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发现赞助贴05】蔡元培与北大 [复制链接]

芥末

主楼

发表于 2013-1-13 22:31 |只看该作者 |倒序浏览 |

本帖最后由色妞妞于 2013-1-14 11:51 编辑

   蔡元培是中国近代著名的民主革命家、教育家。他的一生，除旧布新，锐意改革，积极进取，勇于开拓，为发展中国的教育文化事业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早在１８９８年戊戌变法失败时，他就毅然起来反对清王朝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并开始接受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思想和近代科学知识。１９１７年至１９２３年他在担任北京大学校长期间，中国历史经历了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他健全的人格和伟大的教育理念为我国的近代教育史增添了光彩，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了解蔡元培，需先了解北大历史。北大简称北京大学，是戊戌变法的产物，建于1898年，旧称京师大学堂。戊戌变法虽然失败，但是戊戌变法唯一留下的产物京师大学堂却存了下来。由于受旧派办学思路影响，也只是个旧式书院，只开设“诗、书、易、礼、春、秋”六堂学课。八国联军入侵北京一度停办，此后受此影响，扩展为“经、法、文、格致、农、工、商”七科，真正中西混杂、新旧并存。1911年辛亥革命，帝制结束民国成立，京师大学堂于1912年更名为北京大学。

   虽然进入民国时期，但是北京大学受科举制度官本位的影响，为师者和学习者均本着求官发财梦，学习风气不正，北大学府一时乌烟瘴气难以整肃。大总统黎元洪在这种情况下敦请并亲自任命蔡元培为大学校长。

   蔡元培以前清翰林、前民国教育总长的身份来当北大校长，却从不将此“校长”视为官吏，因而他“不要校长排场，也不摆校长架子”，“仍然是一介寒儒，书生本色”，始终未成为“教育官僚”。蒋梦麟评价他：先生日常性情温和，如冬日之可爱。无疾言厉色，处事接物，恬澹从容，无论遇达官贵人或引车卖浆之流，态度如一。

   蔡元培认为大学是研究高等学术之地，并非养成官僚之所。要发展学术，没有自由思想的环境是不行的，被禁锢的思想不会有创造。他认为大学是共同研究学术的机关，而“研究也者，非徒输入欧化，而必于欧化之中，为更进之发明；非徒保存国粹，而必以科学方法，揭国粹之真相”。不仅明确指出了学习、借鉴进行比较研究以创新的关系和方法，而且更进一步指出了达到目的的有效途径“于专精之余，旁涉种种有关系之学理，庶有以祛其偏狭之意见”，以“有资以比较”，允许各种学派“樊然并峙于其中”，以资辩证思考，达到“相反而实相成”的效果。蔡元培自上任始就确定了办学宗旨，即“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大学生当以研究学术为天职，不当以大学为升官发财之阶梯。”以祛除旧式学院沿袭下来的不正之风。蔡元培秉承自己的办学宗旨，确定“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理念，大刀阔斧进行改革，设定文理科，三顾茅庐聘请老友陈独秀为文科学长，并向教育部呈文称陈“品学兼优堪胜此任”。

   梁漱溟晚年回忆起这一切说道：“自1916年冬蔡元培先生接任北京大学校长的职务后，北大由死水一潭变成开水一锅。蔡先生一上任就着手萃集四面八方的人才……陈独秀先生是佼佼者，当时他确是一员闯将，是影响最大，也是最能打开局面的人。但是，陈这个人平时细行不检，说话不讲方式，直来直去，很不客气，经常得罪于人，因而不少人怕他，乃至讨厌他，在校内外都有许多反对他的人，只有真正了解他的人才喜欢他，爱护他，蔡先生是最重要的一个。……陈独秀本领再大，在那时的北大，如果得不到蔡元培先生的大力器重、维护和支持，以陈之短，他很可能在北大站不住脚，而处于无用武之地。”

   蔡元培唯才是举，兼容并包，在他和陈独秀的大力扶持下，北大焕然一新。据1918年初的统计，全校教员217人中有90位教授，平均年龄仅30馀岁（50岁以上的廖廖无几，主体是35岁以下的）。其中梁漱溟24岁，徐家璜25岁，朱家骅26岁，李大钊、刘文典、刘半农28岁。当时北大本科学生平均年龄为24岁，师生中有相当人年龄相仿，令校园洋溢着勃勃生机。

   梁漱溟没有上过大学，仅凭一篇说佛的妙文被蔡元培看中就执意要请他到北大任教授，教《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他将切身体会升华到哲理层次来看蔡元培的“兼容并包”。

   这就是他“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办学方针的最佳体现。叶曙明说蔡元培的“兼容并包”方针源之于“安那其”（无政府主义）思想；蒋梦麟则说是源于儒家的“道并行而不相悖，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都有一定道理。尽管蔡元培是较坚定的无政府主义者，却并不妨碍他对儒家思想中某些成分的“兼容”。有人评价他：发言作文不肯苟同，但一遇大事，则刚强之性立见。这可能就是所谓的处小事而圆，处大事以方。

   北大在这样的氛围中展现了温馨融洽的一面，蒋梦麟对之曾有过令人神往的描绘：保守派、维新派和激进派都同样有机会争一日之短长。背后拖着辫子，心理眷恋帝制的老先生与思想激进的新人物并坐讨论，同席笑谑。教室里，座谈会上，社交场合里，到处讨论着知识、文化、家庭、社会关系，和政治制度等等问题。

   1919年爆发“五四”爱国运动，这次运动用罗家伦的话说：“五四运动可以说没有一个人是有政治色彩或是有政治目的而在活动的。当时只是纯粹的青年血气冲击。”“至于后来有各种政治成分渗入，尤其是学生日后进入各种党派，则是另外一码事。”这次震惊中外的轰轰烈烈的学生自发运动，给当局的冲击力也是非常大。虽然蔡元培并不主张学生赴死自发组织运动，但是面对运动后学校里产生的空前热度高涨，还是意识到自己的责任重大。毅然引咎辞职，秘密出京。这个时候距五月九日的事情，蔡元培悄然离京南下，在北大产生了巨大的震动，从而有引发了声势浩大的“挽蔡运动”。

   5月10日，北大学生一面派代表前往教育部，递交呈文，谓“伏乞万勿允准辞职”；一面派出“代表赴津挽回蔡校长”。北大教职员联合会也举派马叙伦、马寅初、李大钊等代表，赴教育部请求挽留蔡校长。同日，北京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决定“各校推出代表一人齐至天津挽留蔡校长”，并联合上书教育部，谓：此次学生行动，纯属全体公意……与各校校长绝不相关，尤非北京大学校长一人所能代任其咎。且蔡校长德高望重，海内宗风，自其入长大学，招致贤哲，成绩斐然，不特亲立门墙者咸受熏陶，即异校学子亦得常亲教泽，全国舆论尤极推崇……万望俯顺众情，对于北京大学校长辞职，勿与批准，并迅下明令切实慰留，保此教育一线之曙光，即培国家后日之元气。

   为表示与蔡元培同进退，北京市各中专以上的校长，也全部提出辞呈。连那个拖着小辫子的辜鸿铭，在6月5日的北大挽蔡会议上，也走上讲台，以出人意表的声明：“校长是我们学校的皇帝，所以非得挽留不可。”真可谓“各校全体学生进退，以蔡君一个视之”。连时任内务总长、司法总长的朱深也感慨地说：“诸君不可视蔡元培晋京为一书生，当视为十万雄师。吾人不可不以全副武装对付。”在这种声势之下，蔡元培终于于7月答应回校复职。

   1923年之后的蔡元培，人或在海外，或在国内办大学院和中央研究院等，已不再管理北大校务，但是，北大却从此确立其现代传统和校格。而蔡元培也因北大，成为伟大的教育家。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袁伟时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这样评价蔡元培：他曾经做官做到国民党的中常委，但他不是政治家，在政治上他曾被人利用；在学术上，他曾有过伦理学等方面的论述，但远远比不上他在教育事业上的成就：他将北大办成了中国第一所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大学。从某种程度上说，没有蔡元培的“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就没有北京新文化运动，就没有民众的觉醒，就没有五四运动。他的教育理念为后来的历史搭建了一个舞台。（文字资料来源于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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