毒气室是二战时纳粹的发明,处决犹太人的常用地方,它现在是控诉纳粹的教具之一。而衍生的毒气室悖论是指凡对纳粹反人类行为进行鞭笞的文学作品,一方面需要深入人物内心进行深层次描摹,另一方面毒气室并未有生还的人而只能借助相关资料推测,无法形成有效的条件链接,甚至对写和怎么写构成悖论。尤其是电影戏剧小说这类代入感极强的表现形式无不受到毒气室悖论的困扰。
我推测,南京大屠杀事件之所以到现在仍没有太好的文学作品出现,毒气室悖论在起作用。当年的贝尔并没有像辛德勒那样有一种客观的系列的救赎行为,南京大屠杀也就无法像辛德勒的名单那样有一本书或电影震撼世界。除了张静初的那本类似纪实的书对世界有一点微澜,其他真没有什么称得上震撼人心的文学作品。
放在小说创作中,这样的悖论随处可见但不被重视。从写作时态上说,写这个过程本身就是现在完成时,是对过去完成时的追述。无论小说本身设置时态多么逼近,也有一秒钟前的完成时态。那么,即便以上帝之眼洞察万物,我在或她在的逻辑出口必须呈现,否则就是黑洞,是暗物质。死绝了的人或彻底泯灭的事情,如何去呈现?而那些死绝了的人必须要呈现,这就无法绕过毒气室悖论。
这或许可以告诫写作人,一旦走入这种悖论,就失却了本源素材的相对真实性,至少看上去逻辑是不通的。一般情况下,大概避免此类惨绝人寰的文字故事发生,就要想想毒气室悖论是颗拔不掉的钉子。惹不起,绕过去,就行了。但问题来了,诸如南京大屠杀此类的文学作品没法绕过去,别人绕过去可以,作家绕过去是会遭受委屈亡灵们诅咒的,尤其是那些御用的作家。拿着国家津贴而无法直面毒气室悖论写出南京大屠杀作品,逼格下滑三千尺是一定的。人民群众不是非要看此类作品,而是国家层面到民间都有此等追诉追思愿望,若御用文人写不出来,真心说那逼脸真不好看。
那么,非御用文人可以写吗?我不赞成写,原因除了身份之外,那种透彻心扉的直面文字不一定被御用文人们认可,那种真实笔触或可能衍生另一种或数种悖论。在这个有太多敏感词的写作国度,或许草根写作原本就不是一个毒气室悖论那么简捷明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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