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病重的日子
接到母亲病重的电报，已是临近春节的时候。急忙跟连长请下假来，马不停蹄地从西郊赶往永定门长途汽车站，可还是差半个小时没能赶上那趟开往老家的班车。上世纪七十年代，从北京开往老家的长途汽车每天一趟，早晨八点发车，过点不候。无奈只好坐上开往文安县城的班车，几经辗转，到家时已是掌灯时分了。
昏黄的灯光下，父亲正猫着腰在锅台前做饭，两个弟弟守在灶前帮父亲烧火。母亲在里屋已经睡下了，我来到炕前轻轻地叫了一声娘，泪水便盈满了眼眶。母亲疲倦地睁开眼睛，看到是我，又黄又瘦的脸上立刻现出了笑容。实在想不到，我离家当兵时，母亲的身体还结实得很，每天在生产队里干着和男人们差不多的活计，回到家里洗衣做饭，抽空还背着筐去地里拾柴割草，哪知道这才一年多，母亲竟变成了这个样子。我问母亲到底怎么了？母亲紧紧抓着我的手，像是一松开我就会从她身边飞走似的，她不住地打量着我，对我说：“娘没病，娘就是想你想得呀。”
父亲告诉我说，自从我离开家以后，母亲就隔三差五地催着父亲给我写信，说我长这么大也没离过家，怕我在队伍上吃不饱，穿不暖，受人欺负。尽管我没少在信上不无夸张地述说部队生活的优越，可她总还是放心不下。说得多了，父亲就有些烦，免不了没好气地呲达她几句。后来母亲就常常睡不好觉，干起事情来也有些丢三落四。事情的糟糕有时候就怕凑巧，恰在这个时候，姥姥姥爷相继离世，又因为分家的事跟老叔生了些气，母亲的精神更加不好，经常整夜整夜地失眠，并且开始说胡话。父亲意识到事情的严重，可那个时候乡村里缺医少药，日子穷得连饭都吃不饱，况且还有两个年幼的弟弟，父亲除了愁眉苦脸唉声叹气，也想不出什么好的法子。亲戚朋友们给父亲出主意，劝他把母亲的病情赶紧写信告诉我，让我回家一趟，兴许母亲的病能够好起来。父亲犹豫再三，对他们说：他回来能有什么办法呢？孩子刚走几个月，还是别打搅他吧。实在不行的时候，父亲就带着母亲到附近的村子去看香门，花上三块五块，请那些巫婆神汉们真真假假地叨叨一番，效果自然可想而知。
后来，村里一位好心的乡亲告诉父亲，说离村五十多里的一个村子里有他的一位堂姐，听这位堂姐说村里有位专治精神疾患的老中医，治疗母亲这样的病应该没有问题。有病乱投医，父亲听说后大喜过望，立即带着母亲找到了那位老中医，望闻问切之后老中医告诉父亲，母亲的病还不算太重，诊治一段日子应该会好的，只是服药之外每天还得针灸，须得在村子里住上些日子。父亲听说后很是为难。那位堂姐倒很是热心肠，提出让母亲吃住在自己家里。母亲放心不下两个年幼的弟弟，说什么也不愿意住下来，经过父亲和那位堂姐好说歹说，总算是答应了下来。就这样，父亲一个人回到家里带着两个弟弟过日子，他白天要到队里出工，晚上哄着两个弟弟睡觉。母亲在家的时候，父亲很少做饭，他本来也不会做饭，这回也只好勉为其难了，好在家常便饭，只要能填饱肚子也就行了。可怜的是最小的弟弟，那时候他才两岁多，白天跟着奶奶还好说，一到晚上常哭闹着找母亲，父亲只能连吓唬带哄，实在烦得时候免不了还要给他几巴掌。隔三差五，父亲就要骑车几十里去看望母亲，顺便给人家带去米面和花生大枣一类的吃食。母亲在那里也不安生，她担心父亲，更接济两个年幼的弟弟，勉强治了二十来天，病刚一见好，就坚决地回到了家里。
快过年的时候，母亲的病更重了。地里的活是不能干了，做饭也经常忘了往锅里添水，而且常常莫名其妙地胡言乱语。看看实在没有办法，父亲只好硬着头皮给我发了电报。
正如父亲所言，我又有什么办法呢？在家掉了几天眼泪，竟发起烧来，嗓子也肿得咽口吐沫都疼。父亲见我这个样子，又见我我吃不下饭睡不好觉，便心疼地催促我回部队去。那时的我还年轻，尽管对家里放心不下，可又怕耽误久了影响前程，于是勉强在家过了个年，便决意回部队了。
头天晚上，父亲给我装了半提包花生瓜子大枣，母亲把家里积攒的十几个鸡蛋也煮熟硬让我带上，连弟弟眼巴巴地望着都不给一个，还是我悄悄拿出了一大半放进了锅里。
站牌就在离家不远的国道边上，可父亲还是坚持要去送我。他把我的提包用背筐背上，默默地走在我的前面，我几次要替他背，他都不让。冬日的清晨，天气很冷，那天又刮着北风飘着零星的雪花。我看见他的耳朵冻得通红，且有青涕从鼻子里流出来，就催他回家去，他不肯。直到车来了，他才把提包递给我，对我说，回去好好干，别惦记家里头，有我呢。我点点头，心情沉重地登上汽车，车子走出老远，回头望去，泪眼模糊中见他还站在那里。
2016年7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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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达卡
发表于 2016-9-1 09: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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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6-9-3 10:5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