部分滞留官兵改换平民装束,隐藏至安全区,仍未能逃脱日军屠杀
但因缺乏有效组织,上述抗击总体上来说是零星的,大多数滞留官兵放弃了抵抗。日军第16师团长中岛今朝吾在日记中说,中国军队“以1000人、5000人、10000人计的群体, 连武装都不能及时解除”“他们已完全丧失了斗志, 只是一群群地走来, 他们现在对我军是安全的”“傍晚把俘虏押往南京的一个兵营, 不料竟有一万多人。”⑤ 部分滞留官兵试图伪装成平民,暂时隐藏城中。据回忆材料显示,自12月12日晚开始,滞留士兵开始化装易服。初时,南京市民“眼睛一瞪,峻然拒绝。他们甚至冷嘲热讽地说:‘你们是部队啊,部队有部队的住处,怎可以住到老百姓家里来咧。’又复有人直率地表明:‘你不能住在我这里,我总不能为了你一个人,连累了我一家子!’”但随着日军暴行增多,市民“顿悟前非”,对国军人员“尽力掩护,尽量帮忙”。⑥第103师排长田兴翔等三人,在南京尧化门外一个老农家即获得招待,并被允许藏在牛圈里的草堆后。待日军停止搜索后,他们找到几只大木盆,漂浮过江。 换装后没机会出城的官兵,大都躲进了安全区。贵州籍军官夏明贵与部下陈少清、陈国安三人,即换上便装,进入了金陵大学难民区。1938年1月,难民之间传说,“敌军已知道难民区内隐藏着很多官兵。正同难民区的负责人商谈,要搜查难民区”。不久,日军果然前来搜查,声称国军官兵只要主动站出来,不但不予伤害,还给安排工作。夏明贵等三人未动,而主动站出的五六百人,都被枪杀。⑦日军对安全区从未停止搜索,一旦发现青壮年“手上有老茧,前额有帽痕的话,就被带走”。⑧ 按国际法,安全区中立,交战双方不得进入。但日军一直以南京“国际安全区”有国军隐藏为由,拒绝承认其合法性。据日方说法,安全区原有居民18万人,但不久这个数字上升至25万人,“之所以增加,是因为换上便服的败残兵潜入进来了,而且他们将枪支弹药藏匿在该丘陵地带各处”。经日军甄别,“6770名败残兵带至下关刺杀”,日军宣称:“根据国际法,这些恶劣的败残兵失去了成为俘虏的资格。”⑨。 总体而言,“南京军民的反抗并不具有普遍代表性,且更多地表现为个别、分散和无组织的特点”。究其原因,一是唐生智指挥失当,从“守”到“撤”的转变过于迅速,官兵丧失斗志,在撤退过程中溃不成军;二是官兵失联,互不信任,无法组织有效的抵抗;三是国军官兵普遍对投降日军的危险估计不足,误以为日军会遵守国际公约,善待战俘。⑩因此滞留南京的大量国军,大多数被俘虏和屠杀,而未能对日军展开大规模的打击。 1938年2月,难民聚集在南京安全区委员会总部,接受国际安全区第一次发放现金救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