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十讲 by 蒋勋

蟾宫折桂

第一篇 新价值

经常在报纸上，看到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年轻人，做出很傻的事情，或者因为在感情上找不到出口，伤害自己或伤害别人，甚至是自己的亲生父母。

从文学中寻找人生的解答(1)

经常在报纸上，看到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年轻人，做出很傻的事情，或者因为在感情上找不到出口，伤害自己或伤害别人，甚至是自己的亲生父母。这些现象会使人怀疑，现代年轻人的价值观是不是出现问题？

我个人觉得，年轻人本身是无辜的。

价值观的形成是一个过程，我们现在看到那些令人错愕的行为，是一个“果”，而真正需要探究，则是形成这个“果”的“因”。在长期唯考试导向的教育体制中，我们是允许学生升学科目得满分，在道德、人格、感情培养的部分，根本可以是零分。因此产生这些现象，错愕吗？我一点也不觉得。

这个问题不是现在才有，在我那一个年代就开始发生。我们很少思考为什么要孩子上好的高中、好的大学，其实一点意义也没有。譬如我从事艺术工作，关心的是创作力、关心人性的美，我在不同的学校教过，从联考分数最低的学校到联考分数最高的学校，我都教过。以我所教授的科系而言，我不觉得这些学校之间有太大的差别。

如果你实际接触到学科分数低的学生，就会知道，他们没有花很多时间准备考试，相反的，他花很多时间在了解人。譬如说看电影或者读小说，从中就有很多机会碰触到人性的问题。

可是专门会考试的学生呢？往往才是真正的问题所在。一九九八年发生震惊社会的王水事件，一个女孩子因为和另一个女孩子与同一个男友交往，在慌张之际，就把化学方面的专长用出来，她调出了“王水”，犯下谋杀案。

我们可以说，她的专业知识分数非常高，但她在道德跟情感处理上是零分。

她是坏或是残酷吗？我不觉得，她根本没有其他选择。平常她没有这样的准备，缺乏对人性的了解，我称她为“无所措手”族，她根本不知道怎么办。所以最后警方带她到现场时，她很茫然；她当然茫然，因为她根本不知道自己做了什么。

这些个案非常明显的就是我们说的“好学生”，他们要进的科系和研究所，都是最难考的，他们从小就埋头在升学、考试里，忽略了其他。从很多年前我就很怕这样的人，我觉得这样的人一旦犯罪，对于“罪”的本质，完全不了解，因为他根本没有机会接触。

所以我一直觉得，如果要指责这样的事情，矛头应该是指向一个教育的架构，这个架构教育出一批批像这样非常奇怪的人。

我听过很多明星学校内发生的人际关系，包括在二十多年前出版的《拒绝联考的小子》，就已经指证出明星学校内，为了考试、拿高分，同学之间如何斗争，如何去伤害别人。我听过太多这一类的事，也隐约感觉到考试导向继续发展下去，我们的孩子会发生很可怕的事。

而这些已经发生的新闻事件，就是我们受的“恶果”。

我举一个例子，我自己在十三四岁的时候，大概国中一二年级，我很苦闷。我相信凡人处在一个生理发育、转变的时期，就是他最敏感的时候。不只是身体开始变化，声音变粗、性征出现，等等，更重要的是他开始意识到自己身体的存在性。我想，中外古今所有的重要时刻，就在此时，也就是启蒙时刻。

在那个时候，我感觉到身体的苦闷，却无法解答。因为生理的苦闷引发我开始去思考人到底是什么，我到底是动物还是人？我的精神在哪里？我的精神向往和肉体的欲望冲突得很严重。我不知道女孩子会不会这么严重，以男孩子来说，包括我和我的同伴，都是非常严重的，那是一种来自生理上奇怪的压力。

于是我很自然地就找上了文学。我在书店读文学，在文学里削减了许多欲望上的苦闷，并尝试去解答自己从何而来，要到哪里去，我是什么，这些难以解答的课题。

蟾宫折桂

从文学中寻找人生的解答(2)

因为这样，有一段时间，我原来很好的功课就耽误了，那几次考试的结果都非常糟。我因此被学校、被家里指责成一个坏学生、坏孩子。我想，在那一刹那之间，我是非常容易变坏的。幸好文学救了我，让我有足够的自信，不但没有变坏，并且在文学中得到很多关于人生课题的解答。

同一个时间，我的同伴一头钻进考试里。这些同学，今天我回头去看的时候，发现他们都过得不快乐。他们考上了最好的高中、最好的大学，有些也出国留学回来了，但对于感情或是婚姻各方面所发生的问题，他们都没有办法面对。

对于人性和真正的自我，他们始终没有机会去碰触，因为考试不会考。

我们评断一个学生，是坏学生、坏孩子，因为他的分数不够，可是他对人性可能已经有很丰富的理解；我们评断一个好学生、好孩子，也是用分数，却不代表他有能力面对情感和伦理的种种课题。分数和人格的发展绝对是两回事，法律系的高材生不表示不会犯罪，他可能熟背法律条文，了解各种法令，可是对于“什么叫做罪？”不一定理解。所以我们会看到“高等学府的法律系学生为了购买手机，在电梯内抢夺女孩皮包”这样的新闻。

自由是什么？罪是什么？为什么会为了一个小小的事情去伤害别人？我记得新闻出来时，所有的朋友都在说：“想要手机，我送他一只嘛，怎么会愚蠢到这种地步呢？”

这只是提醒我们，知识完全不等于智慧，也完全没有办法转换成智慧。

我们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些好学生、好孩子即使犯案，手法都是最笨的。他跑到PUB去，在电梯内抢劫，当场就被PUB里的人抓到。PUB是一个龙蛇杂处的地方，那里的年轻人其实都比他聪明，比他更懂得人性上的复杂。当他忽然发现掉入一个自己最没有办法处理的世界时，已经来不及了。

是悲剧吧！却令人难以同情。

这个社会一直在制造这样的一批“好学生”，他们本身也洋洋得意，因为一路走来都是被捧得高高的“资优生”，因为他们可以考到那么好的学校、读那么好的科系。他们从来没有怀疑过自己有问题。

我要呼吁的是，所谓的“明星学校”从来没有给你任何保障，知识分数越高的人，自己越要特别小心，因为你将来要面对的生活难题，都不在这些分数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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豢养考试机器的学校

这几年来发生的资优生犯罪事件，正好说明了我们的教育应该拿出来做最好的检查。为什么在这么一个教育系统中，连知识分子的自负都消失了？以前作为一个知识分子是“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有些事是知识分子不屑做的，为什么这种士的自负在校园中式微了？我觉得，这是教育本质上的最大问题。

当然，这几年来，有很多人在做亡羊补牢的工作，开始注意到社区活动，开始注意到人文教育、艺术教育，但是我觉得做得不够。譬如说，大学开始教艺术欣赏，却没有适当的师资，最后可能就变成一个形式。

我想强调的是，学校绝对不是训练一批考试机器的场域，这些孩子不能够这样被牺牲。有时候，我真的觉得这些豢养考试机器的学校，就像养鸡场、养猪场，让人觉得是一个巨大的悲剧。我们应该给孩子最好的音乐、最好的文学、最好的电影，让他在里面自然地熏陶。而这些，是不能考试的。

我曾经帮朋友代课，带大学舞蹈系先修班的孩子，他们大概都是大一的程度。因为要代三个星期的课，我很想认识他们，所以请他们画自画像，然后准备两分钟的自我介绍。他们不是美术系的学生，当然自画像画得不是很好，我的目的也不是要他们画得好，只是希望他们可以在镜子里看看自己。课后，好多学生告诉我，这是他第一次透过镜子好好地看自己。

如果一个人从来没有好好地在镜子里看过自己，他对自己是非常陌生的，而这是多么危险的一件事。

一九九八年的林口弑亲案，一个十九岁的孩子和同伴联手杀害熟睡中的双亲，后来母亲醒来，向他们求饶，他的同伴不敢下手，因为同伴常常去他家，妈妈对他们很好，最后是这个孩子动手。

我想，他从来没有在镜子里面对自己吧！他自己的美或丑、他自己的残酷或温柔，他都不了解。所以当他做出这样的事时，可以无动于衷。

人真的应该常常在镜子中面对自己，思考自己的可能性。

当我在课堂上，请学生做这个作业的时候，几乎有一半的学生最后都哭了。我才发现他们内在有一个这么寂寞的自己，是他们不敢面对的。

原本限定两分钟的自我介绍，最后我们都停不下来。过程中有人跑上台，拿卫生纸给说到伤心处的同学，我问他：“你觉得你的同学，这时候只需要卫生纸吗？”他懂了我的意思，就坐在朋友旁边，听他把话讲完。

还有一些学生完全不肯讲，上台以后，只看到泪水在眼眶里打转，一句话也不说。我当时也没有强迫他们讲。到了第三个礼拜，我私下和这一批学生吃饭，因为我不能让他们的话不讲出来，最后他们说了，我才知道这些不说话的孩子有这么多的问题。他们的父母听过这些话吗？没有。老师听过这些话吗？没有。在升学体制中，没有人给他们这样的管道。

学校的辅导室是空设的。你说这些学生，会无端端地跑到辅导室去做心灵的告解吗？挂一个辅导的牌子有什么用？要真正去发现他们，用艺术的方法引导他们，把他们内心的东西引出来才有意义。因为这些说不出口的话，积压到一定的程度，会出事情的，这令我非常担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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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都在商品化

所以我们提到价值观，重点不在于年轻人的价值观，而是整个社会的价值观。

当社会的整体价值观是“唯利是图”，年轻人的价值观也只会有一个字：利。

以电视节目来说，媒体关心的是有没有广告，会不会卖？这就会让孩子模仿到一切东西都是可以用“买卖”作为价值判断。社会在制造商品，人也变成商品，在商品化、消费化的鼓励中，就会产生对于戕害生命无动于衷的结局。

如果要检讨的话，就应该是做整体的、全盘的检讨，而不是在个体行为上。因为一个唯利是图的社会，每一个人都会在物化自己与他人的过程中成为受害者。

其实，我们的社会对于人的商品化、物化，比欧美国家严重许多。你可以看到，政治在商品化，政治人物露面前要先经过商业化的包装，譬如某位“部长”和一个穿着原住民衣服的人，站在一起倡导族群融合，譬如选举活动的设计让我们不管他当不当选，都觉得难过。

教育也在商品化，一切都在商品化，连宣传公益都要靠广告包装。

这个现象让人非常害怕，如果我们不能意识到这一点，并以实际行动做一些制衡的话，就只能被牵着鼻子走，而那些令人错愕的事也会继续发生。我们无法期待打开报纸会看到什么好消息，照这样走下去，结局只会越来越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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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质消费成了共同价值观(1)

   我们知道工业革命最先发生在英国，距今约两百年，而制衡的力量也在十九世纪中叶出现。一方面科技发展得很快，资本主义兴起，人们开始从农村往城市聚集，就在一座巨大的城市中，商品消费的观念形成。

因为把大量的工人找来，就要付出大量的薪水，所以需要大量的生产。生产之后，当然就要有大量的消费，如果没有消费，货卖不出去，就赚不到钱，养不起这么多的工人，工厂就会倒闭。基本上，消费生产是一个连锁的机制，一开始不见得不好，生产、消费，刺激更多的生产，就有更多的消费。

从一年生产出五百辆车子，到一年生产出五千辆车子，然后是五万、五十万，一直到一年生产五百万车子的时候，怎么办？只好靠广告竞争，刺激原本不需要购买的消费者购买。

于是消费和生产就变成一种恶性循环，而人也常常在不自觉中消费。我们不妨思考一下，你为什么要买这件衣服？为什么要买这块面包？为什么要买这部车子？是需要，或是因为物质消费已经变成一种共同的价值观？

譬如在前面提到的新闻个案中，那位大学生是不是真的需要一只手机呢？以前我们说，实在饿得没有饭吃了，只好去抢钱，这还值得同情，因为那是最低层次的选择。可是今天很多的抢劫事件不是为了生存，而是连犯罪这件事情都被物化，堕入消费循环中。

知识分子的风范

其实过去的知识分子是有一种叫做“风范”的东西，就是他们对于人的定位，是非常清楚的。

虽然现在讲起来简直就像在讲天宝遗事，这些老先生很多都过世了。他们经历整个近代史这么一个大变迁时代，锻炼出一种知识分子很特殊的“风范”。风范听起来很抽象，我自己的观察是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基本上就是他们从小读古书，不管是中国的或是日本的，受到东方文明非常优秀的训练，使他们对于人性有一种道德上的相信。

我们读古书，如《庄子》、《老子》、《论语》、《中庸》、《孟子》，基本上都是在谈人的定位，很少是技术、知识上的东西。所以过去的知识分子在“人文”这个部分，基础深厚。后来他们也开始读西方经典，读到十九世纪时一些人文主义很强的作品如《战争与和平》，接着又经历了一个新的社会革命，譬如说五四运动，或者后来更晚一点的中日战争，他们在这里面历练很多。所以当他们到台湾尘埃落定时，我想他们身上真的有一种成熟，是后代的知识分子无法超越的。

战后稳定下来了，他们把对人的关怀转化成对教育的理想和热情，几乎是当成宗教一样的投入。我一九七六年从巴黎回来时，认识了俞大纲老师，他那时候在馆前路有一间办公室，每个礼拜三早上在那里读唐诗，读李商隐、读李贺。在座的一批人就是后来创办汉声杂志社的吴美云、黄永松，还有云门舞集的林怀民、吴素君、郑淑姬，雅音小集的郭小庄、我、奚淞。我们这一批人在那边上课，也不是为了考试，也不是为了什么，就是每个礼拜有一天去见俞老师觉得很快乐。

在那边，我常常会提出跟俞老师不一样的想法，别的人会觉得很不礼貌，可是俞老师跟我很好，我会觉得，其实他就是对人文的相信。所以在俞老师过世的葬礼上，我们这一批人特别会觉得身上有一种负担，我们要继承俞老师所构成的东西，就是文化，并且把它传承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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譬如说林怀民会关心民间戏曲，是因为俞老师有一次跟我们跑到板桥，到庙里去看歌仔戏。过去我们会觉得俞老师成长自文人家庭，应该不会接触民间歌仔戏，结果歌仔戏一开始，老师就跟我们说歌仔戏的内容，我们吓一跳，问俞老师怎么都知道？他说，其实戏曲就是那么几个源流，歌仔戏、四川剧都是一样的源流，那就是所谓“文化的根本”，所以即使没有看过歌仔戏，他还是知道这个典故是出自《左传》。这就是说，你如果有办法把文化的根本弄好，后面很多东西就很顺利，但我们现在的做法却是相反，追求枝微末节的东西，反而把“本”
失掉了。

亲近这位老先生对我的影响非常大，也让我今天不管怎么样，都会回头去读像十三经这样的古书籍，这些书里面讲的都是很根本的、属于人性的东西，就是做人的纲要。我想，知识属于人，了解了人，无论你学到什么新的知识，都能结合在一起，不会有断裂的感觉。因为任何知识都要回归到人的本分，知识回不到人的本分，那个知识就一定会出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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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人为本的教育
    然而，现在我们要传承这样的风范是比较艰难的。整个社会物化的速度越来越快，范围越来越广，很少人能逃过物化的影响。教育也越来越无能为力，尤其又卡在一个考试升学制度，如果没有办法对抗这个制度，就没有办法去扭转孩子的观念。

很少人会有勇气去对抗这个制度，你怎么敢对一个高中生说：你不要考试，不要升学，你现在正是最敏感的年纪，应该去画画、去读小说。

我不敢讲这个话，因为要面对的是巨大的压力，他的父母、他的学校、他的同学、整个社会的价值观，这个时候要谈人性、谈文化的根本，真的非常困难。

俞老师教我们时，我们的学业大都完成了，所以在那边上课时，我们有一种自在，这也是我为什么辞掉大学的工作，宁可去教一些社会人士，因为他们没有考试的压力，我可以畅所欲言。今天连在大学都很难，后面还有一个研究所入学考试。我刚开始在大学教书时，还没有那么多人想考研究所，学生很好教，但是现在，几乎每个人一进大学就在想研究所，连选课都会注意这一个老师是不是研究所的老师？凡事以考试为导向、升学为目标，若教育体制从小学到大学都是如此，他们会愿意谈人性、谈艺术、谈文化吗？

可是，有一天他会发现他需要这些东西。我有一个学生就是如此，毕业后在画廊工作，画廊需要很多专业知识，他才发觉自己美术史没有学好，所以花很贵的学费重新回来上我的课。他绕了一大圈，还是回来了。

我想，在体制不变的状况下，我拉着学生来谈人性、谈美学，是没有意义的。可是我会等着，等一个他们愿意听我说话的时机。

我也不会鼓励学生去对抗制度。虽然我自己是这么做的，我在初中就从体制中出走了，高中联考也没有考取，但我不觉得自己现在是失败的。

只是我也要诚实地说，这么做很危险，因为孩子要面对非常巨大的价值压力，很可能会崩溃、变坏、扭曲，真的要非常小心。我自己在教书的过程中，若是很确信要带这么一个所谓“叛逆”的孩子时，我会长期跟他保持联系，让他这条路走得更稳，让他更有信心。这才是教育真正应该要做的事。老师一定要是人师，也永远要以人为本；教育本身就是对人的关心。

当然，在体制内做最大的争取与改革，不能只靠老师，我想就算俞大纲先生在这个时代，他也会是很安静的。其实俞老师的时代，对他来讲已经是一个忧伤的时代了，可是，他是在一个非常优雅的文人家庭长大，他的哥哥俞大维、俞大绂，妹妹俞大，也都是一等一的院士。俞大维虽然是世界有名的弹道学专家，可是你听他谈起古学，也是非常精彩。这种家庭真的不得了，就是因为家教严，国学基础好，又学习到非常好的西学，而能成就他们的风范。

俞大纲对我说，他爸爸妈妈喜欢看戏，经常带他一起看戏、讲戏，他就变成戏剧专家了。他的教育是在日常生活中耳濡目染的，从来不是拿着书本上课，所以你听他讲李商隐，一首一首讲，不需要看书，因为从小爸爸就是跟他一面吟诗，一面唱戏，把李商隐讲完了。

我想，一个好的人文教育，还是要扎根在生活的土壤里吧。

欧洲的精英分子不少也是这样出来的。法国当代作家尤瑟娜尔（Marguerite Yourcenar），她是贵族出身，从来没有进过学校，但是她在一个很人文的环境中成长，从小父亲就带她看书、鼓励她写作。当然，现代家庭恐怕很难不把孩子送进学校在家教育。可是重要的是，教育不能够只求量，不求质，学校不是制造商，让学生一批一批得到文凭毕业就好了，还是要关心人的问题。即便是在这么一个物化的体制中，学校老师受限于许多的政策，至少要抱持着一种想法：能够关心几个就几个，尽到自己的最大能耐。

蟾宫折桂

倾听孩子的心事
  教育不是在教书，事实上这是一份救人的工作。

当我让孩子画了自画像，听他们讲述自己的故事而痛哭流涕的时候，我真的觉得这是一份救人的工作。你没有办法想象他们内心里会有这么多的事情，这么的严重，因为他们讲出来了，因为他们哭了，他不会走错路。

有的孩子告诉我，只要能不回家，他一定不要回家。这句话如果让他的父母听见了，一定会吓一跳。

事实上，这群孩子的父母正好是在台湾经济起飞的那一代，当他们在努力创造经济奇迹时，对于孩子却疏忽了关怀。所以这些孩子不是为反叛而反叛，他们是在反叛某一种程度的冷漠与疏离。

很多父母与教师真的忽略了一件事，他们所教育的对象不是一个物品，是一个人。你的任何举动，都可能对孩子的一生产生极大的影响。你的一点点关心，也会改变孩子的一生。就像那次自画像的活动结束后，学生们抱头痛哭，我走过去揉揉他们的肩膀，我相信他们会感受到。

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们的社会会忙成这样子，没有时间停下来倾听孩子的心事，没有时间揉揉孩子的肩膀。

最让我惊讶的一次是我在大学担任系主任的时候，一个女学生不见了，一个星期都没有来上课，我打电话给她妈妈，她说：“我生意好忙耶，我把小孩交到你们学校，就是你们要负责，你们还要问我？”

我听了真的吓一大跳。

我的父母不是这样的父母，他们是不必等学校老师通知，就常常跟学校保持联络的。所以我不懂现在的父母，为什么七天不见孩子，还能忙着做生意？

我们今天面对一个长期以来不被注意、被忽略的课题，这个“果”已经显现在报纸上那些触目惊心的事件中了。我们冲得太快，没有办法一下子煞车，但可以慢慢地、一点一滴地去做，让物质的东西少一点，让心灵的空间大一点。

老子一直在讲“空”，他说我们之所以能用杯子喝水，因为杯子是空的；我们能住在房子里，也因为房子有空的部分。最重要的不是“有”，是“无”。

如果你的心被物质塞满了，最后对物质也不会有感觉。就好像一个吃得很饱的人，对食物不会感兴趣；而肚子饿很久的人，他在品尝食物的时候，就会得到好大的满足与快乐。

当一个孩子要什么就有什么的时候，最后他会非常不快乐，即使是杀人他都没有感觉。他已经被物质塞满了，他要的东西从来没有得不到，所以他很痛苦，这种痛苦是他的父母无法了解的。

蟾宫折桂

每个角色都有自己的定位
  人有时候也很奇怪，会倚靠外在的东西，让自己有信心。

譬如说我小时候，大部分的孩子经济条件不好，营养也不好。但有一个同学长得特别高大、壮硕，他走起路来就虎虎生风，特别有信心。

人类的文明很有趣，慢慢发展下来，你会发现，人可以有各种不同的方式使自己有信心，但前提是要有一个比较成熟、比较丰富的文化支持。譬如说我虽然很矮，可是我在另一方面很高大，可能是在心灵方面，或者精神方面，或者有某一方面特殊技能。我很期盼有这样的一种社会，这样的文化出现，让每一个人有他自己不同的价值。

我们的社会的确已经在走向多元，举例来说，现在有很多地方都要求“无障碍空间”的设计。我小时候哪里有这种东西？残废就残废嘛。可是我们现在也不用这样的称呼了，因为他并没有废。这不只是一个名称的改变，而是人们重新思考，过去所做的判断对不对？过去的残就是废，就是没有用的人，但现在发现他不是，他可能有其他很强的能力可以发展出来。

我想这就是多元社会一个最大的基础，人不是被制化的。

制化，就像我们前面提到的，用英文分数、数学分数就决定这个学生好或不好。不把人制化，才能让人身上的其他元素有机会被发现，丰富他的自信。

我们的社会是慢慢地往这一个方向在走，但同时有一些干扰，例如重商主义、唯利是图的价值观，又会让多元趋向单一。单一化之后，就会出现这样的声音：“考上大学有什么用，歌手接一个广告就有数百万入口袋，那才实在。”

所以，价值的单一化，是我们所担心的。

一个成熟的社会，应该是每一个角色都有他自己的定位，有他不同的定位过程，每个人都能够满足于他所扮演的角色。这个观念在欧洲一些先进国家已经发展得很成熟，他们长期以来重视生命的价值，所以他们的自信，不是建立在与别人的比较上。

一味地跟别人比，迟早都会走向物化。

蟾宫折桂

“够了”的快乐哲学
    许多人喜欢比较，比身上是不是穿名牌的服装，开的车子是不是BMW，或是捷豹；也有人是比精神方面的，最近上了谁的课，看了哪一本书。听起来是不同的比较，精神的比较好像比物质的比较还高尚一点。

其实不一定。我认为，有比较之心就是缺乏自信。有自信的人，对于自己所拥有的东西，是一种充满而富足的感觉，他可能看到别人有而自己没有的东西，会觉得羡慕、敬佩，进而欢喜赞叹，但他回过头来还是很安分地做自己。

就像宗教或哲学里所谓的“圆满自足”，无欲无贪，充分地活在快乐的满足中。

这和“禁欲”不一样。好比宗教有成熟的和不成熟的宗教，不成熟的宗教就是在很快、很急促的时间内，要人做到“无欲无贪”，所以提倡禁欲。成熟的宗教反而是让你在欲望里面，了解什么是欲望，然后你会得到释然，觉得自在，就会有新的快乐出来，这叫做圆满自足。

西方的工业革命比我们早，科技发展比我们快，所以他们已经过了那个比较、欲求的阶段，反而回来很安分地做自己。他不会觉得赚的钱少就是不好，或是比别人低贱，也不会一窝蜂地模仿别人、复制别人的经验。在巴黎从来不会同时出现四千多家蛋塔店，这是不可能会发生的事。可是，你会在城市的某一个小角落，闻到一股很特别的香味，是咖啡店主人自己调出来的味道。二十年前，你在那里喝咖啡，二十年后，你还是会在那里喝咖啡，看着店主人慢慢变老，却还是很快乐地在那里调制咖啡。

这里面一定有一种不可替代的满足感吧！

我觉得每一次重回巴黎最大的快乐，就是可以找回这么多人的自信。每一个角落都有一个人的自信，而且安安静静的，不想去惊扰别人似的。

譬如冰淇淋店的老板，他卖没有牛奶的冰淇淋，几十年来店门前总是大排长龙。但他永远不会想说多开几家分店。他好像有一种“够了”的感觉，那个“够了”是一个很难的哲学：我就是做这件事情，很开心，每一个吃到我冰淇淋的人也都很快乐，所以，够了。

这种快乐是我一直希望学到的。

蟾宫折桂

官学阴影尚未解除
    明朝万历年代，在徐渭、张岱的晚明小品里面，已经有一点启蒙运动。他们提出了性情，提出了诚实，提出了对自己生命的忏悔。最有趣的部分是徐渭、张岱都有写墓志铭的习惯，因为他们已经发现所有人写别人的墓志铭都吹捧到完全作假，所以他们就自己写自己的墓志铭。张岱的墓志铭是我最感动的，他写他自己好美婢，好娈童，然后近冥亡之际忽然感觉到自己生命的那种悲凉 我觉得完全是一个卢梭《忏悔录》的形态，可是为什么我们今天不太敢面对这些东西？那为什么还要去维护一个作假的官学传统？

教科书开放多元化，没有一致的版本，是一个进步，但是它把官学的权力释放后，并没有开出各色不同的花朵，开出来的花还是很接近，也就是官学的阴影还没有完全解放。现行教材中，可以提供思考的文字还是非常少。

当我读到梁启超的《心灵论》时，发现里面有很多非常精彩的东西，是作为一个现代国民、世界公民的概念，他引述东西方经典，建立一个开阔的世界观，他认为，如果不经过改革，我们将会失去世界公民的资格。梁启超在五四时代就提出这样的见解，可是到现在我们仍然做不到，有时候我甚至觉得，现在比五四时期要开了倒车。

在本书后面第六讲谈到神话的起源时，我特别强调，神话本身是一个起点，因为神话里面包含了幻想跟科学，这两个看起来极度矛盾的人类创造力 科学是一种创造力，幻想也是一种创造力，并都以神话为起点，就像一颗种子，很适合放在低年龄层的教科书里面，让孩子能保有这两种可能性，将来他可能会走到比较理性的科学，也可能是比较幻想的艺术。重点是，我们必须准备好这颗种子，并在他很小的时候就栽种。

不知道一般人会不会同意，在某一个意义上，我觉得老子和庄子的东西，启蒙性是比儒家的东西还要大的，因为孔子已经定位在人了，可是老子和庄子是定位在天，天本身是比较接近神话的。我很喜欢庄子讲的“浑沌”，浑沌是一个不清楚的东西，当浑沌从不清楚到清楚，其实就是创世记的过程。如果我们的孩子读到浑沌这个寓言，想象一团庞然大物，像微生物，也像生命基因那种胞胎的存在，或者是草履虫、变形虫的形状，因为浑沌是没有定形的，我们的生命都从浑沌来，后来有人说要感谢浑沌，要给它七窍，每天给它一窍，七天以后，浑沌就死了。这和《创世记》的七日创造天地刚好相反，耶和华是七日之后越来越清楚，庄子的创世记则是七天以后，浑沌死了。

庄子的意思是，只相信科学，人最后就会死亡，应该要有一个对浑沌更大的理想，就是现在说的不可测的理论，或者黑洞理论，或者“测不准原理”。在台湾学理工的人会讲“测不准原理”，却不知道这个西方理论根本就是在讲“浑沌”。西方科学已经发现科学的极限，发现科学不够用，反而是老子、庄子有很多思想是非常近于尖端科技的观念，而像作曲家约翰?凯吉（John Cage）这些在西方受高科技影响的艺术家，也都在讲老子跟庄子，他们受到非常大的影响，因为他们发现里面有最了不起的观念，如庄子说“至大无外，至小无内”，其实就是更符合于今日科学的态度跟方法。

为什么教育不能够从这样的起点开始？而且老庄的神话又是真正的“国文”，我觉得，在国文教学中多一点让孩子有非答案性的思索过程，就是最好的思想教育。

蟾宫折桂

生是为了完成悲壮的死？(1)

我在成长的过程中，是一个非常爱国文课的人，几乎从小学开始一直到大学，我的国文表现在班上都是数一数二；我的数学不好，国文带给我很大的成就感。然而，在最近几年有机会跟高中国文老师接触时，我吓了一跳，我们的国文教材从我读书时到现在，竟然没有太大的改变。现在的孩子还是在读文天祥的《正气歌》或方苞的《左忠毅公逸事》这一类我一直希望在我这一代就结束的文章。而庄子的蝴蝶梦则还是被排斥在教科书之外。

庄子的蝴蝶梦是一个伟大的潜意识，在主客位的转换跟交错里，可以不断开发出新的文学经验，之后很多文学作品都和这个典故有关，教科书怎么可以没有这一篇呢？那么当孩子读到李商隐的“庄生晓梦迷蝴蝶”时怎么办？

在某一个时代为了要训练一个人有绝对儒家的忠君思想，必须要有《正气歌》或《左忠毅公逸事》这一类的教材，但是这些东西是一种沉重的负担，会让人痛苦的。我要很诚实地说，我在初中、高中时活得很不快乐，常常觉得自己如果不死，就不会成为一个伟大崇高的人，因为所有伟大的文章，都是在教我“死”这件事，而且是一个很有使命感的死。我承认这些人很伟大，也很美、很感动我，但是后来让我更感动的，却是一个学生读完后问他的老师：“我可不可以不死？”老师回答他：“你当然可以不死。”这个学生又问了另一句话，他说：“那官要做到多大才应该死？”

我一直在想这个问题。我们的国文教学继承了一个大传统，这个大传统在今日社会急速转换的过程中，当然会受到挑战，但大传统并不是那么容易立刻被质疑。当我们在读方苞的《左忠毅公逸事》、读文天祥的《正气歌》时，那真的是一个悲壮的美感教育，是忠君爱国理想的极致，这是一个大传统，可是，是今日社会需要的吗？为什么美感都要走向悲壮的刑场？有没有可能让美感走向花朵？走向一片茂盛的森林？

生是为了完成悲壮的死？

一个好的文化范本，一定要有正面跟反面的思考，才是启蒙。就像那位学生问的：“可不可以不死？”当“可以死”、“可以不死”是成立的时候，思考才会有平衡。在司马迁的时代，还说“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可是为什么到了宋元以后，死就变成义无反顾的，好像唯有死能成为戏剧的终结，生的目的竟然是为了完成这样一个悲壮的死。

美感教育会随着不同的环境改变，在一个受欺凌、受压迫的环境中，反弹出这样一个东西是情有可原的，可是这个欺凌和压迫应该是不正常的，如果假设下一代不再有这样一个压迫的时候，是不是要持续这种教学？会不会造成孩子很大的困惑？我相信，一个十几岁的孩子，在一个政治比较民主，相对开放、相对自由的社会里，他读到这篇文章，是应该要问：我可不可以不要死？我甚至觉得这应该是一个考试要出的题目。

死亡毕竟是生命里最重要的事，虽然“孔曰成仁，孟云取义”，仁跟义都有非常大的一个条件设定，可是这个条件设定，也可能被统治者拿来作为愚弄知识分子的一个手段，演变成“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这不是何其荒谬的结局吗？

为什么“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在“孔曰成仁，孟云取义”的时候，仁和义都还有思考性，在生命的崇高的行为选择当中，思考是不是愿意做这件事情。譬如后来编入国文课外教材的《与妻诀别书》，作者林觉民说，要助天下人爱其所爱，所以他愿意去死，死变成他生命中一个崇高的情操跟浪漫。可是如果没有经过思维性的死亡，当“悲壮性”变成一种假设时，就会产生荒谬。

明史是我最不敢读的一段历史，太监、锦衣卫压迫知识分子到一种惊人的地步，他可以用沙袋，把人压到全部内脏从嘴巴里吐出来。但是知识分子反太监，却不反皇帝，他明明是个昏君，放任锦衣卫去凌虐大臣，这个君应该要被质疑，可是为什么没有？为什么知识分子在濒死的时刻，还要去拜那个君？

蟾宫折桂

知识本身就是权力
   造成教科书被一种官学思想笼罩的原因，有可能是因为这些编辑教科书的人，本身就是受害者。包括我在内，成长过程中受到的官学教育已经发生作用，我要用非常大的力量才能够去对抗，即使如此，我讲课时可能还是会口口声声提到天地君亲师。我的意思是说，今天书读得越好的人，越可能是官学的阐述者，因为，官学已经渗入骨髓了，要反，很难！

我们看到明朝的徐渭和张岱都是反官学的，可是三四百年过去了，他们的思想并没有成为新的正统，还是被列在旁门左道，没有人敢去承认它。我想，革命者是寂寞的，必须孤单地在自己的时代里去对抗巨大的官学，而这个官学又是拥有多么大的力量，让它可以转变成各种形式，加强本身的稳定性。这种稳定是危险的，当一种文化已经长久稳定到一种程度，就很容易变成统治者愚弄人民的手段，我宁可它是不稳定的状态，因为不稳定才有调整的可能。

今天我们要把“国立编译馆”的官学权力拿掉是容易的，但是要把官学思想的阴影从编撰教科书的人身上除去，却是非常困难。因为官学思想已经变成一种像法国哲学家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所讲的，知识本身就是权力。这些人通过这么多次考试，拿到学位，拿到编撰教科书的资格，他当然会成为官学的维护者，不然就跟自己的身份抵触了。

但是就像那位学生与老师的对话，当学生问出“可不可以不死？”的问题时，思想就有了颠覆的契机。当我听到这句话时，我觉得我们的启蒙运动要开始了。而当他进一步问出：“官要做到多大才应该死？”就是对于权力的质疑：你告诉我要忠君，那你先表现给我看呀，我要先检验你们的节操，才决定我要不要去做。一九四九年时，有人就跑啦！他们没有做左忠毅公，也没有上梅花岭，而是飞到世界各国去了。我想，年轻一代应该有更多这样的思考力，去反证这些问题。

当然，我不是反对这些文章收录到教科书里，我要强调的是“平衡”，是要让下一代有气节，也要有性情，要理性，也要幻想，一个多元的人才是完满跟健全的，如果只有一个部分，就会非常危险。

蟾宫折桂

千锤百炼的经典
    教育真的要一步一步地转型，文化改革本来就比政治制度的改革要难、要慢得多，因为大家还在一个框框里，这个框框一下子无法动摇。但对岛上的人来说，这是一个机会，而且刚好，我说的“刚好”是从地理位置上来说，台湾与大陆隔着一道海峡，相对于正统文化，是处于边陲，我觉得“边陲”真的是一个最可爱的位置，它不是中央，如果今天我们身在北京，那就没话说了。

在美术史上，现在北京画派跟南京画派有很大的不同。南京一直是南朝的首都，也是对抗北京（北方政权）的地方，所以南朝文化一直有一种个人的、比较文人的、反官学的思想，它不是那么明目张胆，但是有一种潜意识里的反官学。你看历史上，北方有难就往南京逃，这些逃难的人没有选择悲壮的死，而是创造出自三国吴晋到南朝宋齐梁陈的“六朝金粉”景象，去追求一些感官的、浪漫的东西。一直到现在，北京画派还是大山大水，继续伟大的传统，南京画派就出现像徐乐乐这样的新文人画，他们不去比伟大，他们觉得我本来就不伟大，他们就是要画一些有趣的小品。

与南京相比，台湾是更边陲的位置。在这个位置上，我们要思考什么是该选入教材的“经典”时，选择就不会只是现在认知的汉语经典，汉语应该也要包括河洛话、客家话吧？原住民的作品是不是经典？台湾割让日本期间，如赖和、杨逵这些作家，用日语创作的作品是不是经典？在那个时代，他们接受了一个语言，这个语言就是他们的官学，他们讲日本话，又用日本话写了像《送报夫》这种抗议政权压迫的文章出来，我们要把它翻译成中文阅读吗？

这些问题是一连串的问号。这些问号代表的是挑战，其实经典之所以为经典，是要不断接受挑战，不接受挑战，就不配叫经典。很多人不敢批判经典，我却认为，经典文学本来就不是拿出来做神像供奉，是要“千锤百炼”的。像《诗经》、《楚辞》这样的经典，也是经过一再的挑战，譬如说蒙古人入主中原时，蒙古人为什么要读《诗经》？里面描述的内容又与他们的生活无关，但是《诗经》还是被传承下来了，它通过挑战了。

我觉得台湾尤其适合去挑战经典。我举美术史为例，当我们说范宽的《溪山行旅图》是经典时，没有人会怀疑，可是如果我问日本殖民时代的画家陈澄波是不是经典？这就是可以讨论的，因为日本殖民时代这样一个画家，他对台湾的经典性简直跟范宽在北宋建立的经典性是相等的。当我们在台湾，可以去讨论两者的并存性，可是如果是在广东、在南京，就没有机会了，我的意思是说，只有在台湾你会为他争辩，在大陆没有人会为他争辩的，这是创作者对一个地方的特殊性，也是我们要特别珍惜的部分。

蟾宫折桂

开出不一样的花朵
      官学不是不好，不好的是腐败的、压迫性的官学，牢固到让个体根本不敢承认他本来就存在的个性，譬如夫妻伦理是一种官学，如果我们只承认这一个系统，而排斥同居、同性相恋，就是一种压迫；如果为了维护这个伦理，夫妻之间互相装针孔摄影机以监控对方，这就是一种腐败，而这种官学真的已经不必要了。

我记得第一次看到《美丽少年》（由独立记录片工作者陈俊志所拍摄）这部电影时，很不习惯，我觉得这些孩子怎么这么 无聊？抽烟、染发、变装，一点都不美。然后我发现，这就是我的“官学”，我要一个美的东西，我可以接受同性恋，但是是像邱妙津（《蒙马特遗书》作者）那样的书写，当我看《美丽少年》时，我便觉得要谈同性恋应该要谈得美一点呀，怎么这么不美？

事实上这就是我的官学了，我已经受到限制，而且还很强烈。当我觉察到这一点时，我开始很高兴有年轻一代拍出这样的电影，他们已经跳出同性恋要悲壮牺牲的框框，他们很开心，他们不要再哭哭啼啼，主角很快就在学校里跟大家讲自己的身份，甚至片中的那个父亲，还可以每天开着货车去接他那个扮演反串秀的儿子回家，我觉得这个爸爸的官学比我少好多。

我们都是已经很能够反省自己，很能够调整自己的人，可是在官学系统中，还是不免有一些阴影。譬如我们会觉得生活在边缘的人应该是受苦煎熬的，当我们忽然发现这些人既不受苦也不煎熬时，正好就是让我们发现自己的官学不对了，要再调整了。

对我而言，《美丽少年》是一个新的神话，在我的年代不能想象这些孩子能这样活着，然后用这种方式对待自己，当我把电影看完后，发现生命里多了一些不同的东西，我很感谢这些东西，他在帮助我成长，像我这样一个很容易变保守跟僵化的年龄，还可以有机会继续成长，是一件值得开心的事。

我也在电影里看到了古老的神话，在希腊神话中，有一个神被处罚，每一次性交完就会变一次性别，所以在卢浮宫里，我们就会看到有具备男性生殖器和女性生殖器的神，因为他被惩罚了。在《美丽少年》中，也用了这个潜意识，谈到了性别跨越的问题。

柏拉图也谈过，人被分开来后去寻找自己另外一个有缺陷的部分，人和动物不同，动物的性是一种分泌，在某一个季节分泌出特定的物质，才有性的部分，而人的分泌与动物不同，可能是念一首诗，可能是演奏音乐，所以是超越性别的。柏拉图把性交分为两种，一种是生殖的性交，一种是精神的性交，动物的性交才是需要分别雌雄，而精神性的性交只需要一个精神上依恋的对象，可以是男生也可以是女生。

台湾现在年轻一代已经可以在这个层次上讨论，我想，如果能跟他们坐下来谈一谈，他们会告诉你很多这种事。只要不用我们的官学思想去压迫，他们一定会开出不一样的花朵！

蟾宫折桂

内省能力需要教育(1)
     我们在看很多社会事件时，会从法律的角度，看到一个加害者，一个受害者。可是社会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整体，对于一件事情，除了法律观点之外，还会有道德、文化、宗教观点，任何一种观点的偏废，都是不好的。社会本来就需要平衡，不可能只有某一部分，只有法律没有办法完完全全让人类的文明变好，只有道德或只有文化，一样是不可行。

基本上，我们也没有办法将它们分开。没有文化的法律是粗糙的法律，是没有对人关怀的法律。法律是为了什么存在？是为了关心人，它的本质是“哀矜而勿喜”，也就是说，再怎么去制定法律，都要知道这是不得已。我们今天看到一个重刑犯伏法，很庆幸地说，这个人十恶不赦，被判死刑活该，也觉得制定这样的法律会对犯罪有抑制的作用，但实际上，法律没有办法制止任何东西，这种报复性的法律就是没有文化的法律。

当众人在指责一个人的“恶”的时候，我觉得最大的恶意是在众人之中，而且众人的恶意是杀人的动力，大家都急于要把一个人判死刑、要他死，这是很恐怖的。但我们的媒体不会去检讨这样的东西，甚至去“伪善”，我觉得那才是最可怕的事。

我想，真正好的、有文化的规范，是内省的，不是向外指责。一味地向外指责时，他就没有能力去解读更多的东西，他就很容易被有心人士或是媒体煽动。

话说回来，民众很容易被煽动，也是因为在他们的成长过程、受教育的过程中，或者打开电视广播媒体时，会发现大部分的声音都是在煽动。男孩子在青少年时期看了多少媒体播放的色情片，让他的情欲只剩下雄性动物的原始本能？而在他情欲过剩时，他想到的发泄方式就是去强暴。那么在大众指责他时，是不是也要连带一起检讨媒体的部分？又譬如孩子成天在电玩游戏中打打杀杀，让他把暴力视为理所当然，而在一气之下动手杀人时，那些真正杀人的、为了赚钱、为了商业利益所设计出来一套一套的电玩游戏的人，也应该被检查、被声讨。

内省能力需要教育

我觉得，很多新闻事件中，最大的受害者是大众，因为这些事件会层出不穷，在这个社会里一再发生，今天是在别人身上发生，谁知道下一次会不会在我的身上发生？它是一个随时会爆炸的东西，我们都是受害者。

这时候光靠法律也是没有意义的，我的意思是说，一个更大的果报在后面等着我们，当人们没有内省能力，忙着指责别人时，他迟早会用不同的方式杀人，甚至法律也是在杀人。

内省能力需要教育，并不是天生的，如果教育没有引带出个人的内省能力，最后却要求他自省，我们就是杀人凶手。就好像我们读到报纸上写，杀人凶手看到对方死掉还会微笑，所有人都毛骨悚然，痛恨得要死；可是他在电玩游戏里，不就是如此，打到一个人死掉，他当然微笑，因为他可以得分、得到奖赏。

我们不可能不让孩子去接触这些东西，全世界都是如此，因为里面有商业利益，有利益就会有人做，包括色情影片，包括暴力游戏，就是因此而广为流传。

如果我们用“因果”的概念来看这些问题，要改变“果”就要改变“因”，如果我们对于“因”无能为力，这个“果”也是理所当然。

蟾宫折桂

我们需要对“因”的觉悟，当看到那么多那么可怕的灭门血案、强暴案、凶杀案时，不是事不关己看过就算，也不是捧着八卦杂志从中得到亢奋的快感；我常常觉得事件发生时，围观的群众本身都在帮助血案凶手，用残酷一点的话来说，好像要吸血才能活着的那种感觉 因为他的生活很单调很无聊，所以他把伤害事件当做一种刺激，没有任何反省与自觉。


内省能力需要教育(2)
  
我觉得那是整个社会共同的残酷。

而背后巨大的因果是，什么样的人选出了什么样的民意代表，什么样的民意代表在制定什么样的法律，什么样的法律推动什么样的社会；个人与这个巨大的因果链或许难以抗衡，或许会有很深的无力感，但我们仍然愿意用一点点的演讲，一点点的书写，一点
点的影响力，去对抗电视一打开看到的肢体冲突、粗俗咒骂，因为这是我们自己造的因，我们自己也在这个果报当中。

台湾人因为多次面临政治的更替、社会的转型，基本上是被压迫的，所以在性格上有某些弱点，容易被煽动；因为容易被煽动，就会带来另外一个因果，并且造成文化层次的断裂，而不同层次的人也很难互相沟通。这是回到人民本身素质的问题，但这个部分不是今天靠着两句口号，要提高人民素质就提高，还是要用大量的媒体去发生影响力。我曾经有一个很奇怪的愿望，就是希望进入媒体，感化媒体，却发现进去的人全部阵亡。有一个学生打电话给我，说他要离开媒体，他说他爸爸很生气，因为儿子在那个媒体做事，让他觉得好骄傲。但他自己却痛苦不堪，因为他觉得每天要处理那些新闻，已经让他整个生命都扭曲了。

我从他的声音听到，他已经虚脱了。他每天辛苦采访，可是新闻播出来时，他自己看了都吓一跳，他不知道自己到底在做什么，跟他在学校学的新闻规则完全不一样。这是一个还有感觉、有人性的学生，所以他在那样的地方会有冲突，但我想他如果不退下来，再做几年，他也就麻木了，甚至可能会开始认同。多少和我同年龄的朋友，在媒体工作，都已经是主管级了，他们就是视而不见，因为他们觉得每一个电视台都在争收视率，他们没有做错。

我想我们这一代的人会更清楚，因为我们童年没有电视、没有电话、没有计算机，可是我不觉得那个时候不快乐。很多人说那是经济贫穷的年代，我认为是绝大的误解。我不觉得那时候“穷”，那时候有一个这么富足的大自然，在山上、在河里可以看到那么多种的生物，那时候的人有丰富的生命，也有丰富的人性。

蟾宫折桂

由大国操控的意识形态
      我常常跟很多朋友说，我一直认为台湾基本上是第一世界、第二世界资本主义系统中的加工出口处，本身没有自主性的经济，而是由大国操控，早期是苏联或是欧洲，现在则是美国。这些强国把订单丢给台湾，台湾就以其廉价劳力来生产，赚取酬劳，因此变得富有，却也失去了自主性。近几年来，台湾的电子业比较兴盛了，却还是受制于国际市场，就是说美国一打喷嚏我们就感冒了。

一般而言，亚洲、非洲、拉丁美洲这几个地区都是典型的第三世界，以第一世界、第二世界马首是瞻。比如说电影《泰坦尼克号》关我们什么事？可是经由美国巨大的好莱坞经济体制，它可以营销全世界，成为一个梦想，一个伟大的、感人的东西，其实这是意识形态的倾销，最后我们就会接受，就像现在穿衣服的方式、吃东西的方式，甚至谈恋爱的方式，都已经跟第一世界一样，我们也用这个意识形态去面对很多生命现象。

事实上，第三世界是很不自主的，从物质的不自主到政治、经济的不自主，更重要的是意识形态的不自主。

相反的，伊朗也是第三世界，却在这几年用激烈的力量去对抗第一世界。我们在台湾报导伊斯兰教国家的信息，常常是翻译自美国新闻，对于伊斯兰教国家的印象，就是独裁、野蛮、恐怖分子很多，我们并不知道像伊朗这样的伊斯兰教国家有什么样的文化，在近百年来受到什么样的屈辱，只知道在伊斯兰教文化中，一个男人可以娶四个太太，我们透过美国人的转述，觉得这个文化很落后，就是屈辱了他们的文化、他们的族群生态。我们从来没有好好认真思考，伊朗之所以为伊朗的原因。

伊朗导演阿巴斯（Abbas Kiarostami, 1940 ?）的电影，我一直非常非常喜欢。尤其在台湾这么快速、这么讲求物质的社会里，实在更应该安静地去看看阿巴斯的电影，像《樱桃的滋味》（A Taste of Cherry）。阿巴斯是留过学的，他也有受到第一世界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影响，所以他的电影里有一幕是导演要一个女孩说“我爱你”，这个女孩是临时演员，前面台词都没有问题，每到那一句“我爱你”时，她就讲不出来。导演说，你怎么搞的，你现在应该讲这句话。女孩说好，可是开麦拉后，镜头对着她，她还是讲不出来，就这样重复了二十几次。那部电影很奇怪，我想没有耐心的观众大概看不下去，我第一次看也觉得莫名其妙，这个导演怎么会一直重复，那个女孩也一直重复，为什么这么一句简单的台词，她都说不出来？让导演简直是气死了。

最后有人把导演叫到旁边说，这里的女孩子不可以跟男人讲这句话，因为她还没结婚。虽然导演认为他是在拍电影，它并不是现实人生，可是对一个伊斯兰教信仰的女孩来说，她就是说不出口。

阿巴斯要说的是一种信仰，不是因为拍电影，就什么都可以放弃，要脱衣服就脱衣服，要船沉之前拉美丽的小提琴曲就得拉，那是意识形态的包装。在泰坦尼克号沉船的惨剧发生时，有人拉着小提琴吗？会感伤、浪漫到这样的程度吗？

我们常常不知不觉受到意识形态影响，却以为这些都是理所当然的。当然，台湾也有一些自觉的人，在电影界里像是侯孝贤、蔡明亮，都是我很尊敬的，他们努力地让台湾有自己的身份，让全世界知道原来有一个叫做台湾的地方，有两千多万人是用这样子的方式活着，一点都不虚假。

蟾宫折桂

生命中幸福的开始(1)
    我自己曾坐在佛罗伦萨的亚诺河畔，思考着一个文明、一个文化，写下了《叫做亚诺的河流》（收录于《写给Ly's M》，一九九九年联合文学出版），我思考着这座城市很多的前因后果，这里的人经过长达一千年的中世纪，承受宗教对于人的压力，一种禁欲、对欲望的不可讨论，才慢慢地、一点一点地从宗教的禁忌中挣脱，去确立人的意义，开始画人。在前一千年中是不可以画人的，因为人没有被描绘的价值，但从那个时期开始，他们开始面对身边的人、开始去描绘，所以今天我们能看到蒙娜丽莎坐在那边微笑，它不是一个简单的肖像画而已，它标志着一个人可以被当成人看待的意义与价值。

我坐在那条河边想，在我们的文化里，人一直是面目模糊的，也很少去思考人的意义与价值。我们似乎很少有一幅能让你记住的肖像。当然，我们会在某些地方看到少数几个肖像立在那里；或者打开报纸、打开电视，看到许许多多的肖像，一个凶杀案里就有两个肖像，一个杀人的、一个被杀的。肖像似乎无所不在，却好像没有一个可以被记忆、被欣赏，或者被仰望、被思念的，它能够稳定地存在着，而不被时代冲毁。我想这是为什么佛罗伦萨的文艺复兴时期会让人怀念，因为人的生存价值与意义，在那样的一个思索过程中，留下来的肖像是足以作为榜样，引领每一个人去努力的。我们的社会好像少了这一个部分，是消失了或者是被冲乱了？

我并不是说，要恢复过去的英雄崇拜，或者是对于伟人的仰望，我不觉得应该要退回到那个时代。可是我会感觉到，崇拜本身是一种高贵的情操，我不希望针对某一个个人，但我希望心里能保有崇拜之感或者仰望之感。我自己一直在寻找一个使我可以仰望的生命的意义跟价值，我会跑到佛罗伦萨坐在河边，是因为我觉得有些生命是让我崇拜的，他们让我觉得他们是崇高的生命。可是对新时代的年轻人而言，他们在商业文化里成长，不知道什么叫做崇高，甚至他们所崇拜的偶像，也可以是不崇高的，可以拿出来调侃、开玩笑或者污辱的，这时候我会觉得有一点混乱，就是人内在有没有一种情操叫做崇高，或者叫做洁净，或者叫做高贵？如果没有的话，是不是人性就走到不高贵、不崇高，比较低俗的或者粗糙的状态中了？

我常在旅游中，到了某些文化的市镇，就会拿来跟自己的故乡做对比，心里有很多很多的反省与感触，当然一下子不可能有答案，只是心里面会怀着一个很大的盼望，应该不至于完全落空吧，总觉得会有一些踏实的东西，在这个社会里面慢慢被找到。

今天我们说，这是一个富裕的时代，商业的富裕提供了物质上的满足，我们很容易得到想要的东西，一双鞋子、一件衣服，甚至一个人，拿钱就可以买到了。可是中间有一个东西，在容易购买、容易贩卖的过程中，遗失掉了，这个遗失的部分恐怕就是台湾目前最大的难题。

小时候，我们会为了一本同班同学忘掉的笔记本，翻山越岭渡过淡水河送去他家，那时候淡水河桥很少，我要绕很远的路，从延平北路、迪化街，一直走到今天的大桥那一带，然后走过大桥到三重，到同学家，现在那个记忆很深

我的意思是说，“难”绝对是生命中幸福的开始，“容易”绝不是该庆幸的事。

我的学生说他们要找人上床真的好容易，可是我觉得他们的爱好短浅，我好高兴我那个年代这件事是难的，所以会有渴望、有盼望、有期待，所以到最后有珍惜。

蟾宫折桂

我家里有很多破鞋子，朋友来看说，这个起码已经十年没有穿了吧，我说对，他说那还不丢掉。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丢不掉，我觉得真的是很难解释，因为它里面有记忆，它不只是一个物件。这些鞋跟我的脚已经发生了一种每天一起走路，走过长长一段过去的关系；同样的，跟你生活在一起的人，虽然他的身体在衰老，可是你会知道他衰老的每一个细节，所以你不会轻易离开。我常常听到学生跟我讲他们的苦闷之后，我一方面悲悯，另外一方面对自己有好大的庆幸，庆幸我没有活在他们的时代里。我知道他们的苦恼在哪里，可是我真的也无法为他们解答，我只能告诉他们，可不可能多一点盼望、多一点期待、多一点珍惜？

可是所有的物件、关系都真的太容易获取了，教他怎么珍惜？他知道永远还有机会要很多其他的东西。

我常常跟人家讲，从来没有想过要去伊朗，但因为阿巴斯，我想去看看这个国家。我尊敬那个民族，因为那里有一个这么好的导演，让我看到生命有信仰，有一个他非常相信的东西。尤其是他有几部电影是在伊朗大地震之后拍的，路也断了，物资都没有了，在那个状况下伊朗人还是活下来了。我真是佩服这个导演，他把人的信仰忠实呈现出来了。

信仰本身是一个过程，它并不在于终结点，也就是说，你不是真的要崇拜一个人或盼望一样东西，而是保持心里面的崇拜感；这个崇拜感的对象可以是对宇宙、可以对不可解的海洋潮汐、可以对人世间复杂的因果。这种信仰、崇拜感是经过思考的，不是像过去有一段时间被强迫要崇拜英雄伟人，这种强加的崇拜，是权力者的愚弄，所以我们会觉得很痛苦。

另一方面，商业用金钱堆砌的偶像，也会让人没有办法思考。你去买他的照片，买他的商品，看到他就兴奋得又哭又叫 我想，那是另一种形态的愚弄。在我们摆脱政治上的愚弄后，商业上的愚弄却是变本加厉地在发展，这也是我们要做的反省。

蟾宫折桂

如何界分权利与义务(1)
      一个现代的民主社会，是由公民（citizen）的观念建立起来的。公民就是说你入了国籍，信仰该国的宪法，比如台湾人到美国，入国籍并宣示效忠美国，他就是美国的公民。可是我们很多移民宣示的时候，自己也糊里糊涂，不知道怎么回事，人家说他是美国人时，他还很生气。因为他没有公民的观念，西方的公民观念是说，你在成年有独立意志之后，就有高度的选择权，你可以决定居住在这里，决定接受这里的宪法，接受宪法赋予你的权利与义务。

可是在台湾我们口口声声说自己民主，对于公民概念却不清楚。我记得以前到选举的时候，我父亲就会要我投票给某一个政党，他说你一定要投这个人，不然就是不孝。我那个时候就好冲突，我行使投票权，表示我是一个公民，应该有独立自主的意志，为什么要背负不孝的罪名？如果我父亲知道什么叫做公民的意义，他不会跟我讲这句话。这就是我要说的，我们接受一个新的制度，却还是没有办法跳脱传统的回旋，就是纠缠着很多的这种不旧不新的问题，而且常常立场是摇摆不定。

台湾需要把这些问题厘清，到底要的是一个什么样的社会？什么样的伦理？

这个问题在政界也有，例如说某一个领导人与某一个职务的人“情同父子”，这根本就不是一个现代政治应该有的比喻，他们只有职务上的关系，但我们却一直在混淆一些家族、社区伦理的观念，模糊了问题。

在中国旧有的社会，道德是一种约束的力量，同时对家族也有一个相依赖的关系，如果我们是要鼓励西方的伦理，把个人独立出来，不要对家族负责，就需要社会的法律、公民的道德、公民的意识来做约束，这个部分是我们没有建立起来的，所以没有办法替代原有的东西，只好又沿用旧有的，就变成不新不旧。

譬如很多人会说西方的个人主义会让人变得自私，这就是错误的，他是自信跟自立，不是自私。自私是相对于中国旧的家庭伦理。小时候我们家八个人吃饭，那端出来的一盘菜，没有人规定一个人吃多少，可是每个人都会知道，我稍微多吃一点，妈妈眼睛就会看我，如果我还没有分寸，妈妈就会讲：爸爸还没有回来喔。就是吃菜的动作也要意识到群体，多吃了就叫做自私。可是今天，如果是另外一种社会，这个社会里面对于每一个人的界分已经是做好的，就像吃自助餐，你的食物就在你的盘子里，就没有自私的问题了。

我在法国读书的时候，女作家克里斯蒂娃（Julia Kristeva）在研究人类的行为学，她对我说，你知道我为什么要学中文吗？因为我不能够了解你们为什么坐在一张圆桌上，没有人规定说吃多少菜，而大家都知道吃多少菜。我当时觉得这个问题好荒谬，这不是很简单吗？她说，对她而言很难，因为在西方社会里，如果不把食物分好，就不知道应该要吃多少。这个时候我就知道，我们原有的东西是有一个道德公式，逾越了公式就叫做自私，可是今天转换成现代公民的时候，不应该存在自私的问题，因为法律跟道德原来就把每个人的权利、义务都界分好了。

如果法律跟道德没有界分，又没有旧社会的群体制衡，就会像动物一样，大家一起抢，抢赢的就是最强的人、最霸道的人，再由他来分配。

我想，台湾会慢慢建立出一种新的结构，不会完全是传统的，也不会完全是西方的，我们会有正直的法律，会有合理的公民道德，可是什么时候能建立？我不晓得。

但我知道，法的公正性是一定要先建立起来的，而我们的“立法”跟“司法”这两部分，目前都是被污染的，沾带了太多原有的家族的堕落性，是让人非常忧心的问题。

当然光靠法是不够的，还是需要有文化、道德、宗教等其他东西来辅助，我说法是当务之急，是因为法若不公正，其他辅助力量就会变成混水摸鱼，甚至可能会反过来伤害法。

蟾宫折桂

时代快速进步，伦理不断改变，人要在这么不稳定的状况下自处，应该是要找回自己的信仰，在对人、对事的期待与渴望中，重新去体验追求本身代表的那种高贵性，才是永恒不变的。

生命在成长的过程中，有其自然的发展现象，人类有很多智慧就是从自然现象中学习到的，假设一百万年前、几十万年前的人类，蹲在地上观看一颗种子的发芽、开花到结果，或是发现季节的转移、仰观天上星辰，看到几点钟时星座会在哪一个方位，其实都是在学习大自然中的秩序，这种秩序的学习在人类文明历史中，非常漫长，也非常珍贵。比如我们走到台北近郊汐止，就会发现当初的人如何去发现基隆河的潮汐到这里是停止的，很多地名和观念都是从大自然的观察中建立起来的“信仰”。当他有这种信仰时，他就是生活在秩序中，会有一种安定感，他知道这棵植物枯萎了，但在下一个季节会再发芽，他发现了秩序，在植物枯萎时他就不会绝望、不会幻灭，他知道来年春天植物会再发芽。知道这个秩序、智慧的人，和不知道的人，他们的生命态度是不一样的。

我们常常说，冬天已经来了，春天还会远吗？这也是从大自然中学习到的智慧，这种智慧也会变成我们的信仰。

信仰最有价值的力量就是实践，在佛教经典中说“行深般若波罗蜜多”，“行深”这两个字就是强调实践。单单成为一种知识没有意义，反而会成为沉重的包袱，甚至是一种“知障”，因为有知识就会卖弄，会被知识牵绊，反而一个教育程度不高的人，生活在土地当中，很自然地就会有信仰，会认为“我知道的，我就要去做”。

我一直很喜欢“行深”这两个字，尤其是把“深”字加进去，就是在实践过程中，不断地、不断地检讨自己是不是做到了。有时候做了，但可能做不够，就是行不深。信仰本身具有非常强的实践力量，哪怕是一种非常简单的信仰。譬如说我观察父亲，在他青少年时期就培养九点钟上床、五点钟起来的规律，这看起来好像是很简单的知识，可是当他到八十几岁还这么做时，就是一种信仰。不管在什么样的状况下，他都觉得这是他必须遵守的信仰，让我很佩服，这就是“行深”。

这里面没有知识上的大道理，难就难在实践，但对父亲而言，他觉得不难了，因为根本已经变成一种信仰，如果说他每天还要“努力”去做到这件事，就表示尚有一些勉强，可是他是很自然地做到了；时间到了，他就觉得应该去睡觉，早上天一亮，鸟一叫，他就觉得该起床。他的生活好像跟自然的季节、日出日落之间，有了一个对话的关系。这种信仰是令现在的我很着迷的，它是完全顺应自然的，健康的，不难做到，也不会走到歧途的。

把信仰导回心灵的本质

在一个“不对”的生活里，信仰很容易走向歧途。不对，可能是指违反自然法则，譬如太急着吃这只鸡，太急着要吃到某种蔬果。如何在生活中找回信仰，并把信仰导回心灵的本质，是现代社会当务之急。

我们会发现，这个社会有许多人渴望信仰，说明了这个社会上有很多人想要对生命状态中的无助、脆弱有更多的认识，这部分是我们绝对要尊重的。如果不能尊重这个部分，我会有一种心痛的感觉。

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会处于这种脆弱的状态中；试想在一个暴风雨的夜晚，你浮沉于无边际的海洋中，从你眼前漂过的任何一根小草，你都会想去抓它的 那么当我们打开报纸，看到那么多人无助地寻找着信仰时，我不太能理解，为什么我们的媒体要去嘲笑这些人，或是批判这些人？

当然，我们希望这些无助的人，能真正找到让自己生长出力量的信仰。但是，因为他无助，所以急切，因为急切，所以乱抓，而使得原本他拥有的某些健康的信仰，扭曲到另一个方向去。

蟾宫折桂

这件事是两面的。我们不该嘲笑那些无助的、渴望信仰的人，我觉得，没有信仰的人是全世界最痛苦的人。即使是再威权的帝王、再跋扈的将军、再富有的商人，他们都有最无助的时刻，只是还没有到那个关头而已，到那个关头的时候，他们不见得会比今天我们嘲笑的这些人好到哪里去。在现实社会里，那些咄咄逼人的人，在信仰面前都会下跪的。其实刚好说明，信仰本身绝对是人类最伟大的一个动机。

台面上愈是强横的人，愈不容易让人看见他的脆弱之处，但是脆弱一定存在。年轻时我读过一本书，作者说，在神的面前，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乞丐。也就是说，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平等的，不管是帝王或是平民，是知识分子或非知识分子，我们面临的死亡是一样的，我们也都无法解答生死的问题，所以我们需要信仰。因为我们是在同一种处境中，所以对于拥有不同信仰的人，应该要有很大的宽容和悲悯。

我还是要提醒这一句，我们每一个人都可能遭遇灾难，所以要留很大的余地，在现实生活中越不留余地的人，在脆弱时越可能乱抓。我不赞成当社会发生信仰的误导现象时，就加以嘲笑、打击，难道我们的社会不需要信仰吗？这些事实只是说明了我们的社会欠缺信仰，我们的教育系统里缺乏了极大的信仰教育。

我常看到一些在学校里被视为问题学生的孩子，他们可能会去飙车、会去打电动玩具、会吸安非他命，可是当我跟着他们去旅行，经过树林里的一间小小的土地庙，他突然双手合十，弯腰一拜，在那一刹那我非常震撼。那个行动本身就是信仰，让我知道他还是信服什么事的，这个信服的种子，总有一天会萌芽，让他在为非作歹的时刻找回自我，这点我觉得非常非常重要。

如果能让孩子从小开始就有信仰，让他信服，让他知道头顶之上有一股不可思议的力量在做引导，会让他学会谦卑，对于他日后的成长，会有正面的影响。

我年轻时曾经加入天主教，因为那时候我很迷惑，想借由宗教来寻找答案。我花了一整年的时间和神父一起研读《圣经》，也接受洗礼，成为正式的天主教徒。那时候，我每个星期日都会去参加弥撒的仪式，仪式进行前要做告解，在一个小房间里，隔着网格、黑色帘幕，对着神父 这时候他代表的是神，不是神父，告诉他这一个星期来你所犯过的错、你的欲望、你的贪婪、你的自私 这是我到目前为止都还很感谢的时刻，因为你知道有个说话的“对象”，而且他在听。

通常神父不会告诉你这些行为是对是错，只会告诉你去念几遍天主经，然后领圣体。对我而言，念经是惩罚，也是一种解脱。而“告解”其实不只是宗教仪式，有时候我写日记、写小说，有时候我跟朋友倾吐心事，都是一种告解的形式，就是在自我反省。

信仰里面最可贵的就是一个自我反省的过程，也就是认识自己有多贪心、有多赖皮、有多恐惧。你知道了以后，再回到现世里，在做人处事上都会有一些不同，平常的咄咄逼人可能会收敛一点点，平常的予取予求可能会稍微少一点点，其实只是平衡而已。

换一个角度来讲，信仰不完全是因为脆弱。譬如二十世纪最伟大的科学家爱因斯坦，他在物理学上的知识是人类世界顶尖的，对于宇宙的了解，没有人比得上，但他也是一个虔诚的教徒。很多人在检讨爱因斯坦在科学知识和宗教信仰上的矛盾，我们总觉得他应该用科学知识来理解整个世界。事实上，爱因斯坦的信仰不是出自脆弱，而是谦卑，因为他知道自己还有不足，而知道自己的不足是一种坚强。

当一个人知道自己的不足之处时，反而会让我尊重他。一个商人应该知道斤斤计较累积财富之后的不足，一个政治家应该知道权力之后的不足，因为这个不足，所以有信仰，并让信仰往健康有机的方向发展。

蟾宫折桂

社会需要多一点思考
     其实我对《古兰经》不了解，对伊斯兰教也不了解，可是我看到阿巴斯的电影之后，我觉得我不应该在不了解的状况下随便批判。那里面有一种我不了解的力量，在地球上有这么多的人信仰这个力量，它不应该是随便被批判的，一定有它的道理。就像在阿巴斯的电影中，有一些蹲在清真寺门口的老人，对他们的孙子说：“你过来。”孙子就跑过去，然后爷爷就骂他两句，孙子就走了。然后老人就跟旁边的人说：“小孩子没事要骂他两句，他才知道敬畏。”

在台湾，若是提出这样子的教育观念，不被骂死才怪呢。

但这就是这个导演让我佩服的地方，他不作假，他让你看到：就是这样子，我们的文化就是这样。我记得小时候在庙口也是这样，常常无缘无故被一个不认识的老人叫过去，骂我一顿说：“你现在不是应该在学校上课吗？怎么会在这边逛？”

我想，那是一个倚赖在土地里的人才会有的信仰，现在绝对没有人会如此吧。我有一个学生说他晚上八点钟在SOGO百货前被不认识的人打，没有一个人伸出援手，最后他是自己跑到医院去包扎。如果我们觉得老人随便叫小孩子来骂两句，是很坏的教育，于是宣扬另外一种自由的教育，就有可能变成走在街上被杀了也没有人管。这两件事可能是一体两面的。

很多朋友对我说，好羡慕你演讲的时候可以轻轻松松就把唐诗宋词背出来，我说你不要羡慕我，那是小时候被爸爸惩罚，做错一件事，就罚背一首诗，是这样背出来的。可是，我当时所受的管教，对现在的人来说是不好的教育，现在的孩子一不能体罚，二不能强迫背诵，要用理解的方式。所以可能在他记忆力最好的年龄，没有去记一些东西，长大之后，就没有文学的库存。我的意思是说，所有的东西都是一体两面，有正面有负面，有优点有缺点，我们常在改革的过程中，把过去所依循的负面缺点放大，不思考正面优点，等改革过来以后，又只看到新制度的正面，没有看到负面，因而变成另一个更大的问题，直到下一次的改革。

我们实在需要更多的思考。

像伊朗这么一个伊斯兰教国家，在世界上也不占什么分量，或者说微不足道的，可能过去看到的消息都是负面的，可是从阿巴斯的电影，我们可以看到伊朗文化里深厚的东西。我想，这是第三世界应该要有的觉醒，不是在第一世界、第二世界的物化过程中随波逐流，一旦我们把这些重要的文化丢了，有一天要回头找也找不到了。台湾是最明显的，在短时间致富后，就被冲昏头；可是实际上，一点点政治上的风吹草动，一点点国际局势的风吹草动，台湾都会被吹得东倒西歪。我们在财富上很嚣张，但这是假象，也很危险，我甚至觉得，很多人看了电影《小鞋子》里小男孩为了一双鞋那么拼命时，会说：“这还不简单，我们就送三亿双鞋子去嘛。”

我非常害怕这样的事。

我中学时代，菲律宾是我非常仰望的国家，那时候我们有菲律宾的侨生，觉得他好棒喔，因为他穿的鞋子是我们没有的，好时髦。后来菲律宾因为政治的黑道、黑金的问题不能解决，让菲律宾人要离乡背井去赚钱，沦为亚洲的菲佣。

我其实很害怕，因为我觉得我们并没有那么厚实的基础，而我们的自大，将使我们落入不能顺利发展的状态。

蟾宫折桂

人际关系的变幻(1)
      当我们从“要花很长的时间期待，很困难地得到一样东西”变成很快速、很容易就能取得，而且选择更多，于是有后来的不珍惜。当这个现象转换到伦理跟人际关系上，就会变成一种新的问题。

譬如现在的网络恋情、一夜情，那种情爱关系的混乱。当然，我说“混乱”是用过去的伦理来看，可是我们都知道，伦理、爱是跟着环境在变，并不是绝对的，它其实也跟很多东西错杂在一起。

我住在巴黎的时候，我觉得法国整个社会的节奏与速度没有像我们那么躁动，因为它本身的旧传统和新科技没有完全对立。法国的科技当然比台湾进步，可是相对的，他们的文化也深厚，而我们经常在炫耀高科技，社会文化却是短浅的，缺乏一种厚实的渊源让我们稳定下来。尤其我们还有一个很深的矛盾，就是试图要与文化母体切割，可是当我们为了不受母体限制，而把母体深厚的文化渊源也切断时，自己就会变得很短浅。

台湾真的有重重的矛盾，我们希望自己不受母体干扰，不会被飞弹威胁，所以把自己一步一步孤立出来，最后母体的大文化、大传统，以及很深厚的伦理，也被切断了。今日社会上很多关系的混乱，都跟母体文化切断有关。过去我会觉得，没关系，切断就切断，管他的。可是当问题一个一个浮出来时，我开始觉得那种矛盾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不要忘记《论语》曾经在这个岛屿上发生了很大的作用，如今它变成一个腐朽的符号，慢慢消失；还有那些戏曲、那些传统的诗词，在泛政治的思考之下，都变成不合时宜，也慢慢被淘汰。这种矛盾恐怕不是一下子可以解答的，台湾大概特别需要有更周到、更周密的心思，才能够在转型过程里不会掉入进退失据的困境。

我想，一个社会的变跟不变，只是一个互动的关系。在快速的变动当中，我们完全遗忘了不变性的稳定力量，就好像我们切掉了《论语》、唐诗、宋词里面基本的精神，接下来，什么东西可以替代它？

台湾的富有并不是因袭而长久的，外在的变量还是很大，所以我们对于财富其实是有焦虑感、不安定感的，在这样子的状况下，我观察到台湾的一些企业或者家族，流动性很大，好像随时准备着要走，或者是要结束，或者要变坏，与欧洲资本主义那种一代一代传承的企业，绝对不一样。我想这个是台湾目前一个巨大的悲剧，也使下一代处于一个慌乱的状况，这里面最有趣的是，我们切断了文化，却保留了过去中国家庭里面对孩子的保护和供应，所有东西都给孩子，所以今天的孩子，他们为所欲为，予取予求，因为传统的父母对子女的爱已经变质成一种堕落的引导，就是让他们取得物质变得非常容易，要什么就给什么，他们从小就没有艰难取得东西的经验，艰难是一种教育，没有艰难感就没有珍惜。

老画家刘其伟说过，他因为受日本教育，到九十岁高龄时还会想去非洲、去婆罗洲冒险，他就觉得中国人的教育根本是一种安逸的教育，在孩子的成长过程中，对于冒险犯难的鼓励非常非常少，因为中国是农业保守的社会，离家就代表悲剧。如果我们真的要接受西方的资本主义，不要传统伦理，那么是不是父母也应该学西方伦理，让孩子十三四岁就独立，要读大学就想办法筹学费？而不是把两种伦理负面的东西合在一起，教出一个被宠坏的小孩。

蟾宫折桂

我们知道农业社会需要人力，所以发展出“父母在不远游”的伦理，把家族人力集中，而不同家族就组织成社区的关系，互相帮助，互相依存。农忙的时候就是这样，稻成熟不收割就会腐烂，春雨过后一定要插秧，是有时间性的。所以农业社会发展出来的伦理需要一个人的内在的群体性很高，个人的独立性就不需要。而西方发展商业、牧业，都是个人的，所以他们的文化标榜individual。在社会从农业转换到商业以后，群体性的家族、社区伦理，受到西方个人主义的冲击，变得扭曲了，比如那种互相依存的关系，转化成前面提到的八卦性，因为农业社会里个人的所有行为就是会受到社区的监督；比如父传子的观念，以至于很多的企业家第一代把公司交给孩子，但孩子不一定能够承担这个任务，最后就富不过三代。

蟾宫折桂

最高信仰就是自然
     我说的健康、有机的信仰，是指非单一性的。信仰可以是哲学，可以是道德的实践力量，也可以是美的完成，它跟很多东西有关，如果把信仰孤立出来，它就很危险。

只有一种信仰很可怕，譬如只有政治信仰，只有财富信仰，只有权力信仰，甚至只有单一的美的信仰，都是不健康的，它应该要平衡的，我不知道能不能说是一种“自然信仰”，就是对于各种现象都能有比较平衡的思维。如果有自然农耕法，我想也应该要有自然信仰法，把自然作为一种最高准则，就像老子说的：“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最高信仰就是自然。

信仰没有速成之道，我觉得它应该是一种长时间与困惑的对话关系，好像是在一种螺旋形的山路上盘旋，每次盘旋的过程中好像升高了一点点，又好像在原地绕圈圈，我的信仰追寻旅程到现在还没有停止。从小时候到天主教堂拿卡片、背《圣经》，只是因为进口的卡片很漂亮，因为教堂的彩色玻璃很美，是不是真的信仰我不知道，那段时间的信仰其实是和美的感受结合在一起的，我会背《圣经》是为了得到卡片，但是那些句子还是让我开始变化了。

老子最崇拜的信仰是婴孩，他觉得婴孩是最圆满的状态，因为无所求，无所缺，一旦开始有困惑、有不足时，就会追求，就会要“返璞归真”，表示你开始作假了，你开始有很多尴尬、不舒服的情结，所以要努力回到璞跟真。这个过程，我称它为信仰的过程，是很漫长的探索，而当你又回到璞跟真时，就不需要信仰了。

在青少年时期，因为身体、心理的变化，有更多的困惑，我需要更明显的信仰，所以我进到天主教。到了高中、大学，我会希望信仰能够和思维、哲学结合，这时候佛经更能满足我，所以我长年住在庙里读佛经。这样的信仰旅途，让我在听到别人问我“你信什么教？”时，会愣在那边不知道怎么回答。因为陪伴我的不是单一的宗教，而是所有的宗教陪伴我度过一个困惑、自我觉悟的过程，我到现在还是在一个巨大的困惑当中，所以我会说对于困惑的信仰不应该有嘲讽，而应该要悲悯，因为我们都在困惑当中，只是知道或不知道。

以我自己而言，我仍然在困惑中，但比较不急了，不会今天走进教堂、庙宇，就要立刻得到解答，或是今天买了什么东西，做了多少捐献，明天就要马上解脱，我开始觉得信仰不需要这些形式，而是像一个好朋友，永远陪伴在旁边，和你做更多的对话，甚至勇于去自然地呈现自己脆弱的情感，因为已经够坚强了。

信仰是帮助人解惑的，如果无惑可解，信仰就消失了。《金刚经》说法、非法，一切法皆非法，这样的说法让我领悟很多，当法是虚妄的，那么信仰本身有一天也可以是不存在的。因为它变成实践的力量后，就不需要再拘束于语言、仪式了，这是一种阶段性的，我们不需要去批判不同阶段的人，去说：“你怎么还在那个阶段？”因为我们也曾在那个阶段过，当你走过来以后，应该要知道每一步踏过来是多么艰难，你不会去嘲笑，反而会尊敬。如果你会嘲笑某一个阶段的信仰，就表示你连那个阶段都还没有到。

对于文化，我一直秉持一个原则，就是文化要与现实生活结合在一起，落实在生活当中，文化如果从生活里隔离出去，这个文化本身就只是一种假象，甚至它只是过去的遗产，不是一个活生生的文化。

所以我不太能够理解，一个国家的美术馆很好，表演艺术很发达，但国民的生活非常粗糙跟野蛮，我想这是不太可能的，两者应该是一致的。所有在博物馆里面所得到的美的训练，在音乐会、戏剧当中得到的对生命的反省跟提炼，都应该在生活里落实成为一种国民的品质。

当然，艺术的发展是一个上层结构，或者文化的表征，可是更重要的是，必须回到国民的生活中，在食衣住行里再现，如果中间出现很大的落差，那就是有问题了。

昊哥

听讲座，学知识。

蟾宫折桂

以人情作为最高指向
   
纽约在七 年代曾经有过很大的落差，可是他们经过长期的努力，如今已经变成世界表演艺术、美术收藏品都是数一数二的城市，而国民的素质也慢慢培养起来了。

纽约的改变与立法有关，基本上在现代社会里，一切东西都跟法规有关。而在台湾，法规不能说不严，我们有都市计划的法规，有交通法规 甚至比世界很多地方都要严格。可是我们在执法上却很难严格，因为我们有传统儒家伦理中所谓的人情包袱，还有伦理中的一种“弹性太大”，可以这样解释，也可以那样解释，这就会让执法者很为难。

从我的角度来看，我会希望伦理能够传延，人情也是我们足以自豪的文化的一部分，但同时也很担心它们会干扰法的严格性。常常一个法律事件都不是一个单纯的法律事件。譬如我会听到朋友说，今天碰到一个警察好好喔，跟他讲因为家里发生什么样的事情所以超速，他就没有开我的罚单。这样的事情其实是会让人啼笑皆非，从人情来讲他是个好警察，可是从法律来讲，他是失职的警察，这里面其实是多重矛盾。

我想每一个人，包括我自己在内，都要反省在我们身上，旧有传统伦理跟现代新公民的法律观，抵触到什么程度？不是在指责别人，而是自己做反省跟检讨，如果换作我碰到这个事情的时候，怎么办？

在西方社会里面，你提出家里发生什么事情为理由，是很荒谬的，可是在台湾，你会觉得非常合理，甚至还会觉得你怎么可能不体谅？可是，当执法者老是在体谅时，所有的法都没有办法继续下去了。

我倒不是要指责执法的人，我想讨论的是一个民族性的问题。这个民族性本身是以道德、伦理作为最高指向，以人情作为最高指向时，势必会干扰法律，当然也会干扰到政治经济的形态。试想一个都市中，所有的东西都可以被人情修正，人情最后就有可能会被利用，变成某一种垄断，于是就有黑道绑标、围标这种公共弊案，以及各种家族关系、人情的介入，使我们的都市计划一直被修改，每一个环节都有各种的人情，原本一个很好的计划就改坏掉了。

客观上讲只要执法比较严，就不会有这些问题，可是我们在对抗的是一个非常古老、非常巨大的包袱，这不是那么容易的。

也许我们的社会需要非常出类拔萃的哲学家，他的思想冷静、透彻、清晰到能够呼吁出一种新的公民哲学。我说的公民哲学就是一个国家、一座城市里的公民，要遵守的一个思想体系。目前我们没有这样的东西，所以很多时候是在模棱两可的旧道德中，刚好是伤害了新公民哲学的可能性。

有时候我都觉得好像自己也在扮演这样的角色，因为我在讲的是人道主义、一种家族亲情、一种人对人的互爱 可是到最后会发现，如果一个孩子在一个对的社会，在一个新的城市道德跟一个新的公民道德里面，即使没有家族、没有父母，他都应该能够被国家养大，这才是新道德。

一个弃婴可以被国家的社会局养大，一个孤独的老人也可以被赡养到善终。他不是依靠家族，也不是依靠人情，更不是依靠我们讲的一种所谓爱或者道德，不是那么空泛的东西，而是依靠一个很具体的社会福利政策。

反过来想，为什么我们要丢掉旧传统的包袱会这么难？也许就是社会福利政策不够完善。当你不照顾你的孩子时，会有人照顾吗？你能够放心吗？如果不能，那么家族、伦理、道德就有其存在的必要了。

如果你想到老了没有儿女养你，就没有任何人能照顾你，当你有这种恐慌的时候，你当然就只好讲孝道。

我想新道德跟旧道德，其实是在一个西化的公民道德跟旧式的中国伦理的家族道德之间的冲突。而旧道德很多人在阐述，从一个完善的福利制度里面建立起来的新道德却很少人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