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我是来打酱油的 于 2016-4-19 05:35 编辑
人,不一定有梦想,但一定有梦。
做梦是很自然的一件事情,睡着睡着梦就来了。
让人印象最深刻的梦,主要有两种:美梦和噩梦。
美梦应该都差不多吧,天上掉馅饼儿,做梦娶媳妇,都算。不过,一觉醒来,怅然若失的感觉有没有?
噩梦则不同,做得时候恐惧、惊悚,梦醒后照例是早晨。我很少做噩梦,但是,小时候做的一个噩梦现在还记得。
可能是四五岁吧,也可能还早一些。
有人问了,你有这么好的记性吗?
咋回答呢,只能说,那个年龄的事情,我百分之九十九都不记得了,记得的也就百分之一。
比如,我记得一天晚上,我站在一个大大的窗台上,睁大眼睛往下面看。这窗台是一所老式楼房的,大概是三楼或者四楼,是我家附近的一所医院的病房。我摸着窗户上的玻璃,看到下面有昏黄的路灯,有一片空地,有一群穿着绿军装的人在蹦蹦跳跳。我站在窗台上时,我爸一直在后面扶着我,他的两只大手紧紧卡着我的两个小腋窝。
我就记得这些,但这个记忆片段一直刻在我的脑子里,怎么也抹不掉。我十几岁的时候曾问过我爸,我怎么站在了医院的窗台上,楼下那些人在干什么,我爸也记不太清了,他说,可能是你小时候屁股上长了疖子,发炎化脓挺严重,就在医院里住了几天。他还说,楼下那些人是在跳忠字舞。忠字舞是文革初期流行的一种群众广场舞,多以《大海航行靠舵手》等革命歌曲伴奏,跳舞的群众大多穿着绿军装。
上面说的当然不是梦,是我亲眼所见。之所以提到它,是说明我还记得四五岁时的一些事情,比如下面我要说的这个噩梦。
我小时候,住在胡同里的大杂院的平房里。街坊邻居中,有三个被人称作傻子的人。第一个傻子叫傻秃,傻秃那时候三十多岁,他高个子,谢顶,皮肤白皙,还有一双红红的嘴唇。哪家有红白喜事,都少不了傻秃的身影,给死人穿衣服之类的事情都由傻秃来做。第二个傻子叫傻蛋,大概十八九岁,身强体壮,就知道傻干活,天天在煤厂里帮着卸煤、铲煤、送煤,他好像归煤厂里一个“老大”似的人物管,经常毕恭毕敬地给“老大”点烟,烟是那些家里要煤的居民送的,傻蛋的两只耳朵上经常夹着烟卷。给居民送煤的时候,傻蛋汗流浃背地拉着平板车,车上是一筐一筐的煤球,“老大”则悠哉悠哉地扶着车把。背煤下车的活儿,自然也是傻蛋干,我记得傻蛋的脸总是黑红黑红的,红的是脸,黑的是煤灰。第三个傻子叫傻老五,大概是在家里排行老五吧。傻老五有二十几岁,不会走路,四肢严重变形,我常看到他在马路边,双臂可怜地趴在一个矮矮的木凳子上,傻老五脸色惨白,脸上的肌肉像是抽搐过一样,狰狞地扭向一侧,还不住地流着口水。
我所说的噩梦,就跟这个傻老五有关。一天晚上,我发烧了,估计有四十几度,小孩子发烧度数都挺高的,妈妈给我喝了退烧药,我在被窝里出了好多汗。我做的这个噩梦,几乎没有什么情节,就是一张面目狰狞的脸出现在我家的窗户外面,是一个黑黑的剪影,定格在那里一动不动,应该就是那个傻老五。其实,我白天看到傻老五并不害怕,但那天晚上,我发着高烧,梦见傻老五的黑黑的剪影,真的被吓坏了。
不知怎么,这个噩梦我一直记得。二十多年后,我的大儿子王临越出生后八个月即被诊断为大脑发育不良,脑性瘫痪。
那个傻老五也是脑瘫,那个噩梦真成了噩梦。
其实,这跟傻老五有什么关系呢?人各有命,巧合罢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