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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行风

主楼

发表于 2013-8-11 16:31 |只看该作者 |倒序浏览 |

本帖最后由太行风于 2013-8-11 17:37 编辑

一

　　那年，乘着党政干部下海经商的浪潮，毫无经商经验的我，以破釜沉舟义无反顾之势，朝着云谲波诡高深莫测的商海，一个猛子扎了下去。
　　时市场经济刚刚开始。从计划经济时代走来的人们，在政治挂帅时代的惯性作用下，羞答答一如浔阳江边的琵琶女，千呼万唤始出来，犹抱琵琶半遮面。为了打破从官场到民众中这种羞于言商、耻于说利的心理惯势，进而打破流通领域僵死的官办体制，上边公开号召并出台好多优惠政策，鼓励党政干部下海经商，以此推动一个全民参与的市场经济时代的到来。一时间，“停职留薪”、“下海经商”成为使用频率最高的流行语。许多机关干部和企事业人员摇身一变，成为“春江水暖鸭先知”商海弄潮人，或开办工厂、经营商店，或走南闯北于全国各地乃至口岸、异国他邦，在产业和市场的之间买进卖出或牵线搭桥做“红娘”，抽吃红利或赚取价差。各种行业、单位也纷纷兴办经济实体，创收盈利。一时间商风乍起，钱潮滚滚，天下无人不言商。我就是在这一大背景下，下决心投笔从商的。我找单位领导软缠硬磨，死缠烂打，好歹说通放我下海一搏，就此由一个“纸上躬耕徒费神，案牍劳形骨伶仃”的清高秀才，摇身一变为仰仗财神、唯利是图的商人。
　　这肯定不是我的觉悟有多么高，时代责任感有多么强，非要去领什么风气之先，而实在是当时马踩着车的无奈选择。说来惭愧，本人除了上有老下有小的原因之外，还有一个较之于常人更难迈的坎：遗传能力强却计划性极差，一口气生出两个扛枪带把的接班人，使得一家四口中就有三个是男生。若打架发起飙来还有点优势，一下可以站出三条虎腾腾的汉子，可论过日子，真够我喝一壶了。在我所处的县城这种城乡结合部，是必须按照老传统、旧规矩行事的：两个孩子上学，须全程花钱供出；若高考失利做了农民、市民，盖房子娶媳妇则必须一包到底。一方水土一方人，西方文化西方理念在此地是格格不入的天方夜谭，故而吓死也不敢让孩子年满十八就去独立，或花钱向我这个当父亲的借贷。于是就被逼上了梁山。如不照此办理，赶快上山入伙，就当时咱那一个月数百元的工资，只能是眼睁睁看着两个孩子打了光棍！
　　国外有句名言说，经济是一只看不见的手，它操纵着国王宣不宣战，百姓成不成婚。我被这只巨手轻轻一拎，便背离了鄙视金钱、不为五斗米折腰的文人立场，变成一个奉行现实主义、崇拜赵公元帅的“生存派”。
　　在此之前，已有过一次演习。“下海热”初起时，我随主任带一部单位的小车进京，到某大杂志社处理一个由我执笔撰写的文稿，因事情比较顺利很快办结。主任是个思想很先锋的人，说咱们既然出来了，时间又宽裕出好多，就别急着回去，除游览一下北京的主要风景区外，顺路考察和熟悉一下市场，开开眼界，与市场经济接接轨。于是我们在游览了故宫、颐和园、八达岭长城后，于归途中先在石家庄停车，转了好多市场，又绕道至当时声名鹊起的白沟小商品批发市场考察。夜宿白沟时，主任对我和司机说，咱们身上都还有点钱，明天到市场转悠时每人购买一批小商品，回去后各想门道出售，试试市场的水，挣几个小钱贴补一下自己。第二天，我在铺天盖地令人眼花缭乱的商铺、摊位转悠中，用单价几毛块把钱的批发价购了几百件钢笔之类的文化用品，回来找了两个开商店的熟人趸了出去，从中赚了几百元钱。这次小试牛刀，使我尝到了倒腾生意的甜头，也看到下海经商的光明，更坚定了下海一搏的勇气。
　　然而没有起步资金，没有关系门路，没有信息来源，没有具体的生产经营项目，也没有什么人给兜着罩着，甚至连一部当时还闪耀着贵族色彩的程控电话都没有。有的，只是一个一厢情愿的意向，一股不信猫不吃生姜的拗劲，再有，就是一副还不算太笨的下水。
　　典型的白手套白狼。可是狼天性凶残狡诈，是那么好套的吗？
　　正式被批准下海的那天夜晚，我把两个分别上高、初中的孩子叫到跟前，当然我那个农民身份的“做饭的”也在场，像模像样开了一个家庭会。我觉得我的脸色凝重得就像临刑前的许云峰、江竹筠，语音沉重得像一枚枚大铁球，掉地下一砸一个坑。我说两个孩子都给我听好了，是你们把你老爸逼下海的。海里允许人一夜暴富，富甲一方，也允许人一赔到底，血本无归。当然还有一种可能，就是不赚不赔，闹个呀呼儿嗨，但这种可能的几率几乎是零。一旦你们的老子背时倒运弄砸了，钱没挣来反欠下一屁股债，以后你们无论考了学校，还是高考落榜要盖房子、娶媳妇，就当你老子已经死了，凭自己的本事闹腾去。到那时，我只能告诉你们，我努力过了，奋斗过了，尽到心了，黔驴技穷无计可施了，要钱没有，要命过几年再说……
　　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我感觉我就是经典的悲壮人物荆轲，正诀别了衔泪揖送的人，转身离开朔风锁寒江的易水河，走向前途未卜的远方……
　　

二

　　
　　常言道“在商言商”。“商”是什么？就是一切向钱看，就是穷心竭虑不择手段地谋利赚钱，争取利益的最大化，就是“无商不奸”。在这一意识支配下，我迅速摒弃了机关工作人员的优越感和平时养成的斯文、清高、矜持、羞涩，快速完成从文人到商人的角色定位与转化。
　　一穷二白，就逼着要干要革命了。经审时度势，鉴别比较，我盯上了玩“空手道”的中间商（时兴话叫“经纪人”）。办法有两种，第一种是盯地销产品，就是本地找到煤、铁及农产品等销家，或者受托于销家，到外地找到买家，牵线搭桥，谈好价钱（含进自己报酬，和买家砍价的伸缩度也在这部分里，销家的价格一般是不会变的），促成生意后掌握时机通知买家携款过来。一般是不发货过去的，“货到地头死”，十有八九会挨斩被骗。对方来人后则全程提供服务，当然也是全程跟踪监视，避免买卖双方见面后直接实施交易，把我这个中间商甩了。第二种办法是盯外地紧俏商品，这边找到出钱要货的，陪同前去购运。那时尚是“卖方市场”，好多产品紧俏，能以合适价格购得回来就是本事，就有钱可赚。以上两种办法都像媒人一样，一手托两家，生意做成从中抽取了差价或者获取事先讲好的报酬。
　　当然也不排斥自购自销的短线作业，就是瞅准了走俏且资金用量不是很大的生意，预先找好接手的要货方，筹措资金购回，交割出去，打一个漂亮的闪击战，将差价赚走。
　　在以于近于白手夺刃的经商模式中，最关键的是信息灵通，广有关系，活动能力强，除了本地地面上人头熟以外，销货地也必须有当地的“熟人”，即所谓的“关系”，打通要货方的关节，带人携款前来购货发货。要搞回来的货也需当地“熟人”、“关系”提供价格信息（当然是对方加利后的价格），帮助打通关节，购出货来，并协办发运。泱泱大中国，异地他乡处，哪有那么多现成的熟人、关系在那里等着？于是就到处收集各地人的名片，瞎猫撞死耗子。反正那些触角到处伸、名片满世界撒的人均是商道中人，目标一致，利益相连，很容易就搭上了线。但是这些人帮助卖出地销产品或购进紧俏商品是真有本事还是假有本事，就不好说了。大家都是跟着潮流噗通通跳下水的下海者，并非经商行家，其中不乏低能者。在利益分配方式上，双方按说好的比例分成，但主动出击的一方承担的风险肯定要高许多：打住狼大伙吃肉，狼咬住可就得自己受疼了，最少路费、请客花销等前期投入，就白白扔狼嘴里了！
　　“商人重利轻别离”，为了找销路或求货的货源，经常要跑出去，带人前往购货更是如此，自然很多时候是人在旅途。指头卷大饼自啃自的差旅性质，捉襟见肘的经济状态，决定了只能吃最便宜的饭，住最低档的旅社，并且尽可能将夜间安排在行进的火车、汽车上，以省去住旅社的花销。我就是在那时候，注意到两列火车对开错车时，鸣笛的声音是怎样被挤迫，像拉面条一样拉长，变形的。在车赶车路赶路的奔波中，于寒冬腊月三到冰天雪地的东北，酷暑盛夏两至“四大火炉”之一的南京。领教了东北“黑山白水”那疙瘩的冰天雪地，非大口饮酒不能抵御的严寒，以及大姑娘指着刚下火车急于排泄的男性旅客大吼往里走的直率泼辣，见识了溽暑酷夏南方的高温燥热或闷热，以及夜晚阵蚊成雷的厉害。至今犹记得被咬得遍体红斑恼怒成羞与那黑色小妖整夜搏斗的惨烈。说来怪不好意思的，反复从南京穿街而过，只是向总统府、石头城、雨花台行了注目礼；数度经过人间天堂的杭州，硬是没舍得到“浓妆淡抹总相宜”的西湖留下个脚印。俗话说穷家富路，可我当时的情况，富得起来吗？
　　几年里，我的足迹遍布长城内外，大江南北，唯有西边7、9、11点方向未曾涉足。这样的跑腾有很大的盲目性：要奔的“关系”，往往是仅通过几次电话的人（抽冷子去机关打揩公家的油），却满怀信心奔人家而去。对方好多是急于捞钱却不在圈子里交际也不行的人，导致十有之九无功而返。最狼狈的一次是心血来潮下我竟然去和厦门同走私集团打了一次交道，购运价格很低有利可图的走私品，岂知在错误的地点错误的时间犯了一个致命错误——我所在地为典型的内地，人们几乎没有反走私意识，而厦门乃打击走私的重点地区，又阴差阳错恰好赶在“3.15”打假日，当地所有执法性质的部门倾巢出动，全部上路封挡路口打假查走私，使我所购外牌香烟、摩托车、手机、呼机等一律被扣。所幸是先发货后付款，所幸对方怕暴露藏货地点拒绝我前往提货使得我不在现场，能够迅速撤离全身而退，只是扔了一万元租用集装箱款和两千元的差旅费。或许这件事压根就是一个骗局也未可知。
　　钱是好东西，谁也和它没仇才使得趋之若鹜。可是钱这东西嫌贫爱富，势利十足，与妓女一个德性，轻而易举就都跑有权有钱人那儿去了。那些人简单得就是大笔一挥批个条子，甚或就是一个电话一个眼神，就把钱大把大把地搂走了，而对于像我这样没钱没势的，想让它屈尊委身，难！
　　

三

　　
　　出门在外，千里辗转飘忽不定，饮食不周冷热难调，孤身只影愁绪独饮。可这些难处，比起商场的人心叵测、尔虞我诈、争利于市的利益纷争来，压根就是小菜一碟。
　　以前闻知，“春冰薄人情更薄，江湖险人心更险”，总觉得就是那么一种说法，甚至是文人言过其实的夸张。置身商海，方对此有了刻骨铭心的感受，对这一行当“只有永恒的利益，没有永恒的朋友和敌人”的“利益至上”法则，有了透彻的见识与体会。
　　我下海做成的第一笔有效生意，是作中间商到东北通化给县木材公司购买发运木材。说来也怪，朋友手底下捡了一封招徕木材生意的信函，里边的信息竟然为长年累月经销木材的木材公司所不掌握。红皮松、白皮松、东北榆等一报规格、质量与价格，老熟人的经理马上表示可以接受。该经理让我发回两个火车皮的东北榆，合120方，一方付我50元报酬。并表示，以后只要再通过这一渠道购货，仍然让我去，报酬也仍然照此办理。可是隔行如隔山，我不懂木材，自然就发怵。于是对经理说，还是你们派人去，携款并负责检验木材的规格、质量和方数，去人的开支从付我的报酬里扣除。嘴上如此说，心里却暗暗苦笑，因为我知道这明明就是卖路，以后人家不会再劳驾我了。经理当即答应了我的意见，派一副经理与我同往。因通化的“关系”是一公司领办实体的党组书记，人诚实可靠，两车皮木材顺利发运回来，返程时还生平第一次乘坐飞机到北京，再转车回来。交接时，满意得皱纹都绽开了花的经理交代我说，打发你个基本满意吧，付你2000，你看中不？我心里盘算，按预定的标准我应得6000，除扣去此行花销的3000多，我应得2000多，因不差多少就马虎答应了。以后一如我所料，该公司又分两次到该地通过我的“关系”发回四个车皮共计2400方的木材，却没将半点信息透露给我，节约中介费一万二！我一咬牙认了：人家谁傻了，放着能省不省非让你去赚！第一次权当人家出资去东北旅游了一趟，何况还赚了2000，有比没有强，哼哼比哭强，难得糊涂嘛，不糊涂也装糊涂吧！
　　我把精力转移到了下一单生意上。做生意永远在盘算下一单。
　　我在通化发木材时了解到，这里大米不仅品质优良，而且每市斤的价格比本地低好几毛。我地是非大米产区，全县人所食用大米均从河南为主的地方购入，近年来东北大米声誉渐高，加上年关逼近，又新结识了当地搞粮的朋友，商机构成，怎么能不干它一票？岂知和一同伴一起说服了邻市一家粮食单位前往通化购运一火车皮的大米时，因飞雪来早，延误了收割，新稻米迟迟不能下来，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发运回一车皮上年陈稻加工的米，合同兑现肯定与原来说的打了折扣。总算人家还宽宏大量，除管了路费外，还每人给了100斤大米做酬劳。不是还捎带着到了国境线，隔着鸭绿江看到了朝鲜吗，也算是收获！汲取此行教训，我俩核实准了通化新大米下来的时间，再行说服县里某银行创收实体为主的三家单位，合伙往回发运一个车皮的大米。同伴先我一步前往通化打前站，我在费尽口舌并给那家银行实体交付风险金后，第三次踏上了去东北的旅程。
　　山区小县城，人都抬头不见低头见，原想此趟生意不会有太大的不顺，岂知大错特错。银行去人是两位，一个是领办实体的头，一个实体的会计，两个人虽然年岁不大，却为人阴沉，城府颇深。另外同去的一个，是机关后勤单位的副职领导，应该说人品不错，表现出的党性也强。可他们三个恰好是一个乡镇的老乡。这种关系加利益的一致性，使他们结成铁板一块的死党，从他们嘁嘁喳喳咬耳朵和不友善的眼光中，我预感到这趟生意的不妙。
　　车至通化，稍事休息便与我们的关系人见面，并转道大米产地，问题马上出来了——这伙人见到满街市摆放的白花花的大米了，便借口粮食尚无放开言称要放弃这趟生意，打道回府。我们说既然一起出来，还是一起回去好，他们马上找借口要绕道大连、青岛作逍遥游，而且说不定还会游到哪里去。这明摆着就是要卸磨杀驴甩开我们做这趟生意了。我与同伴摆架势要和他们生气，却看到通化关系朝我们使眼色，于是隐忍不发任由他们离开，我们两个则跟通化关系乘车返回。途中他告诉我俩，那几个和他一见面，就悄悄塞进他兜里一张纸条：“我们能不能单独谈谈？”证明了他们就是想踹了我俩，却依然要靠我们的关系来做成这笔生意。异地他乡，购大米和短运雇车、铁运请车皮等，没有当地人帮忙根本行不通。通化这位哥们，尽管机会把握得不好，大米还没放开就让我们过来，可人挺够义气，言之凿凿对我俩道，你们领着人奔我而来，我怎么能一脚把你们踹了，哪我还是人吗？你俩别怕，他们要了我的电话号码，稍后一准会和我联系，那时我从中斡旋，再把你们笼到一块。生意场上，能遇到这样的人，也算遇到活佛了。
　　在通化关系的周旋下，我们两家的人又见了面。我把随身带的防身用水果刀啪的一声插到桌面上，对他们吼道：你们敢过河拆桥坑老子，老子一个个把你们全撂倒在这儿，咱们就都在这东北的林海雪原刮旋风做他乡野鬼，陪伴杨子荣、赵尚志的英魂！如果还想活着回去的话，最好做事做得有点人味！这一招还真把他们逼到了谈判桌上。拉锯战中，他们虽不敢再有甩掉我俩的想法，却嫌我们赚的多（当时谈判时，作为商业秘密没有告诉他们这里大米的底价，按规矩他们也不应知道，只谈接受价就好了），非要砍到一个非常低的价位。我们则强调，价格是在他们可以接受的基础上谈妥并签了约的，怎么能够到了地方见着了货，又背信弃义毁约呢？那位机关副职领导脸红脖子粗对我嚷嚷道，一个GCD员、机关工作人员，怎么能够这样算计机关和机关人员的利益？我拍案而起道，我从正式下海经商那天起，就是地道的商人，牟利赚钱是我的本分，莫非我千里迢迢到东北是学雷锋来了？是给机关尽义务来了？谈判自然不欢而散。
　　好好恼恼聚聚散散，谈判整整进行了三天。可是主动权在人家手里，他们若真要霸王硬上弓地单独去做，还真踹不死他们。要命的是整个吉林实行粮食地方保护，丝毫没有放开的迹象。通化关系则顿顿有酒招呼着我们，着急的却不是我们继续合伙不合伙，而是粮食放开放不开。我偷偷与同伴说，情况不妙，不能再僵持不下了，让步吧，就怕少赚也赚不到手了。后来不幸被我言中，本地文件表明，粮食近期根本无望放开，双方的人最终还是无可奈何地各揣怨愤地踏上了归途。
　　这趟生意比上次更糗，赔了盘缠不说，那笔按说通过重新谈判已不存在的风险金，也因攥在对方手里索要不回。我被紧紧包裹在失败的痛楚里。更令我心痛的是真真切切感受到商道无情，人心险恶。
　　商海，一个金钱主宰灵魂使人变异使人疯狂的地方，一个没有魔鬼品质难以胜任的地方。我变得战战兢兢，如履薄冰。
　　

四

　　
　　人之所以成为万物之灵，就是因为面对困难、失败和痛苦，可以进行反思，从中汲取教训，从而步出迷局，纠正错误，才高居于世界万物的最高端。
　　遭受几次生意失利之后，经一段茶饭不香、清夜扪心的思考后终于明白，以前盯着的生意太不现实，动辄汽车、火车，生铁、煤炭，“青松恨不高千尺”，结果革命的浪漫主义没有与现实主义相结合，使得“城头变幻大王旗”，生意易主，利润旁落。我还明白了，在市场经济相关法律不健全的情况下，经纪人的利益很难得到保障。就像我去东北发木材、发大米一样，往往被过河拆桥，甚至没过河就被拆了桥。另外我还有一个基本估计，就是随着市场经济的渐趋成熟，党政干部下海经商及机关企事业单位兴办实体，多如过江之鲫。这种现象，只是特殊时期的特殊产物，这种政策性的官商一体因存在着客观上的不正当竞争，国家一定会在规范市场、规范经济秩序中给规范掉，因此我留在海里时间不会太长了。可我不能缴了学费却沉舟折戟，就这样半道退出。我不能输，我也输不起。除了钱的问题、两个孩子前途命运的问题外，还关系到我的智商、能力和价值的认定问题。屡战屡败一事无成，原货退货滚回机关，不是我的性格！
　　我及时调整策略，改弦更张，根据手头掌握的信息，在银行贷了一笔款子，随一老家在浙江山区的省城一文道朋友，到了其翠竹掩青山、碧水润红荷的家乡，在品尝够米酒年糕，听够咬舌头尖的浙江话之后，从那里购回700多斤名为“珍珠茶”的茶叶。这种茶呈圆颗粒状，虽属中低档茶，可外形美观，价格偏低，符合大众化欣赏与饮用。在推销对象上，则瞄准各行政、企事业与一些行业单位。他们每年入夏都要按人头发放消夏避暑品，同样是出钱买货，要谁的不是要？何况我的还是当年新茶，质量绝对没问题。当然，在推销手段上我也实施了相应的策略，就是发挥自己的优长，“以笔养商”：我给你写你需要的文字材料，你购买我的茶叶，咱们按照市场交换的原则，互通有无，各取所需，各得其所。
　　年底茶叶销完，赚到了下海以来也是有生以来最大额数的一笔款，大概七八千的样子，花四千多元端回家一台17英寸的彩电，结束了家里除了收音机、手电筒没有家电的历史。
　　“以笔养商”说起来轻巧，就上嘴皮一碰下嘴皮，做起来就不那么简单了。那时我包了本县人行、工行、农行、建行、农村信用社、工商、税务、电业、医疗、企业厂矿以及好多政府所属部门的重要材料，一般都是上交级别高，写作难度大，要求时间又比较紧，如典型经验材料、工作研究、调研报告、论文、电视专题片脚本等。做“枪手”须有“枪手”的本事，否则人家找你干什么，快枪利马迅即拿下，确保使用，是最基本的要求。一般写手都怵跨行业的材料，我却不怕，前提是你单位必须有一个精通业务掌握情况的人给我坐这儿，基本素材随时供给，不懂之处负责解释清楚。辛苦是肯定的，常常通宵达旦，吃点喝点接着再干。好在那时年轻抗得住，一天一夜拿一个典型材料不在话下，拿出去还得保证出彩叫好。材料写得太牛气了也招麻烦，就因为我写的一个典型材料在省农总行交流后，省行当下拍板把现场会定在了本县农行，搞得全行突击大补课，行长见了我又是傻乐，又是苦笑。除此外几大银行有职称的干部员工每年都有通讯报道任务，完成奖励完不成则罚，于是好多人找我代劳，说稿费、奖金归我，他们不受罚就赚了。我让他们找工作业务的亮点，量体裁衣写成消息、通讯、新闻调查等，没有亮点的将我灵光一闪生出的点子写成言论稿，如《谁是谁的财神爷》、《农行何以能不姓农》、《银行，还按部就班过双休吗》，就是我灵机一动写出的，一年内光农行一家就发稿50多篇，并在《中国金融时报》、《瞭望》、《半月谈》登堂入室。还真别说，这“商”还真让我这“笔”给养住了，额外还有一份稿费、奖金的收入。
　　当然，也有被涮的时候，个人登了稿子悄悄揣了稿费、奖金的不说，连堂堂公家单位也有两家黑我。政府序列一思想观念仍停留于计划经济时期的局长，振振有词谴责我：领着公家工资就让你这样干？我忍无可忍挥戈反击：局长大人，公家给我发着工资是让我给贵局干活吗？你手下领工资的人怎么不把活给干了？不说劳动商品化，按劳取酬，光说你的副局长讲好了报酬专门请我来，也不能食言而肥吧？后来在我所在单位领导出面协商下，才打了折扣付给我报酬。
　　后来的发展一如我所料，党政机构经营实体一律停办，停薪留职人员要么返回原单位，要么就彻底与财政脱钩。领导找我谈话后，我经慎重考虑，选择了回归：我的人生价值定位不是商人，所以尽管身在海中，仍然没有跻身先富起来人群的思想准备，或许是为“君子忧道不忧贫”理念和我“只求过得去，不求过得好”的心理所贻误吧？于是于下海四个年头之后，一个不怎么华丽的转身，一身水渍、一身伤痕、一身疲惫地爬上了岸。
　　当年从易水边悲壮而去的那个人安然回来，只是从县委办调至同一座楼的新闻办（我职工的身份，已不允许我在纯行政单位工作），继续操笔为文。尽管同事们都为我庆幸，没像一些下海的人呛水而回，更没有像一个携几个机关凑起的几十万巨款到黑河做口岸生意的干部因大败亏输，无颜回见江东父老而流落他乡，但我每每回眸这段往事，还是心中酸楚，眼生泪花。
　　值得宽慰的是，我用下海赚来的钱在县城置办二手小院一座，结束了寄人篱下的尴尬生涯，迈过了人生最艰难的坎。
　　值得宽慰的是，在下海岁月里没留下一分钱的债务与相关纠纷，落得一身清白一身坦然。
　　值得宽慰的是，收获了一种根本不能用金钱来衡量的人生经历，从此洗尽铅华不文士，心头厚重方中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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