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你说我记 于 2014-6-12 09:17 编辑
那年我九岁
公元一九五八年,是一个群情激奋欢欣鼓舞蓬勃向上热火朝天的岁月。那一年,我满九岁。 春节一过,我懵懵懂懂地感觉世界在飞快地变化,一个又一个的新景象总是让人应接不暇,眼花缭乱。 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人们一反去冬异常严肃的面孔,换上了一副灿烂的笑脸,机关、学校里的大字报都全部不见了,换上了红色的大标语,“要高山低头,要河水让路”、“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显得格外醒目。接着是号召所有干部家属报名参加工作,本来就是街道积极分子的妈妈报名后,马上被分配在县造纸厂当工人,她每天早上出门,晚上要很晚才回家。爸爸打起了背包又一次下乡去当工作队员,几乎一个月才回趟家。家里就剩下我和双目失明的爷爷,每天我牵着他去“干部食堂”吃饭,然后就去上学。学校里开展普通话普及教育,原来我们学过的注音字母“ㄅㄆㄇㄈㄉㄊㄋㄌ”换成了汉语拼音字母“bpmfdtln”。唱的歌也不同了,以前唱儿歌,现在唱“少先队员顶呱呱,翻身骑上小飞马,快马加鞭向前奔,不怕风吹和雨打,……叔叔伯伯大跃进,我们完成小计划”,还有“合作化的农村,一片新面貌,社会主义的根子,扎得牢又牢,农业纲要四十条,四面八方传开了”。……最有意思的还是那满大街的壁画,有幅画画的是一头很大的母猪,旁边有十多只小猪,上面的大字是“猪多,肥多,粮食多”,还有一幅我想了很久没明白,那上面画的是一个古装武将骑着一匹长着翅膀的马,武将头顶上像带着一个火炉一样的帽子,帽子上飞出很多星星,旁边写着一首诗,我只认识第一句的字“钢元帅,骑飞马”。我从来没见过这么大的图画,那些直接画在墙壁上的图画色彩缤纷非常好看。我特敬佩那几个画画的叔叔,真厉害!他们居然用整桶的油漆,搭个架子就在墙壁上画,而且比我爸爸画的还大得多。于是,我每天一下课就跟在他们后面看,看了一处又换个地方看,害得我上课经常迟到,为此,被老师没少责罚过,别的学习小组的旗子都插在“火箭”、“飞机”的栏内,连“火车”、“汽车”栏都没插过,可我们小组的旗子被几次插在“板车”栏,就因为我去看画画上课迟到。 就在我乐此不疲地跟在叔叔们后面看画壁画的时候,县城里又有了新事儿,隔三岔五就有一拨又一拨的人群敲锣打鼓地去县委会报喜,原来,县城及附近的铁匠、木匠、裁缝、制伞的、制蓑衣的匠人都按行业组织起来,成立了铁业社、木工社、缝纫社、伞厂、棕业社,他们一个个喜气洋洋,举着大红“囍”字,庆祝他们的集体企业诞生,他们都成了有单位的工人。我们这些小家伙也不约而同的跟在后面起哄,当然,我们是不懂什么叫“社会主义改造”的,我们感兴趣的是地上没来得及响的鞭炮。啊!今年的喜事多,我们捡到的小炮竹也多。捡了炮竹又成群结队地来到县城的中心地带,那里搭了个小舞台,一个大姐姐拿着一根小木棒,指着挂在墙上用毛笔抄写歌曲的大白纸,向围观的人们教唱歌曲。“跃进的锣鼓响连天,丰收的捷报四处传,共产主义在农村开了花,处处都把公社办。……”“人民公社好呀,红旗升上天,工农商学兵呀,样样都齐全。共产党,总路线,引导大伙儿建乐园。我为人人,人人为我,共产主义早实现。”我和小伙伴们也扯开清脆的童音,跟着大声唱起来。忽然,我向旁边一位叔叔问道“共产主义是什么?”那叔叔告诉我“刚才那个姑娘告诉我们,共产主义到了茶陵。”我一想,茶陵就在我们北面,坐汽车(当时还是背着一个木炭炉子的汽车,车速很慢)四个小时就到了。我疑心共产主义是一个极好的人,他来了,肯定非常好!(其实,我后来才知道,相邻的茶陵县已经成立了第一个人民公社。) 转眼到了下半年,我上三年级了,那天上课,老师给我们讲,党中央召开了八届八中全会(这几个字写在黑板上),我们大家都要努力学习,为建设共产主义做贡献。我一听,马上举手提问“老师,大人们都说共产主义到了茶陵,什么时候才到酃县?共产主义好吗?”老师笑了“共产主义不是一个人,他不会自己走过来,要靠我们发奋劳动才能实现。”老师的眼睛中闪耀着憧憬的光芒,“到了共产主义,我们的生活好得很,每人每天供应一斤大米、二两肉,两个苹果、还有牛奶面包和糖,拖拉机耕田,楼上楼下,电灯电话……”。啊!真好。老师说的多数没记住,我就记住了“两个苹果”,因为跟着爸爸妈妈离开长沙来到酃县,我就连苹果皮都没见过,那种好吃的水果每天都有吃,这共产主义当然好得很! 这学期,我又碰到了我没想到的事,原来,我一直是班长,那天学校开大会,我们的校长宣布,按照全国一盘棋,“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花,生活集体化”的要求,学校也要军事化,全校为一个团,一、二年级不动,六年级为一营,四、五年级为二营,三年级为三营,我被任命为三营副营长兼一连连长,同年级另一个班的班长为营长,三年级的班主任分别都成了教导员或指导员。我想不清楚,我们这个连就是原来的教学班,三个排也就是六个学习小组组成,不过小组长改称班长了,我不知道这里面有多少区别?回去问爸爸,爸爸笑了“你一下子就升官了,哈哈!跳了几级呀,比你老爸威风呀。哈哈哈……”不知道他是高兴还是逗乐。 这学期,我记得最清楚的是,那年十月份除了一、二年级外,基本上没上课,我们三营每天带上小竹篮去附近生产队去摘茶籽,班上大一点的同学(最大的女生已经十四岁了),他们带的是背篓,竹勾等摘茶籽的专用工具。早上,我们分别在各自食堂里吃过早饭,然后用搪瓷缸装上午饭,提着竹篮来到学校,营长负责整理队伍,我这副营长站在队伍前头,跟着老师领着大家出发了。 县城附近的矮山坡就是我们要去的目的地,这是一片油茶林,我们的任务就是收摘茶籽。油茶果成熟的同时又是油茶花盛开的季节,油茶有“寒露”籽和“霜降”籽两种,“寒露”季节一过,寒露籽如果不及时收摘,那油茶果就会开裂,里面的茶籽就会掉落,而当时我并不知道农村大量的劳动力都去支援工业建设,大炼钢铁去了,生产队劳力不足,偏偏那年又喜遇特大丰收,于是三年级以上的小学生、中学生都组织起来支农。油茶林里传来了我们的嬉笑打闹声,尤其是我们这些城市学生对这里的一切觉得特别新鲜,那满树的油茶果黄里透红,树叶青翠欲滴,茶花瓣犹如洁白的贝壳,黄色的花蕊中有一滴晶莹剔透浓稠的茶花糖,引来勤劳的蜜蜂嗡嗡采蜜,到处都是茶花糖的清香。我学着同学们的样子,拔了一根茅秆,去掉秆心,对着花心使劲地吸食花糖,那股甜蜜蜜的味道,觉得比老爸买的糖果味更甜更香更纯。摘茶果是不能用棍子敲打下来的,因为那样会打落茶花,这就会影响来年的茶果产量。大一点的同学背着背篓上树摘取,我们矮小的同学就在下面,随着他们把树枝用竹勾拉下来摘取茶果。不一会就装满了一篮子茶果,然后送到指定地点堆起来,等待生产队来人挑回去。这样连续干了半个多月,也不知道走过了多少个小山头,我就觉得树上的茶果越来越少,只能看到干枯的茶果皮像一个五角星一般张开着,里面黑色的茶籽所剩无几,这是怎么了?原来茶树下的茅草中是一把把茶籽,我们于是都蹲在地上拾茶籽,这蚕豆般大的茶籽一上午还拾不到一篮子,有些树下基本上没多少颗,茶籽哪去了?就在我提着空篮一边吸食茶花糖,一边转悠,不料,一脚踩空摔在一个土坎下,发现一堆松土傍边有几颗茶籽,等我拾起那几颗茶籽后把那对松土扒拉一下,咦!居然发现松土中还有许多壮实的茶籽,于是,我把那堆松土扒拉个遍,又发现松土后面还有一个小洞,哈哈!这小洞里藏着满满一大堆,我一下子不费力气的就装满了一篮子。我告诉老师这个奇异的发现,于是,老师用铁皮广播筒公布我的重大发现,号召大家都来寻找据说是山老鼠打的洞。 我们的班主任霍老师又是我们的语文老师,每当休息时间,他总是要我们讲叙当天经历的劳动过程,而且一边启发我们回忆,一边又指着茶山里的特殊茶树要我们口头描述。待到油茶籽全部收完,我们又回到课堂里上课。我们的第一篇作文是《挖薯》,第二篇是《摘茶籽》,这学期,在霍老师的指导下,我不仅学会了写作文,开始两三百字,后来竟可以写六七百字,而且,他还教会了我们写诗歌。我记得那年学校出的《元旦特刊》墙报上,刊登了我的两篇作文,还有一首诗歌“高粱红,谷子黄,红薯豆子堆满场,男女老少夺丰收,人民公社好风光。”我有个叫“代雨”的好朋友写了一篇《记一件有意义的事——山区来了拖拉机》,被老师在课堂上绘声绘色地朗读后,让我后悔了许久,因为那个星期日他邀我去玩而我没去,错过了这个机会。我们每天要比往常多一节课,因为要把捡茶籽耽误的课程赶回来。我的作文本父亲看了以后感慨的说“刚会写作文接着就写诗歌,你们老师真是大跃进的速度呀。”那年我的五门功课四门得了5分(那时是5分制)。 一九五九年元旦,是我最快乐的一天。那天上午,天气非常晴朗,湛蓝的天空飘着朵朵白云,红太阳暖融融地照耀着冬天的大地,全校在操场上举行少先队队日活动。当总辅导员宣布仪式开始,接着就是“出旗”,顿时队鼓咚咚,队号齐鸣,大队旗手庄严地擎着“星星火炬”红旗,红旗两边是两个鼓手,两个号手,他们迈着整齐的步伐,绕场一周,全体带红领巾的少先队员举手行队礼,还不是队员的行注目礼。我是即将入队的新队员,真想学他们的模样也举手行队礼,可是我还没有红领巾,我控制住万分激动的心情,耐心地等待着。终于,我听到总辅导员叫我的名字了,就再也控制不住内心的激动,赶快走到前面,和新队员们站成两横排,我看见每个人脸上都是红喷喷的,肯定他们也和我一样激动。那些左臂带着“两道杠”“三道杠”的老队员满脸笑容地为我们带上红领巾,然后举手敬礼,我们也十分认真地向他们还礼。……那时按照《少先队队章》规定必须年满九岁才能入队,我呀,刚满九岁就入队了!把胸脯挺得老高,心里的那股高兴劲比穿了一件新衣服还更热烈。“准备着,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就在我心中充满着得意时,总辅导员领着我们呼号了。“时刻准备着!”所有的新老少先队员庄严地举起握拳的右手,齐声回应,那响亮的口号在晴朗的长空久久回荡,在巍峨的青山中余音袅袅。从此,“共产主义”在我幼小的心灵中开始根植下来,一生未变。 这天下午,干部食堂举行会餐。就在现在的洣泉书院(当时做干部食堂)前的大操坪里,摆着二十多张大饭桌,桌上摆满了全部是红薯制作的食品,“冲天炮”(油炸红薯丝团子)、红薯饼、炸薯片、蒸薯条、红薯米果、……还有一些我叫不出名字,食堂就餐的每人凭餐票就坐,大人们举起红薯酒互相敬酒,我们这些孩子们跑来跑去地笑闹,大家喜气洋洋,庆祝大跃进的第一个丰收年。没有哪一桌都吃完了那些我从没吃过的食品——这就是老师说的共产主义?我想还不是,那天晚上,我又一次梦见了苹果。…… 五十多年过去了,回首往事,我始终觉得: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这“三面红旗”本身没有错!尽管后来出现了“三年困难”,但我从父母的身上,看到的是全国人民跟共产党同心同德,焕发着艰苦奋斗的拼命精神,看到的是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敢于创造,敢于压倒一切困难的革命热情和冲天的革命干劲。没有他们那一代的努力和勒紧腰带的积累,就不可能为后来的腾飞打下坚实的基础。否认那个年代的成绩,就是割裂历史,就是动摇我们自己的根基,就是背叛。很可惜,我们的民族有个致命的劣根性,那就是妄自菲薄。比如,当年大跃进时,在“解放思想,敢想、敢说、敢干”的鼓舞下,工人师傅发明的插秧机(我去参观时见过木制的原型),因为当时的水稻系高杆品种不适用,就被自己抛弃了,而日本人在展览馆看过以后,回去稍加改进,制造的插秧机又被卖回给我们(我当知青时用过),而且他们享有专利权。我想,类似的东西还有不少,只是我们一些“精英”、公知为了他们的既得利益,为了否认那段历史,不愿承认罢了。 那个意气风发,群策群力,为了共同目标而努力奋斗的情景还会出现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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