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最伟大精神遗产之一:全民族“坚忍不拔”的意志1945年9月3日,重庆陷入狂欢。“是人浪,是热浪,是欢腾的海。胜利的空气,到处在流,泛滥着。……清晨,人们就带着这二十余日来期待着的兴奋,整饰了衣冠,从家里、办公处、工作房冲出来,投向每一个通街,人与人棱织着成了线,成了流,成了巨汇……”①“街上拥挤不堪,马路上时时为之塞。……全市鼓声齐作……沿街市民对游行队伍狂呼不已……许多爬上屋顶和窗上振臂狂呼……入夜,全市更倍形热闹,市民都涌上街头,全市灯火辉煌,爆竹声和欢呼声不绝于耳。”② 这些文字留存,使今人仍能贴切感受到七十年国人奔涌的喜悦。惟喜悦之外,梳理抗战遗产,更是今人纪念抗战胜利七十周年,不可或缺的应有之义。这一遗产,就精神层面而言,最重要者,至少有二。 其一,乃是“坚忍不拔”之意志。试举三例: 例1。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时,中国是极其落后的农业国,而日本已经是很先进的工业国——以钢为例,该年,日本的产量是508万吨,而中国仅有区区4万吨。基础工业的落后,直接反馈在军事实力上,以步枪为例,日本在战争期间,生产了357万支步枪,而中国的产量不足40万支,且基本上得不到来自盟国的援助——因史迪威把持美援物资,1942年4月至1944年9月,中国国内战场仅获得1000支美援步枪的补充。③如此巨大的差距之下,决策层若无“坚忍不拔”之意志,是没有勇气将抗战坚持八年之久的。这种意志,诚如蒋百里所言:“胜也罢,败也罢,就是不要同他讲和。” 例2。八年抗战,中国付出了经济全面破产的巨大代价,自农民、工人、公务员至军人,无不时刻处于饥馑之中。以士兵为例,局部抗战(1931-1937)时期,一个底层二等兵的年收入,大约可以相当于拥地50亩的半自耕农;但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国财政迅速破产——以1939年为例,该年财政预算,支出需28万万元,而收入只有2.9万万元——士兵的饮食标准也迅速下跌。比较之下,不论质,单论量,美国陆军战地口粮,每人每天约6磅;日本陆军约为4磅;中国陆军官兵最多时也仅约为1.6磅。这1.6磅,还只是文字标准,并非实际所得。1940年后,中国军队普遍改三餐制为两餐制,菜品普遍退化为菜叶盐水汤。1945年初,每一士兵每日副食费标准仅12元,而汉中的白菜一斤要30元,萝卜一斤要20元。1944年,美国专家曾随机抽取1200名中国士兵进行体检,结果发现营养不良者高达57%。④条件如此艰难,士兵们若无“坚忍不拔”之意志,是无法坚持到抗战的最终胜利的。 例3。全面抗战前的中国,军阀割据四分五裂,借“抗日”之大义而遂个人之私利者比比皆是,1936年两广军阀发动的“六一事变”,就是一场打着“北上抗日”旗号、却事先取得了日军的谅解与援助的不堪阴谋。⑤类似情形,在抗战中仍常有出现,如远征军第一次入缅作战失利,山西之阎锡山即恢复了与日军之间的往来;1943年,又有西康军阀刘文辉破坏第二次中印公路的筹修。⑥如此种种,均需以“坚忍”的方式来处理,方能维系各派系抗日统一战线。此种“坚忍”,也存在于同盟国的相处之中,如滇缅战场上英军对中国军队的不负责任,如美国陆军部对中国军队指挥权的无理攘夺等等。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