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有消息说，陈忠实先生病故了，表示哀悼。
若干年前，读过陈忠实先生的长篇小说《白鹿原》，很惊艳。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读书氛围有喜有忧。
喜的是各种流派小说的悄然崛起。
忧的是各种把持权利的人绝命狙击。
那些进入公众视野的作品都是硬着头皮挤进的。
以《白鹿原》为例，它的出版和获奖命运多舛。
差一点就成为小众作品，在图书馆暗光的书架上吃灰。
幸亏陈先生是个识大体的人，你让我怎么改，我就怎么改
陈先生若是像舒尔茨先生一样，即使殒命也不去握卡尔文的手，
那么，《白鹿原》是不是像姜戈的老婆那样需要浴血才可以新生真的很难预料。
从资料上看，陈先生从年轻时候就喜爱写作，最喜欢的作家是柳青先生。
70年代，他写的一篇小说是抨击走资派的，发在人民文学杂志，据说此后陈先生“非常羞愧”。
可喜的是，陈先生是个吐故纳新意识强烈的人，他写的《白鹿原》就是证明。
语言解构是欧美句式，对话情景却是土里土气的三秦方言，这不能不令人刮目相看。
开头从白嘉轩的六个老婆说起，到最后他的离去，这其中的风云变幻令人侧目。
可能陈先生无意插柳柳成荫，他的那些文字挠痒了一些评论家的痒痒肉，当了免费的吹鼓手。
翻开九十年代的评论，然后再读当下的一些评论，《白鹿原》的宿命很诡异。
这个小说可以让左派评论家很满足，也能让真正的文学评论家们舒服，这的确很诡异。
你不能说左派评论家们没有美学眼光，正是他们推《白鹿原》上位的。
尤其在某些愤怒的茅奖评委愤怒指出“性描写太过分”，而不是像梁羽生先生那样到关紧处就写“进入和谐关系”。
这时候，马列主义评论家站出来说话就很有分量，并直截了当指出“不要以为性描写是可有可无的，是丑恶的色情的，它是为人物服务的……”
还有更重要一点，大儒朱先生将国共在三秦大地的拉锯比喻为“翻鏊子”，这实际上是对冲击农村族群士绅管理和乡约文化的外来势力的一种沮丧心情。
真实在某些广电总局印把子手里变得淡化，并且因为电影导演王全安的无能，电影成为小说《白鹿原》的负面标签。
其实也不是王全安无能，严歌苓的《陆犯焉识》都能被张艺谋搞成情感鸡汤面，这就是创作家们的胆识问题了。
这也是有人笑称电影《白鹿原》可以叫做《田小娥传》的原因了。
风流事风流解决，但电影的娱乐性比之于小说田小娥的象征意义很差劲儿。
一个小人物也胆敢冲击乡村宗法治理权威和三纲五常的伦理基础，有小人物必杀更小人物的社会模式再现。
脱离了白嘉轩和鹿子林以及朱先生等复杂矛盾背景下的淫荡，电影田小娥的淫荡只能是淫荡，毫无隐喻价值。
在后半部分，白灵的被冤杀叙述很别扭，我的估计是删除了太多内容，以至于故事讲清了，叙述感受很不舒服。
无论怎么样，白鹿原就这样出现了，他和路遥的励志小说不一样，和柳青的歌德小说不一样，相对真实，那就是农村沧桑之变的缩影。
你老人家当初说，这本书出版不成就去养鸡。
悲壮，总是给有无疆行者预备的。
向陈先生致敬，三鞠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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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达卡
发表于 2016-4-30 08: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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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6-4-30 09:5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