狄更斯写中了当代中国痛点

茉莉雅

诞辰200周年
狄更斯写中了当代中国痛点

● 本刊记者 沈佳音 / 文

      盛世与乱象，狄更斯笔下迷雾重重、一切都可冠以形容词最高级的世界，在今日的中国人看来，更像一个预言。正如作家阿来所言，“自从狄更斯说过了关于好时代和坏时代的话，我们就无话好说了。两百年了，我们就活在他的感受中间。”

     什么是纪念大文豪狄更斯最好的方式呢？英国文化大臣亨特的方法最别出心裁又恰到好处。2月7日，他自掏腰包向内阁的同事们赠送狄更斯的名著以庆祝其诞辰200周年。首相卡梅伦正致力于减少行政费用，缩减财政赤字，他收到了《艰难时世》和《远大前程》。财政大臣乔治·奥斯本拿了本《双城记》，他正努力协调欧洲货币一体化与英国金融产业之间的关系。而抨击英国监狱制度的《小杜丽》则送给了司法大臣肯·克拉克。千言万语尽在不言中。

     狄更斯是第一个描写城市工业化的作家。打开他的小说，19世纪维多利亚时代的气息扑面而来。时至今日，他作品中触及的社会不公、贫富分化、福利保障依然是英国人关注的热点。

     而对于中国人来说，这些作品未必全部熟悉，新新人类们提起狄更斯这个名字甚至都有点恍惚，但“这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已经成为被引用最多的名言之一。这是狄更斯对维多利亚时代的判断，也成为许多人对于转型中国的共识。

     这一天，狄更斯的传记作者克莱尔·托玛琳给他写了一封信：“200周年生日快乐！现在，我们都在阅读以及重新阅读你的作品，它们明确表达了你的美好愿望：一个体面而高尚的社会应该建立在富人的慷慨以及足以拯救穷人于水火的关注和帮助上。”

      这样的“愿望”在如今全球金融动荡、失业率居高不下的背景下，更显得窝心。也难怪，这一次对狄翁的纪念，全世界都很卖力。

“普文二”三位一体的致敬

     2月7日，在狄更斯的落葬地威斯敏斯特教堂，英国为其200周年诞辰纪念日举行盛大庆典。查尔斯王储敬献鲜花，他说：“查尔斯·狄更斯仍然是最伟大的英语作家之一，他以创造性的天才热切呼唤社会正义。只要提到狄更斯，我们的脑海里立刻会浮现出维多利亚时代的生动画面。时至今日，他笔下的人物仍像当年一样栩栩如生。”

     正因为如此，那天，Google首页用一组人物素描的涂鸦向狄更斯致敬。而他的作品也在全球被接力朗诵，从澳大利亚朗诵《董贝父子》的片段开始,到阿联酋朗诵《艾德温·德鲁德之谜》的片段结束，持续24小时

     中国作家、评论家也穿上狄更斯最喜欢的紫色衣饰来到英国驻华大使馆参加纪念活动。中国作协主席铁凝在文革文斗武攻的喧嚣中开始看狄更斯的小说，她说：“他的作品仍然能打动今天的我。他不仅直面了现实，用非凡的洞察力描绘了疼痛，同时他仍然相信爱，相信善良，相信最纯朴的对未来的乐 观。”

      上海译文出版社副社长赵武平则用微博体还原了一个有血有肉的狄更斯：“普通青年的狄更斯——调皮，暴力，解乏，八卦，一气生了10个娃，五十的半大老头子偷偷还有小三；文艺青年的狄更斯——社会良心啊，资本主义批判家，预言家；2B青年的狄更斯——版本啊，译本啊，网格本啊，插图本啊，烫金本啊……太欢乐鸟，狄更斯先生，200岁生日快乐！”

     其实，对狄更斯的纪念，从去年九十月份就已开始。方方、莫言、刘震云和慕容雪村等作家分别在北京、武汉等地参加狄更斯文学沙龙，探讨中国与狄更斯之间的关系。

      慕容雪村说：“狄更斯所处的时代跟我们的时代很像。这个国家随时给小说家提供着无穷无尽的素材，无论想象力多么丰富都无法超越现实，所以我觉得与其编故事，不如写现实。”他自己也尝试着这么做。2009年底，他卧底进入传销集团，然后根据这一亲身经历写了一本纪实作品。

碎片化时代，为什么还读狄更斯

     “这是最美好的时代，这是最糟糕的时代；这是智慧的年头，这是愚昧的年头；这是信仰的时期，这是怀疑的时期；这是光明的季节，这是黑暗的季节；这是希望之春，这是失望之冬。”作家章诒和在微博中引用《双城记》的经典开篇来纪念狄更斯，“经过世道沧桑已成为社会共鸣。当下中国人自有更深的体会吧

      无论是否读过狄更斯的作品，从学者、记者，到商人、明星，再到工人、农民等各个阶层，都喜欢时不时地引用这段话。狄更斯身处的维多利亚时代是大英帝国的巅峰时期，经济迅猛发展，但也是英国道德危机严峻，最贪婪、最虚伪、最卑琐、贫富分化最严重的时代。这也正是许多中国人对当下社会现状的一种判断。

     狄更斯的作品细致入微地记录了那个急剧变化的时代。12岁时，狄更斯便因父亲欠债入狱而被送进鞋油厂当童工，每日工作11小时。随后，他又做过各种职业：律师事务所学徒、法庭记录员、记者、演员等。这些都为他后来的创作积累了很多素材，也让他终身持有抨击社会不公和贫富差距的书写角 度。

     他对时代和社会进行鞭辟入里的分析，同时，又始终怀有一颗悲悯之心。他的笔端投射过许多复杂而严重的社会问题，引发诸多讨论：《荒凉山庄》抨击英国的司法制度，《艰难时世》描写劳资冲突、罢工斗争，《双城记》反思革命……

    维多利亚女王也是他的粉丝，当她读到《雾都孤儿》中对贫民法案的批评后，建议大臣们也该读一下，予以关注。而直到如今，关于这些现实问题的争论依然是英国社会最重要的议题。

    还是在克莱尔·托玛琳发表于英国《卫报》的那篇纪念文章《一封写给查尔斯·狄更斯200岁生日的信》里，她声称，倘若狄更斯生活在今日英国，他会看到社会依然被伊顿公学毕业的富人们所掌控，而穷人仍然依靠过期食品以及慈善组织的衣物窘迫度日，狄更斯所描写的社会各种鸿沟依然存在。

    “盛世”与乱象，狄更斯笔下迷雾重重、一切都可冠以形容词最高级的世界，在今日的中国人看来，更像一个“预言”。迟来的资本原始积累，后发展的时间差，以及对落后的恐慌下大跃进式的追赶步伐，都使我们当下感知的现实甚至比狄更斯笔下的更芜杂、混乱、极端。

     然而在中国当代的文学界，恰恰狄更斯一脉的传统又格外匮乏。在官方正统的由意识形态主导的文学史书写里，狄更斯被简单粗暴地归入“批判现实主义”一脉，而这样桎梏的名词正是“85新潮”之后一代作家所争相摆脱的。追求“解放”的年轻人终于可以疯狂拥抱现代、后现代，小说写作的革新在“形式”的路上越走越远——狄更斯的笔触在当时看来，已显得笨重。

    直到多年以后，文坛才开始重新认识狄更斯。格非回忆，他和余华曾在上海相互交流狄更斯小说中各自喜欢的片段。面对当下如此复杂的现实，这两位1980年代“先锋作家”的代表，都深感他们曾经所倡导的现代主义是不够的，于是纷纷开始转向。

    余华感慨：“假如我们中国的文学界都在热心地谈论狄更斯，而不是都在谈论米兰·昆德拉这样的作家的话，那么我们文学界的情况可能会不一样。”他的长篇巨制《兄弟》宣称要像狄更斯那样“正面强攻”这个时代，但评论界对此却并不买账——《兄弟》的力量，距离狄更斯还相当遥远。

反思“革命之火”

     狄更斯令中国人心有戚戚的地方，还有《双城记》中对革命的反思，对“多数人的暴力”的警醒。这样的暴力，曾给中国社会留下长久的裂痕、创伤，迄今难以痊愈。

   《双城记》是一部忧患之作。彼时英国阶层对立严重，正处于爆发社会革命的边缘，狄更斯认为19世纪50年代的英国与18世纪末的法国非常相似。“我相信不满情绪像这样冒烟，比大火烧起来还要坏得多，这特别像法国在第一次革命爆发前的公众心理，这就有危险。也许将会变成那次以后从未见过的一场可怕的大火。”

    故事便以法国大革命为背景展开。书中命运悲苦的革命者德伐日太太时刻不停手中的编织，编织的是仇恨，是为整个贵族阶层准备的裹尸布。狄更斯忧心忡忡，他同情在穷困与压迫下挣扎求生的底层民众，但对暴力革命始终保持警惕，“只要种下的仍然是暴戾恣雎与欺凌压迫的种子，那么结出的必然是暴戾恣雎与压迫欺凌的果实”。

     从德伐日太太身上可以清楚地看到狄更斯的态度。对于这个沉浸在复仇欲望中最坚定也最极致的革命者，狄更斯写道：“她是绝对没有怜惜之情的。即使曾有过也早已泯灭了。一个清白无辜的男人要为父辈的罪行而死亡，这在她完全不算一回事。那个男人的妻子要变成寡妇，女儿要变成孤儿，这在她也不算一回事。那种惩罚还不够，因为她们都是她天生的敌人，是她的战利品，本没有活下去的权利。”

     革命以后会怎样？狄更斯在全书结尾时借已死去的卡尔顿之口说：“我看见巴萨、克莱、德伐日、复仇女神、陪审员、法官，一长串新的压迫者从这个惩罚工具所摧毁的老压迫者们身上升起，又在这个惩罚工具还没有停止使用前被消灭。”

     以压迫替代压迫，以奴役替代奴役。这就像法国大革命吉伦特派核心人物罗兰夫人吊诡的人生际遇一般，她是革命信徒，却被革命者送上了断头台，临死前留下那句：“自由，多少罪恶假汝之名以行。”    狄更斯为当时英国开出的药方，是爱与宽恕。如梁实秋先生所说，“狄更斯不想写革命史，他只要捕捉那一时代的气氛，用一个故事来说明流血只能造成更多的流血，仇仇相报无有已时，只有仁爱的心才能挽救浩劫”。这样的方子，于疗救社会顽疾而言，未必对症，对于乱世与盛世中安身立命的人们，却总有几分心灵慰 藉。

副文
性虚伪者，伟大的“坏蛋”
翻到B面看狄翁

● 思郁 / 文

     在我们的印象中，狄更斯属于一个更为悠远的传统，即是说，我们已经很少读他的作品，但是他的影响却一直都在。这也许就是“伟大作家”的一个标准，我们看不到他的存在，但是他一直都在那里。狄更斯的存在成为文学传统高高在上的一个标准，一旦成为这种级别的作家，我们就很难把他拉下神坛，还原成一个活生生的人。

     如今，一本关于他的全新传记出版，让我们对他有了更为全面清晰的认识。这就是克莱尔·托玛琳的《查尔斯·狄更斯：一 生》。

     托玛琳向我们揭开伟大作家狄更斯的神秘面纱，他也是个普通人，活泼、充满魅力、气质非凡、心地无私，同时也是人格分裂的个体——他受着折磨、傲慢、怀恨在心、没有慰藉，而且还犯下了错误，尤其在婚姻和爱情上遭人诟病。有评论者甚至说他是一个维多利亚时期“性虚伪者与痛苦天才的典型”。

     1836年，狄更斯与年仅20岁的凯瑟琳·霍格斯结婚。凯瑟琳是位娇小的女子，精于女红刺绣，懂得音乐，且说得一口流利的法语。但作为名作家的妻子，她显得不够精明，也不会照顾自己和家人，尤其作家大多有些怪僻的脾气，她却一味顺从，助长了狄更斯对她的坏脾气。尤其是她变成一位生育了10个儿女、身体发福、面目可憎的女人后，狄更斯对她失去了兴趣。

    “可怜的凯瑟琳和我并不相互般配，我们对此无能为力。”婚后20年，狄更斯这样解释道。令凯瑟琳感到屈辱的是，她的丈夫在他的更衣室和两人的卧室之间竖起了一道门。

     1865年6月10日，狄更斯从法国乘火车回家乡，在过一座大桥时，火车突然出轨，前面的7节车厢掉在了桥下，狄更斯所在的第8节车厢则悬在半空，他跌到车厢底下。狄更斯努力使他的同伴镇静下来，然后自己爬上了桥。他找到列车员，拿到他们那节车厢的钥匙，打开车厢门把同伴们都救了出来，然后加入营救伤者的行列。用狄更斯自己的话说他当时救人真是“不知疲倦”。当时他已经53岁了。

      但此后，他从不愿描述那次经历。在后来的事故审判中，他甚至拒绝出庭作证，拒绝承认他就在现场。为什么狄更斯要隐瞒他的英雄事迹呢？英国研究狄更斯的专家现在终于搞清楚了，因为他当时的旅伴正是情妇奈丽·特南，他不想让人们知道他们之间的秘密。

     他们在1857年结识，当年狄更斯45岁，奈丽·特南18岁，只比他的女儿凯特大几个月。这对忘年情侣因为奈丽饰演狄更斯笔下的角色而结识，狄更斯对奈丽神魂颠倒。可以说，这种迷恋暴露出人性中最恶的一面。他公开和妻子分手，还用最残酷的手段羞辱她。他用尽各种方法追求奈丽，最后她成了他的情妇，并居住在伦敦郊 外。

     狄更斯终于如愿以偿地与凯瑟琳离婚，并重建了新家庭，满足了自己的欲望。但他却日渐衰老、体弱多病。可能维多利亚时代生活的紧张使人们要面对很大的压力，只有五十多岁的狄更斯又因为繁重的笔耕和对现实的失望过早地衰老，饱受痛风、神经痛的折磨。1870年，乔治·艾略特曾这样描写过狄更斯——“他形容枯槁，面容憔悴”。

    1870年6月9日，狄更斯在写作《德鲁德疑案》中突发中风去世。他的墓碑上如此写道：“他是贫穷、受苦与被压迫人民的同情者；他的去世令世界失去了一位伟大的英国作家。”

     但他的亲人却不这么想。狄更斯死后，他的女儿凯特说她虽然无比热爱父亲，但他却是“一个坏蛋”。她念及母亲凯瑟琳，如此消极被动，如此备受冷落还饱遭生育之苦。托玛琳在她的传记中评价说，狄更斯醉心于他自身的影响力，那种使大众发笑和哭泣并迷恋他的影响力，他渴盼这种情况出现在他著名的公开朗诵现场，但正是这种影响力也让他变得冷酷无情。

雨灵雨灵

也许每个从农耕社会向工业化迈进必然都会遭遇的问题吧。英国这样的老牌帝国主义是先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