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论上海古籍出版社的无稽
文/那腰
诚如寒烟和庄主等朋友所说的那样,在1978年的那个年代,中国的国情就是那样,开口马列、闭口毛泽东思想,时不时的还要高呼毛主席万岁。红宝书家家都有,个人能出一本非红宝书类的书简直就是一种无法企及的奢侈梦想,还有什么不满足的?
但,正是因为如此,才尤其显得上海古籍出版社的无知和无稽,甚至可以说1978版的《元白诗笺证稿》是对陈寅恪先生最大的侮辱。
但凡了解陈寅恪先生的人,都会知道先生是因何而死。在那大字报满天飞的年代里,作为一个国家国宝级的专家,竟然同样在遭受着非人的折磨和批判,而被批判的原因,就是因为其守旧,不信奉马列及毛泽东思想。
陈寅恪先生的晚年是悲惨的,他的过世是中国文化界的一大损失。如果没有这残酷的政治斗争而令无数的像陈寅恪先生这样无辜的学者为之付出生命的代价,那么,他们又能多培养出来多少文化菁英,而中国的文化学术界,也不会凋零至今日如此不堪的凌乱境地。
当年陈寅恪在因为给学生上课不运用马列主义观点而遭批判的时候,陈寅恪曾经说“我的著作都含有自发的唯物因素”。从这一点来看,陈寅恪先生并不否定唯物主义,但是,他却有自己对事物本身的看法和研究。他所尊重的是事实本身,而不是谁的思想。更有在1959年高层派人劝说陈寅恪先生带研究生的时候,陈寅恪先生当即表示“只要毛主席和周总理保证不批判我才开课。”(来源《陈寅恪的最后20年》)由此可见陈寅恪先生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尊重,绝对不是当年的政治气候所能压垮的。为此,陈寅恪先生甚至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再论关于陈寅恪先生出书一事。“同众多学者一样,陈寅恪中岁后一大心愿就是能将心血付诸印梓。”“1950年11,岭南大学(未并入中山大学前”中国文化研究室出版了陈先生的《元白诗笺证稿》“”陈先生对著作出版的情感,从下面几件事可以窥知。《元白诗笺证稿》出版后,每位选修他的课的同学,都可以得到他亲赠的一本书,扉页上有陈的印章……“(来源《陈寅恪的最后20年》)由此可见,陈寅恪对其著作的爱护与珍惜。这与现今的签名售书绝对不是同一码事。而那一版的《元白诗笺证稿》根本就不存如上海古籍出版社的出版说明中的那句话。
与之相反的是陈先生的《论再生缘》的出版。由此可见陈先生对文稿的对待上是多么的慎重。
《论再生缘》大约在1954年的春季定稿。陈寅恪坚持自己请人刻印。刻印好后,虽交学校油印,但陈寅恪一再坚持自付刻写、纸张、印刷等费用。陈寅恪说,《论再生缘》不是教材,是个人著作。故一再嘱咐当时替陈先生刻印的姜凝不要到教材科领取刻写酬金。当时陈寅恪先生所在的学校是岭南大学。
1959年,《论再生缘》在香港友联图书编译所出版了。为什么此书不在国内出版而是由章士钊受赠陈寅恪《论再生缘》之油印本为蓝本而于香港出版呢?这个,其实在1951年,中国科学院准备出版杨树达的旧作《积微居金文说》时,陈先生已经嗅到了政治的味道。“早在十年前,陈寅恪为杨的此书写下序言,评价之高,杨引为肺腑之友。十年后,杨仍拟将陈先生作的序言放于首页,陈也欣然答应,但到了1952年5月,中国科学院编译出版局给杨去信称:陈寅恪的序文“立场观点有问题”该年10月,杨的《积微居金文说》出版,陈寅恪的序文被删除。“从这件事情上陈已经隐约感受到了政治对学术的影响。
因此,在他的《论再生缘》完稿后,中国历史研究所与中山大学学报一直希望能刊登陈先生的论文,陈寅恪坚决不同意。由此可见陈寅恪一心治学不与政治沾边傲骨。
上自周总理、陈毅副总理,下至中山大学及各校学者教授对陈寅恪先生的爱护及推崇,“三百年来独一人”的称颂,陈寅恪先生当是当之无愧的。在当年,陈寅恪先生若是一级教授,整个中山大学的教授都只能屈居二级。纵观整个学术界,能与陈先生比肩者,无一人耳。由此可见陈先生之博学绝不仅仅是懂得22种语言那样简单,陈先生的“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的治学思想及不与政治沾边的铮铮傲骨,放眼全国,也独一人耳。
所以,上海古籍出版社在其1978年再版这本《元白诗笺证稿》时的出版说明中写上了这样的一句话“……它对于我们今天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来分析、研究元白的诗作,还能提供一些详实的资料,而有些资料是较为珍贵的。……”绝对是对陈先生一生傲骨种侮辱。说他们无稽,那都是轻的。因为陈先生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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