚,并且曾为之啼嘘。他在人心目中成为一个放达不拘的古怪人物。但他也有亲切柔和、平易近人的一面。


逸闻(一)

熊十力生于1885年,他自己也只知生年而不知准确的生日,后来弟子们要给他做寿,便姑且定为正月初四,那是为了既占一春之先而又避开三天大年的缘故。

1914年,熊先生与韩樾(即傅晓榛)老秀才之幼女韩(傅)既光在黄冈结婚。傅晓榛本宗韩姓,祖继舅家傅姓,由傅晓榛这代即开始归宗。韩家为黄冈马鞍山世代书香。据说傅晓榛的父亲傅雨卿学正曾在福建当过教育方面的官员,亦曾回乡参加《黄州府志》的纂修。傅晓榛能诗文,通医道,家境较宽裕。他比较欣赏熊十力的聪颖,且知道熊参加过革命,曾被通缉。熊十力妻既光有一姐二弟,姐姐傅子恭,为湖北省银行行长王渐磐(孟苏)妻,大弟韩濬,后为黄埔军校一期学生,二弟韩煦。1915年10月,熊十力长女幼光出生。

熊十力在著作中曾记述,民国六年,他自武昌赴荆襄,参与守军独立。事败,辗转军中,七年入粤。一日午睡,忽梦他的五弟继刚陈尸在床,他不禁抚遗体痛哭,醒而泪痕犹湿。后离军返乡,始知五弟确已去世。他认为梦是预兆休咎的,不能尽以变态心理去说明。

熊十力的弟子徐复观这样描述:“熊老师年轻时穷得要死,在某山寨教蒙馆,没有裤子换,只有一条裤子,夜晚洗了就挂在菩萨头上,晾干接着穿。在内学院时,也是长年只有一条裤子,有时没得换,就光着腿,外面套一件长衫,因此人送绰号‘空空道人’。”

熊十力在南京内学院起初并不为人重视,后来欧阳竞无大师听说蔡元培先生为他的书作序,才找他要稿子看。熊十力请欧阳先生看他写的学佛笔记,欧阳先生阅后才刮目相看。

熊十力爱吃肉,吃素的梁漱溟先生无可奈何地说:“熊先生一顿能吃一只鸡!”朋友弟子来看他,一般要给他买鸡买肉才好。熊曾言自己‘十年来患脑病,胃坠,常漏髓,背脊苦虚’,因注意营养,好吃鸡,曾被一些佛教中人讽之为“野狐禅”。


逸闻(二)

1926年到1927年间,梁漱溟在北京西郊大有庄租了几间平房,和熊十力以及十几个青年学生同住一起。当时梁、熊两人都没有固定收入,靠发表文章、出版书的稿费维持十几个人的简单生活,大家基本上都跟梁一起吃素,可是熊十力爱吃肉,学生薄蓬山管理伙食。有一天,熊十力问薄:“给我买了多少肉?”“半斤。”当时是16两一斤,熊十力一听是半斤,骂薄:“王八蛋!给我买那么点儿!”过了两三天,熊十力又问:“今天给我买了多少肉?”“今天买了八两。”熊十力一听高兴得哈哈大笑说:“这还差不多!”此事在学生中间传为笑话。

1934年,熊十力住在徐复观家中。徐家有小女均琴,刚3岁,颇逗人喜爱。熊十力问她:“你喜欢不喜欢我住在你家?”“不喜欢。”“为什么?”“你把我家的好东西都吃掉了。”熊十力大笑,用胡子刺她的鼻孔说,这个小女一定有出息。

熊十力好吃鳖,喜静,曾应上海复旦大学之聘,提出要求是只接触教授,不接触学生,每饭须备一鳖。

熊十力平生不肯演讲,因为他认为如果说话多了,容易损气,这样就会损伤神经,胡言乱语。他每天作文、用思,必定要在天气好,没有人的时候。

熊十力的性格颇似稽康,对于来访的达官贵人,从不回访。在重庆市,郭沫若听说熊十力爱吃鸡,滑竿上捆了两只鸡去看他,以后两人通信,讨论先秦诸子及中国传统文化问题,郭曾书一笺云:“愿吾父子,永恒健康,爱国讲学,领袖群伦。”这时郭还向熊先生介绍周恩来同志,他的信上说“周恩来先生,忠厚长者”,愿来看望先生。熊先生与郭沫若结下的友谊,到全国解放后,一直维持着。

熊十力在北平寓所有一副自写的对联:“道之将废也,文不在兹乎”。学生胡世华同学看了想要,熊十力就送给了他。熊十力送对联时,在上面写上“此联吾自悬于座,世华见而索之”。

熊十力一生没有积蓄,有时靠亲友的资助,抗战时期有几年很是困难。熊十力对他的学生凡是去看他的,他都留下,吃住和他在一起。学生给老师带点礼物,如带只鸡,送点药物,熊也不客气,慨然收下,相处如一家人。但是在学问上有错误,熊十力就不客气地指出。从不说敷衍、客气话。他有问必答,甚至问一答十。任继愈说:“跟熊先生在一起,令人有虚而往,实而归的感觉。和熊先生相处,好像接近一盆火,灼热烤人,离开了,又使人思念难以忘怀。”

逸闻(三)

全国解放后,熊十力在北京收了一个义女,起名“仲光”,和他自己的女儿又光、再光排行。仲光喜静,爱读佛书,帮助熊先生料理家务,抄写稿子,熊十力一生很少和妻子在一起,子女也不学哲学,熊在北京及在四川,都是独立生活,晚年有一女儿作为弟子,又能听他讲学,十分满意,他说“伏女传经,班女受史,庞女传道”,今得仲光,又多了一个可以传道之人。

熊十力的养女仲光经人介绍曾从齐白石学画,成为白石老人的女弟子之一。齐先生有一天忽然提出访问熊先生。国画大师与哲学大师竟然一见如故,相见恨晚。熊十力的书法很少有人称赞,独独齐白石认为妙不可言。熊曾写一文祝寿。齐白石很佩服其文采,曾请熊为齐母写祭文。齐白石为此还送给熊一幅题为《老少牛》的国画。齐自石曾对人说,熊十力是我最好的朋友。

1963年冬在北京,熊十力给熊仲光题书扇面:“人心本自乐,自将私欲缚。私欲一荫时,良知还自觉。一觉便消除,人心还自乐。”

王元化说,熊十力决定是否与人交往,要先相面。第一次去拜访,他被熊先生捧着面孔看了许久,心里很是忐忑。所幸熊先生看后说,以后可以常去。

熊十力似乎惧内,说起夫人时,他便低沉着声音指指远处的老伴说:“这个老妇人呀!”

熊十力先生大女婿说,原来住在老汉口时,熊先生要他去发信,走水路的信要他投到江边的邮筒中去,走陆路的信则要他投到大智门火车站附近的邮筒中去,说是如此投信才到得快一些。

熊十力与董必武是湖北老乡,也是辛亥老同志,年纪相仿,相处融洽。解放后,熊十力有事必找他,董便跟他开玩笑说:“我简直成了你熊十力一个人的副主席了!”熊也不介意,一笑了之,有事照找不误。

熊十力长女幼光曾向董必武求字。不久,董老书赠条幅:“宁拙毋巧,宁丑毋媚,宁支离毋轻滑,宁粗率毋安排,此傅青主论书法也。十力我兄正字。弟董必武1962年10月。”


知音(一)

1917年,蔡元培在北大发起进德会,进德会的甲等会员不嫖、不赌、不娶妾;乙种会员除前三戒外,加不作官吏、不作议员二戒;丙种会员除前五戒外,又加不吸烟、不饮酒、不食肉三戒。熊十力闻之,十分向往,由远道贻书赞助,极声应气求之雅。蔡熊二人遂结文字之交。

熊十力从武汉大学返回北大之后,从秋到冬,埋头攻读、删注窥基的《因明入正理论》这部著作。当时,熊十力与粱漱溟等十数人一起住十刹海东梅厂胡同的“广大坚固瑜伽精舍”。梁、熊与弟子们每天清晨实行“朝会”。梁漱溟后来回忆:“大家互勉共进,讲求策励,极为认真。如在冬季,天将明未明时,大家起来后在月台上团坐。疏星残月,悠悬空际;山河大地,一片静寂,唯闻更鸡喔喔作啼。此情此景,最易令人兴起。特别感觉心地清明、兴奋,觉得世人都在睡梦中,我独清醒,若益感到自身责任之重大。在我们团坐时,都静默着,一点声息都无。静默真是如何有意思呵!这样静默有时很长;亦不一定要讲话,即讲话亦讲得很少。无论说话与否,都觉得很有意义。我们就是在这时候反省自己;只要能兴奋、反省,就是我们生命中最可宝贵的一刹那。(朝会)初时都作静默,要大家心不旁骛,讲话则声音低微而沉着,话亦简切。到后来则有些变了,声音较大,话亦较长。但无论如何,朝会必须要早,要郑重,才能有朝气,意念沉着,能达入人心者深,能引人反省之念者亦强。”

在北京期间,熊十力与林宰平交从甚密。两人一见面便开始谈论学问,每每是林先发难、挑刺,而熊十力纵横酬对。二人嗓门皆大,语震梁宇。他们笃诚相交,相知一生。熊十力曾说:知我者,莫过宰平也;知宰平者,莫过我也。

熊十力与钱穆、汤用彤、蒙文通的交往颇有趣味。钱穆在《师友杂忆》中回忆到:

自后锡予、十力、文通及余四人,乃时时相聚。时十力方为新唯识论,驳其师欧阳竟无之说。文通不谓然,每见必加驳难。论佛学,锡予正在哲学系教中国.佛教史,应最为专家,顾独默不语。“惟余时为十力、文通缓冲。又自佛学转入宋明理学,文通、十力又必争。又惟余为之作缓冲。

又一次,则予与锡予、十力、文通四人同宿西郊清华大学一农场中。此处以多白杨名,全园数百株。余等四人夜坐其大厅上,厅内无灯光,厅外即白杨,叶声萧萧,凄凉动人,决非日间来游可尝此情味。余等坐至深夜始散,竟不忆此夕何语。实则一涉交谈,即破此夜之情味矣。至今追忆,诚不失为生平难得之夜。

熊十力与张东荪也颇有交游,由此了解了西方哲学。而张对熊十力的哲学慧识特别欣赏,称许《新唯识论》是一部奇书,还曾填了一首《金缕曲》表达对此书的感想和赞许:

熊子今传矣。制新论,融通空有,直阐本体。譬似众沤同归海,一切随消随起。正翕辟,生生不已。唯识旧师须修改,会连山,方见功能理。儒与释,究何异。

年来我亦求诸己。检吾躬,屏除习气,幸余有几?只愧二三相知者,世论悠悠安计?养活泼自家心地。永忆获麟千戴叹,愿天长,此义无终闷。初读罢,杂悲喜。


知音(二)

在杭州,熊十力得识另一位大儒马一浮。熊十力很想结识这位大隐,便请时任浙江省立图书馆馆长的单不庵引见,单支吾似有难处,他是怕马一浮不给面子。熊十力干脆谁也不用,自己把《新唯识论》的稿本包好寄给马一浮,并说明结交之意。一个多月过去了,马一浮音信全无。忽一日,院里来了一位长者,须髯飘飘,气度非凡,自报家门,原来是马一浮!熊也不客套,上来就问马:信写了这么长时间,怎么就一直没个回音?马说,若单寄信来,自是早有回复,可是你连大作都寄来了,无论如何也要好好拜读过才能说话。

熊十力和马一浮惺惺相惜,一见便成莫逆,此后如高僧论道,时常往还,确也解了熊氏不少孤苦。他在其《新论》(文言文本)“绪言”中说:“自来湖上,时与友人绍兴马一浮商榷疑义,《明心章》多有资助云。”马一浮也对《新唯识论》推崇备至,并为其制雅序曰:“自吾所遇,世之谈者,未能或之先也。可谓深知于化,长于语变者矣!”

马一浮办复性书院,书院甫一筹备,熊十力就被列名为创议人。他也当仁不让,表现出极大的兴致。然而,两人对办学目的方法却大异其趣。

马一浮认为,书院宗旨在学道,而非为了谋食,如果预设出路以为号召,则来学者已“志趣卑陋”;“西洋之有学位,亦同于中国旧时之举贡,何足为贵。昔之翰林,今之博士,车载斗量,何益于人?”熊十力则不赞成马一浮的主张,他担忧学生与世绝缘,将来没有出路;学生毕业也应获得一种类似的学位,且须政府授与。两人唇枪舌剑,颇带意气。

到了1939年夏天,熊十力回函弃约,改投西南联大。他不到乐山的托词是风水问题,认为自己如入川,方位不合,恐遇不吉。马一浮精通堪舆相术,逐一辨析,熊十力理穷词屈。争论归争论,马一浮还是执意要熊十力来,在1939年农历七月十二日的信里,附上了正式聘任关书,并附100元的舟车费。熊十力只好在这年的七月底启程。

对办书院他们各存其志。熊十力勉强前来,但对接待安排及住宿环境颇有微词。一次,日
寇掌握错误情报,认为蒋介石当时在乐山,于是对乐山狂轰烂炸。战火之中,死生只在一瞬。熊十力住所着火,左脚受伤,更增加了焦虑不祥之感,遂对风水之说更深信不疑,决定立即离开书院。

据牟宗三回忆,熊十力一到复性书院,就写信叫在昆明的牟宗三,去书院做“都讲”即助教,但他没到乐山,又接到熊信,说“你不要来了,我马上便要离开”。时距复性书院开张仅一两个月。

对于熊十力与马一浮此次交恶,牟宗三如此说:“马先生是狷型的性格,熊先生是狂型的性格,二者正好相反。当二者不相干时,可以互相欣赏,是好朋友,但到一齐处事时,便不一定能合得来。”熊十力携家到璧山来凤驿,见到前往探视的牟宗三,便说:“人心险得很!”牟感叹道:“他和马先生这样的老朋友,到重要关头还是不行,故见面第一句话便说人心险得很。”

马一浮曾有信给熊,其中写道:“所憾者,弟德不足以领众,学不足以教人,才不足以治事,遂使兄意不乐,去我如此其速。然自返于心,实未尝敢有负于兄也。怅惘之怀,靡言可喻。”此后,这两位新儒学大师淡了音问。

但马、熊此后依然有交往。抗战胜利后,两人友好如初。任继愈和熊十力通信,有些见解,熊认为有道理的,也把信转给马一浮看,马一浮的信,有时熊也转给任看。

在杭州“楼外楼”吃饭,马一浮食不厌精,熊十力食不择味。指导学生读书,马先生主张遴选精华、循序渐进,熊先生则主张开放式读书,泛观博览。熊先生说马先生取人太严,而他主张取人应宽。他说,王阳明取人太严,所以王阳明以后没有第二个王阳明。曾国藩取人较宽,所以曾国藩以后不但有第二个曾国藩,还有第三个曾国藩。

有人作对联曰:“七贤笑做熊十力,四皓微仪马一浮”。


治学(一)

熊十力10岁时,父亲讲授《三字经》,他一天就背熟了。父亲教他《四书》,讲完一段熊十力还意犹未尽,每次都要求父亲多讲,父亲不肯,说:“多含蓄为佳也。”这年秋天,熊十力学作八股文一篇。八股文讲究章法,不易作好,熊父看过熊的文章,很是诧异。

熊十力的父亲临终前,怕自己去世后熊十力荒废学业,考虑到他身体不好,体弱多病,不堪农事,所以让他以后学裁缝以谋生。于是,熊十力在父亲病榻前立誓:“儿无论如何,当敬承大人志事,不敢废学。”此后,熊十力终身不忘该誓言,发奋读书,终成一代大师。

熊能背诵很多书,他著书立说,案上仅文房四宝,而没有一本参考书。

十六七岁时,熊十力即四处游学,当他最先读到陈白沙的“禽兽说”时,忽起神解,“顿悟血气之躯非我也,只此心此理,方是真我。”并从中领悟到人生之意义与价值。绝非是趋利避害、去苦就乐等外在满足,而在领悟人生之意义与价值,体识至大至刚之“真我”,以合于天地万物之理。这一觉悟基本上奠定了他以后的治学方向。

熊十力最初的人生理想,并不是学术,而是革命。辛亥革命失败后,熊十力又追随孙中山参加护法运动,但是,护法运动也失败了,这让熊十力备受打击,他眼看着“党人竞权争利,革命终无善果”,内心非常痛苦,常常“独自登高,苍茫望天,泪盈盈雨下”。于是,他下决心走出政治,以增进国民的道德为己任,专注于学术。是年,熊十力35岁。熊十力认为这是他人生的大转变,是一次重生。

熊十力将《心书》书稿邮寄蔡元培先生,蔡先生为之作序。蔡先生说,熊于真是“绩学笃行之上”,认为他“所得者至深且远,而非时流之逐于物欲者比也”。

1919年前后,熊十力到天津南开中学当国文老师,因一场笔墨官司结识了梁漱溟。梁漱溟在梁启超主编的《庸言》杂志刊出熊先生写的札记内有指斥佛家的话。梁漱溟说:“佛家谈空,使人流荡失守……并指名说:此土凡夫熊升恒(熊十力)……愚昧无知云云。”熊十力看到这篇文章后,从南开中学给他寄来了一张明信片,上面写着:“你在《东方杂志》上发表的《究元决疑论》一文,我见到了,其中骂我的话却不错;希望有机会晤面仔细谈谈。”不久,熊十力来到北京,由此结交了梁漱溟,成为好友。

梁漱溟劝熊十力研究佛学,并介绍他到南京支那内学院的欧阳竟无大师那里去学习佛学。熊十力到南京内学院报道时,“身上穿的衣服破旧,背着一个小铺盖卷,人家一看他那寒碜像,就把他安排在下人住的地方住下,一住3年。”作为内学院里数一数二的大龄青年,熊十力大概也是数一数二的贫穷。在内学院艰苦的3年,熊十力接受了严格的哲学思维的训练。第三年,学院举办了一场有关佛学的论文比赛,这位平时不被人重视的寒酸青年却一鸣惊人,写出了当时被评为最好的论文。


治学(二)

出身世家的熊夫人傅既光曾说,他们婚后度蜜月,熊十力先生利用蜜月读完一部二十四史。熊夫人见熊先生读书一页一页翻得很快,怀疑他是否看清了内容,就考验他,选二十四史中的一件事,夫人只讲头儿,让熊先生讲出其事。结果,熊先生不但讲述其事,而且说出此事在第几卷。

入川以来,熊十力颠沛流离,生活尤为拮据。从复性书院返回璧山后,弟子牟宗三曾前去探望,他回忆说:“吾即由重庆往拜。薄暮始达。至则见师母补缀衣裳,并告以先生在屋里,余即趋入,时先生正呻吟榻上,一灯如豆,状至凄凉,问安毕,相对而泣。并告人情之险。”虽家贫国难,他却自甘寂寞,乐以忘忧,勉力著述讲学。

熊先生著作中最喜引用禅宗公案,他说他平生最服膺马祖掐百丈鼻孔的公案和马祖启发慧海自识本心的公案。

1942年,《新唯识论》语体文本中卷改写完成,由熊十力的老友居正募集经费,以勉仁书院名义出版。他自述说:“余孤羁穷乡破寺中,老来颠沛,加复贫困,乃强自援笔,续《功能章》上下……”此时,他依然坚持每日清晨四点即起床,读书写作,中午亦只闭目坐上片刻。写起来只需一纸一笔,最穷困时,用秃笔写,以碗为砚,一盛墨汁,一盛朱红。因长期流离失所,身边并无藏书,他恐怕也是世界上唯一没有藏书的学者。

1944年,熊十力开始撰写《读经示要》,从正月初一开始,迄秋冬之际而毕。这本书的自序,就是在北砖镇长卢子英捐给熊先生办哲学研究所的一个空荡荡的房子中起草的。当时,熊十力所用毛笔秃而掉毛,没有砚台,用两只粗饭碗代替,一盛墨汁,一盛朱红。熊先生的写作条件,可见一斑。


治学(三)

牟宗三从读书治学方面,对他的业师熊十力不客气地作过批评。牟氏回忆起在与熊十力相处的日子里,熊先生批评唯识宗这里不对那里不对,牟氏就苦读玄奘的《成唯识论》及其注疏和窥基的述记,读完后就跟熊先生说:“老师,你的了解不大对。”结果遭到一顿训斥。

牟氏看出熊先生有一些偏见,还说:熊先生读书时心不平,横撑竖架,不能落实贴体地去了解对方,首先把人家的东西弄得零碎碎,然后一点一点来驳斥它。他对儒家的文献也不多看,他只了解那乾元性海,体用不二。这是不够的,所以几句话就讲完,而量论作不出来。

50年代,初到北京,郭沫若希望熊十力能到自己管辖的中国科学院来,熊拒绝了,他说“老朽与洋面包似不必打在一起”。他希望仍回北按老规矩去上课。此时的北大哲学系似乎“颇无相纳之意”,但熊还是要回去,表示“愿回此挂名养老其间,与义无悖”。熊先生的工资定为每月800斤小米,是当时教授薪水的最高水平。

解放后,熊十力建议设立中国哲学研究所,培养国学人才;恢复南京内学院,由欧阳弟子吕秋逸主持;恢复杭州智林图书馆,由马一浮主持;恢复勉仁学院,由梁漱溟主持。他屡次上书毛泽东和中央政府,毛泽东回复说:“十力先生,长函诵悉,谨致谢意。”熊的几项建议均无下落,只有南京内学院,多年之后在周恩来的过问下才恢复起来,改称南京佛学院。

熊十力定居上海后,仍笔耕不辍,1956年完成了《原儒》一书的下卷,并将上下卷同时印刷出版。继此书之后,熊十力又以超凡的毅力和速度完成了《体用论》、《明心篇》、《乾坤衍》等著作的撰写,前后共8种,凡130万言,真可谓老骥伏枥、壮心不已!

垂暮之年的熊十力更将全副的心力用于著述。他每日凌晨一两点钟即起,拖着病体坚持写作。《明心篇》之后,是他“衰年定论”的《乾坤衍》。此书20余万字,刚写两三万字,便“百病皆作”,1960年2月,熊十力曾煤气中毒,闷绝而不省人事,经抢救方脱险,以后神经衰弱更加严重,但熊十力拼了老命,终至完成。他将此书赠上海图书馆一部,附言说:“附赠《乾坤衍》一部,实不得已自费影印。老而不死,力成此书,决不自覆其说。白沙子有句‘君子恒处睽’,即我书之心也。”

问道(一)

1908年,熊十力返回故里黄冈,改名换姓为周定中,在百福寺白石书院孔庙教书,不久又到邻近之马鞍山的黄龙岩教书。熊十力此时认真阅读朱子的《近思录》、程颐的《程氏易传》、王船山的《周易内传》与《周易外传》。他对程氏和船山的易学思想颇有感触,并与何自新相切磋,对阴阳、乾坤、动静之关系有了新的理解,萌生了坤元即是乾元、动乃静之主的思想。次年读易学,读《列子》,由读《列子》启发了对王阳明“良知”和《大学》“明德”的理解,忽而触悟天地万物本吾一体,须向天地万物同体处(即万化大源处)认识本心。1910年,读康有为《人类公理》,病其浅薄;初闻西洋哲学唯物唯心之说,病其支离;更加坚信《大易》乾坤之义。

护法运动失败后,熊十力决定不再从事政治活动,全力步入学问之中,专门研读儒佛,探讨宇宙人生的大本大源,修养自身。熊十力当时认为,中国之乱,不仅仅在于军阀、官僚作怪,同时在于“众昏无知”,在于清代以来传统道德价值的失序。所以,此后熊十力思考的重心就转到重建民族的道德、重建民族的精神上来了。熊十力也常常反省自己,说自己“私欲潜伏,多不堪问”,“赖天之诱,忽尔发觉,无限惭惶”。

1920年暑假,梁漱溟介绍熊十力先生入南京内学院求学。此后两年间,熊先生一直在欧阳竟无先生门下学佛。1923年十月,熊十力的《唯识学概论》出版。这一讲义基本上依据佛家本义,忠实于内院所学。此时,他摆脱了章太炎的影响,批评章太炎《建立宗教论》、《齐物论释》的一些说法,同时又表现出他对佛学没有宗教徒式的信仰,而是力求得到理论上的满足。他对佛学的认同、理解,深得内学院师友的赞誉。此时,他虽然对佛学某些派别不满,但整个说来对佛学缺乏批评、扬弃。然而,这并不是说他对唯识学取经院派的教条式的态度,他在同情地理解的基础上,亦加入了自己的创见。

1930年,熊十力结识马一浮。熊十力后来修订《新唯识论》《文言文本)的末章《明心》章部分,吸收了马一浮的许多意见,特别是在心、性、天、命、理等宋明理学范畴的同一性疏解上,受马一浮的影响甚深。

1932年,竭熊十力十年之力的煌煌巨作《新唯识论》(文言文本)出版,这标志着蜚声中外的“新唯识论”哲学体系的诞生。但此书一出,即刻遭到佛学界人士尤其是内学院师友之群起攻击。其师欧阳阅后痛言:“灭弃圣言,唯子真为尤”,措辞严厉。欧阳弟子刘衡如更著《破新唯识论》对熊氏其书进行系统破斥,指责他“于唯识学几乎全无知晓”,并指斥其书乃“杂取中土儒道两家之义,又旁采印度外道之谈,悬揣佛法,臆当亦尔”。熊十力自不甘沉默,立即应战,并著成《破(破新唯识论)》一书,对刘氏之斥逐一破解。他为自己辩护说,《新》著“义既远离唯识,旨亦上符般若”,认为自己非但没有离经叛道,反而是对佛学的维护和发展,与欧阳等人相反的是,蔡元培、马一浮等人却对此书推崇备至,评价甚高。

熊十力认为,一个民族要生存下去,必须要有自己的哲学,自己的文化。为此,他开始投入更多的精力研究儒家学说,并写成《读经示要》等关于儒学的著作。1944年,熊十力《新唯识论》语体文本杀青付梓,由重庆商务印书馆作为中国哲学会中国哲学丛书甲集之第一部著作出版。此书是熊氏最主要的哲学著作,它标志着熊十力哲学思想体系的完全成熟。


问道(二)

《新唯识论》语体文本不仅仅是文言文本的改写,实际上已逐渐脱离了原有的佛学袈裟,完全是一独立的博大精深的哲学体系。如果依据文言文本尚可把熊氏看成“新佛家”学者的话,那么,以语体文本为界,则应当视其为“新儒家”学者。此书与稍后出版的《十力语要》、《十力语要初续》等书一起,构成了熊十力新儒家哲学思想的主要内容。

熊十力主要的哲学观点是:体用不二、心物不二、能质不二、天人不二。他所谓“体”是“心体”、“性体”,即人的生命存在的本体、宇宙万物之本根及其生生不息的源头活水,在一定意义上也是道德的本体和道德的主体。所谓“体用不二”,也就是肯定生命的意义和人生的价值,是为了在物欲横流的世界重新寻找“人生本质”和“宇宙本体”。熊氏认为,吾人与天地万物所同具的仁心本体,内蕴着极大的力量,可以创造出、生化出整个人文世界。他高扬了仁心本体刚健、创生的特质,实际上是以积极的人生态度、生命意识和人本精神去面对世界,创造世界,同时又主张不被人们创造出来的物质世界和人文建制所异化、所遮蔽,以致忘却、沦丧了人之所以为人的根基。

1956年,熊十力完成了《原儒》一书的下卷,并将上下卷同时印刷出版。全书共33万余字,重点发掘了儒学中有价值的部分,并按照自己的理解,以“六经注我”的精神,重新阐释了儒学经典和儒学史。这一巨著是熊十力作为新儒家学者的又一重要成果,继此书之后,熊十力又以超凡的毅力和速度完成了《体用论》、《明心篇》、《乾坤衍》等著作的撰写。

《体用论》集中表达了熊十力的哲学创见,特别是“体用不二”的学说。熊先生说:“此书之作,专以解决宇宙论中之体用问题。”“本论以体用不二立宗。本原现象不许离而为二,真实变异不许离而为二,绝对相对不许离而为二,心物不许离而为二,质力不许离而为二,天人不许离而为二。种种原理,皆禀《大易》之辩证法。”

在晚年出版的《体用论》一书的《赘语》中,熊十力明确指出:“《新论》(指《新唯识论》)两本(指语体文本和文言文本)俱毁弃,无保存之必要”。这话,他也成书之后多次对友人提及。

熊十力的《明心篇》是熊十力晚年最重要的一部著作。本书主要讨论心性论与认识论问题,发挥生命体验的形上睿智,对本心与习心、科学与哲学、科学的心理学与哲学的心理学、精神与物质、知识与道德、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之关系都有深入的探讨。书末附录《书札六通及体用论佛法上下两章补记》一文,均系《体用论》出版之后的答疑之作。

熊十力的“体用不二”之论,成为整个当代新儒学思潮“重立大本、重开大用”和“保内圣,开新外王”的滥觞,亦成为这一思潮的基本思想间架。

综观熊十力哲学,大致经历了由融儒入佛到儒佛同参,再到融佛入儒、归宗儒学的演进历程。其一生为学,融贯中西,平章华梵,摒弃陈说,绝少依傍。其哲学思想虽有不少局限,但他以其广阔的文化视野,独具的哲人慧思,提出并力求解决的人生问题与文化问题,诸如人的终极关切、人与自然的关系、人的困惑和疏离等,仍是人类现在乃至以后所面临而必须解决的问题,而他凭着对生命存在的独特体验,所作出的对人的内在的道德自觉、价值自觉、文化自觉的阐扬,又为人类开创了一条探寻价值的新路,而具有普遍的世界意义。


灼见

熊十力说:知识之败,慕虚名而不务潜修也;品节之败,慕虚荣而不甘枯淡也。

熊十力1901年投身革命,与宋教仁、黄兴、胡瑛等人多有来往。曾有党人认为武汉不适合发动革命,他驳斥道:“武昌者长江之上游,南北之枢纽,天下安危之所系也,兼有张彪等庸才为官帅,若能暗中策反军队,不数年大事可成。”此说后来果被验证了。

1949年4月10日,徐复观即将南走之季,接到老师熊十力的加急长书。老师在信中极力劝阻他不要去台湾,在这封长信里,熊十力语重心长地向自己的爱徒讲述不能去台湾的理由,条分缕析地把为何不能去台湾的种种原因剖析得淋漓尽致,比如国军已是全无斗志,美国人的援助绝对是靠不住的,国民党小朝廷仍旧不思进取……作为老师的熊十力是尽自己最大努力,一片苦心的将台湾保不住的各种理由一一罗列,规劝学生别走上他老人家认为是不归的歧路。

1949年5月7日,唐致中与其兄君毅去番禹化龙乡黄氏观海楼去看望熊十力先生时,熊给唐致中题辞:“虽有慧根,弗裕之以学,其慧未能宏也。虽有特操,弗裕之以学,其操不离僻也。”

1950年春,熊十力接到党内老友的邀请,如约北上。甫一抵京,政务院秘书长齐燕铭便专程到车站迎接。如此规格,让老书生甚感兴奋。他与人谈起一路观感,顺口冒出“林彪心术不正,怕不得善终”,此语一出,吓人一跳,赶紧劝他不要再乱讲。

中国共产党建政初期,统战工作者问道于熊十力,熊说:“存在的问题就是学习苏联,事苏联如祖,事斯大林如父,而对中华民族几千年的优秀传统文化避而不提,真是数典忘祖!”他坚持不肯“改造”自己,数次给毛泽东写信,要求建立哲学研究所,允许旧学传播。

熊十力:“中国学人有一致不良的习惯,对于学术,根本没有抉择一己所愿学的东西。因之,于其所学,无有甘受世间冷落寂寞而沛然自足不顾天不顾地而埋头苦干的精神于中的生趣,如此,而欲其学术有所创辟,此比孟子所谓缘木求鱼及挟泰山以超北海之类,殆尤难之又难。吾国学人,总好追逐风气,一时之所尚,则群起而趋其途,如海上逐臭之夫,莫名所以。曾无一刹那,风气或变,而逐臭者复如故。此等逐臭之习,有两大病。一、各人无牢固与永久不改之业,遇事无从深入,徒养成浮动性。二、大家共趋于世所矜尚之一途,则其余千途万途,一切废弃,无人过问。此两大病,都是中国学人死症……”

熊十力在无限孤独的暮年哀叹:人生七十,孑然一老,小楼面壁,忽逢十祀。绝无向学之青年,后顾茫茫……即令如此,这位中国现代新儒学最富原创性的奠基人,仍然寄望于未来:吾国人今日所急需者,思想独立,学术独立,精神独立,……游乎广天博地之间,将为世界文化开出新生命。


幻灭(一)

台湾学者林继平《我的治学心路历程》中记述,国民党从大陆撤退时,熊十力秘密乘火车来到广州,准备转去香港或台湾,毛泽东得知消息后,立即电告四野林彪司令员在广州拦截。林彪与熊十力是湖北黄冈的同乡,尊称他为熊老师。熊十力无可奈何,只得随林彪回到武汉。林彪还召开欢迎大会,欢迎这位湖北耆宿荣归故里。会后,即护送熊回到北京。

五十年代初,熊十力在北京四年多的生活是安定的,但也是孤寂的。他虽然受到礼遇,但内心深处却充满着惆怅。他关于复兴中国文化、重振古代儒学的主张被凉在一边;而自己的哲学,理会者更加稀少;昔目的友朋门生故旧聚首日渐稀罕。在北京先还有些学生来谈谈,后来就没有什么人上门了,有的连信都没有一封了。有的人过去对他执弟子札,但是到某种运动一来,竟说,我不知道熊有什么学问。

五十年代,陈毅去看望熊十力,他竟伤心地嚎啕大哭。陈毅问:“您老为何这么伤心?”答道:“我的学问没有人传呀!”熊十力晚年居上海时,愈加难耐寂寞,曾对人说:“现在鬼都没有上门的了。”陈毅深受震动,后来有一次在给上海高校的教师作报告时,他建议大家多向熊十力请教,“近在眼前的贤师,你们就去拜门,有人批评,就说是陈毅叫你们去的!佛学是世界哲学里的组成部分,一定要学。共产党讲辩证法,事物都要了解其正反面,不懂唯心论,又怎能精通唯物论呢?”

冯友兰在《怀念熊十力先生》一文中写道:“熊先生在世时,他的哲学思想不甚为世人所了解,晚年生活尤为不快。但在50年代他还能发表几部稿子。在他送我的书中,有一部的扉页上写道:‘如不要时,烦交一可靠之图书馆。’由今思之,何其言之悲耶!”

晚年,熊十力由上海市委统战部“领导”,因此,他经常要向统战部领导“汇报”一下自己的近况,遇有“运动”,也难免表一下态。如1957年6月,他写信给统战部,信中有“今天见报载,章伯钧自认造谣反党,真可耻可恨。”1959年2月信中有“昨年大跃进,中外欢腾。今岁更当一日千里。”但更多的是生活方面的要求,如住房问题、吃饭问题等等。1960年11月,他致信统战部,要求吃粗面包,“上月承惠两次饼干,是上好的东西,而此物吃时总不觉得饱,所以愿吃粗面包。”1960年12月,熊突然便血,便写信给统战部,“谨请予我一个宰好了的肥的母鸭子,看可救此症否?”并说“素承厚意怜念老人,故敢常扰。”统战部12月5日向上级请示:“拟同意送母鸭一只,请核。”领导批曰“同意”,于是,12月9日,熊十力得到了自己的一只肥母鸭。

在生命的最后几个年头,熊十力哀叹道:“人生七十,孑然一老,小楼面壁,忽逢十祀。绝无向学之青年,亦鲜有客至。衰年之苦,莫大于孤。五年以来,余犹积义以自富,积健以自强,不必有孤独感也。大病以来,年日衰,病日杂,余兴尽矣。”


1963年,熊十力七十九岁,元旦开始动笔起草《存斋随笔》。

1964年12月,熊十力赴京出席四届政协一次会议并列席人大三届一次会议。其间,陈毅曾来看他,并对在场的熊氏后人说,你爸爸是书呆子,让他写,把他的学术思想都写出来。郭沫若也来看望熊先生,谈到《存斋随笔》印行的种种困难。郭沫若也有苦衷,不便宜说。熊十力知此书印行已无望,说如果印若干本留存也不行,请退稿。1965年初,熊十力收到退稿后,请封用拙(熊的文书)再钞一份留存。

老友韦卓民上海看望熊十力,一见面熊就号陶大哭,使韦深觉不安。

1965年夏,弟子习傅裕去看望老师熊十力时发现,熊先生明显地衰老了,目光不再如以前那般如炬,谈吐不再像以前那般滔滔,情绪也不再像以前那么激昂了。他一人独坐屋中,身穿褐色长衫,扣子全无,只用一麻绳作腰带,状若老僧。屋内墙上挂着三个大字书写的君师帖,从墙头一直贴到天花板,孔子居中,左右是两位王先生:王船山和王阳明。

王元化在《熊十力二三事》回忆说:“我曾向他请教佛学,这时他已由佛入儒。在他起居室内,有三幅大字书写的君师帖。一居中,从墙头直贴到天花板上,上书孔子之位。一在右,从墙头往下贴,上书阳明先生。一在左,也从墙头往下贴,上书船山先生。他听我要学佛学后说:“你学佛学做什么?现在没有人学这个了。””

文革一开始,熊十力对红卫兵上街“破四旧”,随意闯入别人家中抄家,到庙宇教堂砸神像烧经书,十分反感,曾上书毛泽东表示反对。他给中共领导人写信,但是信去如石沉大海,没有回音。

幻灭(三)

文革中,熊十力被抄家,造反派冲进各个房间,将熊十力多年来珍藏的古代书籍、经卷、字画、手稿等等,或撕毁或焚烧。熊十力视书如命,上前想从火堆中抢出一些古籍孤本,被人推倒在地。

北京一○一中学红卫兵追寻到上海*********,审问熊十力,问他知不知道刘少奇当年在庐山白鹿书院时有甚么反动活动等等。熊十力一律回答“不知”二字,因被视为态度顽固又受批斗。

文革期间,熊十力对“左”的一套极为反感,却又无可奈何。他晚年为自己订有“三戒”:不出门、不会客、不写信,衰年求静,聊以卒岁。在万般悲苦中,他曾作一联寄友人:“衰年心事如雪窖,姜斋千载是同参。”

后来,由于抄家、批判等变故,熊十力精神有些错乱,不断给中央领导写信,还经常写很多纸条贴在裤子上、衣帽上、门窗上,连裤袜之上,都写着对“文革”的抗议。为此他常常在街上遭人围攻,他却依然我行我素。

1966年夏,当熊十力在《人民日报》上看到《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一文时,伤感至极。他不断地给中央领导人写信,硬让家人寄出去,还经常写很多小纸条,甚至在裤子上,袜子上都写着对“文革”的抗议。他常常穿着一件褪了色的友布长衫,扣子全无,腰间胡乱地扎一根麻绳,独自一人到街上去或公园里,跌跌撞撞,双泪长流,口中念念有词“中国文化亡了!中国文化亡了!”直到实在走不动了,才坐到地上休息。这时,悄悄尾随于后的小女婿(熊再光的丈夫彭亮生)才敢露面(熊十力不让家人跟着他出来),搀扶着他,慢慢地走回家去。

1968年,熊十力在家曾绝粒求死,后改为减食,以求速死。但此时他在仍不停地写书,写了又毁,毁了又写。春夏之交,熊十力又患肺炎,病后不肯服药,送医院前已发高烧。在虹口医院治疗后基本好转,但他习惯于一清早开窗,又患感冒。由于他病体衰弱,心力衰竭,抢救不及,于5月23日上午九时与世长辞,终年八十四岁。

熊十力先生逝世这年,身居台岛的牟宗三似有感应,在这年的三月写了一篇怀念老师的文章,他在文中深情地说:“我常瞻望北天,喃喃祝问:‘夫子得无恙乎?’他住在上海,究竟能不能安居乐业呢?今已八十多岁,究竟能不能还和当年那样自由讲学、自由思考呢?我们皆不得而知……”


传承

熊十力的全部工作,简要地说,就是面对西学的冲击,在儒学价值系统崩坏的时代,重建儒学的本体论,重建人的道德自我,重建中国文化的主体性。他的学生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正是在他的精神感召之下,沿着他开创的精神方向和他奠立的形上基础而加以发皇、扩展、深化、扬弃的。学界把他们师弟视为现代新儒学思潮的中坚。

牟宗三与唐君毅,徐复观同为熊十力的三大弟子,但要数牟宗三跟随熊十力的时间最久,受教也最多。

牟宗三曾说:生我者父母,教我者熊师,知我者君毅兄(唐君毅)也。

吴森先生评论说:从牟氏自述学思的经过,影响他一生为学及思想最大的是熊十力先生。从熊先生的学术和人格里他才体会到生命和价值的意义。没有熊先生的启发,牟氏可能一辈子治逻辑及认识论而不会折返儒家的道路。这大转变,就像圣保罗的归于基督。保罗后来成为教会的殉难者。牟氏也成为现代儒家思想的一大支柱。这种走曲折险阻而成功的路,在************的思想界,似乎未有第二个例子。

牟宗三对熊十力哲学及其以前的中国哲学作了批判地继承。牟宗三所继承的不是熊十力的哲学系统,而是熊十力的哲学精神。熊十力从生命格范与哲学精神上极大地开启了牟宗三;牟宗三在生命格范与哲学智慧上继承、高扬、拓展和推进了熊十力。

熊十力有二女一子:长女幼光,在北京航空学院退休,次女是再光,现在上海居住。其子世菩,曾就读西南联大,后在上海船舶研究所任职,已去世。其子有二子二女,两女孩名分别为“原”、“儒”。而二子各育一女,命名又为“明心”、“明宗”;也是后辈对老人的纪念。据说其曾孙女熊明心是上海复旦哲学系硕士生,免试推荐去德国读书。

敬誉

蔡元培称熊氏乃二千年来以哲学家之立场阐扬佛学最精深之第一人。

马一浮先生更在序言中将熊十力与王弼、龙树并提,称其学识创见乃超越于道生、玄类、窥基等古代佛学大师之上,真可谓推崇至极!

金岳霖说,据他所知,熊十力是中国研究佛学最深刻的一个人。又说:著名哲学家金岳霖曾经对张岱年说过:“熊先生的哲学中有人!”

人称熊十力是“陆、王心学之精致化、系统化最独创之集大成者”。

梁漱溟说熊十中国唯一的“狂者”。

陈毅1956年在上海高校教师会上明确宣布:“熊十力是中国的国宝。”

徐复观后来对比马、熊、梁三大儒时说:“熊先生规模宏大,马先生义理精纯,梁先生践履笃实。”

1953年,熊十力七十寿辰,马一浮写诗一首为贺,诗曰:“孤山萧寺忆谈玄,云卧林栖各暮年。悬解终期千岁后,生朝长占一春先。天机自发高文载,权教还依世谛传。刹海花光应似旧,可能重泛圣湖船!”

1979年3月,熊十力先生的追悼大会召开。这一年,牟宗三在台湾举行的一个纪念会上动了感情,他深情地回忆了老师的教导,说熊先生一生没有过敷衍,没有过无聊,他绝对的忠于道体,忠于形而上学,任何人来,熊先生都要讲这一套给他听,不管对方能不能听,不管对方是小孩子还是党国要员。这就是孔子所说的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他的生命全部都在这里。

《大英百科全书》称“熊十力与冯友兰为中国当代哲学之杰出人物”。

任继愈回忆老师熊十力:“熊先生这个人,以他的存在向人们展示了一种哲学的典型。一生坎坷,没有遗产留给儿孙,家庭关系处理得也不尽妥善。几十年来,没有见他穿过一件象样的考究的衣服。伙食注意营养,却不注意滋味,甚至可以说他吃了一辈子没有滋味的饭,人们认为值得留连的生活方式,对熊先生毫不沾边。熊先生博览群书,不讲究版本,手头藏书很少,可以说没有藏书。我认识的学者中,熊先生是唯一没有藏书的学者。别人也许觉得他贫困,他却显得充实而丰足。别人也许认为他不会安排生活,他却过得很幸福、坦然。他也象普通人一样,有时为了一点小事发脾气,过后,却深自谴责,好象雷阵雨过后,蓝天白云分外清新,他胸中不留纤毫芥蒂,真如古人所说的,如光风霁月。他具有只有他才具有的一种人格美。”

“熊先生讲学,不问对象(有学人,也有官僚政客、商人)是否值得讲,听讲者是否真正愿意听,他总是苦口婆心,锲而不舍地讲授。讲述的中心,无非要人们认识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价值。他中年以后,建造自己的哲学体系后,‘舍佛归儒’。除了在他著作中写出来的,理论上发现的佛教哲学缺失外,还有一个埋藏在他内心深处的‘第一因’——对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热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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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发
发表于 2012-5-5 22:52 |只看该作者
胡适

关键词:自恃、自谦、温煦、真挚、提携、旧儒、新知、传道、

言说、教诲、詈讽、攻伐、议政、际会、诤臣、伤憾、

逸事、风趣、月老、癖怪、惧内、风月、婚恋、溘逝、誉说


自恃(一)

1917年,27岁的胡适到北大任教,已成了全国知名的文学革命提倡者。林语堂以清华教员身份迎接他。两人见面时,林“犹如触电”。胡博士引用十五世纪人文主义者伊拉斯摩斯从意大利返回祖国荷兰时的豪语说:我们回来了,一切都会不同!

1919年,北大决定取消文、理学长,改设教务长统管文、理、法三科。北大当时以文、理科的教授力量较强,双方对此职务都志在必得,文科的胡适甚至毛遂自荐,结果遭到理科的强烈反对。最后经过商量,决定由各科先推出一名候选人,然后三选一。理科推选的是俞同奎,文科推选的是陈大齐,法科推选的是马寅初。结果,蔡元培为了避免文理之争,投了马寅初一票,马寅初因此当选。

胡适不耐寂寞,他声称最重视学术,要“二十年不谈政治”,数年之间,即创办《努力》周报,发表《我们的政治主张》。朋友或不赞成其办报,担心他要做“梁任公之续”,胡适自己说:“他们都说我应该专心著书,那是上策,教授是中策,办报是下策,……这一班朋友的意思,我都很感谢,但是我实在忍不住了。”

《新青年》编委七人:陈独秀、鲁迅、周作人、钱玄同、胡适、刘半农、沈尹默,七个人实行编委轮流制。当时钱玄同和刘半农在《新青年》上化名写文章驳林琴南的复古谬论,胡适对此大加反对,认为“化名写这种游戏文章,不是正人君子做的”,并且不许刘半农再编《新青年》,而由他自己来编。沈尹默对他说,“你不要这样做,要么我们大家都不编,还是给独秀一个人编吧。”鲁迅兄弟二人也反对他,他们说,“你来编,我们都不投稿。”胡适才作罢。

北大哲学系有几位名教授,有打“哲学对台”的传统。胡适和梁漱溟便在北大红楼打过“哲学对台”。二人同时在楼上楼下的两间教室里讲课,胡适主张用西方文化代替东方文化;梁漱溟认为只有中国文化的复兴才是人类的出路所在。二人各执己见,学生好奇,不免向老师发出疑问。于是,胡适议论梁漱溟,说:“他连电影院都没进去过,怎么可以讲东西文化,印度哲学?岂不同‘持管’、‘扪烛’的笑话故事一样?”梁漱溟在回答学生的疑问时,则说:“胡先生根本不懂啥叫哲学,正犯着老圣人‘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的毛病。”惟听讲的人都佩服他们学问精湛,各有专长,而且又都有专门著作,所以这出对台戏足足唱了一年,叫座的情况不稍衰退。

梁实秋、罗隆基等人偷看胡适的日记,胡适笑容满面地说,“你们怎能偷看我的日记?”随后严肃地说:“我生平不治资产,这一部日记将是我留给我的儿子们唯一的遗赠,当然是要在我死后若干年才能发表。”


章士钊对章太炎由于气类相通,以兄礼待之。有《元日赋呈伯兄太炎先生》云:“堂堂伯子素王才,抑塞何妨所地哀。谋国先知到周召,论文余事薄欧梅。世甘声作高呼应,召亦名从弟畜来。浙水东西南岳北,人天尔我两悠哉。”太炎和之云:“十年誓墓不登朝,为爱湖湘气类饶。改步渐知陈纪老,量才终觉陆云超。长沙松菌无消息,樊口编鱼乍寂寥。料是赢洲春色早,霸人楼上更招招。”

章太炎帮助孙中山护法去云南游说唐继尧,被唐礼遇并聘为秘书长,一时趾高气扬,命人做一竿大旗,上书:“大元帅府秘书长”。随军出发的时候就招摇在大军之中,居然比唐继尧的帅旗还要高大许多,十分抢眼。于是唐继尧的副官如此告诉了唐继尧,结果唐继尧却一笑了之,命令这位副官好好照料章太炎。


刘师培的妻子何震出身于上海爱国女校,为中国最早鼓吹社会主义的人之一,也是中国最早的女权主义者之一。她与姻亲汪公权私通,被章太炎发现后告诉了刘,刘却不以为怪,反怪章多事。1919年刘师培死后不久,何震也得精神病而死;一说她削发为尼,法名“小器”。

有一次章太炎实在无钱度日了,写一张纸条给一位朋友,说“今已不名一钱,乞借银元两枚,以购香烟”。旁边一人说,既然开口借钱,何不多借两元。章太炎施施然答道:“多了怕借不动,与此君也只有两元的交情。”

章太炎日常生活简朴。据当时记载,章太炎饮食简单朴素,出乎想象之外。每天的菜肴无非是腐乳、花生酱、咸鱼、咸蛋、豆腐之类;家中没有婢仆,菜肴都由夫人汤国梨就近购买,到“邵万生”去买玫瑰乳腐,到“紫阳观”买酱菜,等等。章太炎喜欢吃零食,日常来访他的人,都带许多食物来,如绿豆糕、豆酥糖及种种杭州土产,是他最钟意的。章太炎的衣衫,常年不过三四套,从未见他穿过一身新衫。

章太炎反对白话文,但他却有白话文的作品:《章太炎的白话文》,这是他1909年至1910年间在日本东京对中国留学生所作的一系列白话演讲录的汇编。他的白话文全不似他的文言那么难读,却嘻笑怒骂,皆成文章。试看以下一段他讥讽日本学者的话:“有一位什么博士,做一部《支那哲学史》,把九流的话,随意敷衍几句,只像《西游记》说的猪八戒吃人参果,没有嚼着味,就囫囵吞下去;那边的人,自己有一句掩饰的话,说我们看汉土的书籍,只求它的义,不求它的文。这句话只好骗骗小孩儿。仔细说来,读别国的书,不懂它的文,断不能懂它的义。假如有人不懂德国文字,说我深懂康德的哲学,这句话还入耳么?”(《留学的目的和方法》)

1912年,章太炎准备续弦时,朋友问他对于未来的这位夫人有什么要求,章回答:“什么严格的条件都没有,只要能读读《红楼梦》,也就足够了。”后来汤国梨嫁给章太炎,章太炎却规定她每天必须读《说文解字》,看来作他的妻子,也非“识字”不可。

章太炎娶妻时,号称大麻子的刘成禺和李根源前往祝贺,章邀二人合影,两人都争着要站在章的左面,李对刘说:“我较你年长,当以齿等。”刘却说:“你不过是李麻子,天下人都叫我刘麻哥,当然要让我站上位。”听得一边的章太炎哈哈大笑说:“我这里可不是麻花大学啊,还是不要在这里争行辈吧!”

与汤国梨结婚后,章太炎曾为钱发愁,于是也想敛财。胡适的日记中记叙的一件趣事:仲恕(陈仲恕,名汉第)在熊内阁(指袁世凯当总统时的熊希龄内阁)国务员秘书,曾看见许多怪事。章太炎那时已放了筹边使,有一天来访仲恕,——他们是老朋友,——说要借六百万外债,请袁总统即批准。仲恕请他先送计划来,然后可提交临时参议院。太炎说,“我哪有工夫做那麻烦计划?”仲恕不肯代他转达,说没有这种办法。仲恕问他究竟为什么要借款,太炎说,“老实对你说吧,六百万借款,我可得六十万回扣。”仲恕大笑,详细指出此意之不可行。太炎说,“那么,黄兴、孙文他们为什么可以弄许多钱?我为什么不可以弄几个钱?”他坚持坐三、四个钟头之久,仲恕不肯代达,他大生气而去。明日,他又来,指名不要陈秘书接见,要张秘书(一麟)见他。张问陈,陈把前一晚的事告诉他,张明白了,出来接见时,老实问太炎要多少钱用,可以托梁燕孙(梁士诒,即后来被章太炎在袁世凯总统府嗤之以鼻的财长)设法,不必谈借款了。太炎说要十万。张同梁商量,梁说给他两万。张回复太炎,太炎大怒,覆信说:“我不要你们的狗钱!”张把信给梁看了,只好不睬他了。第三天,太炎又写信给张,竟全不提前一日的事,只说要一万块钱。张又同梁商量,送了他一万块钱。章太炎近来很有钱,他有巨款存在兴业银行,近来还想做兴业银行股东哩!


自恃(二)

1943年,胡适评价冯友兰:“冯友兰虽曾出国门,然实无所见。……见解多带反动意味,保守的趋势甚明,而维护集权的态度亦颇明显。”1947年,冯友兰过访纽约,听说杨绍震夫人许亚芬的硕士论文题目是《1927年以前胡适对中国文化界的影响》,不禁喜形于色,期期艾艾地说:“这……这……这个题目很……很……好,因为过……过了1927年,他也就没……没……没得影响啦!”1950年,胡适看到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的英文版,不屑地说:“实在太糟了,我应该赶快把中国思想史写完。”1955年,胡适又评价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想说几句好话,实在看不出有什么好处!”

胡适认为陈寅恪是当世“治史最渊博、最有识见、最能用材料”的人,然陈的文章实在写得不高明,“标点尤赖,不足为法”。实际上,陈寅恪毕生以文言写作,自未必遵守新式标点。

胡适对他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册的历史地位颇为自负,他说:“我自信,治中国哲学史,我是开山的人,这一件事要算是中国一件大幸事。这一部书的功用能使中国哲学史变色。以后无论国内国外研究这一门学科的人都躲不了这一部书的影响。凡不能用这种方法和态度的,我可以断言,休想站得住。”

1921年,胡适出版《〈红楼梦〉考证》,一反以往索隐派、附会派等“旧红学”派的观点,创立了以自传说为特点的“新红学”。胡适因之成为“新红学”派的祖师。胡适对此很是得意,说“我对《红楼梦》的研究都是前所未有的。”

钱穆与胡适在研究《老子》时发生争论。所论集中在老子年代先后,胡适认为老子的年代略早于孔子,钱穆则认定老子在孔子之后。二人某次在一会上相遇,钱穆对胡适说:“胡先生,《老子》的成书年代晚,证据确凿,你不要坚持你的错误了!”胡适答曰:“钱先生,你举出的证据尚不能说服我,果能服我,我连自己的亲老子亦可不要。”钱穆是经胡适提携进北大的,可见其不计个人恩怨的科学的学术批语精神,而胡适也很宽容,当一同学问及钱先生讲得与他不同,究竟谁的对时,他说:“在大学里,各位教授将各种学说介绍给大家,同学们应该自己去选择,看哪个是真理。”

胡适在小说考证领域的“抛砖”工作,引来了无数“美玉”,他曾不无得意地说:“我考《红楼梦》,得顾颉刚与俞平伯;考《西游记》,得董作宾;考《水浒传》,得李玄伯;考《镜花缘》,得孙佳讯。”

1962年2月24日,也就是胡适去世的当天,胡适在台湾主持“中研院”第五次院士会议时,高兴地说:“我常向人说,我是一个对物理学一窍不通的人,但我却有两个学生是物理学家,一个是北京大学物理系主任饶毓泰,一个是曾与李政道、杨振宁合作试验‘对等律治不可靠性’的吴健雄女士,而吴大猷却是饶毓泰的学生,杨振宁、李政道又是吴大猷的学生。排行起来,饶毓泰、吴健雄是第二代,吴大猷是第三代,杨振宁、李政道是第四代了。这一件事,我认为平生最为得意,也是最值得自豪的。”这是胡适生前的最后讲话。


自谦

胡适是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之一,但他却说,由于自己的历史癖太深,故不配作革命的事业,文学革命的进行,最重要的急先锋不是自己,而是自己的朋友陈独秀。

1916年,胡适在与他人进行新文学论战时,曾作《沁园春??誓诗》,初稿中,词的下半阙是:“要前空千古,下开百世,收它臭腐,还我神奇,为大中华,造新文学,此业吾曹欲让谁?诗材料,有簇新世界,供我驱驰。”后来,胡适觉得口气狂妄,心中不安,所以屡以其稿,后来的定稿是:“定不师秦七,不师黄九,但求似我,何效人为?语必由衷,言须有物;此意寻常当告谁?从今后,倘傍人门户,不是男儿。”

清华国学院设立之初,清华校长曹云祥请胡适到筹建中的清华国学研究院主持院务。胡适立即推辞,表示只做顾问不就院长,建议曹校长采用宋、元书院的导师制,吸取外国大学研究生院学术论文的专题研究法来办研究院。曹校长听罢深以为然,当场表示请胡出任导师,广招天下士子名流,亲身示范,以保留绵延中国文化之血脉云云。胡适谦虚地说道:“非一流学者,不配做研究院导师,我实在不敢当。你最好去请梁任公、王静安、章太炎三位大师,方能把研究院办好。”曹云祥见胡适态度诚恳,又觉此言甚在情理,于是决定按胡适指引的方式、方法付诸行动。后胡适又协助请来王国维等人。


温煦(一)

胡适成名后,每日登门拜访的人络绎不绝。后因求见的人太多,胡适便宣布了“胡适之礼拜”制度:“每星期日上午九点至十二点,为公开见客时间,无论什么客来都见。”后来每个星期天都来人不断,上午时间不够,又延长至下午,通常一天有五十多位客人,成为名符其实的“礼拜日”。如此盛况一致持续到“七七”事变,胡适离开北京为止。

胡适一生极重友情。他常说一句话:“此身非我有,一半属父母,一半属朋友。”

五四运动时期,穿长袍马褂的章士钊和西装革履的胡适观点针锋相对,水火不容,因为章士钊以古文雄词立于世,常贬胡适的白话为浅薄。可是,有一次,他们在北京偶然同席,因晤谈颇洽,乃合摄一影,各题诗词留念。有意思的是,章士钊竟用白话,胡适则用文言,都是一反往常,成为文坛异军中的合奏曲,饶有风趣,且具历史价值。

章士钊诗云:你姓胡来我姓章,你讲什麽新文字,我开口还是我的老腔。你不攻来我不驳,双双并坐各有各的心肠。将来三五十年后,这个相片好做文学纪念看。哈哈,我写白话歪词送把你,总算是俺老章投了降。

胡适诗云:但开风气不为师,龚生此言吾最喜,同是曾开风气人,愿常相亲不相鄙。

有一年,北大招生考试阅卷完毕。胡适在招生委员会上说:“我看了一篇作文,给了满分,希望能录取这名有文学天才的考生。”校长蔡元培和其他委员都同意了。最后翻阅这名考生的成绩,发现数学是零分,其他各科的成绩都很一般。但蔡、胡等人都无反悔之意。事后才知,这名被破格录取的学生就是罗家伦。

一日,胡适上课,提到某小说,说“可惜向来没有人说过作者是谁”。有一学生马上站起来,说:“不对。有人说在什么丛书里的什么书中见过。”胡适又惊又喜,以后上课,逢人便说:“北大真不愧为大”。

有一次,北大学生因为学校派代表去南京聆听蒋介石的训话而罢课。蒋梦麟校长召集全体学生开会,劝学生复课。胡适继蒋之后发言,苦口婆心地劝导学生,遭到了很多学生的反对,在台下起哄,要给胡难堪,但胡丝毫不以为忤,让北大学生充分认识到了胡的“能容”。当时的学生朱海涛记下了这一幕:“就在蒋校长那次召集的学生大会上,我们见到适之先生的气度和他那种民主精神。当时他继孟邻先生(即蒋梦麟)之后上台训话,一开口,台下就起了哄。反对他的(多半是左倾学生),踏脚、嘶叫,用喧闹来盖他的演讲。拥护他的(多半是右派)用更高的声音来维持秩序,来压制反对者的喧哗。顿时会场上紧张起来,形成了对垒的两派,他的声浪也就在这两派的叫嚣中起伏着,断断续续地送入我们的耳鼓。这是篇苦口婆心的劝导,但反对他的那些年轻人却红着脸,直着脖子,几乎是跳起来地迎面大声喊道:‘汉奸!’他也大声,正直而仍不失其苦口婆心地答道:‘这屋子里没有汉奸!’终其演讲,这些年轻人一直在给他当面难堪,而他始终保持着热心诚恳、恺悌慈祥的声音态度。”朱海涛感慨地说:“这天给我的印象极深,我看到了一个教育家的气度,应当是多么大!我也看到了适之先生的‘能容’。”


温煦(二)

胡适在1930年到北京大学之前,写有一条幅:“做学问要在不疑处有疑;待人要在有疑处不疑。”

陈独秀狱中时,胡适路过南京,来信说:“不及看望。”陈大发脾气,大有绝交的样子。其实,陈独秀入狱期间,胡适多次从北京来看望,送来吃的、用的和书籍。一次,陈曾托胡设法把《资本论》译成中文,胡认真操作,不久来信报告进展情况,叫他放心。在押期间,出版了《独秀文存》第9版,蔡元培居然为这个在押的共产党要犯写序。

据邓嗣禹回忆,胡适任北大校长时,校长办公室就几乎等于教职工的俱乐部,全校教授,皆可进见校长,不必预先约定时间。有一次,邓去造访胡,“一进室内,工友照例倒茶,其中已有数人在坐,彼此随便谈天,开玩笑,胡适亦参加闲谈,并略言及徐志摩跟陆小曼的恋爱故事。”邓看到此番场景后,莫名其妙,觉得校长办公室就好像“香港广东饮茶的地方”,然后深叹胡适作风之平和民主。

胡适在上海任中国公学校长时,杨杏佛是胡的学生。在一个大会上,杨大骂胡适的新文化改革。后来蔡元培带杨杏佛来胡适家道歉。胡适没有发脾气,只是说:“《西游记》的第八十一难,我觉得原文写得太寒伧了,我想把它改写过。”蔡元培问:“怎么改法?”胡适说:“唐僧取经回来,还要遭一难,因为这时在取经路上被他的三个弟子打死的许多冤魂冤鬼,都来报仇了。唐僧情愿舍身,把他的肉,一块一块地割下来,喂给一班冤魂冤鬼,他们每吃一块唐僧肉,可以增长一千岁。唐僧说:‘我来舍身,使他们可以超生,可以报账。’”杨杏佛听得脸红耳赤。胡适后来将自己的文化改革主张写成《科学发展所需要的社会改革》一文发表。

1961年,胡适应邀在“亚东区科学教育会议”上,以30年前这个话题作了25分钟讲演,不想又引起反对派的“围剿”,说他是“用诬蔑中国文化、东方文化的方法,向西方人卖俏”,胡适见到这些文章,连说;“不要去管它,那是小事体,小事体,我挨了40年的骂,从来不生气。”接着便向人们讲述了30年前这桩故事。

某次,北大文科研究所举行研究报告会,有一位韩姓研究生提出一篇有关隋唐之际佛学的研究报告。宣读完毕,胡适以所主任资格首作批评,滔滔不绝,刚说到中途,韩君突然打断他的话头说:“胡先生,你别再说下去了,你越说越外行了。”胡遂停止批评,毫不动气,雅量惊人。


温煦(三)

1930年12月17日,胡适四十岁生日。他的好友、学生不约而同地给他送去了用白话文写的寿联。地质学家、也是新文化运动健将的丁文江的寿联是:凭咱这点切实工夫,不怕二三人是少数;看你一团孩子脾气,谁说四十岁为中年。

胡适与梅兰芳、齐如山(电影《梅兰芳》中冯如白的原型)交好。他对梅兰芳相当爱护,梅氏出国演剧,预先印了一本特刊,胡适亲自为之校阅。梅的英文演讲词、宣传品,都经胡适改正过的。

齐如山有一篇文章说:“我与适之先生相交五十多年。在民国初年,他常到舍下,且偶与梅兰芳同吃便饭,畅谈一切。一次,梅在中和园演戏,我正在后台,适之先生同梅月涵、周寄梅两位先生忽然降临。我问他,你向来不十分爱看戏,何以今晚兴趣这样高?他已微有醉意,说:‘我们不是来看戏,是来看你。’后来他还在医院中给我写了两封很长的信,一封是讨论《四进士》一戏的意义,他说:‘所有旧的中国戏剧中,以《四进士》的台词最精彩,因为有大部分的念白接近白话文。’”

胡适的儿子胡思杜留在了大陆,大陆批判胡适开始之后,1950年,他公开表示与胡适划清界限,称胡适为“人民的敌人、反动份子,罪行早和美帝有关”,报纸登出这个消息后,蒋介石亲自把胡适叫到家里予以安慰,胡适似乎并不领情,竟搬出了蒋经国在苏联时期大骂蒋介石是革命的叛徒、与蒋介石划清界限的往事,弄得蒋无话可说。顾颉刚、朱光潜等北大旧友,也在一波波批判资产阶级思想运动中批判胡适,胡适则强调相信友人只是为了在检讨中过关,并非真心之论。

胡适听说钱穆时,钱穆还在苏州的一所中学任教。一次胡适到苏州讲演,特地去看望钱穆,他说:“我来苏州有两件事:一是购买《江□诗集》,二是想见见钱穆。”

1930年4月,胡适曾写信给杨杏佛,称“我受了十年的骂,从来不怨恨骂我的人,有时他们骂的不中肯,我反替他们着急。有时他们骂的太过火了,反损骂者自己的人格,我更替他们不安”。20世纪50年代,他又说,“我挨了四十年的骂,从来不生气,并且欢迎之至。”


温煦(四)

季羡林曾回忆和胡适共事的日子:我同适之先生,虽然学术辈分不同,社会地位悬殊,想来接触是不会太多的。但是,实际上却不然,我们见面的机会非常多。他那一间在孑民堂前东屋里的狭窄简陋的校长办公室,我几乎是常客。作为系主任,我要向校长请示汇报工作,他主编报纸上的一个学术副刊,我又是撰稿者,所以免不了也常谈学术问题,最难能可贵的是他待人亲切和蔼,见什么人都是笑容满面,对教授是这样,对职员是这样,对学生是这样,对工友也是这样。从来没见他摆当时颇为流行的名人架子、教授架子。此外,在教授会上,在北大文科研究所的导师会上,在北京图书馆的评议会上,我们也时常有见面的机会。我作为一个年轻的后辈,在他面前,决没有什么局促之感,经常如坐春风中。

有一天,季羡林到校长办公室去见胡适。一个学生走进来对胡适说:昨夜延安广播电台曾对他专线广播,希望他不要走,北平解放后,将任命他为北大校长兼北京图书馆的馆长。胡适听了以后,含笑对那个学生说:“人家信任我吗?”季羡林觉得这个学生的身份他不能不明白,但他不但没有拍案而起,怒发冲冠,态度依然亲切和蔼。

李敖考证胡适的作品,考出了胡本人都忘记了什么时候什么地点写的文章。胡后来见到李,握着这位20岁毛头小伙子的手,赞道:“李敖小兄,你实在是比胡适之还了解胡适之啊!”

胡颂平回忆胡适:先生平时交给我的工作,无论是写一封简单的信稿,或是摘录一些参考资料,或是出去接洽一件事情,总是说:“我想请你帮我做一件事,你有空时去办,不忙,不忙。”等我办好复命时,也总是说:“谢谢你”,或是说:“太麻烦你了,多谢多谢。”去年12月里,他在台大医院特一号病房里养病,有一天夜里,他的被头不曾盖好,夜班的护士看见了,轻轻地过去帮他盖好。这时他已经睡着了,但他在睡梦中对这位特别护士说:“谢谢你。”第二天,这位护士告诉他时,他自己一点也记不起了。我8点半到了医院之后他对我说:“刚才护士小姐说的话。如果我睡着真的会说‘谢谢你’三个字,我相信这是我的好习惯。”

胡适晚年认识了一个名叫袁瓞的小贩。小贩是个卖芝麻饼的,他们两人经常在一起闲聊。有一天,胡适的心脏病发作,住进了台大医院。他的朋友和梅夫人拿着一个芝麻饼送到了胡适的病房说:“我给你吃一样东西,我相信你一定没吃过。”“我早就吃过了,”胡适笑着说,“这是我的一个朋友做的。”天真的胡适以为,诺大一个台北市,芝麻饼都是“我的朋友”袁瓞做的。

八十多岁的季羡林到台湾访问,在大会上听到主席李亦园院士的讲话,说适之先生晚年任中央研究院院长时,在下午饮茶的时候,他经常同年轻的研究人员坐在一起聊天。有一次,他说:做学问应该像北京大学的季羡林那样。季羡林乍听之下,百感交集。他想到适之先生一直到晚年还关注着他的学术研究,知己之感,油然而生。


真挚(一)

1914年,到美国仅4年的胡适,痛感留学生的沉迷生活,撰写了忧患不已的《非留学篇》。这篇洋洋洒洒的长文的开头四句是:“留学者,吾国之大耻也;留学者,过渡之舟楫非敲门之砖也;留学者,废时伤财事倍而功半者也;留学者,救急之计而非久远之图也。”

1915年2月20日,在美国留学的胡适与其英文教师亚丹谈话中论及国立大学的重要性,很受刺激。于是他在当日的日记中写道:“吾他日能见中国有一国家大学可比此邦之哈佛,英国之剑桥、牛津,德之柏林、法之巴黎,吾死瞑目矣。嗟夫!世安可容无大学之四万万方里、四万万人口之大国乎!世安可容无大学之国乎!”

1916年,身在美国的胡适在给朋友的信中说他“近来别无奢望,但求归国后能以一张苦口,一支秃笔,从事于社会教育,以为百年树人之计,如是而已。”

胡适曾说:“国无海军,不足耻也;国无陆军,不足耻也!国无大学,无公共藏书楼,无博物院,无美术馆,乃可耻耳。我国人其洗此耻哉!”

胡适告诫学生:“凡是要等到有了图书馆方才读书的,有了图书馆也不肯读书。凡是要等到有了实验室方才做研究的,有了实验室也不肯做研究。”

胡适曾向人们发出这样的勉励:敬爱的朋友们,让我们都学学大海,“大水冲了龙王庙,一家人不认得一家人。”“他们”对石子和秽水,尚且可以容忍;何况“我们”自家人的一点子误解,一点子小猜嫌呢?亲爱的朋友们,让我们从今以后,都向上走,都朝前走,不要回头踩那伤不了人的小石子,更不要回头来自相践踏。我们的公敌是在我们的前面;我们进步的方向是朝上走。


真挚(二)

胡适在写给鲁迅、周作人兄弟和陈源的劝架信中说:我是一个爱自由的人,——虽然别人也许嘲笑自由主义是十九世纪的遗迹,——我最怕的是一个猜疑、冷酷、不容忍的社会。我深深地感觉你们的笔战里双方都含有一点不容忍的态度,所以不知不觉地影响了不少的少年朋友,暗示着他们朝向冷酷、不容忍的方向走,这是最可惋惜的。

胡适跟陈独秀关系非常,或畅谈,或争论。有一次争论得厉害,陈独秀问:“适之,你连帝国主义都不承认吗?”胡适生气了,说:“仲甫,哪有帝国主义!哪有帝国主义!”拿起拐杖,在地板上连连笃了几下,就走了。而他在检讨自己时对陈独秀的苦干精神是佩服的,他说自己“一方面不能有独秀那样狠干,一方面又没有漱溟那样蛮干,所以我是很惭愧的”,他崇敬两人的精神,相形之下他自己显得软弱多了。

1934年8月,胡适很诚恳的对国人说:今日中国教育的一切毛病,都由于我们对教育太没有信心,太不注意,太不肯花钱。教育所以“破产”,都因为教育太少了,太不够了。教育的失败,正因为我们今日还不曾真正有教育。

胡适写了一封1600字长的信给任鸿隽,力劝他不要辞去四川大学校长。写后,自己带到任鸿隽处,和他长谈两个小时。

胡适对于禅宗的历史下过很多工夫,颇有心得,但是对于禅宗本身那一套奥妙并无好感。有一次,朋友宴会后要大家题字,梁实秋偶然写了“无关门”的一偈,胡适看了大吃一惊,因此谈起禅宗,梁提到日本铃木大拙所写的一部书。胡适正色说:“那是骗人的,你不可信他。”

抗战间,周作人陷身北平,胡适在伦敦听说他有附逆之心,便寄来一首诗加以规劝。诗云:“臧晖先生昨夜作一个梦,梦见苦雨庵中吃茶的老僧,忽然放下茶钟出门去,飘然一杖天南行。天南万里岂不太辛苦?只为智者识得重与轻。梦醒我自披衣开窗坐,谁知我此时一点相思情。”臧晖先生指胡适自己,苦雨庵指周作人。不料,周作人到底没能“识得重与轻”。


真挚(三)

解放前夕,北平学生经常示威游行,背后都有中共地下党在指挥发动。但是,每次北平国民党的宪兵和警察逮捕了学生,胡适都乘坐他那辆当时北平还极少见的汽车,奔走于各大衙门之间,逼迫国民党民局非释放学生不行。他还亲笔给南京驻北平的要人写信,为了同样的目的,据说这些信至今犹存。

胡适在美国遇到一位久居国外的不打算回国的教授,胡在席上用中文对他说:“我劝你还是回台湾去,至少休假回去住上一年半载,你要晓得一个没有国籍的人是最痛苦的。”

五十年代,胡适在海外为一本书写的导言里,引用了金岳霖在“思想改造运动”中的检讨。他为金的命运深深担心,说:一个黑暗的迫害时代开始了。

20世纪60年代初,胡适在台湾谈起旧日的朋友时说:“现被三反五反之后的钱端升、朱光潜、沈从文、华罗庚等人,听说过得非常的苦。”


真挚(三)

解放前夕,北平学生经常示威游行,背后都有中共地下党在指挥发动。但是,每次北平国民党的宪兵和警察逮捕了学生,胡适都乘坐他那辆当时北平还极少见的汽车,奔走于各大衙门之间,逼迫国民党民局非释放学生不行。他还亲笔给南京驻北平的要人写信,为了同样的目的,据说这些信至今犹存。

胡适在美国遇到一位久居国外的不打算回国的教授,胡在席上用中文对他说:“我劝你还是回台湾去,至少休假回去住上一年半载,你要晓得一个没有国籍的人是最痛苦的。”

五十年代,胡适在海外为一本书写的导言里,引用了金岳霖在“思想改造运动”中的检讨。他为金的命运深深担心,说:一个黑暗的迫害时代开始了。

20世纪60年代初,胡适在台湾谈起旧日的朋友时说:“现被三反五反之后的钱端升、朱光潜、沈从文、华罗庚等人,听说过得非常的苦。”


提携(一)

傅斯年、罗家伦、汪敬熙、毛子水等20余名学生,自动组织起校内第一个响应另类文化运动的学生团体——新潮社,并创办《新潮》杂志,胡适应邀担任该杂志顾问。在胡适的帮助下,新潮社得到了北大每月400块大洋的公款资助。

林语堂留学美国期间,日子过的非常窘迫。无奈之下,他想起出国时胡适邀他留学归国到北大教书,他便写信给胡适,问能否预支工资。胡适给他寄去1000美元。后来,林语堂又一次陷入困境,再向胡适求助,胡适再一次寄给他1000美元。带着哈佛硕士、莱比锡语言学博士的光环归国的林语堂,受到了北大外文系的热情接待,并被聘为英文系教授,兼北京女子师范大学讲师。林语堂到北大的第一件事,就是要向胡适当面致谢,那预支的两千美元帮了大忙。不巧,胡适南下养病,林语堂找到了北大当时的教务长蒋梦麟。蒋梦麟莫名其妙,“什么两千美元?”细究来龙去脉,林语堂这才明白,北大根本没有资助外国留学生的计划,是胡适为了招揽人才,私自和他做了口头协定。林语堂向他求救时,胡适为了遵守协定,就自掏腰包,填上了那笔巨款。胡适的君子一诺,林语堂深深地埋在了心里。他们都很有默契地不提此事。胡适去世后,林语堂才公开了这段往事。

胡适请沈从文来学校授课,当时慕名来上课的学生很多。

顾颉刚是胡适的学生,胡适考证的方法对顾颉刚影响不浅。顾颉刚先生说,他学会这套“治学方法”,是看胡适的《水浒传考证》一文,看出来的。

三十年代,胡适独具慧眼,提拔、任命、帮助梁实秋完成了——日后号称是梁实秋对文坛的“三大功绩”之一的“翻译莎士比亚全集”。

季羡林为胡适的学生,精通梵文、巴利文、吐火罗文,在他归国初期期间,受到胡适提拔。


提携(二)

1935年冬,一位北大学生约见胡适,胡适在电话中告其明天上午7点相聚,学生误听为下午。当下午7点去时,门房告胡适已离家,学生正欲转回,胡适回来了。胡适问:“上午在候,为何不来?”学生答:“误听以为下午。”胡适笑道:“我亦疑你误听,故特趋回。”

陈存仁与胡适见面,胡再三再四地告诉陈:写文章一定要用白话文,并且要少引用成语,应该“越白越好”。因为各朝各代的文言文都是不同的,汉魏六朝,有汉魏六朝的文言文,唐宋有唐宋的文言文,明清有明清的文言文,清朝的策论,简直全部是堆砌而成,一无价值。到了民初后,严复创立一种新的文言体,梁启超又创了一种新文言体,已经把旧的文言文加以翻新,然而总不及白话文能影响到大众。做文字工作的人最忌写深奥的古文,因为文章写得越古,越是令人看不懂,失掉了写作的意义。这些话对陈存仁的影响很大。胡适还建议他写的字,要“越清楚越好”,这一点陈也经久地遵守他的意见,连开药方也从不写一个草字。

胡适乐于助人。他在美国因心脏病住院疗养时,一天突然要起床写信,医生不许他动,他却不顾。因为他在日记中发现自己在病前答应了一位素不相识的学生,帮他到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去借一本中文善本书(普通人大概借不出来)。


旧儒(一)

蒋介石给胡适的挽联,“新文化中旧道德的楷模,旧伦理中新思想的师表”,的确抓住了胡适人格中最敏感而隐讳的独特性。开白话文革命先河的胡适,虽给外界强烈的全盘西化印象,成为现代理性精神、宽容、温情、好智的代表性人物,但在文化上,他始终是认同中国传统知识分子责任与角色,乃至于对国家与文化认同的忠诚。

胡适说:“东方文明的最大特色是知足。西洋的近代文明的最大特色是不知足。”他比较说:“一边是安分,安命,安贫,乐天,不争,人吃亏;一边是不安分,不安贫,不肯吃亏,努力奋斗,继续改善现成的境地。”

1925年,胡适著文谈“读书”,指出“精”和“博”是读书两个要素。他将这个看法编成两句口号:“为学要如金字塔,要能广大要能高。”

胡适第一个考证出《红楼梦》的后四十回的作者并非曹雪芹。

季羡林的《台游随笔??站在胡适之先生墓前》里,谈到胡适的“书呆子”气:有一次在北京图书馆开评议会,会议开始时,适之先生匆匆赶到,首先声明,还有一个重要会议,他要早退席。会议开着开着就走了题,有人忽然谈到《水经注》,适之先生立即精神抖擞,眉飞色舞,口若悬河。一直到散会,他也没有退席,而且兴致极高,大有挑灯夜战之势,早把那个“重要会议”忘到爪哇国去了。

胡适很推崇王安石,认为“他的政治思想主要是用‘有为’来替代‘无为’”。王安石的诗,“不畏浮云遮望眼,自缘身在最高层”,是胡适最爱题赠给别人的诗句。

胡适对齐白石极端钦佩,曾经与黎锦熙、邓广铭合编一部《齐白石年谱》。

胡适是比较老派的文人,讲究读书致仕。因为母亲严厉,胡适少年老成,被戏称为“糜先生”。据说有一次,胡适跟伙伴们掷铜钱玩,一位老农见了非常吃惊,说:“糜先生,你也玩这个呀?”胡适一听,羞愧难当,顿觉失了身分。


旧儒(二)

胡适早年在上海曾有过一段浪荡无羁的生活。在一个雨丝纷纷的傍晚,胡适大醉后在回家的路上与警察争斗起来,当晚被抓进监狱蹲了一夜。第二天,胡适对着镜子打量自己青肿的脸时,想起了李白的名句“*********************”,开始懊悔了。此后,胡适在朋友的帮助下关起门来发奋读书,终于考取了当年庚子赔款奖学金赴美留学。

有一回,胡适路过青岛,遇到梁实秋呼朋聚饮。胡适看到他们豪饮的盛况,赶忙取出镌有“戒”字的金戒指戴在手上,表示免战。

胡适是白话文运动的先驱,也是新诗运动的先导,他为此作出了可贵的尝试,并将自己的一本诗集命名为《尝试集》。但是他的新诗往往拘泥于旧体诗的格律,尤其是韵脚,大多遵循古代汉语的韵部。比如,《尝试集》的第一首诗《孔丘》:“知其不可而为之,亦不知老之将至。认得这个真孔丘,一部《论语》都可废。”“至”和“废”在词韵里是通用的,在现代汉语里则完全不押韵。

早年《新青年》刊登胡适和陈独秀的文章,都是惊世骇俗之论,其中有几篇文章倡议“只手打倒孔家店”,而且主张“非孝”,认为孝敬父母,罪大恶极。一般人并分不出哪一篇是陈独秀做的,哪一篇是胡适做的。所以很多人初时的印象,胡适之对父母,一定是属于非孝一类的。但是胡适却极为孝顺。他父亲早逝,所以他得到父亲的温情很短,但他六十三岁回到台湾,他不但把父亲的遗作出版和整理,还替父亲立了一个很堂皇的纪念碑。在他写的四十行述中,一再提到母亲对他的慈爱,“八年的家乡教育”,完全是他母亲一手栽培的。

胡适的婚姻也由母亲一手安排。他从小与江冬秀订婚。程天放有一篇文章说:“他的立身处世,却完全符合中国的伦理之道。他对母亲非常孝顺,他和夫人江冬秀女士的婚姻完全是家长作主订定的,在结婚以前,两人没有见过面,可是他对夫人终身敬爱,到老不变。总统挽适之先生说:‘新文化中旧道德的楷模,旧伦理中新思想的师表。’真是非常允当。”胡适还说过“中国人的旧式结婚,是先结婚后恋爱”的名言。

胡适膝下有二子,长子胡祖望,得名于胡母冯顺弟,有光宗耀祖之意。次子胡思杜,寓意“思念杜威”,既表达了他对老师杜威的敬重之情,更含着他一生对自由主义的坚定信仰。

伯希和所治之汉学如一座大山挡在中国学人的面前,当时的大师们如陈垣、陈寅恪等都有些焦虑。陈垣曾对胡适说:“汉学正统此时在北京呢?还是在巴黎?”两人相对叹气,盼望十年后也许可以在北京了!

抗战期间,胡适任驻美大使,两个儿子先后到美国读书,仅一年学费就得两千多美元。胡适颇感压力,一面写稿赚取稿费,一面四处演讲,“替儿子筹备一点美金”。孔祥熙知道后,立即汇了3000美元给胡适,胡适系数退回。

1948年底胡适仓皇离开北平,只带了夫人,没带小儿子胡思杜,有一种说法是临时没有找到人;一种说法是胡思杜不愿意随父母南行,具体原因不明,胡思杜说:“我又没有做什么有害共产党的事,他们不会把我怎么样。”另有一种说法来自他后来的秘书胡颂平,胡适夫妇上了飞机,人们问为什么只有他们两人,胡适回答:“通知上只写接我,却没有说可带孩子。”书生气的胡适让机上所有名流、学者无不为之动容。


新知(一)

胡适在1916年10月给陈独秀的信中列举了新文学的八条原则:

一曰不用典;

二曰不用陈套语;

三曰不讲对仗;

四曰不避俗字俗语;

五曰须讲求文法之结构;此皆形式上之革命也;

六曰不作无病呻吟;

七曰不摹仿古人;语语须有个我在;

八曰须言之有物;此皆精神上之革命也。

1917年,当时胡适还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研究生,他在《新青年》上发表《文学改良刍议》,提倡使用白话文写作,石破天惊,引起很大反响。后来唐德刚先生在《胡适杂忆》中透露,胡适当时写那篇文章,原是在美国主编的《留学生季报》用的,只是抄了一份给陈独秀主持的《新青年》。想不到却因此造成中国的新文学运动。

1917年,胡适从美国,留学回来,他在横滨渡船的时候看到张勋复辟的消息,大为感慨说,看来中国根本的问题不是一个制度问题,而是人的素质,文化观念问题。他决心回国以后二十年不谈政治,只谈用文艺重新塑造国民的灵魂。

1917年,留学七年的胡适从美国回到国内,让他吃惊的是,七年内竟没有出版一本哲学方面的中文书籍。最后在上海翻了一整天,才找到一本《中国哲学史》,作者也只不过提出如此见解:“孔子既受天之名”和“与天地合德”。胡氏说:“(过去七年来)不但高等学问的书一部都没有,就是要找一部轮船上火车上消遣的书,也找不出!我看了这个怪现状,真可以放声大哭!”



新知(二)

胡适《领袖人才的来源》论及:领袖人物必须具备充分的现代见识、必须具有充分的现代训练,必须有足以引起多数人信仰的人格,这种资格的养成,在今日的社会,除了学校,别无他途。

胡适在奔母丧时写过这样一段话:“‘小我’是会消灭的,‘大我’是永远不灭的。‘小我’是有死的,‘大我’是永远不死,永远不朽的。‘小我’虽然会死,但是每一个‘小我’的一切作为,一切功德罪恶,一切语言行事,无论善恶,一一都永远留存在那个‘大我’之中。那个‘大我’便是古往今来一切‘小我’的纪功碑,彰善祠,罪状判决书。”

胡适在和周作人在关于改造社会与人孰先孰后的问题上,针锋相对地说:个人是社会上无数势力造成的。改造社会的下手方法在于改良那些造成社会的种种势力——制度、习惯、思想等等,改造社会即是改造个人。

胡适《说儒》里讲:儒是殷民族的教士,他们的衣服是殷服,所行殷礼,他们的人生观是亡国遗民的柔逊的人生观,从一个亡国民族的教士阶级,变到调和三代文化的师傅。用吾从周的博大精神,提起了“仁以为己任”的绝大使命——这是孔子的新儒教,这就是“亡国奴柔顺论”,匈奴人或哥特人亡国不知多少次,性格却未见柔顺,犹太人亡国时间最长也不见柔顺。

胡适诸多理论今日仍为有效: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大胆假设,小心地求证;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容忍比自由还更重要;中国需要医治贫穷、愚昧、贪污、疾病、扰乱,而不是革命;宪政是宪政的最好训练。等等。


传道

“中国哲学史”是北大的老课,胡适到北大之前由陈汉章讲,陈从伏羲讲起,讲了一年才讲到《洪范》。胡适到北大后接任此课,一开始授课便新意迭出。当时的学生顾颉刚回忆:“他来了,他不管以前的课业,重新讲义,开头第一章是‘中国哲学的结胎的时代’,用《诗经》作时代的说明,丢开唐虞、夏、商,径从周宣王以后讲起。这一改,把我们一般人充满着三皇五帝的脑筋,骤然作一个重大的打击,骇得一堂中舌挢而不能下。”顾颉刚听过几次课后,便称赞:“胡先生讲的的确不差,他有眼光,有胆量,确是一个有能力的历史家,他的议论处处合于我的理性,都是我想说而不知道怎样说才好的。”

北大课堂上一直遵循“来者不拒,去者不留”的传统。当时在北大旁听和“偷听”的学生很多。有一次上胡适先生的他让学生把姓名留下来,说:“你们哪位是偷听生?没关系,能来偷听便是好学之士。听我的课,就是我的学生。我希望你们给我留个名字,是我班上的学生。”

胡适先生的演讲式教学在学生中很受欢迎,亦常常因红楼教室人满为患而搬入二院大讲堂。他讲课从不发讲义,自己也没有讲稿。讲课内容也有些特点,如讲中国文学史(宋元明清部分)时,先从文学评论的角度,介绍王若虚的《滹南遗老集》;讲《红楼梦》作者曹雪芹时,给学生们介绍了曹寅写给康熙皇帝的奏折。但学生们最喜欢的还是他的演讲。柳存仁先生在其《记北京大学的教授》文中写到:胡先生在大庭广众间讲演之好,不在其讲演纲要的清楚,而在他能够尽量地发挥演说家的神态、姿势,和能够以安徽绩溪化的国语尽量地抑扬顿挫。并因为他是具有纯正的学者气息的一个人,他说话对的语气总是十分的热挚真恳,带有一股自然的气所以特别能够感动人。

北大中文系有一讲师,姓缪名金源,极怪异,因受胡适赏识而留校教大一国文。缪第一节课给学生介绍参考书说:第一,《胡适文存一集》;第二,《胡适文存二集》;第三,《胡适文存三集》;第四,《胡适文存四级》。他虽讲课不错,但如此开列参考书,学生自然不满,于是派代表面见胡适:“缪先生教的不行,思想太落后了,还留在五四时代。”胡适闻言大怒,拍起桌子说:“什么是五四时代?你们懂什么?太狂妄了!缪先生是好老师,不能换!”学生只好败兴而归。

散文家张中行曾谈起胡适的口才与幽默感:30年代初,他讲大一普修的中国哲学史,在第二院大讲堂(原公主府正殿)上课,每周两小时,我总是去听。现在回想,同学们所以爱听,主要还不是因为内容新颖深刻,而是话讲得漂亮,不只不催眠,而且使发困的人不想睡。

苏雪林在《胡适之先生给我两项最深的印象》中,用烘云托月的笔法,描述胡适讲演的风采:我们国文系的教室本与我们的图书馆毗连,中间有可以自由开阖的扇槅门隔开为两下。每逢胡先生来上课,不但本班同学从不缺席,别班学生师长也都来听。一间教室容纳不下,图书室槅门打开使两室合并为一。甚至两间大教室都容纳不下,走廊里也挤满了人,黑压压地都是人头,大家屏声静气,鸦雀无声,倾听这位大师的讲解。这个印象留在我脑子里,永远不能漶灭。

1934年秋,胡适在北大讲课时大讲白话文的优点,那些醉心文言文的同学不免萌生了抵触情绪。正当胡适讲得得意时,一位同学突然站起来,声色俱厉地提出抗议:“胡先生,难道说白话文就没有缺点吗﹖”胡适冲着他微笑着说:“没有的。”那位同学更加激愤地反驳道:“白话文语言不精练,打电报用字多,花钱多。”胡适扶扶眼镜柔声道:“不一定吧前几天行政院,有位朋友给我打来电报,邀我去做行政院秘书,我不愿从政,决定不去,为这件事我复电拒绝。复电是用白话写的,看来也很省字省钱。请同学们根据我这一意愿,用文言文编写一则复电,看看究竟是白话文省,还是文言文省﹖”胡适于课堂上令学生拟一拒聘电报,其中有一最简者为:“才疏学浅,恐难胜任,不堪从命。”而胡的白话稿为:“干不了,谢谢。”胡论曰:“文之优劣,原不在文白,在于修辞得当也。”

胡适对学术论文有其见解,他曾对台湾大学某学生说,不要奢望轻易找到难题的答案。他说:“要小题大做,千万不要大题小做。”


言说

胡适说:历史是一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

胡适常说:狮子与虎永远是独来独往,只有狐狸与狗才成群结队。

胡适说:有什么话,就说什么话,话怎么说,就怎么写。

胡适说:“麻将里头有鬼。”又说:《红楼梦》不是一部好的小说,因为书里没有一个PLOT(有头有尾的故事)。

黎元洪曾颁发勋章给胡适。胡是在报刊上登启事:“4月5日的《益世报》上登出新颁发的大批勋章,内有:‘胡适给予三等嘉勋章、勋位的,如果这个胡适是我,还是请政府收了回去吧。”

1920年9月中旬,胡适在北大开学典礼上发表演讲,说到新文化运动、共产主义时说:“我自己是赌咒不干的,我也不希望你们北大同学加入。”

对于文学改良,胡适最初是不够自信的,他写信给陈独秀说:“此事之是非,非一朝一夕所能定,亦非一二人所能定。甚愿国中人士能平心静气与吾辈同力研究此问题。讨论既熟,是非自明。吾辈已张革命之旗,虽不容退缩,然亦绝不敢以吾辈所主张为必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陈独秀则毫不客气地回复道:“改良文学之声,已起于国中,赞成反对者各居其半。鄙意容纳异议,自由讨论,固为学术发达之原则。独至改良中国文学,当以白话为文学正宗之说,其是非甚明,必不容他人之匡正也。其故何哉,盖以吾国文化,倘已至文言一致地步,则以国语为文,达意状物,岂非天经地义,尚有何种疑义必待讨论乎?”

但是多年之后,面对文学革命的累累硕果,两人的表现却又别有不同。陈独秀说:“常有人说白话文的局面是胡适之陈独秀一班人搞出来的,其实这是我们的不虞之誉。中国近来产业发达人口集中,白话文完全是应这个需要而发生而存在的。适之等若在3
0年前提倡白话文,只需章行严(士钊)一篇文章便驳得烟消灰灭。此时章行严的崇论宏议有谁肯听?”胡适则当仁不让地说:“如果没有胡适、陈独秀之流的话,运用白话文进行文学创作至少要推迟二三十年。”

1948年10月20日,胡适应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的邀请,在浙大体育馆演讲《自由主义》。这是胡适在大陆的最后一次演讲。胡适这次讲演没有留下记录稿,但竺可桢日记记下了大致内容:胡适“述自由主义为中国之固有产物,以《吕氏春秋》为证,并引王安石白话诗。述浙江余姚明代三位大师阳明、梨洲、舜水均为提倡自由主义。述东汉王充(仲任)之自由主义。但以为中国之自由主义缺乏了政治之自由,且少容忍之精神,故自由终不达到,而人民亦无由解放云云。”

1949年3月27日下午,胡适演讲《中国文化里的自由传统》,胡适再一次说自由不是舶来品,他以中国古代传统中的谏官御史、史官制度作为例证,并把孔子、老子、孟子都称为自由主义者,认为王充的《论衡》从帝国时代就开辟了自由批评的传统,在范缜、韩愈、王阳明身上他都读出了自由主义精神。他甚至把孔子的“有教无类”及科举制度解释为“教育的平等”。他说:“假如有一天我们都失去了自由,到那时候每个人才真正会觉得自由不是奢侈品,而是必需品。”

1949年2月15日,胡适在上海和老同学竺可桢见面,在谈话中,胡适表达了对国共和谈的看法,竺可桢在日记中说:“适之对于中共与中央和谈之成功甚悲观,但谓北京之解放未始非福。渠不久将赴美国,或将赴台湾一转。”


教诲

胡适认为,“宽容”才是自由主义的第一要义。

胡适曾对青年朋友们说:“现在有人对你们说:‘牺牲你们个人的自由,去求国家的自由!’我对你们说:‘争你们个人的自由,便是为国家争自由!争你们自己的人格,便是为国家争人格!自由平等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得起来的!’”

“五四”运动中,学生的表现日益激进,胡适和蒋梦麟乃联名发表《我们对于学生的希望》,文中写道:“荒唐的中年、老年人闹下了乱子,却要未成年的学子抛弃学业,荒废光阴,来干涉纠正,这是天下最不经济的事!”

胡适说:“中国需要医治贫穷、愚昧、贪污、疾病、扰乱,而不是革命……”

20世纪20年代,胡适曾对他的朋友路易丝??甘尼特说:“今天对于有才能的人来说,生在中国是不幸的,他们得到的太多太容易;他们让人推着很快地承担超过他们能力的责任——他们注定是要完蛋的。”

胡适执掌中国公学后,校风为之一新。他反对党化教育,国民党政府规定,举凡机关、学校一律要挂国民党党旗,每周一要举行总理孙中山的纪念周活动。唯独胡适的中国公学不挂党旗也不举行总理纪念周活动。他的学生罗尔纲称,进入中国公学后,首先让他感到痛快的,是学校不挂国民党旗,星期一上午不上国民党纪念周。

1929年,胡适送给中国公学18年级毕业生一句话:“不要抛弃学问。”他说,“学问便是铸器的工具。抛弃了学问便是毁了你自己”。

1935年的一二??九运动中,胡适对学生的行动持反对态度,他坚持认为学生应该先“把自己铸造成器”,为此他不惜去揭掉那些热情洋溢的“通告”。于是有学生写信给他:“胡先生,我们深切地明白了你的人格!你的人格连一个无知的工友都不如!只有用粗野的手段对付你才合适!你妈的,难道华北卖给日本以后,你还能当北大的文学院长吗?你把我这热心的青年学生残杀几个,陷害几个,你心还很痛快吗?即使你阻止住了我们爱国心的沸腾,于你有什么好处?于你的良心也过意得去吗?现在警告你:向后你若再撕毁关于爱国的通告,准打断你的腿,叫你成个拐狗!勿谓言之不豫也!”之后有一天,胡适去上课,发现只有周祖谟一个学生。多年之后,恰恰是这个周祖谟取得了可观的学术成就,而那些义愤填膺的学生们却被自己点燃的火焰吞没了。

胡适说:“从前禅宗和尚曾说,‘菩提达摩东来,只要寻一个不受人惑的人。’我这里千言万语,也只是要教人一个不受人惑的方法。被孔丘、朱熹牵着鼻子走,固然不算高明;被马克思、列宁、斯大林牵着鼻子走,也算不得好汉。我自己决不想牵着谁的鼻子走。我只希望尽我的微薄的能力,教我的少年朋友们学一点防身的本领,努力做一个不受人惑的人。”



詈讽(一)

胡适有名,所以胡适挨骂;胡适倡导新文化,所以胡适挨骂;胡适宽和,所以胡适挨骂。

胡适以《胡适之》为题在北平某大学演讲。他说:鄙人于“五四”运动时提倡白话文,章太炎国学大师大骂:“适之小子,你之名字,何不改为往哪里去?”听者哄然。

邓之诚的祖父是曾任云贵和两广总督的邓廷桢。邓极不喜欢白话文,学生试卷中凡用“的”之处,他一律改成“之”。一天,他用沉重的西南官话说:“同学们,千万要听明白,城里面有个姓胡的,他叫胡适,他是专门地胡说。”

胡适在上海中西女塾以“争取大奶子”为题发表演讲,他说:“中国女子是不配做母亲的,因为她们的奶子被压制太久,减少了生殖力。所以各位要想争取做母亲的权利,第一就应解放奶子。”性学博士张竞生认为胡适的说法没有理论根据,且有欺辱女生、哗众取宠之嫌,在报纸上大加挞伐。两人进行了笔战。


胡适回国时,青春气盛,意气风发,不可一世。辜鸿铭则认为,胡适所持为美国中下层英语,而且不懂希腊文和德文,故必不能窥见西方古今哲学的堂奥。

胡适寄自己的新作《哲学史大纲》上卷给章太炎,依新式标点符号,在“太炎”二字旁打了一根黑线。章太炎大怒道:“胡适是什么东西,敢在我名字旁边打黑线。”看到下面落款的“胡适”二字旁也有一根黑线,才略感释怀地说:“罢了罢了,这就算抵消!”


詈讽(二)

胡适在北大讲学时,常与黄侃同宴会。有一次,胡适偶然谈起墨学,黄侃立即骂道:“今之讲墨学者,皆混账王八。”胡嘿然无语。过了一会儿,黄侃又说:“就是胡适之尊翁,亦是混账王八。”胡适大怒,谓其辱及先人。黄侃至此大笑说:“且息怒,吾试君耳!吾闻墨子兼受,是无父也,今君有父,何是以言墨学?余非詈君,聊试之耳。”举座哗然欢笑。

胡适颇以故乡徽州自豪,故常夸口说,姓胡的、姓程的、姓叶的都是起源于徽州。他还说问过汪精卫、叶恭绰,他们都承认祖上是徽州的。于是有人调侃胡适说:“胡先生,如果再扩大研究下去,我们可以说中华民族起源于徽州了。”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胡适第一次坐飞机,写了一首题为《飞行小赞》的小诗,那位连人力车都不坐的陶行知大怒,也作了一首诗登在报上,历数造一架飞机需要多少工人的血汗,多少农民的血汗,飞机造好了是为国家服务的,不是为了让你胡博士当成玩意儿嬉乐的!

胡适曾为文,论中国深受“五鬼”之害,即贫、病、愚、乱、贪。而为患最甚的帝国列强,却只言未提。陶行知乃写诗匡之曰:“明于考古,昧于知今,捉住小鬼,放却大魔。”

五四运动以后,蔡元培校长经常离校,校务多委托胡适办理。在对外活动上,蔡也经常请胡作为他或北大的代表,“代蔡先生主席”、“代蔡先生做主人”。这让反对胡的守旧者大感不满。林纾称胡是“左右校长而出”的“秦二世”,黄侃更讥胡为绕蔡上下翻飞的“黄蝴蝶”。

胡适成名后,章士钊撰《评新文化运动》,文中称当时的一般少年人:“以适之为人帝,绩溪为上京,一味于《胡适文存》中求文章义法,于《尝试集》中求诗歌律令。”

鲁迅也曾嘲讽胡适。胡适发表了《知难,行亦不易》一文,对孙中山提倡的“知难行易”学说加以“批评”,同时提出了一个新的“专家政治”的主张,要求蒋介石政府“充分请教专家”,明确指出“知难行易”“的学说”不修正,“专家政治决不会实现”。1931年10月,蒋介石在南京会见丁文江与胡适。此后鲁迅(署名佩韦)发表《知难行难》一文,在文中对胡适等人进行了嘲讽:“现在没有人问他怎样称呼。为什么呢?因为是知道的,这回是‘我称他主席……’安徽大学校长刘文典教授,因为不称‘主席’而关了好多天,好容易才交保出外,老同乡,旧同事,博士当然是知道的,所以‘我称他主席!’也没有人问他‘垂询’些什么。为什么呢?因为这也是知道的,是‘大局’。而且这‘大局’也并无‘国民党专政’和‘英国式自由’的争论的麻烦,也没有‘知难行易’和‘知易行难’的争论的麻烦,所以,博士就出来了。”

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前后,蒋介石和汪精卫联名邀请全国各界名流学者到江西庐山开谈话会。7月11日谈话会上,蒋、汪发言后,胡适慷慨激昂,发表了一通抗日救国演讲。在座的胡健中听后,即席赋诗一首:“溽暑匡庐盛会开,八方名士溯江来。吾家博士真豪健,慷慨陈辞又一回。”言语中颇含戏谑之意。胡适也随手写了一首白话打油诗回赠:“哪有猫儿不叫春?哪有蝉儿不鸣夏?哪有蛤蟆不夜鸣?哪有先生不说话?”


詈讽(三)

陈独秀在狱中,宋美龄等显要都曾来探望,只有胡适过南京而未至。陈独秀怒斥之:“吾知适之是大忙人,此际正与达官贵人拜会饮酒,宁有暇访我哉。不过一旧朋友而已,失之可也。”胡适最终开始来了,但两人一见面即争吵不已。而本无深交的蒋梦麟特地前来探望,并携来几部章回小说,被陈视为知音。

1947年9月,胡适主持北大教授会,商讨北大未来十年的发展规划。向达教授在会上说:“我们今天愁的是明天的生活,哪有工夫去想十年二十年的计划?”

1948年,潘汉年主持的《华商报》上刊登一幅漫画《两“胡”于“途”》,画的是胡适背着自由主义的红十字药箱,挽着《大公报》社长胡政之。胡政之一手拿着《大公报》,一手拉着蒋中正的无头僵尸。旁边还附有一首打油诗:“真‘糊涂’,假‘糊涂’,为何冒死去救护?可是‘将军’头已无,请问‘胡’里与‘胡’涂。”

胡适提出“好政府主义”前夕,梁启超、林长民等人向他建议,要拉王宠惠、罗文干、蔡元培等人加入研究系。胡适和蔡元培却决心与研究系保持距离,于是将梁、林等人晾在一旁,自己发表了一个《我们的政治主张》。梁启超大怒道:“有什么了不起,我自己一个人也可以发表宣言。”林长民则说:“胡适我们不怪他,他是处女,不愿意跟我们做过妓女的人来往。但蔡先生素来是兼收并蓄的,何以也排斥我们呢?”

胡适好谈政治,他曾站在军阀一边厚诬国民党,引起社会舆论和青年学生的不满,老资格的国民党人张难先批评他说:“军阀横行,赖政治家以纠正之;政治家卑污,赖学者以纠正之;今学者又复加如斯,则吾国之苦百姓将再无宁日矣。”而军阀和北洋政府也对他不感兴趣,吴佩孚的军师白坚武警告他说:“我以私人朋友的资格,盼望你今后言论要审慎些,要提高些。”汤尔和在北洋政府里任教育部长,也以朋友身份劝他说:“我劝你不要谈政治了罢。从前我读了你们的时评,也未尝不觉得有点道理。及至我到了政府里面去看看,原来全不是那么一回事!你们说的话几乎没有一句搔着痒处的。你们说是一个世界,我们走的又另是一个世界。所以我劝你还是不谈政治了罢。”

冯友兰曾批评胡适的治学精神:“适之先生的病痛,只是过于好奇和自信。他常以为古人所看不出的,他可以看得出;古人所不注意的,他可以注意。所以他经常指出古人所公认为不重要的人物来大吹大擂,而于古人所公认为重要的,则反对之漠然。这是不对的,因为人的眼光不能相去的那样远啊!”然而他亦要为胡氏辩护说:“现在批评适之先生的人真多,有的竟著起一部书批评他。但他们的态度多欠公允,因为他们常把适之先生二十多年前的话来攻击。这如何可算是公允的呢?”

胡适在美留学时,初与同乡梅光迪关系很好,以兄弟相称。但当胡适提出“要须作诗如作文”之后,立即受到梅的批评,关系越来越僵。胡适的态度,特别是后来陈独秀以及钱玄同等人加入战团,以彻底否定中国文化为己任时,引起哈佛的中国留学生们的愤怒。张鑫海愤慨地说:“羽翼未成,不可轻飞,他年学问成,同志集,定必与若辈鏖战一番!”故直到1922年才有《学衡》杂志的创刊,这意味着“鏖战”的开始。梅光迪曾引春秋人申包胥对伍子胥说的话自况:“子能覆楚,我必复之。”

胡适在中国公学做校长时,曾在一次讲话中说,当初共产国际派代表到中国来先是找他,因他有事,介绍去找陈独秀。所以后来陈变成了共产党,而他却不是。此话传开,有学生贴出壁报批驳他:“若当初找到你,你也变不了共产党。”



攻伐(一)

北京被围困后,傅作义认为胡适能够替他出主意,把胡适接到怀仁堂密谈,胡送了八个字,“和比战难,坚持待变”。而胡适自己并没有坚持待变,几天后坐上南京教育部派来接华北名流的专集飞到南京去了。傅作义对胡适很失望,命令守城门的岗哨不放胡适出城。胡适说自己是送陈寅恪去南京,才得以逃离北京。

1948年12月14日,胡适匆忙离开北大,告别大军合围中的古城北平。三天后(12月17日)就是他的生日,他不无自责地对司徒雷登说,自己痛悔抗战胜利之后这些年没有把精力、才能用在思想方面,而是自私地埋头于学术活动中。司徒雷登看到——那一刻“他的眼中噙着泪水”。

1949年,胡适走时曾留给北大同人三句话:“在苏俄,有面包,没有自由;在美国,又有面包又有自由;他们(指中国共产党)来了,没有面包,也没有自由。”

1949年后,胡适几近穷困潦倒,没有秘书,出外挤公车,却因为不满英国承认************,放弃赴英教书机会。胡适在美寓居八年零八个月,只有在普林斯顿葛思德东方图书馆工作的一段时间有固定收入,其余只能靠稿费、版税、储蓄勉强度日,加上妻子江冬秀坚持到美国同住,生活更捉襟见肘,但胡适仍不肯自贬身价,申请美国绿卡。唐德刚以史记里“孔子适郑”的故事形容胡适这段在美失意的日子。他回忆,这段时间常用打工用的破汽车接送胡适,“记得有一次我开车去接他,但是电话内我们未说清楚,他等错了街口。最后我总算把他找到了。可是当我在车内已看到他,他还未看到我之时,他在街上东张西望的样子,真是‘惶惶如丧家之犬’”。

1949年开始,中国共产党仍然没有停止对胡适的“统战”。1949年5月1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胡适的老朋友、史学家陈垣《北平辅仁大学校长给胡适的公开信》。此信首先介绍了他对当时中国社会的感受:“人民在自由的生活着,青年们自由地学习着、讨论着,教授们自由地研究着……”,最后“劝胡适回到新社会”。但胡适看后笑笑,认为此信是“伪作”,理由是“陈垣不会写白话文”。又过了几日(6月24日),胡适在日记中写道:“我今天细想,陈垣先生大概不至于学习的那么快,如信中提及萧军批评,此是最近几个月发生的事件,作伪的人未免做的太过分了!”他认为陈垣的公开信是一封“作伪”的信。为此,他征询同为史学家的蒋廷黻,结论是:“廷黻与我均疑陈垣的公开信是他先写了一信,共产党用作底子,留下了一部分作‘幌子’”


攻伐(二)

1952年11月30日,北京大学教授、胡夫人的嫡堂弟江泽涵写信给胡适说:“我们开始觉得你们如果在北京,必定不会感觉不舒服的……我们的生活是很快乐的……”尽管当时在纽约的胡适正处于非常苦闷之中,但他还是在日记中批道:“这大概是有意说‘反话’”。

20世纪50年代,内地大批胡适。在一座谈会上,与胡适有关系的几位老先生不得不“批判”,沈尹默讲话最妙,他说一次去看胡适,胡正在写文章,但见案头满是打开的书,边看边写,沈说:“这哪里是做学问的样子?”

1954年11月,第二次批胡运动开始,几乎全中国都被动员起来,出版了八辑数百万字的《胡适思想批判》,针对哲学思想、政治思想、历史观点、文学思想、哲学史观点、文学史观点、考据学、红学的艺术性、红学的人民性等九大罪状声讨,直指胡适是学术界的今之孔子,终于让胡适在中国被斗臭、斗倒。胡适倒是幽默以对,“笑颜逐开,大为高兴”,连称对他的九大罪状就是他在学术上的九大成就。

1956年,周鲠生曾先后致信和拜会了胡适的老友陈源,动员他与胡适联系并劝胡适回国。9月20日,陈源受周鲠生之托驰书胡适,转述了周鲠生的意见:“……‘胡适批判’……已经过去了。对于你,是对你的思想,并不是对你个人。你如回去,一定还是受到欢迎。……他要我转告你,劝你多做学术方面的工作,不必谈政治……”。胡适收到信后,在“对于你,是对你的思想,并不是对你个人”这句话的下面划了线,并有批注云:“除了思想之外,什么是‘我’?”

1956年的一天,胡适为哥伦比亚大学讲完课时,当有学生问他:“听说共产党天天在中国大陆上清算你,你对此事作何感想?”面对这样一个政治问题,他以一句幽默话作答,应付了过去。

1957年春,新加坡《南洋商报》记者曹聚仁给胡适写了一封信,劝胡适回大陆看看。与以前其他人写的信不同,曹聚仁此信采用了激将法。他在信中说:“今日在海外的文化人,就缺少一种到北京去看看中共的政治措施的勇气……”胡适知道曹聚仁的信是中共对他的统战。他在曹信的信封上批了“不作复”三个字。胡适对此大不以为然,他在1957年3月16日的日记中写道:收到妄人曹聚仁的信一封。这个人往往说胡适之是他的朋友,又往往自称章太炎是他的老师。其实我没有见过此人……

1955年三联书店出版了8本《胡适思想批判论文汇编》,约200万字,胡适极其耐心地看完这8本书,据严秀先生猜测,当时大陆无人读完这些书,包括这8本书的作者们。有次唐德刚指着这些书问胡适,“这几百万字的巨著里,难道就没有一点学问和真理?!”胡适回答:“没有学术自由,哪里谈的到学问?”


议政

1922年,蔡元培、李大钊、陶行知、胡适等十六名学者,在5月14日的《努力周报》上刊发了《我们的政治主张》这篇名文,提出了要建立“好政府”的政治改革目标。文章发表后,引发一场关于“渐进与革命”的论争,王振钧、郑振夏等人问:“是取革命手段呢?还是取改良手段呢?还是先破坏后建设呢?还是在恶基础上面建筑‘好政府’呢?”胡适回答说:“我们可以用你们自己的话来做答案:‘最好双方分工并进,殊途同归’。可改良的,不妨先从改良下手,一点一滴的改良它。太坏了不能改良的,或是恶势力偏不容纳这种一点一滴的改良的,那就有取革命手段的必要了。”次年,吴佩孚支持王宠惠组阁,罗文干、汤尔和等人入阁,本届政府被称作“好人政府”。但是这个“好人政府”只维持了七十三天就下台了。

胡适向来反对暴力,主张以和平解决争端。他因为参加了段祺瑞的善后会议,为共产党所不容。他对陈独秀说:“此次暴徒火烧《晨报》,难道也是争取自由之举吗?”陈独秀说:“《晨报》为新月派把持,这样的阶级立场,如何不能烧?”胡适非常生气:“仲甫,你竟然已不能容忍丝毫异己思想了?如果社会是这样的,那是何等的阴森残酷?”陈独秀说:“正因为社会阴森残酷,我们才无法容忍。他们捕杀共产党的时候,可曾有容忍?五卅惨案,可曾有容忍?我几次入狱,他们又何曾容忍过?”胡适说:“但是你在狱中的时候,马通伯、姚叔节这些旧学究都曾署名营救你,你出狱后,大家还谈笑一座,人情尚在,你难道忘了吗?”陈独秀稍为语塞,但马上又质问道:“但你为何参加善后会议?”胡适说:“以和平方式解决南北纷争而已。”陈独秀说:“段祺瑞是帝国主义之走狗,难道你不知道?”胡适说:“何为帝国主义?帝国主义安在?”陈独秀笑着说:“所以你我为不同阶级。”

胡适谈民主:民主政治常常是常识政治,而开明的专制是特别英杰的政治,特别英杰不可必得,而常识比较容易训练。

胡适主编《独立评论》,每周一总是终日为杂志工作,夜里写文章常到3点,如是者三年。老婆每每见怪,胡适说,一星期之中只这一天不为吃饭不为名誉,只是完全做公家的事,“所以我心里最舒服”。

胡适始终支持汪精卫。直到1944年汪精卫死了,胡适在11月13日的《日记》中,不但无只字谴责汪叛国当汉奸之罪,相反大动怜悯之心写道:“汪精卫死在日本病院里,可怜。精卫一生吃亏在他以‘烈士’出名,终身不免有‘烈士’情结,他总觉得‘我性命尚不顾,你们还不能相信我吗?’”

有人问胡适,如果他真被提名当选总统怎么办,胡适说:“如有人提名,我一定否认;如果当选,我宣布无效。我是个自由主义者,我当然有不当总统的自由。”

胡适晚年公开对美国媒体说,他对“自由中国”的期待当然也包含大陆在内,他反对“两个中国”,也反对“一中一台”。


际会(一)

毛泽东在担任北大图书馆的管理员期间,一次在听胡适演讲时,他斗胆向胡适提了一个问题,但当胡适得知他是未注册的学生时,拒绝回答他的问题。

毛泽东同萧三等人经杨怀中先生介绍专程去拜访过胡适,同胡适讨论新思潮的各种问题,并以新民学会在京会友的名义,请胡适做过报告,解答问题。

毛泽东在要不要出国留学的问题上,曾经请教过胡适。1920年3月14日,毛泽东在给好友周世钊的一封信中谈到关于他为什么不出过国考虑:“我觉得求学实在没有‘必要在什么地方’的理,‘出洋’两字,在一些人只是一种‘谜’。中国出过洋的总不下几万乃至几十万,好的实在很少。多数呢?仍旧是‘糊涂’;仍旧是‘莫明其妙’,这便是一个具体的证据。我曾以此问过胡适和黎邵西(即黎锦熙)两位,他们都以我的意见为然,胡适之并且作过一篇《非留学篇》。因此,我想暂不出国去,暂时在国内研究各种学问的纲要。”

“五四”时期,在“问题与主义”的论战中,毛泽东一度支持胡适。“问题与主义”的论战时,当时毛泽东在湖南长沙组织了一个“问题研究会”,并亲自为这个研究会拟定了章程和首批亟待研究的“问题”,如“孔子问题”、“东西文明会合问题”、“经济自由问题”、“国际联盟问题”,等等,共计七十一大类,其中的教育、女子、劳动、华工、实业、交通、财政、经济八大类又分列出八十一个更具体的问题,如“杜威教育说如何实施问题”、“中等教育问题”、“女子交际问题”、“贞操问题”、“国语问题”、“司法独立问题”、“联邦制应否施行问题”,合计一百四十四个要研究的“问题”。

在毛泽东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后,他与胡适的交往仍相当密切,他写给胡适的信中曾提到:“你的学生毛泽东……”。


际会(二)

《西行漫记》记载说,1919年,毛泽东在回湖南的前夕,曾专程前去拜访胡适,目的是“想争取他支持湖南学生的斗争”。胡适欣然接受了毛泽东提出的要求,表示尽力给予支持,以后他也是这样做了。是年7月14日,毛泽东在长沙创办《湘江评论》。当毛泽东在《湘江评论》上发表了《民众的大联合》一文时,胡适看过之后立即在8月24日的《每周评论》第三十六号《新书评介》一栏中,对毛泽东的文章和《湘江评论》作了热情洋溢的肯定。胡适撰文说:“现在新出版的周报和小日报,数目很不少了。北自北京,南至广州,东从上海苏州,西至四川,几乎没有一个城市没有这样新派的报纸……现在我们特别介绍我们新添的两个小兄弟,一个是长沙的《湘江评论》,一个是成都的《星期日》。”接着他又专门对《湘江评论》和毛泽东的文章作了高度评价。胡适写道:“《湘江评论》的长处似乎是在议论的一方面。《湘江评论》第二、三、四期的《民众的大联合》一篇大文章,眼光很远大,议论也很痛快,确实是现今一篇重要文字。还有‘湘江大事述评’一栏,记载湖南的运动使我们发生无限的乐观。武人统治天下,能产生我们这样一个好兄弟,真是我们意外的欢喜。”

1920年1月15日,毛泽东又拜访了胡适。胡适在他的《日记》中写道:“毛泽东来谈湖南事。”毛泽东在给周世钊的信中也说到了这次拜访胡适所谈的内容。当时毛泽东正在北京酝酿筹备湖南“工读互助团”,为了争取支持;毛泽东去拜访了胡适,把办学的目的与初步计划向胡适求教。“我想我们在长沙要创办一种新的生活,可以邀合同志,租一所房子,办一个自修大学(毛泽东在此还特别说明,自修大学的名字是胡适先生给起的),我们在这个大学里实行共产的生活。”胡适后来在日记中追忆了这件事:“毛泽东依据了我在1920的‘一个自修大学’的讲演,拟成湖南第一自修大学章程,拿到我家来,要我审定改正。他说,他要回长沙去,用船山学社作为‘自修大学’的地址。过了几天,他来家取去章程改稿。不久他就回去了。”

1920年4月,当毛泽东领导的“驱张”(驱湖南督军张敬尧)运动胜利后,他就回到了湖南。毛泽东一回到湖南便给胡适写信报告湖南“驱张”后的形势。信中写道:“适之先生:在沪上一信,达到了么?我前天返湘。湘自张去,气象一新,教育界颇有蓬勃之象。将来湖南有多点须借重先生,俟时机到,当详细奉商。暂不多赘。”

1936年毛泽东在延安对斯诺访问时说过的这么一段话:“《新青年》是有名的新文化运动的杂志,由陈独秀主编。我在师范学校学习的时候,就开始读这个杂志了。我非常钦佩胡适和陈独秀的文章。他们代替了已经被我抛弃的梁启超和康有为,一时成了我的楷模。”

1945年8月抗战刚胜利时,远在美国的胡适给毛泽东发了一份电报,大意是说:日本既已投降,共产党就再没有正当的理由来继续保持一支庞大的私人军队,共产党现在更应该学英国工党的好榜样。这个劳工党没有一兵一卒,但在最后一次的选举中,却得到了压倒优势的胜利。可惜胡博士一直都没有得到回音。

抗战结束后,毛泽东派董必武争取胡适,后来,又通过胡适的学生傅斯年代向老师胡适问好。胡适不但不买帐,还对共产党劝降,亲自写信给毛泽东,让共产党做不靠武力的第二大党,令毛泽东气而不理。在围困北京时,毛泽东曾说:“只要胡适不走,可以让他做北京图书馆馆长。”胡适听后冷笑一哼:“不要相信共产党那一套!”他走后,中国共产党立即宣布胡适为战犯。


际会(三)

胡适在陈存仁家中吃饭,无论饮酒或讲笑话时,对时局问题,常避而不谈。那个时期,他的家乡安徽,差不多一半以上都已变色,他只谈到他的家乡渍溪龙井乡上村改为适之村,共有五百多个户口,他家门口被写了八个大字“胡适之家,不可乱动”,他家祠堂已改为五四运动展览会永久会场云云。胡适谈到这点,认为那位北大图书馆馆员,看来还不会难为他。

1949年后,中共中央多次对胡适进行了统战工作,胡适不为所动。1956年2月在北京怀仁堂宴请全国政协的知识分子代表时,毛泽东在谈到批判胡适时说道:“胡适这个人也真顽固,我们托人带信给他,劝他回来,也不知他到底贪恋什么。”

1957年,毛泽东说胡适:“……说实在话,新文化运动他是有功劳的,不能一笔抹煞,应当实事求是。到了21世纪,那时候,替他恢复名誉吧”。

1959年12月26日,这天是毛泽东生日,中午,胡适在台北家中留秘书胡颂平吃饭,谈起了毛泽东的老丈人杨昌济。胡颂平由此便问:“毛泽东进北大图书馆工作,是他老丈人带进去的吗?”胡适告诉说:“不是。毛泽东在湖南师范毕业后到了北平,他和五个青年上书于我——这封信,我是交给竹淼生的弟弟竹生保管的。在抗战期间,放在上海,竹生怕生事,把它烧了。——当时北京有个工读辅助会,他先在辅助会工读,很苦。”那天,胡颂平还特地把心中一个疑问提了出来,他问胡适:“是否先生介绍他进图书馆?”胡适告诉说:“不,当时章行严(章士钊)当北大图书馆馆长,李大钊当主任。章行严是湖南人,大概是章和李大钊两人把他介绍进去的。”不过,毛泽东说自己进北大图书馆是杨昌济先生介绍的。

胡适看不上毛泽东的诗词。何炳棣曾将毛泽东的两首《沁园春》译成英文发表,一首是1925年所作的“独立寒秋,湘江北去……”,一首是1945年到重庆后立即发表的“北国风光,千里冰封……”。胡适看到后,对何说:“看了很不舒服,因为你还夸他颇不无诗才;事实上,他当初在北大还不配上我中国文学史的班呢!”

胡适曾对唐德刚说过:“共产党里白话文写得最好的还是毛泽东!”


诤臣(一)

1932年11月28日,胡适与蒋介石首次会面了。胡对蒋颇有好感,他写信给罗隆基称蒋“是一个天才,气度也很广阔,但微嫌过于细碎,终不能‘小事糊涂’”。第二次见面,胡送了一册《淮南王书》给蒋,希望蒋能够从中悟到“虚君”的治国之道,并对蒋进行了民主主义教育。第三次见面时,蒋故意搪塞敷衍胡,令胡大为不悦,好感尽失。

1938年,胡适出任驻美大使,武汉失守后,胡适成功拉得2500万美元贷款,蒋介石致电:“借款成功,全国兴奋”。胡适还自提一首诗以资纪念“偶有几茎白发,心情微近中年,做了过河卒子,只能拼命向前”。

内战进入后期,国民党的统治岌岌可危。蒋介石要胡适做国民党的官,胡适先以“内人临送我上飞机时说‘千万不要做官,做官我们不好相见了!’”为辞搪塞,后又以“北大同人坚决反对”为由推辞。

1948年,国民政府选举总统和副总统。当时蒋介石坚决表示不肯当总统。这事大出一般人的意料,国民党连开了几天会议,作了一个秘密决定,就是依从蒋介石属意的胡适当总统,他自己退居副座。这个决定当时只有风传,连胡适自己都不相信。有一天陈存仁只见中央研究院的人乱作一团,会议到了半夜三点钟还没有结果。到了早上七时,外间又轰轰然地闹到一塌糊涂。陈存仁被吵醒了,急急忙忙起身,原来中央研究院外面来了六十名宪兵,都是来保护胡适的。其实,早在一个钟点之前,胡适已秘密离开了中央研究院,避到一个任何人不知道的地方去了。他表示坚决不肯担任总统,后来由傅斯年亲自向最高当局解释,说胡适只愿意国民大会开得成功,同时拥护蒋主席当总统。其实也因找不到胡适本人承认竞选,这件事只得作罢。

1948年12月17日,正是北大50周年校庆日和胡适57岁生日,蒋介石、宋美龄夫妇在南京黄埔路官邸专门设寿筵宴请胡适与江冬秀夫妇。平时请客从不备酒的蒋介石,特为胡适备酒贺寿,可谓破格示敬。尽管胡适对蒋氏夫妇的情谊深为感动,但当自己的助手胡颂平奉蒋氏之意劝他“替政府再做些外援的工作”时,胡却板起面孔极不高兴地说道:“这样的国家,这样的政府,我怎样抬得起头来向外人说话!”

1949年1月,但是国民党内要求胡适任驻美大使、外长的呼声很高。1月8日,蒋介石请胡适吃晚餐,劝他去美国,并说:“我不要你做大使,也不要你负什么使命。例如争取美援,不要你去做。我只要你出去看看。”这月,他收到了总统府秘书长吴忠信的来信及“总统府资政”的聘书。几日后,胡适写了一封信给吴,婉拒总统府资政一职。6月30日,胡适连发三封电报,一给阎锡山,一给杭立武,一给蒋介石,都是坚辞外长一事。8月20日,他在给杭立武的电报中说:“弟决不愿就外长,亦不愿就任何官职。弟昨始得见新布之千叶白皮书,更觉得我前所谓辩冤白谤,实有需要。若政府不许我向外声明未就外长事,岂非闭我之口,裹我之脚乎?此意千乞代陈介、麟、百、骝诸公为感。”

1949年4月6日,胡适从上海搭乘客轮赴美,在国民政府风雨飘摇之际,莫可奈何地为蒋介石尽最后努力,盼挽救中共席卷中国的命运。4月21日,胡适抵达三藩市,迎接他的是共军已渡长江,国府偏安局面破灭的政治现实,胡适仅能强振精神地说,“不管局势如何艰难,我始终是坚定地用道义支持蒋总统(介石)的”。


诤臣(二)

1949年,国民党在大陆的颓势一发不可收拾,胡适、雷震等人办了一份杂志,希望借文字之功,鼓舞灰心丧气的军民,挽大厦于将倾。胡适提议,当年戴高乐在国难中办有一份《自由法国》,那么现在的这份杂志不妨叫《自由中国》。雷震即向蒋介石转述这层意义,蒋对其大加嘉许。但等他们都移驾台湾之后,这份刊物却成为攻击国民党独裁统治的利器,最终被封禁了事。

1952年月11月19日,蒋介石为营造礼贤下士形象,邀胡适回台讲学,这是胡适赴美后难得的风光场面,访台时万人空巷,争睹风采,蒋经国也代表前往接机。胡适利用这股气氛大胆地对蒋介石说:“台湾今日实无言论自由。第一,无一人敢批评彭孟缉。第二,无一语批评蒋经国。第三,无一语批评蒋总统。所谓无言论自由,是‘尽在不言中’也。”他也在《自由中国》三周年茶会上强调言论自由重要性,提及“在朝的应该培养鼓励合法的反对;在野的应该努力自己担负起这个责任,为国家做诤臣,为政府做诤友”。

1958年,在蒋介石敦请下,胡适结束几近在美流亡的生活,返台出任中央研究院院长。蒋介石不但以上宾之礼待之,表示要从自己的稿费拨出一笔款项,配合中研院追加预算,帮胡适盖屋居住;还为胡适就职典礼亲自到中研院演说,直称胡适的道德与品格高尚,足膺中研院长重任。不过胡适不留情面地当场反驳学术与道德并无关系,中研院的责任还是在提倡学术,甚至一再说“总统错了”,气得蒋介石脸色大变,从此未再去中研院。

胡适在蒋介石70寿辰为其所写的文章中,他讲了艾森豪威尔的两个故事,奉劝蒋介石学老艾的榜样试试《吕氏春秋》中说的“无智、无能、无为”。希望蒋介石守法守宪,节制自我,更有效地保证言论自由。


1960年3月,又轮到6年一次的总统选举。当时蒋介石已73岁,已连任一次,如再连任,显然违反宪法,然而蒋介石还是作出了继续前台执政的抉择,还对下属说:“我要带你们打回大陆去。”胡适对此极为不满。在选举之前,他就请张群转告蒋介石,盼望蒋介石不做第三任总统,树立一个“合法的、和平的”转移政权的风范。他奉劝国民党不要再玩弄“劝进”的花招。他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这种方式,对蒋先生是一种侮辱,对我们老百姓是一种侮辱。”直到陈诚将结果告诉他,他还是说:“我还是抱万分之一的希望,希望能有转机。”

1960年9月4日,为筹组在野党奔走的雷震被捕入狱。在美国参加中美学术合作会议的胡适,立即发电文给行政院长陈诚,指责此举甚不明智,“政府畏惧并挫折反对派运动,必将蒙摧残言论自由之恶名,恐将贻笑世界”。他并公开对外籍记者说,雷震为争取言论自由而付出的牺牲精神,“对得住自己、朋友,也对得住国家”。胡适也强调,雷震绝对是个“******爱国”的人,因此他“不是营救雷震,营救的是国家”。

同年11月18日,胡适拜会蒋介石,说雷震的军事审判使他在国外“实在见不得人”。但蒋介石刻意问胡适,不知是否听过他曾与人说,胡适这几年来“只相信雷儆寰,不相信我们政府”?胡适连称蒋介石的话太重,先搬出当年赴美求援时所讲“我始终是坚定地用道义支持蒋总统”,又无奈地说,“若不支持这个政府,还有什么政府可支持?如果这个政府垮了,我们到哪里去!”雷震入狱后,胡适从此远离政治,没有去探监,没能出来领导剩余反对势力组党,《自由中国》的后人痛批胡适退缩,担不上自由主义大师位置,殷海光更对胡适严加挞伐,让重清誉、好面子的胡适郁郁不已,自承在内心深处,也就是思想上,与雷震“在一起坐牢”;反倒是雷震狱中日记写到,梦见胡适对他说,担心探监引起蒋介石更大的怀疑,不得不却步。


伤憾(一)

1931年9月,北大刚开学不久,九一八事变就发生了。胡适在日记中写道:“我们费了九个月的功夫,造成了一个新北大,九月十四日开学,五日之后就是九一八的一炮!日本人真是罪大恶极!”

胡适就任北大校长后,雄心勃勃,称“既已做了北大校长,就希望做它十年八年,以求能做出一些成绩来,否则对不起北大,对不起自己。”他的目标是“一心一意把北大办成具有国际地位的大学”。

1948年12月17日,是北大建校50周年,也是胡适57岁生日,在南京“中研院”内的北大校庆纪念会上,胡适致词:“我绝对没有梦想到今天会在这里和诸位见面,我是一个弃职的逃兵,是在没有面子再在这里说话。”语至痛切处,痛哭失声,会场一片凄然。

1948年12月15日,胡适急匆匆拉着夫人坐上了国民党的专机,已经打捆好的一百多木箱书籍无法带走,甚至连小儿子也来不及通知,包中只装着正在校勘的《水经注》稿本和视若生命的十六回残本《甲戌本脂砚斋重评石头记》。临行,留下一便笺,内云:“我虽在远,决不忘掉北大。”

季羡林的回忆文章写道:听说,他(胡适)离开北平后,曾从南京派来一架专机,点名接走几位老朋友,他亲自在南京机场恭候。飞机返回以后,机舱门开,他满怀希望地同老友会面。然而,除了一两位以外,所有他想接的人都没有走出机舱。据说-——只是据说,他当时大哭一场,心中的滋味恐怕真是不足为外人道也。


伤憾(二)

1949年1月,蒋介石要求胡适去美国,而后又聘请胡适为“总统府资政”,但胡适却只在意北大校长的职务,他写信给总统府秘书长吴忠信说:

依据“大学组织法”,国立大学的校长都不得兼任为俸给的职务。现在我还是国立北京大学校长,因时局关系,此时尚不能辞职。故请先生千万代我辞去总统府的名义与俸津。聘书也请先生代为收回,并乞先生勿发表此事,以免报界无谓的猜测与流言。

适明晚与梅校长同车去上海小住,特来告辞,恐不能相见,故带此信留呈先生,恳求先生念我愚诚,代我打消此事,不胜感谢!

这个时候的胡适依然在履行北大校长的职责。1949年3月9日,北大医学院学生焦增煜从北平逃到上海,刚上岸就被扣押了,焦在狱中看到报纸上梅贻琦刊登的一则启事,知道第二天胡适有个公开演讲,就给梅打了电话,恰巧胡适也在梅贻琦处,接了电话后,他马上打电话给蒋经国,三十分钟焦就释放了。焦去看胡适,报告北平易手和自己出逃的经过,要求帮助。胡适当即亲笔给他写了一份证明书。凭着这一纸证明,焦才能漂洋过海,进了加拿大的一家医学院。而竺可桢日记中讲到,曾有北大法律二学生华力进拿了胡适的信要到浙大借读。

1957年春天,他在纽约因胃溃疡大手术之后,立下了英文遗嘱,幻想“光复大陆后,北大成为自由大学时”,他留在北平的102箱书捐给北大。他此刻已感觉到,今生今世是不可能再回祖国大陆了。

李敖自称在其困难的时候接受过胡适的资助,毕生讴歌胡适。李敖在其“2005年大陆文化之旅”北京大学访问期间,向北京大学捐款希望树立胡适铜像。

胡思杜明确表示不随父母南飞,自己留下来暂住亲戚家中,看局势发展再决定行止。胡适无奈,只好遂了这位他呼曰“小三”的儿子的意愿。想不到这一别,再也未能相见。胡适直至去世,都未获悉留在大陆的那个后来号称与他断绝父子关系的小三胡思杜,已于1957年在政治运动中自杀身亡。晚年的胡适在遗嘱中,竟还为这个小儿子留下了一份小小的遗产。


逸事(一)

胡适在家乡念过九年私塾,在这里他发现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学生逃学,先生抓着便打,越打越逃”,原因是“老师收入太少,一个学生每年才交两块银元,老师生活困难,当然没精力认真去教,学生只有念死书,背死书。这样自然很苦,不愿去学,更谈不上去用功学习了”。胡适的母亲为他多交学费,才使两位先生认真为他讲书。

1904年始胡适到上海生活了六年,先后在梅溪学堂、澄衷学堂及中国公学就学。他自述:“在我停留在上海的时期内,我经历过三个学校(无一个是教会学校),一个都没有毕业。”

清末民初,张元济主持商务印书馆编译所,除以编撰教科书为重点外,对于一般图书则注重西方文化思想的译介,如严复译的《天演论》等思想名著。这些思想像野火一样,延烧着许多少年人的心血,“天演”、“物竞”、“淘汰”、“天择”等术语,都渐成了报纸文章的熟语,成了爱国志士的口头禅。许多人用这些名词做自己或女儿的名字,原名胡洪骍的胡适,也从“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中取“适”字做了自己的表字和笔名。

温源宁这样描写胡适:“四十出头了,胡博士还显得很年轻。脸刮得挺像样,衣服穿得挺像样,他真是干干净净,整整齐齐。头发漆黑,不见二毛;前额突出,跟奥古斯都大帝相似;一双坦率的大眼;两片灵活的嘴唇,显得能言善辩;面色红润,却不是由学者的‘生活朴素,思想高超’而来,也不是由俗人的‘饮食丰美,生活放荡’而来。中等身材,十分匀称,一举一动,轻快自如。从外表看来,胡博士是由俗人变为学者,而不是由学者变为俗人。”

《文学改良刍议》发表之后,新文化运动轰轰烈烈开展起来。胡适也由此“暴得大名”,天下何人不识君,那个时代有个口头禅,居然是“我的朋友胡适之”。

胡适的“朋友”遍天下,连美国人也不能幸免。珍珠港事变前,芝加哥大学教授史密斯当选众议员。时任驻美大使的胡适与此君曾有一饭之缘,得知消息后,便请他来中国驻美大使馆用晚餐。史议员在赴宴的路上突然想起:还不知道主人叫什么名字呢,这可如何是好﹖但转念一想,只需按“大使”、“阁下”这样称呼,定没错。宴会散后,胡大使送客时免不了“欢迎到敝国旅游”这样的客气话。“中国我是一定要去观光的,”史议员肯定地说,“我到贵国观光,第一个要拜访的便是我的朋友胡适之博士,大使先生,胡适博士现在在什么地方呀﹖”胡大使听后哈哈大笑,说:“胡适就站在你的对面呵。”宾主相拥大笑,尽欢而散。看来“我的朋友胡适之”在美国也是行得通的。


逸事(二)

胡适留学归来,青春少年,声名远播,更兼风度翩翩,对女士温柔体贴,绅士风度十足。他讲课的时候,看到女生坐在窗边,寒风吹进来,他会很细心地走过去替她把窗户关上。与女孩子们在一起,他总是有说有笑,温厚机敏,幽默风趣。自然,免不了有许多女孩子苦苦追求他,写来许多神魂颠倒的情书。1926年,汤尔和赠给胡适一诗,描写的就是当年胡适周旋于红袖之间的情形:蔷花绿柳竞欢迎,一例倾心仰大名。若与随园生并世,不知多少女门生。缠头拼掷卖书钱,偶向人间作散仙。不料飞笺成铁证,两廓猪肉定无缘。

胡适的名作《中国哲学史大纲》、《白话文学史》,都只有上卷,人送雅号“半卷博士”。

胡适在介绍自己的事业时,只介绍文学是他的“娱乐”,哲学是他的“职业”,历史是他的“训练”,政治是他的“兴趣”,却从未说过教育是他的“什么”。

胡适在评论中国传统戏曲时说,居然竟有人把脸谱,嗓子、台步、武把子、唱工、锣鼓、马鞭子、跑龙套,等等,当作中国戏剧的精华!

胡适说他的“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治学方法,是在哥伦比亚大学读书时翻阅《大英百科全书》偶然发现的。

上世纪30年代,赵元任和杨步伟去安徽旅游,游览了黄山,顺便去了歙县胡适之的老家,两人赞叹真是山清水秀之乡,杨步伟和赵元任写了一封信给适之说,你们有这种好风水的地方,所以才出了你这个人。适之回信说:“韵卿(杨步伟字韵卿),我要接吻你一百次,谢谢你。”


逸事(三)

1923年春天,胡适应清华大学学生所请,开列了一份共计185种“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把《三侠五义》、《九命奇冤》也列入。梁启超对胡适说:“我便是没有读过这两部书的人,我虽自知学问浅陋,但说连国学最低限度也没有,我不服。”徐志摩看了“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后说:“惭愧!十本书里有九本是我不认识它的……我是顶佩服胡先生的,关于别的事,我狠听他(胡适)的,但如其他要我照他定的书目用功,那就好比要我生吞铁弹了。”

胡适在陈存仁家中,常时喜欢讲笑话,谈小脚,谈辫子,谈打麻雀。他常提起他的太太江冬秀女士。他说,他太太虽是小脚,但早年就解除******了,他称她是“改组派”。关于他自己的辫子,在考取官费留学那年(宣统二年),他还是拖着辫子上船的。至于打麻雀,他的太太最欢喜,他自认是怕老婆会的会长,所以非但不反对,而且常常在案牍疲劳之后,也参加打几圈。

民国时期,官员、文人搓麻成风,胡适在《麻将》一文中痛斥麻将的祸害。他算了一笔账,即麻将每四圈费时约二点钟,少说一点,全国每日只有100万桌麻将,每桌只打八圈,就得费400万点钟,就是损失十六万七千日的光阴,更不用说金钱的输赢、精力的消磨。他写道:“我们走遍世界,可曾看到哪一个长进的民族、文明的国家,肯这样荒时废业吗?……只有咱们这种不长进的民族以‘闲’为幸福,以‘消闲’为急务,男人以打麻将为‘消闲’,女人以打麻将为家常,老太婆以打麻将为下半生的大事业!”他把麻将与鸦片、八股、小脚列为“四大害”。

骂归骂,胡适也不是视麻将为洪水猛兽坚决不碰。梁实秋就曾看到过胡适搓麻的情景:“有一年在上海,胡适、潘光旦、罗隆基、饶子离几位在一品香饭店开了房间,硬木桌上打牌,滑溜溜的,震天价响。”梁实秋还记得那次胡适“麻运”不佳,最后输个精光,因为带的现金不够,只好开出一张三十多元的支票,在当时不算小数目。

相对于胡适的胜少败多,胡夫人在方城战中可谓每战皆捷,这让平生不信鬼神的胡适,“小心求证”出“麻将里头有鬼”,亦不失为一趣闻。

唐德刚从胡适打麻将联想到他的思想,有一段精彩的描述:

一次在背后看他打麻将,我忽有所悟。胡氏抓了一手杂牌,连呼“不成气候,不成气候!”,可是“好张子”却不断地来,他东拼西凑,手忙脚乱,结果还是和不了牌。原来胡适之这位启蒙大师就是这样东拼西凑,手忙脚乱。再看他下家,那位女士慢条斯理,运筹帷幄,指挥若定。她正在摸“清一色”,所以不管“好张子,坏张子”,只要颜色不同,就打掉再说!

其实“只要颜色不同,就打掉再说”,又岂只胡家这位女客。在胡氏有生之年里,各党派、各学派、各宗师……哪一个不是只要颜色不同,就打掉再说呢?!胸有成竹,取舍分明,所以他们没有胡适之那样博学多才,他们也就没有胡适之那样手忙脚乱了!


逸事(四)

胡适评论道:“京剧太落伍,用一根鞭子就算是马,用两把旗子就算是车,应该用真车真马才对……”黄侃挺身而起道:“适之,适之,那要唱武松打虎怎么办?”

胡适因创作和提倡白话诗,被称为“新诗的老祖宗”。海内作新诗者均以能得胡适的评论而荣幸,以致后来以《女神》名噪诗坛的郭沫若,以一直得不到胡适的评论为憾。1923年,两人在一次欢宴上见面,当胡适在酒酣耳热中说起他曾想要评《女神》,并取《女神》读了五日时,郭沫若大喜,竟抱住胡适,和他接吻。

有一次,胡适和新月派诗人聚会,对闻一多说:“你们湖北有三杰,一文一武一名伶,文人就是你,武人是黎元洪,名伶是谭鑫培。”闻一多笑道:“你们安徽也有三杰,也是一文一武一名伶,文人自然是你,武人是段祺瑞,名伶是梅兰芳。”

辛亥革命后,南京临时参议院通过了《大清皇帝辞位后之优待条件》,末代皇帝溥仪因此得以深居宫中,继续着他的“皇帝”生活。在洋师傅庄士敦的调教下,红墙内的小皇帝对外界的一切新事物都充满了好奇:眼镜、电话、自行车。同时,他也了解了国内外的政治文化形势,知道了“新文化运动”(他称之为“白话文运动”),也就“认识”了胡适,读过《尝试集》,也读过《文存》。皇宫装了电话后,溥仪想起了胡适博士,很想听听洋博士是用什么腔调说话,溥仪在紫禁城里打电话约来了慕名已久的胡适,对胡适说:他对民国的优待条件并不在乎,只想多读点书,做一个“有为的青年”。胡适恭维道:“皇上真是开明!前途有望!”见面后,胡适对寂寞的溥仪心生怜悯,在6月6日的日记里写了一首诗:

有感

咬不开,捶不碎的核儿,

关不住核儿里的一点生意;

百尺的宫墙,

千年的礼教,

锁不住一个少年的心!

(注:也有研究者说此诗是胡适为恋人曹珮声所写)

胡适在美国留学时,他的导师杜威曾让其博士论文没有通过。两年后,他亲临中国,看了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胡适的博士论文)在学术界的声势,才自愧有眼不识泰山。后来他颇以有胡适这样的学生而骄傲。

胡适一生中,共接受了31个名誉博士学位,加上他的正式学位,共32个。胡适对唐德刚说,他的名誉学位有34个,多为一流学府所颁赠。胡适成为炎黄子孙中拿博士学位最多的人,其次是宋美玲,她的名誉博士学位是12个。


逸事(五)

胡适的博士头衔大多名过于实,其哥伦比亚哲学博士文凭,也是迟至1927年才正式拿到手。饶是如此,也令同参与新文化运动的刘半农大受刺激。刘经过数年苦读后,在国立巴黎大学获得语言学博士学位,并当选巴黎语言学会会员。从此,他在人前自称“国家博士”,以与其他博士相区别。

晚年胡适谈到齐白石的时候,胡适放低声音笑着对秘书胡颂平说:“这位齐老先生78岁还生儿子;良怜之后,还有好几个子女呢!”

胡适在说到王国维与罗振玉时,其语言与常人无异:“静安先生的样子真难看,不修边幅,再有小辫子,又不大会说话,所以很少出门,但他真用功。罗振玉就不同,身材高大,人又漂亮,又会说话,说起话来又有丰采。真漂亮!”

一次,胡适谈及北方早婚的人还声情并茂地朗诵了一首北方民谣:新娘年纪二十一,新郎还只一十一。两人一道去抬水,一头高来一头低。要不是公婆待我好,一脚踢他井里去。

北平乃人文荟萃之地。餐馆食谱上多有以名人名字命名的名菜,如赵先生肉、张先生豆腐、马先生汤、胡博士鱼等等。中山公园长美轩的马先生汤为马叙伦首创,又称“三白汤”,味极鲜美。王府井承华园的胡博士鱼为胡适所创,其法为鲤鱼切丁,加三鲜细料熬成鱼羹。至于张先生豆腐和赵先生肉,也是京师名菜,却已失其详征,只知道“张先生”必是跟北大有密切关系的人,且是南方人。

胡适喜欢吃肥猪肉,每次《独立评论》同仁开会前的聚餐,与会者都把肥肉搛给他,让他一个人吃得津津有味。

胡适有天请罗隆基、潘光旦等到上海徽州馆尝家乡口味,一进门,老板见到他满脸笑容,对着厨房大吼一声。他们都听不懂,胡适解释这是徽州话,是在喊:“绩溪老倌,多加油啊!”多加油即是特别优待老乡之意,果然那餐油水特别足。后来梁实秋回忆说,有两个菜印象特别深,一是划水鱼,即红烧青鱼尾,鲜嫩无比;一是生炒蝴蝶面,即什锦炒生面片,非常别致,缺点是味太咸,油太大。

胡适见宴会席上有家乡名菜狮子头,大为欢喜。即说:《论语》“食不厌精,脍不厌细”,这两句话是圣人最近人情的话,全世界两千年的哲人中,没有第二个人说过这样的话。

20世纪20年代上海泥城桥开了一间叫“四而楼”的酒馆,很多人都不明白“四而”的意思,就去请教当时任上海公学校长的胡适。胡也是百思不得其解,只好亲自前往四而楼小酌,寻机向主人探问究竟。主人说,楼名取自《三字经》的“一而十,十而百,百而千,千而万”,只不过图个一本万利的彩头。胡几欲晕倒。


风趣(一)

胡适在北京接到新婚的妻子传来已有身孕的消息后,禁不住自我揶揄地吟唱起来:“我实在不要儿子,儿子自己来了,‘无后主义’的招牌,于今天挂不起来了……”

胡适说,瑞典的高本汉以一部《中国音韵学》,便可以推倒顾炎武以来三百年来的中国学者的纸上功夫;瑞典学者安特森发现的几处新石器遗址,便可以将中国史前文化拉长几千年;法国教师桑德华发现了一点旧石器,又把中国史前文化拉长了几千年;周口店的一颗牙齿,经过步达生的化验,又把中国文化拉长了几万年。

胡适写过一首关于文字方面的白话打油诗:“文字没有雅俗,却有死活可道。古人叫做欲,今人叫做要;古人叫做至,今人叫做到;古人叫做溺,今人叫做尿;本来同一字,声音少许变了。并无雅俗可言,何必纷纷胡闹﹖至于古人叫字,今人叫号;古人悬梁,今人上吊;古名虽未必佳,今名又何尝少妙﹖至于古人乘舆,今人坐金轿;古人加冠束帻,今人但知戴帽;若必叫帽作巾,叫轿作舆,岂非张冠李戴,认虎作豹﹖”

北伐成功后,高中以上学校及大学的雪上都受军事训练组织学生军。在学生军成立典礼上,胡适致词说:“大家都知道当兵的丘八最狠,因为他们有武器;同时学生更狠,因为他们有头脑,有学问,所以人称丘九。今天学生组织了学生军,就变成了丘十七,将来救国救民的责任,全在你们这批丘十七身上……”

新文化运动发动人之一的钱玄同年轻时偏激,曾说:“人到四十就该死,不死也该枪毙!”1927年,钱玄同过四十岁生日时,胡适、刘半农等人想起钱当年的激愤之语,果真写就讣告、挽联、挽诗以及悼念文章,并发出预告,计划在《语丝》出一期“钱玄同先生成仁专号”。结果钱玄同恼羞成怒,横加干涉,以至于专号流产。但颇有外地朋友信以为真,有的还打电话到北平慰问钱的家属。


风趣(二)

丁文江对他不喜欢的人,总是斜着头,从眼镜里看他,眼里露出白珠多,黑珠少,样子怪可嫌的。胡适对他说:“史书说阮籍能作青白眼,我从来没有懂得,自从认识了你,我才明白了‘白眼待人’是个什么样子。”丁听了大笑。

胡适后来和杨杏佛成了好朋友,一日胡适去造杨杏佛,不巧主人不在家。胡适独坐无聊,突发诗兴,便以杨杏佛的大鼻子为题,赋一首打油诗曰:“大鼻子人人有,唯君大得凶。直悬一宝塔,倒挂两烟筒。亲嘴全无份,闻香大有功。江南一喷嚏,江北鱼蒙蒙。”杨杏佛回来后见此大笑,连呼:“好诗!好诗!”

胡适和汤用彤闲谈。汤说,我有一个私见,就是不愿意说什么好东西都是从外国来的;胡适也笑对他说,我也有一个私见,就是说什么坏东西都是从印度来的。说完,两人相视大笑。

杨振声任青岛大学校长期间,曾经邀请途经青岛的胡适来演讲。不料轮船抵达后,因风浪太大,无法上岸,胡只好给杨发了一封电报,电文曰:“宛在水中央。”杨接到电报后,回电曰:“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

胡适讲课时,曾说:中国有古训“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应该再加一条“时髦不能跟”。


风趣(三)

胡适经常到大学里去讲演。有一次,在某大学,讲演中他常引用孔子、孟子、孙中山先生的话。引用时,他就在黑板上写“孔说”,“孟说”,“孙说”。最后他发表自己的意见时,竟引起了哄堂大笑,原来他写的是“胡说”。

有一次胡适的朋友在胡家里聚餐,徐志摩像一阵旋风似的冲了进来,抱着一本精装的厚厚的大书,是德文的色情书,图文并茂,大家争着看。胡适说:“这种东西,包括改七芗、仇十洲的画在内,都一览无余,不够趣味。我看过一张画,不记得是谁的手笔,一张床,垂下了芙蓉帐,地上一双男鞋,一双红绣鞋,床前一只猫蹲着抬头看帐钩。还算有一点含蓄。”

季羡林回忆胡适的一件小事:有一次召开教授会,杨振声先生新收得了一幅名贵的古画,为了想让大家共同欣赏,他把画带到了会上,打开铺在一张极大的桌子上,大家都啧啧称赞。这时适之先生忽然站了起来,走到桌前,把画卷了起来,做纳入袖中状,引得满堂大笑,喜气洋洋。

1947年南京政治大学邀请胡适先生讲演,出现在讲台上的胡适,约五十多岁,留西式发型,鼻梁上架着近视眼镜,五官端正,容光焕发,文雅中兼有几分英俊,着浅蓝色的长袍,确有大学者的气派。会场上有人在窃窃私语:“胡先生胖了,胡先生胖了。”不料这话被台上的胡适听见了,所以他开头就讲:“我最近到南京开会,住了些时日,南方的大米饭是比北方的麦面好吃,营养又好,所以不觉胖了点。”胡适幽默的开场白把大家都逗笑了。

有一段时间,蒋介石提议让胡适当总统,自己任行政院长。胡听说后,跟朋友开玩笑说:“蒋介石如一定让我做总统的话,我就去做好了,反正国家大事有他蒋介石管,与我有什么关系。到那时,我到南京,把总统府大门一关,还作我的《水经注》考证,总统府门禁森严,我便可以安心搞学问。”


月老

胡适乐于成人之美,愿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他有一本由他牵线作伐而成,或请他当主婚人、证婚人的新婚夫妇签名簿———“鸳鸯谱”,记录着当代许多文坛名人美满婚姻的佳话。在“鸳鸯谱”上签名的有赵元任夫妇、沈从文夫妇、徐志摩夫妇……

沈从文喜欢一个叫张兆和的学生,天天给张兆和写情书,张从来不看,后来烦了,向校长胡适告状,胡适又是一笑,叫张兆和先看看情书以后再说。张兆和读完那些信后,渐渐被沈从文打动,终于成就了一段姻缘。

1936年元旦,是经济学家千家驹与杨梨音女士结婚喜日,他们约请胡适证婚。千家驹说,胡适先生名满天下,他一点不摆架子,是很有人情味的。他拿出一本“鸳鸯谱”来,要大家在上面签名。举行婚礼时,他致词开玩笑说:“千家驹在北大时,担任学生会会长,是著名的捣蛋头儿,但在今天的婚礼上,却一点捣蛋气息都没有了,大概从今天起,千家驹已变成杨家驹了!”一席话,说得大家哄堂大笑。

胡适好做媒。

陆小曼拟与其夫离婚,在徐志摩返苏州时前往车站送行,并送上糕点一盒,且要他车启动后才尝,说:“此糕乃赠君者也。有事时,请教于胡适之先生,先生将有助于君。”车开后,在糕盒里见有一信,内称离婚事。

陆小曼的母亲反对徐志摩和陆小曼的婚事。胡适便去劝说,陆母向胡适提出两个要求,如能办到,便准他们结婚。这两个要求是:一、要请梁启超证婚,因为梁启超在全国素有名望,又是徐志摩的老师;二、要求在北京北海公园图书馆的礼堂里举行婚礼。这两项在当时都是挺难办的,但胡适最终都办妥了。

1926年的10月3日,即农历八月二十七,孔子诞辰,两人在北海公园举行婚礼。在亲友云集、热闹非凡的婚礼上,除了祝福,陆小曼和徐志摩还听到了证婚人梁启超历史上“绝无仅有”的一段证婚词:“徐志摩,你这个人性情浮躁,所以在学问上面没有成就;你这个人用情不专,以致离婚再娶……以后务要痛改前非,重做新人。徐志摩、陆小曼,你们都是离过婚,又重结婚的,都是过来人了,这全是由于用情不专,以后要痛自悔悟……希望你们不要再一次成为过来人,我作为你徐志摩的先生——假如你还认我作先生的话——又作为今天这场婚礼的证婚人,我送你们一句话:祝你们这次是最后一次结婚。”

蒋梦麟在北大时期,休弃农村第一位夫人另娶好友高仁山遗孀陶曾谷时,约请胡适作证婚人。当天,胡适的妻子江冬秀死活不让胡出门,说蒋不道德,抛弃元配另结新欢。胡适只得翻窗“潜逃”,成其美事。


癖怪(一)

抗战期间,胡适驻美国,有一记者写了一篇关于胡适的报道,说胡适是个收藏家,一是收藏洋火盒,二是收藏荣誉学位。

胡适喜欢研究奇怪的东西。胡适从1942年开始收集世界各国怕老婆的故事,他认为从中可以找到了解国际问题的钥匙。他发现,来自中国的怕老婆故事有几百个,来自美国、英国、北欧的这种故事也有几百个之多,来自日本和德国的却一个都没有。他因此得出结论:“人类中间这一种怕老婆的低级种子,只能在民主国家繁殖,不会产生在极权国家的土壤上。”次年,他收集到不少意大利的怕老婆故事,由此推断意大利在轴心国不会感到愉快,果然,意大利于是年九月向盟军投降了。

1958年,胡适对朋友们接着收藏这个话题即兴演讲。胡适说,他收集的火柴盒有五千多个。他收藏的荣誉学位,也有三十多个,但不能算他的收藏,都是人家送的。他真正的收藏是全世界各国怕老婆的故事。“世界各种怕老婆的故事,我都收藏了。”胡适谈兴正浓,绘声绘色地讲了意大利有名的怕老婆的故事:地狱里最高魔王召集了所有高级的魔鬼,来讨论问题。因为所有犯了罪的鬼魂,这些鬼魂都说自己没有犯罪,都是他们的太太带来的罪过,他没有办法处置。魔王不明白阳间的情形,难道阳间的女人都这样可怕吗,要派去调查,派出的这位,要在阳间娶妻,体验一下,然后回来报告。大概像是卧底一样的高风险的工作,所有高级的魔鬼不愿意去,结果抽签决定地狱里魔鬼的一个头儿去。这魔鬼带了不少钱到了斐灵翠,娶了一漂亮的小姐结婚了。下面的,不消说,也知道了,这魔鬼不光是怕,是相当的怕。当他作威作福时,一听到农夫说,他老婆来了,他吓得一溜烟,跑得无影无踪。

胡适在北平时,因“旧瓶新酒”一词引发他的考据癖。他说:“现在的人爱引用西洋古谚‘旧瓶新酒’,一定是被翻译错了。其出处在马可福音第二章,犹太人用羊皮装新酒,而不是用什么瓷玻璃瓶的。”当时有人特为此事写了一首打油诗:先生考据擅专场,马可福音第二章。原是旧皮囊一个,难将新酒此中装。

胡适吃木瓜,为了证实是否是《诗经》里“投我以木瓜,报之以琼琚”的木瓜,就抽出《诗经》来读,但仍吃不准是否指现在的木瓜。后来再查了《植物大辞典》,方才清楚。他对人说:“这种木瓜是很小的,所以说‘投’,很大的是投不了的。”

齐白石曾卜一卦,相士说他七十五岁时有难,他便刻意将七十五岁“跳”了过去。这个问题在胡适为他编年谱时被发现了。

胡适在台湾一直很关心大陆的文化动静。毛的诗词他也认真读,见答李淑一的韵跑得没了边,还很诚心地请教赵元任,问是不是湖南方言可以这样押,赵答曰否。


癖怪(二)

胡适考证南朝陶弘景的《真诰》,发现《真诰》根本是抄袭《四十二章经》的;胡适以为是侦破了一桩千年的窃案。史学家陈寅恪却告诉他,朱熹早在七百年前就发现了。

蔡元培为中华书局《红楼梦索隐》作注释,考证《红楼梦》的是记明珠家的隐事。不久胡适另外发表一篇《红楼梦考证》,重点是考证作者曹雪芹的身世和《红楼梦》版本,把蔡元培的《索隐》完全推翻了。当时上海有一家亚东图书馆,首先用新式标点出版了《红楼梦》、《水浒传》等小说,书的前面必有一篇胡适的考证文字。

胡适在美国求学时,一天他问了50个中国朋友对于《天演论》是否相信,结果个个回答相信。后胡再问《天演论》是根据什么凭而成立,却只有两、三个人回答得出。

胡适自述早在儿童时代即因看《资治通鉴》王充“刀锋刀刃”语而成为无神论者,回国后曾经对禅宗六祖的正统地位以考据方法进行怀疑,晚年不相信虚云和尚的年龄,并说“禅宗的和尚爱说谎”。

胡适到书铺去,目的只是看书,轻易不买一本书。而且他买书的习惯,只买价值银元一元以下的书,超过了这个价值,他便不买。他在北大时,见到任何好书,向来只要开出书单,交由北大图书馆去购买的。

胡适对人力车坚决不肯坐,认为“人拉人”是不人道的。


惧内

据说胡适怕老婆,胡适属兔子,他的夫人江冬秀是属老虎的,胡适常开玩笑说:“兔子怕老虎。”当时就流传了胡适怕老婆的笑话。

胡适经常讲:“太太年轻时是活菩萨,怎好不怕;中年时是九子魔母,怎能不怕;老了是母夜叉,怎敢不怕!”

胡适的新三从四德大家估计是耳熟能详的,现在的女人总是拿来教育自己的老公或男朋友:太太出门要跟从,太太命令要服从,太太说错要盲从;太太化妆要等得,太太打骂要忍得,太太生日要记得,太太花钱要舍得。

胡适常买书,对旧书商很客气,但家中的财权掌握在夫人手中,先生爱买书,太太不爱给钱,书账能拖就拖,实在拖不下去了才出手还账,还账时嘴里还牢骚埋怨不断。书商佩服胡适,但做他的买卖要和把钱抠得紧的胡太太打交道,大多感到麻烦不痛快。

对于爱书、购书有癖好的人来说,最痛苦、最无奈的事莫过于面对梦寐以求的书,而囊中羞涩。琉璃厂的书商给胡适送他想要的书时,他面对的不是无钱买书之虞,而是如何动员太太痛快地付钱此等问题。胡适真是好修养,任凭他的太太怎样发牢骚、如何抱怨他买书,胡适也不会冲她发脾气。他的所为真是“PTT”俱乐部成员的楷模。

1931年春天,胡适由沪赴平,道出青岛,杨振声、梁实秋邀请他到青岛大学演讲,他下榻万国疗养院。当晚,青大设宴,有酒如渑。胡适以遵夫人之命为借口,作劝酒的挡箭牌,好在朋友明白他的处境,也不勉为其难。除非身体情况不允许,事实上,“胡先生酒量不大,但很喜欢喝酒”。

有一次,巴黎的朋友寄给胡适十几个法国的古铜币,因钱有“PTT”三个宇母,读起来谐音正巧为怕太太”。胡适与几个怕太太的朋友开玩笑说:“如果成立一个怕太太协会’,这些铜币正好用来做会员的证章。”

胡适是P.T.T(怕太太)的楷模。有些人在写文章时,难免添油加醋,胡适即使读到挖苦、嘲讽他P.T.T,他也是一笑而过。1961年5月6日,报纸上发了一篇文章,标题是《胡适之伪装惧内》,胡适看到文章“留着冬秀作女皇,这是虚君,实权自在首相手中”这几句话,不禁哈哈大笑。胡适对胡颂平说:“这个作者好像知道我过去的事情,大体都不错,但有些地方是胡闹了。像他引的第一首诗‘先生几日魂颠倒’,明明是我给朱经农写的诗,这个人说是我给冬秀的,这不是胡闹吗?或者这个人记错了,或者故意这样写吧。”


婚恋(一)

胡适的发妻江冬秀是母亲为他选者的。胡适虽早年丧父,人品相貌、资质才气均高人一等,上门订婚的人几乎踏破了门槛。对于胡适的身价,村子里曾有一个“值百金”的说法,意思是胡适若为女身,就可得到最高的聘金了。

有一回,胡适随母亲冯太夫人去旌德县旺川村的姑婆家做客,恰巧一位吕姓的亲戚也来串门,看上了刚十多岁的胡适,认准这孩子将来要成她家的女婿。这位女戚的夫家姓江,称得上是旌德县的巨族,膝下有一女,名叫江冬秀,年逾胡适1岁,按胡适家乡的俗谚“宁可男长十岁,不可女大一年”来说,这是忌讳的。另外江冬秀肖虎,胡适属兔,旧法上也犯冲。为此,这门亲事就成了剃头担子一头热,女方要成,男方不依。

后来女方请出了江冬秀的老师——胡适的本家叔叔胡祥鉴前来说项。这人巧舌如簧,东三西四地扯了一大堆吉祥话,硬生生地把胡适的母亲冯太夫人说得动了心。于是,按照当地的习俗,冯太夫人正儿八经地要来了江姑娘的生辰八字,请先生

开课算过,结果出人意料地好。冯太夫人还不放心,又将江姑娘的八字与其他几个候选媳妇的八字一起放到竹升里,往灶司老爷座前供好。几天后,才虔诚地用竹筷从竹升内夹出一个写着姑娘八字的纸条,打开一看,仍是江姑娘。于是,胡适的婚事就这样定下了。

胡适一直不喜母亲为他选择的发妻江冬秀,他十八岁在上海求学时,母亲让他回家完婚,他以求学要紧为由回绝了。1916年1月,在美国的胡适偶患小恙,躺在床上,倍受着清冷的凄苦,忽然邮差送来了江冬秀的信,尽管全部“不满八行字,全无要紧话”,却也感动了胡适。

胡适从美国回安徽老家探亲时,曾提出要见江冬秀一面。江家拗不过他,总算勉强答应了。那天胡适来江家,由江冬秀的哥哥江耘圃陪同前往闺房。胡适跨进绣阁,只见江冬秀已掩进床帐内,张目望去,隐隐约约,只有隔帘花影之感。舅母一步抢上,伸手要去撩床帐,胡适这时已开始感到歉疚,忙拦住,然后就退了出来。胡适未见到未婚妻,但是江冬秀却见到了未来郎君,心中很是欢喜。回到家里,大家问他见了新人没有,胡适笑着说:“见了,很好。”


婚恋(二)

胡适事母至孝,最终还是奉母命成婚,迎娶了母亲选择的儿媳妇。二十七岁胡适从美国留学回来出任北大教授时,才奉命完婚。婚礼那天,江冬秀穿花袄、花裙,胡适穿西装礼服、戴礼帽、穿黑皮鞋,两人相对,恭恭敬敬地行了三鞠躬礼。胡适还发表了一通演讲。胡适为自己的那次婚礼写过一首诗:

记得那年,

你家办了嫁妆,

我家办了新房,

只不曾捉到我这个新郎。

这十年来,

换了几朝帝王,

看了多少世态炎凉,

锈了你嫁妆剪刀,

改了你多少嫁衣新样,

更老了你和我人儿一双。

只有那十年的陈爆竹,

越陈便越响。

新婚后,胡适写了几首白话诗,记闺房之趣,其中有一首这样写:“十三年没有见面的相思,于今完结,把一桩桩的伤心旧事,从头细说,你莫说你对不住我,我也不说对不住你——且牢牢记取这十二月三十夜的中天明月!”

胡适婚后有过几次婚外情,但均被厉害的江冬秀所扼杀。赵元任与杨步伟结婚请胡适当证婚人,江冬秀就拒绝去喝喜酒,说是看不惯这种孟浪习气,胡适只好自己去了。胡适的好友梁实秋想和老婆离婚,另娶新人,江冬秀就把梁实秋的老婆接到自己家里,为她出谋划策,闹到法院里打官司。结果堂堂北大教授梁实秋竟然败诉,一时里传闻沸沸扬扬,丢尽了大教授的脸面。这一切都等于是间接地向胡适做“河东狮吼”,敲山震虎,唬得胡适不得不做出种种妥协的举动来。

江冬秀特别看不惯胡适交往圈子中的孟浪习气,对所谓“浪漫机会”坚决不予迁就。有传言说最初是胡适看上陆小曼,无法跟太太离婚,陆小曼才转而许身徐志摩的,后来胡适又尽力促成其事,江冬秀怒不可遏,一天到晚骂胡适。有一天叶公超等人在胡家,胡太太又当着这些人的面骂胡适,骂他这批朋友:“你们都会写文章,我要是会写文章,有一天我要把你们这些人的真实面目写出来,你们都是两个面目的人。”刚说到这儿,胡适从楼上走下来,对太太说:“你又在乱说了。”胡太太说:“有人听我乱说我就说。你还不是一天到晚乱说。大家看胡适之怎么样,我是看你一文不值。”



对于江冬秀,李敖曾有一段他个人的理解和评价:“你看到了江冬秀女士以后,你才知道胡适的伟大”,“像鲁迅,从日本留学回来以后,把原来那个乡下婆子,那个老婆丢掉了,像傅斯年把原来老婆都丢掉了,可是胡适没有把他这个缠小脚的乡下老婆丢掉,乡下老婆就反客为主,就欺负起胡适来,欺负到什么程度啊?胡适跟朋友们一起聊天的时候,这个老婆可以进来,当众骂街,讲脏话,讲粗话,讲撒泼的话”

1961年5月,台湾一份报纸刊登一篇《胡适之伪装惧内》的文章,其中有这样的话:“留着冬秀(胡适的太太)作女皇,这是虚君,实权自在首相手中”。据说,胡适读罢不禁哈哈大笑:“这个人好像知道我过去的事情,大体都不错,但有些地方是胡闹了。”

但无论如何,最后胡适和江冬秀携手走完了一生,蒋介石评价他是“新文化中旧道德的楷模,旧伦理中新思想的师表”,和这个不无关系。


婚恋(三)

胡适一生中有好几段恋情,其中最有名的是韦莲司。韦莲司是1914年胡适在美国时所识,但是随着1917年胡适回国,两个人被迫分离。二人再度见面是十余年后的1927年,当再相见时,他们已经分别10年,都已人到中年,头上长出了白发。在这十年里,胡适的人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他结了婚,有了孩子,事业上达到巅峰,成为中国新文化运动的领导人,中国现代自由主义的先驱,还有了曹佩声。曹是胡适在杭州养病时,结下的情缘,当时两人爱得死去活来,胡适称那段日子为“烟霞山月的神仙生活”。据说,胡适的《尝试集》中后面的情诗大多为曹佩声所作。

韦莲司爱的炙热,周质平的《胡适的情缘与晚境》中,有韦莲司写给胡适的情书,情书写得让人看了心惊肉跳:“没想到,我会如此爱你……胡适……我崇拜你超过所有的男人……”“我整好了我们那个小得可怜的床……我想念你的身体,更想念你在此的点点滴滴。我中有你,这个我,渴望你中有我……”但事实上他们只有精神之恋,没有肌肤之亲。

韦莲司甚至在知道胡适和曹佩声的恋情的情况下,还答应胡适照顾去康乃尔大学深造的曹佩声。1962年胡适去世后,韦莲司竟和江冬秀成了朋友,整理胡适给她的书信,忙着为他成立出版基金。9年之后,空候一生的韦莲司在一个小岛上孤独地死去,遗物里竟然完好无缺地保存了胡适的书信和稿件。

曹珮声(曹诚英)是胡适三嫂同父异母的妹妹,以后是我国农学界第一位女教授。曹珮声比胡适大约小10岁。二人第一次见面是在胡适与江冬秀的婚礼上。当时婚礼上的“小伴娘”曹珮声就已经吸引了胡适的目光。曹佩声喜欢种花草,胡适夫妇到北京后,常写信给胡适,要他寄花籽给她,也不时作些小诗请胡适评阅,两人通信往返,互有好感。

1918年的冬天,在家里的安排下,曹珮声嫁给了从小就已订婚的同乡胡冠英,1920年曹珮声考入杭州第一女子师范学校,丈夫胡冠英进入浙江第一师范就读,由于婚后四年,曹珮声一直在外求学而没有生育孩子,引起了婆婆的不满,为此婆婆以曹珮声四年不生孩子为由,给胡冠英在家乡娶了一房小妾。此事惹恼了曹珮声,已经开始接受五四新思想的曹珮声决定与丈夫离婚。1922年底,曹珮声与丈夫胡冠英解除了婚姻关系。

1923年,胡适来到南方养病,经常栖息于沪杭两地,再一次见到了曹珮声。离婚后的曹珮声继续在杭州第一女子师范学校求学,这一变故让受饱受办婚姻之苦的胡适又看到了爱情的希望之火。曹珮声离婚后第二年的4月29日,正是杭州城春光最明媚的时候,胡适出现在了西湖边上。胡适的乡邻好友,曹珮声的亲戚,著名诗人汪静之曾说:“胡适来杭州的目的是为探视独居的“小伴娘”。


婚恋(四)

再见时,曹珮声已不是胡适印象中当年的小伴娘,而是一个亭亭玉立的女学生,虽然离婚后独居,却依旧开朗,且又带几分伤感。汪静之曾这样形容过曹珮声:“她不算漂亮,但很迷人。先是令我着迷,后又使胡适着迷,她就是属于那不很漂亮,但有迷人魅力的女人!”

略带伤感的曹珮声更让胡适着迷。在杭州一同游玩了4天后,5月3日,临别之时,胡适为曹珮声写下了一首题为《西湖》的白话小诗:“十七年梦想的西湖,不能医我的病,反使我病的更厉害了……这回来了,只觉得伊更可爱,因而舍不得匆匆就离别了。”1923年5月25日,胡适在这一天的日记上粘贴了曹珮声随信寄来的八张与西湖有关的照片,其中一张是曹珮声自己的单身像。

到了1923年的5月底,胡适再一次坐上了开往杭州的火车,出现在了烟雨朦朦的西湖边上。6月下旬,各个学校放假后,胡适终于在杭州南山的烟霞洞边等来了心中的爱人曹珮声。

杭州西湖南山,有三处名洞,为水乐、石屋和烟霞,其中烟霞洞风景最佳,以朦胧中的烟霞为美,清修寺在烟霞洞的南边,十分安静,寺里的僧人仰慕胡适大名,便把大殿东边的两间小斋房出租给了胡适。在这里胡适与曹珮声开始了他们的同居生活。

在杭州烟霞洞,两人安静地享受着爱情所带来的幸福,每日寄情于烟霞,或两人对弈,或闲坐品茗,或游山观佛。杭州多雨,雨后的西湖和四周的山峦更是清秀可爱,胡适在日记中多处记录了他和曹珮声一同漫步于山水之间。今天晴了,天气非常好。下午我同珮声出门看桂花,过翁家山,山中桂树盛开,香气迎人。我们过葛洪井,翻山下去,到龙井寺……(《胡适日记》)

天气不好的时候,两人则在檐下同读一卷书,胡适在日记中又曾这样写到:早晨与娟同看《续侠隐记》第二十二回《阿托士夜遇丽人》一段故事,我说这个故事可演一首记事诗……(《胡适日记》)

两人同居时刚好是曹珮声放暑假,但很快就到了开学的时候,曹珮声又请了一个月的假,继续陪伴胡适,此后胡适一直在南方逗留到1923年的12月中旬才回北京。

在烟霞洞与曹珮声一起生活的时光让胡适铭刻一生。胡适曾在1923年10月3日的日记中写到:我这三个月中在月光之下过了我一生中最快活的日子——《胡适日记》。

两人虽然同居,但这并不为太多的外人知晓,1923年的中
秋节,胡适邀请好友徐志摩来杭州游玩,自命为“寡人有疾,寡人好色”的徐志摩一眼就看出胡适与曹珮声非同一般的关系。

胡适虽然是中国现代较早接触西方文化的人,但他又深受中国传统道德的影响,在面对自由的爱情和旧式的婚姻这个问题上,他始终表现出一种矛盾。

徐志摩看出好友在杭州有了情人,便鼓励胡适要“革命”,但是与曹珮声相爱的胡适想要冲破礼教的******,却又缺乏勇气。因此胡适曾自我安慰:“情愿不自由,也是自由了”。

秋去冬来,离别的日子快到了,相见时难别亦难啊,天气也渐渐转凉,带着一片凄凉之意,胡适在日记中写到:睡醒时,残月在天,正照着我头上,时已三点了。这是在烟霞洞看月的末一次了……今当离别,月又来照我,自此一别,不知何日再继续这三个月的烟霞洞山月的“神仙生活”了!枕上看月徐徐移过屋角去,不禁黯然神伤(《胡适日记》)

新历的1923年即将结束时,胡适恋恋不舍地离开了人间天堂——杭州,离开了已经怀孕的曹珮声,回到北京。



婚恋(五)

在微微的寒风吹拂下,胡适回到了北京。徐志摩已经把胡适与曹珮声相爱的事情传开了。回到家中,妻子江冬秀手持剪刀逼问胡适,胡适承认了自己与曹珮声的恋情,由于此时母亲冯顺弟早已去世,不用再遵母命尽孝道的胡适终于向江冬秀提出了离婚。

江冬秀以杀死他们的两个儿子相威胁,胡适只好作罢。但他心中依旧念念不忘曹珮声。与妻子争吵后,胡适离家出走,住在北京西山的朋友家中,心中的苦闷、感伤和凄凉无处排遣,在一个寒冷的夜晚,胡适写道:“山风吹乱了窗纸上的松痕,吹不散我心头上的人影。”

之后,曹佩声由胡适推荐于1934年赴美国就读于康奈尔大学农学院,1937年获得硕士学位,回国后先后在安徽大学和复旦大学任教,是我国第一位农学界女教授。

1939年,曹佩声结识了一位归国留学生,俩人产生了恋情,岂料江冬秀在男方亲戚中败坏她的名声,致使男方单独解除婚约,直气得曹佩声要上峨嵋山当尼姑。后在其兄曹诚克力劝之下方改变了主意,又兼在美国做大使的胡适来信安慰,还捎来300美金资助生活,情绪才逐渐稳定下来。曹佩声对胡适,一直是痴情不改,一往情深,鸿雁不断,相互都品尝着苦涩的婚外恋情。

1949年,胡适不听曹佩声的劝阻流亡到美国,从此两人鸿雁断绝,留下的是无尽的怀念。1958年,她退休后于1969年落户绩溪山城,原想找一处房前屋后能够耕作的住所,自筹资金建一个养猪场、气象台,但这些设想都一一落空。生活上十分清苦孑寂,她写有一首《临江仙》:“老病孤身难寄,南迁北驻迟疑,安排谁为决难题?哥哥长病废,质仰死无知。徒夸平生多友好,算来终日痴迷。于今除却党支持,亲朋休望靠,音信且疏稀。”

曹珮声终身未再嫁人,她至死都把对胡适的爱珍藏在心底。杨林桥,位于胡适家乡安徽绩溪上庄村的村口,1965年6月25日,杨林桥被山洪冲毁,曹珮声捐献了自己的积蓄,重修杨林桥。

1973年,曹佩声病逝于故乡安徽绩溪。临终前她留下遗言,一定要把她安葬在杨林桥边的那条小路旁,因为那是胡适回家的必经之路。她曾经委托好友汪静之,将她一直珍藏着的一大包与胡适来往资料,在她死后焚化。这段刻骨铭心的相思,她珍藏了一辈子,死后也随她带去了天堂。

对于这段婚外恋,胡适有诗记之:“隐外西楼已半春,绸缪未许有情人。非关木石无恩意,为恐东厢泼醋瓶。”


婚恋(六)

胡适曾爱慕陈衡哲,他虽至死不承认,却给自己的女儿取名叫“素斐”。素斐即Sophia,也即“莎菲”,正是陈衡哲的英文名和笔名。

陈衡哲是庚子赔款的第一批女留学生,现代文学史上的第一个女作家,北京大学的第一个女教授。陈衡哲是一位历史学家,文学不是她的本行,但胡适赞誉她“身上每一个细胞都充满着文艺气息”,她是新文学史上颇有贡献的女作家。

胡适和陈衡哲认识于留学美国期间。陈衡哲在美国五所最有名的女子大学之——瓦沙女子大学(VassaCollege)留学,专修西洋历史,同时学习西洋文学。在那里,她结识了胡适、任叔永(鸿隽)、杨杏佛、梅光迪、朱经农、胡先(马肃)等人,并以莎菲为笔名开始写作。

《胡适留学日记》中记载了胡适和陈衡哲见面的情形:“(1917年)4月7日与叔永去普济布施村(Poughkeepsie)访陈衡哲女士,吾于去年10月始与女士通信,五月以来,论文论学之书以及游戏酬答之片,盖不下四十余件。在不曾见面之朋友中,亦可谓不常见也。此次叔永邀余同往访女士,始得见之。”这是胡适在美留学期间与陈衡哲的第一次见面,他们虽然见面次数不多,但在五个月之内,胡适寄出了信函“四十余件”,差不多每月十件,为数颇不算少。留意那些“游戏酬答之片”,双方的感情还是很亲密、很谐趣的。1914年11月1日,因彼此称呼问题,“寄陈衡哲女士”云:你若“先生”我,我也“先生”你。不如两免了,省得多少事。

1915年9月,梅光迪(觐庄)等人和胡适的“文学革命”笔战中,陈衡哲也支持胡适的主张。胡适说:“民国五年(即1916年)七八月间,我同梅(觐庄)任(叔永)诸君讨论文学问题最多,又最激烈。莎菲那时在绮色佳过夏,故知道我们的辩论文字。她虽然没有加入讨论,她的同情却在我的主张一方面。……她不曾积极参加这个笔战;但她对于我的主张的同情,给了我不少的安慰与鼓舞。她是我的一个最早的同志。”(陈衡哲的短篇小说集《小雨点》胡适序)

留美期间,胡适、陈衡哲、任鸿隽是三个好朋友。任鸿隽1919年与陈衡哲订婚,1920年陈衡哲获芝加哥大学硕士学位,受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邀请,回国担任教授,和任鸿隽同在北大任教。1920年9月16日陈、任举行结婚典礼,胡适做赞礼,蔡元培为证婚人。胡适戏赠他俩的贺联是:“无后为大,著书最佳。”

1921年7月31日,胡适在日记中记有这样的话:“得冬秀一信,知叔永、莎菲新得一女。因重到鸡鸣寺,作一诗贺他们。”诗曰:重上湖楼看晚霞,湖山依旧正繁华;去年湖上人都健,添得新枝姊妹花。他还在诗末加注说:“三个朋友一年之中添两女,吾女名素斐,即用莎菲之名。”素斐夭折后,任鸿隽陈衡哲夫妇送他们的女儿给胡适做干女儿。由此可见,两家交情很深。

第269节

1927年,素斐夭折后一年半,远在美国的胡适给妻子江冬秀写信说:“冬秀,我今天哭了女儿一场!梦中忽然看见素斐,脸上都是病容,一会儿就醒了。醒来时,我很难过,眼泪流了一枕头,起来写了一首诗,一面写,一面哭。忍了一年半,今天才哭她一场……”并在信后附上诗《素斐》一首,有研究者认为,哭女儿是真情迸发,诗素斐,可到底是为哪个Sophia?

陈衡哲曾用“金坚玉洁”来形容他们的友谊。但有人散布流言蜚语,他们三个人的友谊被人误解和中伤。1934年《十日谈》第二十六期的《文坛画虎录》专栏上,发表了“象恭”写的《陈衡哲与胡适》的短文。文章说陈衡哲要与胡适结成永久伴侣,胡适拒绝了,然后把她介绍给任鸿隽;陈衡哲、任鸿隽婚后感情一直淡淡的。此文引起了轩然大波。为了反击胡乱猜测和无中生有的诬蔑,胡适写信(任鸿隽陈衡哲夫妇过目并同意)给《十日谈》编辑部用事实来加以批驳,并要求杂志向他们三人公开道歉。

为辟谣胡适曾写道:在留学时代,我与陈女士虽然只见过一面,但通信是很多的。我对她当然有一种很深的和纯洁的敬爱,使我十分重视我们的友谊。但我们从来没有谈到婚姻的问题。这是因为,第一,我们那时都在青年的理想时代,谁都不把婚姻看作一件重要的事;第二,当时一班朋友都知道陈女士是主张不婚主义的,所以没有一个人敢去碰钉子。她与任君相识最久,相知最深,但他们也没有婚姻之约。直到任君于1919年第二次到美国,陈女士感到他三万里求婚的诚意,方才抛弃了她的不婚主义,和他订婚。

拿胡适的女儿“素斐”来做文章的,不是别人,是胡适的高足唐德刚。唐德刚说:“素斐者,SOPHIA也,‘莎菲’也!‘为念绿罗裙,处处怜芳草!’”后来,素斐夭折后胡适写的那首《素斐》的短诗。唐德刚先生认为这是一首“缠绵悱恻的一石双鸟,悼亡、怀旧之诗”。

美籍学者夏志清说:“任氏夫妇一直是胡适的至交,也是他事业上最亲信的左右手,他对任太太是不存一丝罗曼蒂克的幻想的。但任、陈婚姻如此美满,胡适自己家里有个病中不准他看书、写诗的老婆——相形之下,他免不了艳羡他们的幸福。他骗过江冬秀,给自己的女儿取名素斐(SOPHIA),虽不能说纪念他同陈衡哲那段旧情,至少也希望女儿长得像瓦莎学院优秀生莎菲一样聪明好学,而一点也不像她生母那样的庸俗。德刚道破胡适为爱女取名用心良苦这一点,实在令人心折。”


婚恋(七)

在胡适身边,还有一位单恋胡适的女性,她就是胡适的好友朱经农的胞妹朱毅农。民国时期,朱经农曾任上海市教育局长、湖南省教育厅厅长。曾任中华民国国务总理的熊希龄夫人朱其慧,是朱经农和朱毅农的姑姑。

在胡适的朋友圈子里,最有资格说“我的朋友胡适之”的要数朱经农和任鸿隽。借着哥哥和胡适的亲密关系,朱毅农很自然地走到胡适的个人和家庭生活。1923年,从江冬秀给胡适写家书中得知,有一段时间,朱毅农主动承担家庭教师职责,教导胡适长子胡祖望,每天教他两个小时的功课。

不知道何时朱毅农爱上了胡适,只知道结局:单恋胡适多年而发疯,最后染病身亡。这真是一个令人悲伤和绝望的结局。这个秘密只限于跟胡适最要好的朋友知道,胡适的日记和家书中半遮半掩地记录了几笔,我们借以管窥这位薄命的红颜。

江冬秀写于1923年8月18日的家书提到了朱毅农的病情:“我今天去看朱小姐,他的病好点了。……他说明后天朱经农要到了。医生劝他先在家住一个月,把病养好点,再到西山去住住去。他说这一次一听到西山去住半年,他等朱经农来,把他母亲安顿一下,他狠(很)不放心他的老母亲没有人照顾。”从这封信来看,朱毅农已经发病了,病情严重到去西山住半年。江冬秀写信征求胡适的意见,让朱小姐的母亲搬到家里住可好?

朱毅农对胡适的单恋持续了多年,1930年间,她的家人甚至为了她而另租了一间房子,请了看护,把她隔离,胡适在他的日记里把她住的屋子称为“她的疯狂院”。十月下旬,胡适去探望朱毅农的时候,她自己告诉胡适:“我是为了想你发风疯的。”并且说她别无指望,只希望能常见到胡适。两天以后胡适又去了一次,看她奄奄一息在床,不由得黯然地作了“我虽不杀伯仁,伯仁因我而死”的感叹。更凄惨的是,朱毅农还是胡适中国公学的学生饶毓泰的妻子。不但如此,他们1924年结婚的时候,胡适和江冬秀还是他们的证婚人呢!

胡适在《四十自述》自序(1333)里,提到过“一位女朋友”毁稿的憾事:

前几年,我的一位女朋友忽然发愤写了一部六千字的自传,我读了很感动,认为中国妇女的自传的破天荒的写实创作。但不幸她在一种精神病态中把这部稿本全烧了。当初她每写成一篇寄给我看时,我因为尊重她的意意,不替她留一个副本,至今引为憾事。

夏志清在《小论陈衡哲》一文中推测焚稿的自传作者是陈女士陈衡哲。有人认为,这个焚烧自传稿件的“女朋友”不是陈衡哲,陈衡哲没有出现过“精神病态”,显然是朱毅农。

朱毅农写好了自传只给胡适一人看,也很符合她单恋胡适的心理特点和行为动机。还有一个原因,胡适大力提倡传记文学,他不仅身体力行写作人物传记和自传,不厌其烦地劝导督促他的朋友们写自传,朱毅农写自传是单恋胡适的一种回应。


溘逝(一)

1962年2月22日,吴健雄从美国飞抵台湾拜访胡适,顺便友情参加24日的院士会议。这次院士会议上,胡适抱着乐观主义精神,大谈十几年来在这个孤岛上,虽算是离群索居,在知识和物质的困难情形之下,总算做出点东西。然后他继续骄傲地说他教出了两个物理学家,非常引以自豪。

胡适话刚一结束,副院长李济不以为然,与胡适乐观态度唱反调。他说,经过50年提倡,科学思想还是在中国生根不成。胡适显然在李济悲观主义话语中受到了刺激,于是说:

李济先生太悲观了。……科学的发展,要从头做起,从最基本的做起,决不敢凭空地想迎头赶上。我去年说了25分钟的话,引起了“围剿”,不要去管它,那是小事体,小事体。我挨了40年的骂,从来不生气,并且欢迎之至,因为这是代表了自由中国的言论自由和思想自由。

于是,很快出现了这样一幕:胡适含着笑容和一些人握手,移步走到会场中部正要转身说话,忽然面色苍白,晃了一晃仰身向后倒下,后脑先碰到桌沿,再摔倒在地上。医生接连为他注入三针强心剂均无济于事。这位新文化运动的旗手,为中国科学民主呐喊、操劳一生的自由主义领袖,四十多年来名震宇内的胡适,因心脏病猝发而与世长辞,终年72岁。

胡适在台湾逝世无疑成了轰动一时的重磅新闻,一时间各种悼念胡适的诗文布满台湾报刊。台湾政府组织了治丧委员会,由陈诚为主任委员;张群、王云五、朱家骅、蒋梦麟、王世杰、黄季陆为副主任委员;于右任、蒋经国等为委员。台湾当局也趁机做一番******宣传,将胡适思想荒谬地“盖棺定论”为坚决反对共产主义哲学。这时“倒胡派”的言论亦销声匿迹,胡适获得了极大的哀荣。

胡适几年前就用英文留下遗嘱,并请毛子水、杨联陞做遗嘱执行人:死后火葬,骨灰由治丧的友人们执行处理;愿意把留在北平的102箱书全部捐献给北大;家中一切文稿论文和存书,全部捐赠台湾大学;个人如有遗产给儿子祖望和思杜兄弟,如他们先自己而去,则给孙子们平分……但清点胡适在台湾财物时,除了他的书籍、手稿、文件之外,所有存款仅是135美元,令人唏嘘不已。


胡适灵堂设在台北市极乐殡仪馆,遗体安放在冷杉木特制的灵柩里,身着蓝色长袍,黑色马褂,脚穿布鞋,遗体上覆盖着北京大学校旗。蒋介石3月1日亲往祭吊,并亲书挽联一副悬挂灵堂中央:“新文化中旧道德的楷模;旧伦理中新思想的师表。”

前往灵堂瞻仰遗容的市民络绎不绝,殡仪馆前几天内人流不息。胡适治丧委员会光收到各界人士送的挽联挽幛就有八百余件,其中如:“共党既骂之,国人又骂之,容身无片土,天乎痛哉!”

3月1日,陈诚率治丧委员会全体委员举行公祭,参加人士近3万多人,上至国民党党政大员,下至家庭妇女,都前往致祭瞻仰胡适博士遗容。

10月15日,胡适遗体入殓,安葬于台北南港旧庄墓园。启灵出殡时,从台北市到南港的马路两旁自动来送殡者多不胜计。灵车开至松山以后,沿途居民家家燃香,户户路祭,直到南港,一路鞭炮声不断。

这天是入秋以来最凉的一天,细雨霏霏,胡适棺木上覆盖的是北大校旗,万余人陪着灵柩出殡,一起送走了这位在中国现代史上散发着智慧光芒与温煦气息的学者。这一天,台湾有三十万人自发性地为他送葬。

胡适安葬于南港“中央研究院”大门对面的山坡上。他的墓门上刻着蒋介石书写的“德学俱隆”四字。右首高坡上,有北京大学校友会建造的纪念亭;左首有中国公学校友会建造的半身铜像。胡适墓志铭由毛子水撰文,金石名家王壮为先生书写,其内容为:

这是胡适先生的墓,生于中华民国纪元前二十一年,卒于中华民国五十一年。

这个为学术和文化的进步,为思想和言论的自由,为民族的尊荣,为人类的幸福而苦心焦思,敝精劳神以至身死的人,现在在这里安息了!

我们相信,形骸终要化灭,陵谷也会变易,但现在墓中这位哲人所给予世界的光明,将永远存在!


誉说(一)

胡适对中国讲西方文化,对西方讲中国文化。面向中国,他积极引进民主、法治等西方自由主义的基本价值,毕生一以贯之;面对西方,他不断地提出中国文化与现代民主自由科学理性精神相协调部分,作为中国不输其它精神文明的论据。罗素说,胡适“愿意吸收西方文化中的一切优点,但是他不是西方文化之盲目的崇拜者”。

1946年8月,胡适到北大就任校长,冯友兰在欢迎大会上说:“胡先生出任北大校长,是一件应乎天而顺乎人的事,就全国范围来讲,再没有比胡先生更合适的人选了。”

殷海光抱怨,无论有没有念过书的人,都期待藉批胡暴得大名。结果“来自左方的势力,对于胡适思想,清算洗脑,必欲铲除尽净而后快。来自右方的势力,提起胡适思想就消化不良,想尽种种方法把胡适思想从人们的记忆里勾销”。

史学家余英时指出,作为被青年当作偶像崇拜的胡适思想以及所谓的胡适崇拜(TheHuShihCult),并非由政治权威造成,而是象征向权威挑战的心理;因此他成了唐德刚口中“近代中国惟一没有枪杆子作后盾而思想言论能风靡一时,在意识形态上能颠倒众生的思想家”。但也因此,无论左右、两岸,甚或激进、保守,都和胡适思想过不去。终其一生,面对来自政治的不信任、压力与封杀,到最后抑郁而终,正是这股革命力量所赋予的原罪。

季羡林说:“在中国近代史上,胡适是一个起过重要作用但争议又非常多的人物。”

刘文典的《怎样叫做中西学术之沟通》中谈到胡适:“我的朋友胡适之,著了一部《中国哲学史大纲》,这部书的价值,实在可以算得是中国近代一部EpochMaking(划时代)的书,就是西洋人著西洋哲学史,也只有德国的Windelband(文德尔班)和美国的Thilly(梯利)两位名家的书著得和他一样好。”

柳存仁《记北京大学的教授》一文记录了胡适:“胡适之先生的谈吐是可爱的,听说已被列为世界十大演说家之一。”“胡先生在大庭广众间的演讲之好,不在其演讲纲要的清楚,而在他能够尽量的发挥演说家的神态,姿势,和能够使安徽绩溪化的国语尽量的抑扬顿挫。并且因为他是具有纯正的学者气息的一个人,他说话时的语气总是十分的热挚真恳,带有一股自然的傻气,所以特别的能够感动人。”

胡适逝世后,在台湾举行了隆重的葬礼,蒋介石亲临致祭,亲书挽联——新文化中旧道德的楷模,旧伦理中新思想的师表。

日期:2009-05-3010:15:34

誉说(二)

梁寒操挽胡适:“著书成二十万言,才未尽也;得谤通九州四海,名亦随之。”

胡适在提倡白话文和红学研究方面的成就为举世所公认。胡适去世后,有人撰联挽之:“先生去了,黄泉如遇曹雪芹,问他红楼梦底事?后辈知道,今世幸有胡适之,教人白话做文章。”

沈从文论及原北大文学院院长胡适先生时说:“适之先生的最大的尝试并不是他的新诗《尝试集》。他把我这位没有上过学的无名小卒聘请到大学里来教书,这才是他最大胆的尝试!”

蔡元培任北京大学校长之时,以“思想自由、兼容并包”为办学方针,聘请年仅26岁的胡适为北大教授,“适之先生以青年暴得大名,誉满士林”。

徐复观说:胡适是一个伟大的书生。

殷海光说:胡适是个大乡愿。

蔡元培说胡适:“旧学邃密,新知深沉。”

北大学生对教师素来挑剔,北京大学学生顾颉刚介绍傅斯年去听胡适上课,以决定要不要将这个新来的留学生从北大哲学系赶走。傅斯年听了几次课以后,他评价胡适:“这个人,书虽然读得不多,但他走的这一条路是对的,你们不能闹。”于是胡适留在了北大哲学系。

1921年,梁启超将作品《墨子》笺注辑为《墨经校释》四卷,送请胡适作序。胡适在这篇长序赞美任公的贡献,但也提出自己的看法。任公常说:“绩溪诸胡多才,最近更有胡适之”。

诗人余光中认为“胡适等人在新诗方面的重要性也大半是历史的,不是美学的”。

提起风光无限的胡适先生,中山大学历史系的桑兵教授会感到一丝遗憾与纳闷:学术领袖不以学术成名,毕竟令人感到尴尬。

朱学勤的说法是:“我摆脱不了鲁迅的内心感受,却想追随胡适的目标……我在理智上知道胡适的选择比鲁迅正确……但在切身感受上,我实在去不掉鲁迅的黑暗,鲁迅的‘鬼气’。”他还说过胡适是饭,鲁迅是药这样的话,意思是胡适一天也离不了,鲁迅只有在有问题时才有用。


誉说(三)

抗战前夕,日本政论家伏室高信特地到中国来访问胡适,说:“日本民间只知道中国有三个名人,一个是蒋介石,一个是梅兰芳,另一个就是胡适。”这位政论家把谈话记录,刊在一本叫做《亚洲内幕》的刊物中。

鲁迅说胡适予他的印象是“紧紧的关着门,门上贴一条小纸条道:‘内无武器,请勿疑虑。’这自然可以是真的,但有些人——至少是我这样的人——有时总不免要侧着头想一想”。

李慎之先生曾言:“20世纪是鲁迅的世纪,21世纪是胡适的世纪。”

唐德刚先生在《胡适杂忆》书中给他相当高的评价:胡适之先生的了不起之处,便是他原是我国新文化运动的开山宗师,但是经过五十年之考验,他既未流于偏激,亦未落伍。始终一贯地保持了他那不偏不倚的中流砥柱的地位。开风气之先,据杏坛之首;实事求是,表率群伦,把我们古老的文明,导向现代化之路。熟读近百年中国文化史,群贤互比,我还是觉得胡老师是当代第一人!

唐德刚认为,胡适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可与“文起八代之衰”的韩愈相埒。他又评论胡适的人格:“……这些名儒硕彦之中,有胡先生的资质的,大多没有胡先生用功;和胡先生同样用功的人,则多半没有他的天资;先天后天都差与胡适相埒的,又没有他的德性好、人缘好、气味好。这些都是胡适之的过人之处,都不是偶然的。”

唐德刚说:“胡适之有一种西方人所说的‘磁性人格’(magneticpersonality),这种性格实非我国文字里什么的‘平易近人’、‘和蔼可亲’等形容词所能概括得了的。有这种禀赋的人,他在人类群居生活中所发生的社会作用,恍如物理界带有磁性物体所发生的磁场。它在社会上所发生引力的幅度之大小,端视其在社会中影响力之高低;影响力愈高,则幅度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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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凳
发表于 2012-5-6 12:58 |只看该作者
欣赏{:soso_e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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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板
发表于 2012-5-6 09:49 |只看该作者
学习了,这样的帖子要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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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发表于 2012-5-6 09:50 |只看该作者
文人被抄家,那真跟杀了他没有什么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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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发表于 2012-5-6 10:00 |只看该作者
文人之间打架吵嘴,很好玩,在他们没有掌握权力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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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发表于 2012-11-20 20:30 |只看该作者
熊十力、胡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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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发表于 2012-11-20 23:08 |只看该作者
熊十力死前写的申请,请求政府允许喝点牛奶,读来叫人心酸欲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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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发表于 2012-11-20 23:17 |只看该作者
独醒客 发表于 2012-11-20 23:08
熊十力死前写的申请,请求政府允许喝点牛奶,读来叫人心酸欲泪。

还有陈寅恪,还有吴宓。。。
内心无比凄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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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发表于 2012-11-21 14:57 |只看该作者
据载曹在美期间
胡适把她托付给了自己的美国情人威廉司
而威廉司以一种爱屋及乌的宽厚之心
喜欢上了这位任性的情敌
一见胡适误终身
看来真不是逛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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