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悲壮的变法

天涯狂生

      商鞅、王安石和张居正的变法，无一不是为了富国强兵；他们所提出来的改革方案，也无一不是切中时弊，对症下药的天才设计。然而这三个人的最终下场，一个被车裂、一个被罢相、一个被抄家，呜呼哀哉，为什么变法总是悲壮的呢？

      首先，我们来回顾一下这三人的变法历程：

       商鞅变法，是因为秦孝公痛感秦国在诸侯争霸中长期处于挨打的局面，所以决心要励精图治。

       当时的秦国，贵族垄断官职、民风粗野，各部族经常火拼、农业生产技术落后、军队战斗力弱、政府公信力差，随时面临被其他大国侵略的危险。

        为了改变这种情况，商鞅首先徙木立信，重新在群众心目中，树立了政府的权威。然后：

        1、重农抑商；奖励垦荒、耕织，提高老百姓的生产积极性。

        2、奖励军功，打破贵族对政治的垄断。

        3、以严刑酷法管束人民，实行株连政策，加强中央集权，削弱部族势力。

        重农抑商，是为了囤积军备。奖励军功，是为了提高军队的战斗力。实行株连政策，是为了让百姓有纪律有组织，随时可以从人民变成民兵。

       而王安石的变法呢？

       王安石的变法，是在宋神宗的支持下，为了解决：冗官、冗费、冗兵等积贫积弱的情况而开展的。

       当时的北宋，地主一方面不断兼并农民的土地，一方面不断偷税漏税，致使阶级矛盾日益尖锐、国家财政收入日益减少，而且这时候，公务员编制越来越臃肿，士兵战斗力越来越差，每年还要对外支付大笔大笔的战争赔款。

       如果宋神宗不果断改革，那么他会就成为宋徽宗。

       王安石为了扶大厦于将倾，挽狂澜于既倒，在经济上实行“均输法、市易法、免行法、青苗法、方田均税法、农田水利法、募役法”，这些理财方法的作用总结起来就是：通过物价指导，打破超级富豪对于贸易的垄断、创办国有企业、为农民提供小额低息贷款以度过生产难关、清缴富豪欠税、兴办公共工程、实行雇佣制。

       通过这一系列的改革，王安石实现了“民不加赋而国用饶”的目标。

       大家注意，王安石变法的一个最大特点是：他没有向臃肿的公务员开刀！在他主政期间，他是只有精兵没有简政。为什么会这样？我个人的理解是：为了减少改革阻力，所以王安石选择了先向富豪开刀，而不想和整个官僚系统做正面交锋。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王安石其实不仅有天才的策划能力，他还有高明的执行能力。

        在增加了国库收入，缓和了阶级矛盾之后，王安石开始强调军队训练，他采取了保甲法、保将法、保马法等措施，保证了兵源的充足，提高了将军的指战权力，开拓了军队的机动能力。于是，1073年，北宋讨伐吐蕃，破天荒的取得了收复五州、增加疆土2000里、招降羌族30万户的大胜利！

       而张居正的变法呢？

       张居正是万历皇帝的老师，在万历皇帝还在穿开裆裤的时候，他就代天摄政，后来独揽大全10年，开展了中国历史上最轰轰烈烈的变法。

       其实张居正所遇到的困境，跟王安石变法之前的环境，没什么两样。一样是国库空虚、吏治腐败，人浮于事，内则军备松弛，外则鞑靼虎视眈眈。

       但是张居正做得比王安石更绝!

       王安石清缴富豪欠税，张居正就清丈天下土地；王安石实行雇佣制，张居正干脆推行一条鞭法，规定人民交税，一律交钱不交物。王安石没有改革吏治，张居正制定考成法，对公务员采用优进劣汰的退出机制。王安石在教育上主张学生要“经世济用”，张居正在教育上主张要“推陈出新”。王安石在军事上实行保马法，张居正则明令开放边市，直接引进塞外良驹。

       所以张居正10年改革所取得的成就，远远高过王安石。死气沉沉的明朝，在张居正担任帝国首辅的那十年，一下子朝气蓬勃，国富民强，令四夷不敢侧目。

        那么这三人又是怎么失败的呢？

        商鞅，因为没有处理好跟第二任老板，秦惠文王的关系，被车裂了。

        王安石，他只是得到了宋神宗的鼎力支持，而没有得到宋神宗的死力支持。结果，败给了地主、商贾阶级。

        张居正，因为功高盖主，死后被他的学生万历皇帝夺秩抄家。

        这三人立面，最幸运的是商鞅，因为他虽然不得好死，但好歹改革成功了。最不幸的是王安石，虽然生前没有遭到虐待，死后族人也没有受到牵连，但他是眼睁睁地看着朝政被庸庸碌碌之徒把持，国家每况愈下。

       为什么三人里面，商鞅的变法能成功呢？

       第一、我认为商鞅的变法，主要是为了秦国赢氏一族变法。也就说商鞅变法成功之后，最大的受益者，是秦国的王族！因为商鞅变法的目的，就是为了让秦国一统天下，而秦国一统天下的过程，必然是一个一将功成万骨枯的过程。秦国人民在商鞅变法的过程中：言论和行动自由受控制、平时要辛辛苦苦的生产粮食布匹，一旦国家要开战就立马被征召入伍，而且不知道什么时候邻居犯法了，会把自己也给连累到大牢去。

       而王安石、张居正的变法，虽然也是为了维护国家安定、朝廷统治。但他们在很大程度上，都是从改善民生入手，他们的变法，是削减了官僚、地主和商人的利益来补偿给农民、手工业者。

       所以，不管秦国王族怎么憎恨商鞅，他们都不会因为商鞅而否定商鞅变法。而宋神宗和万历皇帝，变法成不成功，他吃的也一样，穿的也一样、睡的女人也一样，他们对变法的迫切性有一定认识，但是他们对变法成果的切身感受，没有秦惠文王那么深。所以他们对变法的支持，是有底线的。这个底线就是：不会为了一个人而与全世界为敌。

       第二点：秦国即使在商鞅变法几十年后，也不能说就是战国时期的头号强国。他随时面临着楚、魏、赵、燕、齐的直接威胁。

       而北宋和明朝，国土之辽阔、兵员之众多、后备力量之庞大，是秦朝所不能想象的。所以宋神宗和万历皇帝对外族的威胁，感受也肯定没有秦惠文王强烈。

       这两个原因构成了商鞅变法能成功的要素。

       纵观王安石与张居正的变法，我个人觉得有一点非常遗憾：王安石和张居正的改革，都有为民谋利的一面。但是他们在宣传自己的政治理念这一块，没有重视。群众不知道你的变法能给他们带来什么好处，你怎么可能利用群众的力量来和官僚、地主、富豪战斗？

        变法需要时间，夜长梦多。变法家们随时可能变法未成身先死，所以，向群众宣传自己的变法理念，在群众中不断提拔出能继承自己的变法理念的人才，集结社会精英收拾政治流氓，这才是妥善的变法之道。光靠一个皇帝的支持，力量是有限的。

       说到这里我不禁想起了诸葛亮。当国与国之间，国力相差无几的时候（事实上魏国的国力要高于蜀国一筹），光靠个人智慧，穷兵黩武地跟人家硬拼，有啥胜算呢？如果诸葛亮也在蜀地搞个改革，富国强兵之后，再找魏国算账，他又岂会屡屡因为军粮运输的问题而发愁？

        改革是什么？就是人民还没有造反之前，政府通过种种手段，缓和阶级矛盾的一种做法。

        有人问过我的政治主张。我的政治主张是：1、经济上“无为而治”，政府的作用一是保障市场经济的公平、公正、公开。二是防止垄断和生产过剩。

       2、政治上保障舆论自由。只有舆论自由，才能保证政府高效廉洁以及司法独立。

       3、由国家财政保障人民能得到充分的教育和医疗权利，从而提供国人的文化素质和身体素质。继而形成理性社会与个性公民。

       至于军事和外交，这个需随机应变。

       不要小看我这上面的三条主张，事实上，无论哪个国家要实现这三条主张，都是需要付出血的代价的。

       谁来流血呢？改革家们！

       其实改革并不难， 难的是有人愿意为改革牺牲！纵观商鞅、王安石、张居正等人的变法，其实流程无外乎就是：抑制豪强——开发经济——提高国防。这并不难做到。为人臣者，最想也最难做到的是福寿双全！

      你以为像王安石、张居正这种天才级的政治家，他们没有考虑过变法失败的后果吗？

      以他们的智慧，难道不知道福寿双全的好处？但是他们仍然愿意为国为民去做这些事情。他们愿意放弃自己甚至家人的福寿双全，去为天下苍生，以及那些反对他们的人的子子孙孙，做一些可能会让自己瞬间就被千刀万剐的事。这让我想起了地藏王菩萨的谒语：众生度尽，始证菩提。地狱不空，誓不成佛！

        其实，想改变世界很难吗？不难！关键就在于你有没有：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的精神。只要你有了这种精神，你自然会逐步在烈火中脱胎换骨。

暮雪

以他们的智慧，难道不知道福寿双全的好处？但是他们仍然愿意为国为民去做这些事情。他们愿意放弃自己甚至家人的福寿双全，去为天下苍生，以及那些反对他们的人的子子孙孙，做一些可能会让自己瞬间就被千刀万剐的事。这让我想起了地藏王菩萨的谒语：众生度尽，始证菩提。地狱不空，誓不成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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暮雪

敢于变法者，是为国为民具有大无畏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