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咖论战，刺激

令箭

北大教授张维迎写了篇文章
然后，北大教授林毅夫不服了
也写了文章
然后，又有人对林毅夫不服了
贴出已故经济学家杨小凯此前驳斥林毅夫的文章
经济学家姚树洁也呛声了，力挺张维迎
好热闹
黄益平、陈恩挚也都说话了。

令箭

张维迎写了篇什么文章让林毅夫恼羞成怒呢？
且看下文

令箭

张维迎：为什么产业政策注定会失败？

张维迎，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爱思想专栏学者。

本文系张维迎教授在2016年8月25日“亚布力中国企业家论坛西安峰会”上的演讲，转载自微信公众号“经济学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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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产业政策是穿着马甲的计划经济

人类会犯好多错误，人类能够进步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我们具有从错误中学习的能力。中国古话“吃一堑长一智”讲的就是这个意思。但在我看来，我们经常是只吃堑，不长智。计划经济在全球都失败了，这是人类用生命代价换来的一个教训，但计划经济的精神仍然保留了下来，人们对产业政策的推崇就是一个例子。实际上，产业政策不过是穿着马甲的计划经济。

当然，产业政策并不是一个新东西。中国是人类历史上实行产业政策最早的国家，也是产业政策连续时间最长的国家，这个产业政策就是汉武帝开创的重农抑商。重农抑商政策抑制了中国人的企业家精神，阻碍了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现在我们要建立市场经济，不再搞重农抑商，但过去几十年里政府还是不断推出各种各样的产业政策，这些产业政策同样阻碍着企业家精神的发挥和市场经济的发展。

回过头来看，产业政策成功的案例凤毛麟角，失败的例子比比皆是。举例来说，2009年推行的十大产业振兴计划导致了严重的产能过剩，政府对光伏产业的支持使得这个新兴产业很快陷入危机。但我们并没有认真地总结这些教训。时至今日，我们不少的经济学家、政府官员，甚至一些企业家，仍然在不断地呼吁政府制定产业政策。

产业政策的失败不是偶然的，而是必然的。产业政策为什么注定会失败？大概归纳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由于人类认知能力的限制；第二个原因是由于激励机制的扭曲。我要特别强调，认知能力的限制比激励机制扭曲更为根本。让我先谈一下认知能力的限制。

二、创新是不可预见的

拥护产业政策的人一般有一个隐含的假设，就是技术进步和新产业是可以事先预见的，因而是可以计划的。但这个假设是完全错误的。新产业来自创新。纵观人类的产业发展史就会发现，创新和新产业都是不可预见的，我们现在讲到某一个时期某一个产业发挥了多么重要的作用，全部是事后诸葛亮式的总结。30年前没人预料到今天的新兴产业，甚至20年前也没人预料到；同样，我们今天也没有办法预见20年、30年之后哪些产业、哪些技术是最为重要的。

为什么新技术和新产业难以预见？因为创新的一个基本特点就是它的过程充满一系列的不确定性，这与科学上的发现很类似。不确定性与我们通常讲的风险不同，风险可以用统计规律来找出它的概率分布，不确定性没有任何统计规律可寻。创新是独一无二的，我们没有办法计算其成功或失败的概率。并且，一个创新是否能成功，常常取决于后续的其他创新是否出现，因而面临的是一系列的不确定性，而不是一个单独的不确定性。创新的不确定性使得我们没有办法预见求索的结果，然后制定一个目标，再按这个目标寻找一个路径。我们其实既不知道目标在哪里，也不知道路径在哪里，我们只能在不断的试错当中行进。

让我举几个例子。在人类过去200多年的历史中出现的具有重要影响的技术，像蒸汽机、火车、汽车、飞机、电力、无线电、计算机、激光、互联网等等，都是没有预料到的。蒸汽机在它最初出现的时候，就是用于煤矿井下抽水，没多少人认为它有多么广阔的用途，所以瓦特改进蒸汽机时找不到钱，只有一个叫罗巴克的英国企业家资助他，结果把罗巴克搞破产了。后来博尔顿接手了罗巴克与瓦特的合同，但失败和巨额的资金需求还是给博尔顿带来了一次又一次的危机。你可以想象一下，那时候，能够使得蒸汽机后来大有用武之地的很多技术都没有出现，比如火车不存在，轮船也不存在，而火车和轮船的出现又依赖于一系列其他的发明创造，包括钢铁质量的改进，机械设备等等。

计算机是IBM公司1945年发明的，当时没认为它有多大商业价值，所以迟迟没有投入市场，因为当时计算机必须用真空管，不仅成本高，而且速度低。计算机真正成为具有商业价值的产品是由于十几年后半导体和集成电路的出现，而这一重大发明在1945年是不可能预料到的。

再看看激光的例子。今天激光技术可以说无处不在，我们开会进门的时候身份验证要激光扫码，我这里演讲要用激光投影，我们听的音乐是激光唱片，图书出版要激光排版，去医院检查身体要激光，不少手术也变成了激光手术，等等。事实上，最重要的是，所有现在的信息通信都是基于激光技术才能实现的。但是在上世纪60年代贝尔实验室发明激光技术之后，一开始甚至不准备申请专利，因为“激光技术对通信来讲没有多大意义”。为什么以后变得有意义了？因为出现了纤维光学技术，只有纤维光学技术和激光结合起来了，才彻底改变了通信信息传输方式，后来才不仅能够传输语音，而且传输数据，现在传输音像。激光技术的巨大价值依赖于一系列应用技术的发明，在后来这些技术出现之前，人们很难认识到激光技术的价值。

我特别想举两个企业的例子。一个是思科公司。思科公司是斯坦福大学毕业的一对夫妇创办的，需要投资的时候他们去找风投，找了72家风投没有一家愿意给钱，因为都不看好它，只是到了第73家才拿到一笔钱。风险投资家是些非常聪明的人，削尖脑袋找有利可图的项目，但也经常眼浊！

另外一个例子是腾讯的马化腾。我曾遇到过一个风险投资家，他曾在饭桌上对我说，现在一想起马化腾就想扇自己两耳光，我问为什么，他说当初马化腾就想要50万美元，他愣没看上。马化腾找不着钱，好在最后碰到一个南非的风投给了钱，腾讯公司现在的最大股东不是马化腾，而是南非的那家投资公司。

腾讯的成功可曾被预计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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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举这些例子，就是想说明一个道理：所有重要的创新，所有因创新而成功的新企业，更进一步是所有新产业的出现，都是不可预见的，因为创新过程充满一系列的不确定性。新技术的价值最初是无法预料的，只有在一系列相关的应用技术出现之后，它才能显示出来。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我们没有办法对新产业、对创新做任何规划，实现创新的唯一途径是经济试验的自由，而不是通过所谓的产业政策将自己锁定在预定的路径上。

这也正是我们需要企业家的原因。也可以说，如果技术和创新是可以预料的，我们不需要企业家，我们只需要政府官员和科技干部。我们需要企业家就因为创新是不可预料的，所以需要企业家的警觉、想象力、判断力，需要企业家不断试错，市场竞争决定谁成功谁失败，成功的创新就被别人模仿，在市场上不断扩散，推动了人类的进步，也给你带来利润，失败了你就自然消亡。扼杀了企业家精神也就阻塞了创新之路。

三、产业政策是豪赌

产业政策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我们要把有限的资源（人力的、物质的）投在政府选定的优先目标上，这实际上是一种豪赌，连盲人摸象也谈不上。不能想象政府官员对未来技术和产业的判断比企业家更敏锐，当然我知道一些政府官员确实很有企业家精神，但总体来讲政府官员要比企业家在创新方面更为迟钝。当政府官员认识到某种技术的重要性的时候这种技术基本上已经过时了，比如说上世纪90年代中国电视机厂家只搞组装，没有核心技术---彩色显象管，所以政府花数十亿美元进口了几十条彩色显象管生产线，结果显像管生产线还没装配好的时候，技术就过时了，因为我们进入了数字时代，显象管完全被淘汰了。

能不能靠专家制定产业政策呢？也不行，因为专家可能有硬知识，但没有创新所必须的企业家的敏锐性和软知识。如果要依靠专家的话就面临一个问题，就是少数服从多数，但是多数专家认为正确的东西很可能是完全错误的。像我刚才举的思科公司的例子，如果找73个人一块投票的话，72个人投反对票，只有一个人投赞成票，这个项目肯定得不到支持。所以说专家也是不可靠的，更何况有些专家说某个技术重要，其实是为了多得到科研经费。

靠企业家制定产业政策又如何呢？我想也不成，因为有资格被邀请参与政策制定的企业家一定是已经成功的企业家，但过去的成功不代表未来的成功，对经济发展产生重要影响的创新通常来自名不见经传的创业者，而不是功成名就的商界领袖。

不妨设想一下，1990年如果美国政府组织一个产业政策委员会，由比尔·盖茨任主席，互联网时代就不会这么快到来，因为比尔·盖茨当时根本不看好互联网，只看好PC。同样，如果2000年左右中国组织一个企业家主导的产业政策委员会，由CCTV投票选出来的十大年度经济人物来组成，并且由柳传志和张瑞敏联席担任联席主席，我想中国互联网的发展可能不会像今天这么好，更可能的是计算机行业和家电行业的产能过剩。像我刚才讲的，好多创新就是名不见经传的人做出来的，成功之后我们好多判断就变得失误起来了。这就是为什么一代一代新的企业家在替代老的企业家。这是认知方面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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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不搞砸绝不罢手

产业政策之所以失败，除了认知方面的原因，还有激励机制方面的问题。政府官员的激励和企业家很不一样，企业家试错，失败了损失是自己的，成功了收益也是自己的。但政府官员做事成功了没有与此对应的货币收益，失败了反倒可能要承担一定的职业风险（尽管并不总是如此）。所以政府官员考虑更多的是怎么回避个人责任。

回避个人责任的一个办法就是听取专家的意见，这样任何政策出问题以后都可以说事先征求过专家的意见，官员自己当然就没有责任，至少情有可原。可以说，听取专家意见已成为政府官员推卸责任的一个重要的原因。

第二个办法就是忠实执行上级政府的政策，中央号召做什么我就做什么；或者“跟风”，别人（其他地区）做什么我就做什么，比如别人做动漫，我也做动漫，别人做太阳能，我也做太阳能。这样即使最后失败了，大家都失败了，又不是我一个人失败了，我个人当然也就没有责任。光伏产业的情况就是这样，中央决定发展光伏产业，全国都这么搞，我也这么搞，各地都这么搞，最后就搞成这样子。所以我们看到，一旦政府鼓励任何一个产业，这个产业一定会变得产能过剩，危机四伏。凡是政府扶持的产业，不把它做砸绝不会罢手。

当然，做砸了是不是罢手也不一定，因为政府官员还可以错上加错。创新的不可预见性意味着产业政策一定会出现错误：支持了不该支持的企业和产业。但政府官员一般不愿承认自己的错误，因为错误会暴露自己的无知；掩盖错误的一个办法是对失败的项目提供更多的支持。这就从无知走向无耻！比如说，上海交大一位教授曾拿了上亿的政府资金，搞了个所谓的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汉芯一号”，后来被揭露他不过是把摩托罗拉芯片买过来磨掉人家的商标而已。我相信政府一开始只给几百万，最后发现错了以后不能暴露自己选错人了，所以不断加钱，他自己的压力也越来越大，不做出样子来好像交待不过去，就只好造假，最后搞成这样。

政府部门也不会愿意资助那些一心想证明它们犯错的人，所以独立研究者不可能得到政府的资助，这进一步提高了政府部门掩盖错误能力。比如说，当初上3G通讯时要求中国移动[-0.90%]公司使用TD-SCDMA标准显然是一个错误，花几千亿的代价，但现在分析它的案例都不可以写出来，有个邮电大学的教授写了也没有办法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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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中国移动[-0.90%]公司使用TD-SCDMA标准显然是一个错误

这样的情况在自由市场是不可能的。自由市场上，如果一个企业家犯错误，第一他没有积极性掩盖，因为越掩盖亏损越多；第二他也没有权力掩盖，因为有竞争对手存在，谁也没有办法阻止别人证明自己的错误。你搞一个技术，人家也搞一个技术，人家搞成功了就打垮你了。

产业政策还带来寻租行为和腐败。产业政策通过对不同产业在市场准入、税收和补贴、融资和信贷、土地优惠、进出口许可等方面的区别对待，创造出权力租金。有些企业家不具有创新能力，但是很具有寻租的本事，很热衷于跟政府官员勾结起来搞寻租活动。现在一些所谓的新技术公司账面有利润，一检查利润都来自政府的补贴。所以不难理解，大量从政府拿钱的企业根本就不可能是真正的创新企业。

五、企业家要争取的是普遍的权利，而不是特权

总结一下，由于人类认知的局限和激励机制的扭曲，产业政策注定会失败。事实上产业政策只能阻碍创新，而不可能激励创新。跟着政府的产业政策走的企业家，我想也不可能是真正的创新型企业家。为了创新，为了把我们国家变成一个真正的创新型国家，中国企业家需要的是自由和公平竞争的法治环境，而不是什么产业政策的扶植。所以我主张废除任何形式的产业政策，政府不应该给任何企业、任何行业任何特殊的政策，真正的企业家不应该有这个奢望。

任何特权都是对他人的歧视，会扭曲企业家精神。我要特别呼吁一下，企业家应该争取的是每个人的平等的权利，而不是给自己的特权。但我很遗憾地发现，现在一些企业家向政府所争的是给自己的特权，而不是给所有企业家、所有个人平等的权利。我们应该记住哈耶克在几十年前提出的警告，他说：许多假装捍卫“自由企业”的人，实际上是一群捍卫他们自己特权的卫道士和要求政府采取有利于他们的行动的鼓吹者，而非一切特权的反对者。他认为，除非反对国家控制运动的领导人以身作则，随时准备用他们要求大众接受的竞争市场节律来约束自己，否则我们就无望回到一个较为自由的制度当中。

令箭

文/中国经济50人论坛 林毅夫

　　作为经济学家的责任不是因为怕产业政策失败而凡产业政策都一概反对，或是因为产业政策是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就无条件地支持一切产业政策，而是要研究清楚产业政策成功和失败的道理，以帮助政府在使用产业政策时，减少失败，提高成功的概率。

没有产业政策就没有经济发展

　　许多国家的产业政策失败，但是尚未见不用产业政策而成功追赶发达国家的发展中国家和保持持续发展的发达国家。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产业政策之所以需要是因为推动经济发展的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既要有企业家的个人努力，也需要有政府帮助企业家解决企业家自身所难于克服的外部性和相应软硬基础设施完善的协调问题。

　　由于不管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政府所能使用的资源都是有限的，不能什么可能的技术创新和什么可能的产业升级都提供帮助，因此只能策略性地使用其有限资源，优先帮助能对经济持续发展做出最大贡献的产业。这种有选择性地使用资源帮助某些产业的企业家克服外部性和协调问题的措施就是产业政策。

　　由于没有产业政策的国家经济发展必然不成功，而许多产业政策不成功，因此，作为经济学家的责任不是因为怕产业政策失败而凡产业政策都一概反对，或是因为产业政策是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就无条件地支持一切产业政策，而是要研究清楚产业政策成功和失败的道理，以帮助政府在使用产业政策时，减少失败，提高成功的概率。本文从新结构经济学的视角分析为何经济发展需要产业政策才能成功，为何多数产业政策失败，以及我国如何才能制定有效的产业政策。

　　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本质是人均收入的不断增加，其前提则是越来越高的劳动生产率水平。劳动生产率水平的提高有两个途径：一是通过技术创新，提高现有产业中产品的质量和生产效率；二是通过产业升级，将现有劳动力、土地、资本等生产要素配置到附加价值更高的产业。根据新结构经济学的分析，这两者的实现需要有“有效的市场”和“有为的政府”的共同作用。

　　“有效的市场”的重要性在于，引导企业家按照要素禀赋的比较优势来选择技术和产业，生产出来的产品在国内国际市场的同类产品中，成本才会最低，才会最有竞争力，企业才能获得最大的利润，整个经济才可以创造最大的剩余和资本积累，使得比较优势从劳动或自然资源密集逐渐向资本密集提升，为现有产业、技术升级到资本更为密集、附加价值更高的新产业、新技术提供物质基础。企业家会按照比较优势发展经济的前提，则是必须有一个能够很好地反映各种要素相对稀缺性的价格体系，如果有这样的价格体系，企业为了自己的利润和竞争力，就会按照要素禀赋所决定的比较优势来选择合适的技术和产业，这种价格体系只有在充分竞争的市场中才会存在。所以，按比较优势发展产业、选择技术的前提是，要有一个“有效的市场”。

　　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有为的政府”也必不可缺。首先，这是因为经济发展是一个资源必须随着要素积累、比较优势变化，不断从现有技术和产业配置到新的效率更高的技术和附加价值更高的产业的结构变迁过程。

　　在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过程中，必须要有“第一个吃螃蟹的企业家”，如果没有其他必要的安排，第一个吃螃蟹的企业家倘若失败，将承担所有成本，并让后来者知道螃蟹不可吃，不去犯同样的错误；倘若成功了，后来者将会随之涌进，第一个吃螃蟹的企业家不会有垄断利润。也就是如果没有其他必要的安排，对于第一个吃螃蟹的企业家而言，失败的成本和成功的收益是不对称的；而从社会的角度看，不管失败或成功都给后来者提供有用的信息。

　　因此，政府需要给第一个吃螃蟹的企业家一定的激励，企业家才会有积极性去冒这个风险。发达国家的专利制度发挥的就是这种功能。发展中国家的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一般是在国际的技术和产业链内部来进行，多数情况下不能给予专利，但是，仍然需要给第一个吃螃蟹的企业家以必要的激励。当然，这种激励需要找到其他合适的替代方式。

　　其次，第一个吃螃蟹的企业家成功与否，并不完全决定于企业家个人的勇气、智慧和企业家才能。例如，要进入一个新的产业，所要求的从业人员的技能，和以往的产业不尽相同，第一个吃螃蟹的企业家如果完全靠自己培训员工，后来的企业可以以稍高的工资聘走拥有新技术的员工，而使第一个吃螃蟹的企业家蒙受损失。

　　新产业所需的资本规模和风险也通常会比原有的产业大，需要有新的能够动员更多资本、有效分散风险的金融制度安排和其匹配，这也不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企业家自己可以解决的问题。随着技术创新、产业升级，资本密集度和规模经济的提高，市场的范围和交易的价值会不断扩大，交通、电力、港口等硬的基础设施和法律、法规等软的制度环境，也必须随之不断完善，这些完善显然超出第一个吃螃蟹的企业家的能力之所及。

　　随着一个国家的发展，技术和产业会越来越接近国际的前沿，新的技术创新和产业的升级需要与这些新技术和新产业相关的基础科学的突破，基础科学的研发属于公共产品范畴，其发现不能申请专利，企业家不会有积极性持续地从事这方面研究。凡此种种困难，均需要一个“有为的政府”来协调不同的企业，加以克服，或是由政府自己直接提供相应的服务。只有这样，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才能顺利进行。

　　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可动员和配置的资源有限，不可能满足各种可能的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所需的外部性补偿，和完善所有相应条件的要求。因此，和企业一样，发展中国家的政府也必须对可能的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的经济和社会回报做出甄别，按“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的精神，以“产业政策”集中有限资源，协助企业家从事那些回报最高的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只有这样才能促进经济最好最快地发展，避免陷入“低收入陷阱”或“中等收入陷阱”。

　　同样，发达国家的政府也必须对其企业家所要从事的新一轮的技术创新和新产业发展所需要的基础科研给予支持，由于发达国家可以用来支持基础科研的经费并非无限，因此，也和发展中国家一样必须根据可能的回报来配置有限的科研资源，这种配置也就是一种产业政策。

　　许多发展中国家的政府采用产业政策时经常失败，除了执行能力的问题之外，究其原因是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容易出于赶超的目的，而去支持违反比较优势的产业，结果这些产业中的企业在开放竞争的市场中缺乏自生能力，只能靠政府永无止境的保护补贴来生存。

　　成功的产业政策必须是针对有潜在比较优势的产业，所谓有潜在的比较优势产业指的是该产业的要素生产成本在开放竞争的市场中有优势，但是由于软硬基础设施不完善，交易费用太高，使得总成本在开放竞争的市场中没有竞争力的产业。政府若能针对这些产业中的先行企业给予外部性补偿并帮助提供软硬基础设施的完善，则这样的产业政策能够使具有潜在比较优势的产业迅速变成具有竞争优势的产业。

　　在我国当前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之后，如何在“有效的市场”环境中发挥“有为的政府”的作用，推动产业从中低端向中高端，以及将来从中高端向高端升级，实现可持续的中高速增长？从新结构经济学的视角，根据现有产业和国际前沿的差距，可将我国的产业分成五种不同类型，政府因势利导的作用各有差异。

　　第一种是追赶型产业。2014年我国人均GDP为7500美元，同年美国的人均GDP是57101美元、德国44999美元、日本38491美元，韩国24329美元。这种人均GDP的差距反映的是劳动生产率水平的差距，代表我国现有产业的技术和附加值水平，比发达国家同类产业的水平低，处于追赶阶段。我国的汽车、高端装备业、高端材料即属于这种类型。

　　对于追赶型产业，我国各地政府和金融机构可以在资金融通和外汇获取上支持所在地的合适企业像吉利汽车、三一重工那样，到海外并购同类产业中拥有先进技术的企业，作为技术创新、产业升级的来源。发达国家自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以来，经济发展乏力，很多拥有先进技术的企业经营不好，低价求售，出现了许多好的并购机会。

　　在没有合适的并购机会时，各地政府也可以提供方便，支持所在地的企业像华为、中兴那样，到海外设立研发中心，直接利用国外的高端人才来推动技术创新。

　　另外，各地政府也可以筛选我国每年从发达国家大量进口的高端制造业产品，根据其地区比较优势，创造这些产业所需的基础设施，改善营商环境，到海外招商引资，把那些高端制造业产品的生产企业吸引到国内来设厂生产。我国现在的GDP规模约占世界的14%，在新常态下，每年6.5%以上的增长意味着我国每年对世界贡献将近一个百分点的增长，现在世界每年的经济增长在三个百分点左右，也就是说，我国每年对世界市场容量扩张的贡献率达到30%。如果地方政府能够根据这些高端制造业的需要提供合适的基础设施、人才培训、营商和法制环境，国外许多高端生产企业，会有很高的积极性到国内设厂生产，以满足我国不断扩大的需求，并以我国为基地生产供应世界各地的市场。江苏省太仓市的中德企业合作园区2012年被工信部授予“中德中小企业合作示范区”，到2014年底吸引了220家德国企业入园，投资总额达20亿美元，就是一个很好的案例。在中高端产业的招商引资上我国仍处于大有作为的机遇期。

　　第二种是领先型产业。我国作为中等偏上国家，有些产业，像白色家电、高铁、造船等，其产品和技术已经处于国际领先或已接近国际最高水平。领先型产业必须依靠自主研发新产品、新技术，才能继续保持国际领先地位。

　　自主研发包括两种不同性质的活动：新产品、新技术的“开发”和新产品、新技术开发所需“基础科研的突破”。企业开发的新产品、新技术可以申请专利，这类活动理当由企业自己来进行。但是，基础科研不仅投入大、风险高，其产品是论文，属于社会公共知识，企业没有从事基础科研的积极性。

　　美国这样的发达国家的产业，绝大多数属于领先型产业，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所需的基础研究，绝大多数是由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资助高校，或是由美国国家健康研究院等政府支持的科研机构来进行，欧洲、日本等发达国家也以政府的资金支持类似的机构来进行这方面基础研究。我国自然也必须采取同样的方式来支持领先型产业的新技术和新产品开发所需的基础科研。

　　我国的中央和地方政府可以用财政拨款设立科研基金，支持所在地领先型产业的企业与科研院校协作进行基础科研，支持企业开发新产品、新技术。中央和地方政府也可以以资金支持相关行业的企业组成共用技术研发平台，攻关突破共用技术瓶颈，在此突破的基础上再各自开发新产品、新技术。在企业新技术和产品开发取得突破后，中央和地方政府也可以通过采购，帮助企业较快地形成规模化生产，以降低单位生产成本，提高产品的国际竞争力。

　　领先型产业需要到世界各地建立销售、加工生产、售后服务等网络，以开发市场，中央和各地政府也需要在人才培训、资金、法律、领事保护、投资保护上给予相关企业的海外拓展必要的支持。

　　第三种是退出型产业。这类产业有两种类型，一类是丧失比较优势的产业，另一类是在我国还有比较优势，但是产能有富余的产业。

　　劳动密集型的出口加工业是最典型的第一类产业。这类产业最主要的成本是工资成本。目前，我国一线工人的月工资是3000元-4000元人民币，相当于500美元到600美元之间。到2020年“十三五”结束，实现十八大提出的两个“翻一番”目标，加上人民币升值，普通工人的月工资至少会上升到1000美元。这类产业在我国失掉比较优势是不可逆转的趋势。

　　面对这种挑战，我国劳动密集型出口加工产业中的一部分企业可以升级到品牌、研发、品管、市场渠道管理等高附加值的微笑曲线两端。从事生产加工的多数企业则只能像上世纪60年代以后日本和80年代以后亚洲四小龙的同类产业中的企业那样，利用其技术、管理、市场渠道的优势，转移到海外工资水平较低的地方去创造第二春，把我国的GDP变为GNP，否则必然会因竞争力丧失、海外订单流失而被淘汰掉。这些加工企业在海外的成功也将给我国相关产业中附加价值比较高的中间部件和机器设备的生产企业提供海外市场，成为我国产业转型升级的拉动力。

　　我国各种劳动密集型出口加工产业，绝大多数在一些市县形成产业集群，这些产业集群所在地的地方政府可以采取以下两种因势利导的政策：一是提供设计、营销方面的人才培训、展销平台等，鼓励一部分有能力的企业转向“微笑曲线”的两端，经营品牌的企业则可以对其新产品开发的费用给予和高新产业研发费用一样在税前扣除的待遇；二是协助所在地加工企业抱团出海，提供信息、海外经营人才培训、资金支持，以及和承接地政府合作设立加工出口园区等，帮助企业利用当地廉价劳动力资源优势来提高竞争力，创造企业的第二春。

　　根据这一思路，我国劳动密集型加工出口业应向何处转移？由于我国是一个13亿人口的大国，第三次工业普查显示，整个制造业的从业人员高达1.25亿人。以人口规模相对较小的越南、柬埔寨、老挝、孟加拉等国而言，我国的劳动密集型加工产业稍微往那些国家转移，马上就会带动其工资和我国一样迅速上涨，实际上这正是近些年来那些国家出现的情形。

　　从人口和劳动力供给而言，非洲现在有11亿人口，大量是富余的农村年轻劳动力，和我国80年代初的状况一样，目前的工资水平仅为我国的四分之一到十分之一，是承接我国劳动力密集型出口加工产业最合适的地方。但一个地方要成为现代制造业加工出口基地，除了工资水平低以外，当地的生产企业还必须具备比较现代化的管理和技术能力，以及国际买家对当地企业的产品质量和按时交货的信心。非洲国家现在遇到的发展瓶颈是，基础设施薄弱，国际买家对非洲企业的管理、技术、产品质量和按时交货的能力缺乏信心。如果我国中央政府和劳动密集加工产业所在的地方政府在“一带一路”和“中非命运共同体”的合作框架下，能够帮助非洲国家学习和吸取中国在招商引资方面的经验，设立工业园区改善基础设施，提供一站式服务，以发展产业集群的方式将我国的劳动密集加工企业吸引过去，非洲也能快速发展起来。

　　2012年东莞的华坚鞋业在埃塞俄比亚投资设厂迅速获得成功就是一个很好的实例。华坚在国内的工资占总成本的22%，埃塞俄比亚工人的工资水平只有国内的10%，工人生产效率是国内的70%，工资总额实际上只有国内总成本的3%，下降了19个百分点。华坚所有的原材料来自国内，产品全部出口，物流成本从在国内占总成本的2%增加到8%，扣除物流成本高出的6个百分点，华坚在埃塞的厂和国内相比还节省13个百分点。埃塞和许多非洲国家目前处于工业化的早期，大量剩余年轻劳动力滞留在劳动生产率水平极低的农业和服务业，劳动密集加工制造业在未来十年或更长的时间里工资水平基本能够维持不变，去的企业多了，生产规模扩大，物流成本将下降，所以，我国企业到哪儿投资的利润水平还会随着生产规模扩大而上升。

　　随着我国国内工资水平的上涨，许多上世纪80、90年代转移到我国大陆的台资、港资、韩资劳动密集型加工出口企业已经转移出去，我国自己的劳动密集型加工出口企业则因为不熟悉国外投资环境，缺乏海外经营管理人才而仍滞留国内。劳动密集型加工出口产业集群所在地的政府，可以给企业提供合适发展加工出口产业的国家信息，和承接地政府做好对接，帮助他们学习中国的招商引资经验，设立工业园区，营造良好的投资和经营环境，会同行业协会因势利导，协助我国的企业抱团到那里投资。我国的商务、外交等中央部门和进出口行、开发行、中非基金等金融机构也要在投资保护、签证便利和金融上给予走出去的企业必要的支持。

　　退出型的第二类产业则包含钢筋、水泥、平板玻璃、电解铝等建材行业。这些产业近些年在我国发展很快，机器设备很新，技术相当先进，生产能力是按满足过去高速增长所需的投资的需要形成的。我国进入到新常态以后，增长速度从过去36年年均9.7%的高速回落到现在7.0%左右的中高速，这些产业在国内也就出现了不少过剩产能。但是，这些产业的产品在非洲、南亚、中亚、拉丁美洲等发展中国家还严重短缺，我国政府可以像支持劳动密集型加工出口产业向非洲转移那样，以同样的方式支持这些富余产能产业中的企业以直接投资的方式将产能转移到“一带一路”沿线、和我友好、基建投资需求大的发展中国家，这样的投资既使这些企业摆脱困境，也帮助那些发展中国家发展，是一个双赢的选择。

　　第四种是“弯道超车型”产业。此类产业的特征是人力资本需求高、研发周期短的新兴产业。相对于一种新药的研发周期可能历时十年以上，成本投入高达10亿美元，信息、通讯产业的软件、手机等，研发周期仅为几个月或一年，则属于人力资本需求高、研发周期短的“弯道超车型”新兴产业。在这类产业的发展上，我国拥有国内市场巨大、科技人才多、和完备的生产加工能力能够把概念迅速变成产品等优势，并已经出现了华为、中兴、阿里巴巴、腾讯等成功的企业。各地政府可以针对这类型企业发展的需要，提供孵化基地、加强知识产权保护、鼓励风险投资、制定优惠的人才和税收政策，支持国内和国外的创新性人才创业，利用我国的优势，推动弯道超车型产业在当地的发展。

　　第五种是战略型产业。这类产业通常资本非常密集，研发周期长，投入巨大，我国尚不具比较优势，但是，其发展关系到我国的国防安全，例如大飞机、航天、超级计算机产业即属于这种类型。战略型产业有一个特性，即它不能完全依靠市场，需要有政府的保护补贴才能发展起来。过去，政府的保护补贴主要是通过对各种要素价格的扭曲和直接配置来实现。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要素价格的人为扭曲将会被消除，今后应由财政直接拨款来补贴这类企业。在美欧等发达国家，不论国防安全型战略产业是民营或国有，也都由政府财政直接拨款来支持其新产品新技术开发，并以政府采购和推广到其他国家来支持其产品的生产。

　　对战略型产业的扶持是国家行为，应该由中央而不是由地方财政来承担。但是，这类型产业落户在哪个地方，会间接地促进那个地方军民融合的配套产业的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所以，各地政府可以支持鼓励配套产业的发展，并改善基础设施、子女教育、生活环境等软硬条件，来争取战略型产业落户当地，以实现战略型产业和当地产业转型升级的双赢。

　　在经济新常态下我国仍然处于大有作为的战略机遇期，根据各种产业的特征，发挥好“有效的市场”和“有为的政府”两只手的作用，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即使在相对不利的国际外部环境下，我国的经济在十三五期间也仍然能够保持6.5%以上的中高速增长，到2020年前后跨过人均国内生产总值12615美元的门槛，进入到高收入国家的行列，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立下一个重要的里程碑。

令箭

　　文/中国经济50人论坛 黄益平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取得了惊人的成就，但产业政策似乎依然乏善可陈。要么浪费很多资源，不了了之，比如现在各地方政府响应中央倡导的“大众创新、万众创业”。要么一窝蜂，在短时间内造成全行业过剩，比如光伏产业。

产业政策到底有没有必要搞

　　政府是否应该采取产业政策、尤其是应该采取什么样的产业政策？这是关注经济发展的学者经常思考的一个重要问题。产业政策问题的提出，最初可能跟“市场失灵”问题有关。比如，创新成本高、风险大，收益却无法完全内部化，所以发展新兴产业比较难。这样，如果政府采取一些政策措施，也许可以帮助克服市场失灵。但这种干预到底是否有效，学界并无明确的结论。成功的案例当然有，但绝大部分产业政策不成功。二战后一些发展中国家支持的“幼稚产业”，历经几十年还没有成长起来。因此有学者质疑产业政策的价值：难道政府比市场更聪明？

　　所谓产业政策，是指政府对特定产业的形成和发展所采取的政策干预，这种干预，既可以是各种形式的补贴，也可以是特定的行政与监管手段，总之是要帮助消除新兴产业发展的瓶颈。我不是研究产业政策问题的专家，不过最近一直在思考我国如何实现产业升级、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问题。我是从克服市场失灵的角度来理解产业政策的逻辑的，市场能做的还是尽量留给市场。但有效的产业政策究竟长什么样？回答可能见仁见智。我关注的是如下五个方面：顺应市场、不限制竞争、谨慎干预、有退出机制和做事后评估。如果做不到这些，实行产业政策很可能会事倍功半甚至弊大于利。

　　产业政策的必要性

　　对产业政策的作用有争议，原因是多方面的，有理念的因素，也有执行的问题。有时候对同样的产业政策和结果，评价也不一致。比如对于产业政策对“东亚奇迹”贡献的评价，就存在分歧。查默斯•约翰逊（Chalmers Johnson）认为主要是产业政策提升了日本经济的劳动生产率和经济增长率，而希瑟•斯密斯（HeatherSmith）通过对韩国和台湾的研究，却发现主要是市场开放而非产业政策的贡献。另外，香港崇尚自由市场，而新加坡强调政府干预。到底哪一个更好？好像也没有共识。甚至在不同的时期，大家的结论也不一样。

　　国内一些学者对产业政策抱持怀疑的态度，这比较容易理解。我国每年都有产业政策，比如在2016年，政府决定要继续扶持节能环保、软件、云计算、装备制造和光伏等产业。但回顾一下历史，我们就会发现，成功的产业政策很少。最早的产业政策可能是计划经济年代以钢铁产业为核心的重工业化战略，林毅夫、蔡昉和李周认为这个政策的问题，在于违背了比较优势的原则。当时我国人多、资本少，发展重工业很难。即便以举国之力建立起来了，也无法在成本和质量两个方面实现可持续的竞争优势。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取得了惊人的成就，但产业政策似乎依然乏善可陈。要么浪费很多资源，不了了之。要么一窝蜂，在短时间内造成全行业过剩。前者的例子是现在各地方政府响应中央倡导的“大众创新、万众创业”，纷纷开办创业孵化器、高新技术产业园区和产业引导基金。各地的要素禀赋和比较优势千差万别，却要走同一条独木桥，运动式地搞创新，很难避免资源浪费。后者的例子是光伏产业，产能过剩问题已经十分突出。现在中国已成全球最大的光伏生产国和使用国。但如果没有政府补贴，绝大多数光伏企业仍然无法自负盈亏。我现在有点担心新能源汽车可能会重蹈光伏的覆辙。

　　产业政策容易导致两极化的结果，可能跟我国的经济体制有关。中央出一个政策，上上下下都跟着跑。产业政策的边界不清晰，实际变成了举国体制的产物。不光地方政府很上心，银行也非常积极。很多银行根本不认真做尽职调查，看国家的产业目录放贷款。更重要的是，官员考虑的，是要有看得见、摸得到的举措，效果如何反而变得不那么重要。产业政策很少做事后评估，成功也好，失败也罢，决策官员不需要承担责任。

　　我关心产业政策问题，主要是因为当前我国经济面临产业升级的挑战。近年经济增速持续下行，背后有周期性和趋势性因素的作用，但最大的变化是过去长期支持经济增长的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和资源型重工业失去了活力，现在迫切需要培养和发展新的有竞争力的制造业和服务业，支持下一个阶段的经济增长。所以，现在迫切需要做的，一方面是让已经失去竞争力的旧的产业转型、升级或者退出，另一方面是让新兴产业更快地形成并发展。但世界上绝大部分中等收入国家无法晋身高收入经济的现实，也表明产业升级之路十分艰难。

　　产业政策能不能发挥一些积极的作用？我理解产业政策的目的，主要还是通过克服“市场失灵”，帮助化解新兴产业发展的瓶颈。当前我国新兴产业发展的障碍有很多，一是技术门槛。无论是新能源还是大数据，新技术研发的成本非常高，单个企业突破的难度很大。二是行业门槛。我国政府对很多产业实行严格的准入标准，特别是在医疗、文化和教育等领域，一般企业很难进入。三是退出门槛。有很多企业已经失去了竞争力，甚至已经沦为僵尸企业，但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退不出。僵尸企业不退出，继续占用大量的资源，也是遏制新兴产业发展的重要因素。产业政策要从降低这些门槛入手，不同的新兴产业所需要的产业政策可能也不一样。

　　目前全国有四个城市的创新、创业做得有特色：北京、杭州、贵阳和深圳，在这些地方的创新产业的发展过程中，政府所发挥的作用各不相同。在北京的中关村，高校、科研机构云集，发展高新产业有先天优势，政府主要是鼓励科技成果转化。杭州的创新、创业的热潮主要是阿里巴巴的成功带动起来的，形成了一个良性循环的创新生态圈。贵阳发展大数据产业则主要是贵阳市政府推动的结果，贵阳除了电价便宜，本身并不具备突出的优势。到目前为止最成功应该数深圳，已经从一个小渔村成长为中国的创新重镇，成就了一批诸如腾讯、华为和华大基因等全球领先的公司，靠的主要是有效的市场机制。

　　互联网金融的经历

　　近年来，我国的一些新兴产业发展很快，比如生物医药和智能机器，个别企业甚至达到了国际前沿水平。但如果要说已经全球领先的新兴行业，可能只有互联网金融。雷蒙德•佛农（RaymondVernon）曾经提出产品生命周期理论，一个产品通常都会经历研发、生产、成熟、退出这样几个阶段。我国企业生产的大多数产品都是从发达国家引进来的，互联网金融可能是个例外。2004年支付宝上线，2005年宜信成立，我国的互联网金融迄今已经走过了十几个年头。从机构数量、业务种类、交易规模和客户群体看，我国的互联网金融已经在全球占绝对领先的地位。可以说，互联网金融给中国提供了第一次引领全球行业发展的机会。

　　如今蚂蚁金服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互联网金融公司，支付宝不仅已经有三亿个用户，而且已经在120个国家落地。在互联网金融的各个领域都涌现出了一批有一定影响力的企业，比如，第三方支付领域除了支付宝，还有微信支付。网络贷款领域有个体网络贷款（P2P）形式的拍拍贷、宜人贷和人人贷，有微贷形式的蚂蚁微贷和微粒贷。网络投资领域有投资理财平台陆金所、招财宝和铜宝街，众筹平台有点名时间和天使汇。唯独在网络货币领域尚未出现有影响力的公司，但从央行到企业，大家都在积极探索区块链的实际应用，包括创造新型数字货币的可能性。

　　“北京大学互联网金融发展指数”表明，自2013年1月以来，全国的互联网金融业务一直保持环比接近6%的增长速度，大致一年翻一番。目前看，互联网金融发展的地区性差异十分明显，沿海地区比内陆地区发达许多。地级市的数据显示，杭州是我国互联网金融的中心城市，离杭州越远，发展水平越低。但这两年趋同的势头也很明显，即发展水平低的地区增长更快。另外，从年龄段看，推动互联网金融增长的主要是年轻人，特别是出生在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的群体。

　　互联网金融并不是在政府的主动扶持下形成和发展起来的，而是市场自发行为的结果。关于互联网金融究竟是真实的创新还是虚假的泡沫的争论还远未结束，不过互联网金融快速发展，得到了两个逻辑因素的支持。一是解决了市场的一个痛点。支付宝横空出世，是因为当时淘宝使用银行的支付系统，但费事、耗力、还容易出差错。而P2P平台受到热烈追捧，一方面是因为老百姓缺乏好的投资机会，另一方面是因为一些人根本不可能从银行获得贷款。我国大约有60-70%的中小企业和个人没有获得良好的金融服务。互联网金融就弥补了这一块市场空白。

　　二是互联网为解决金融难题提供了一种可能性。金融的本质是资金的融通，最大的困难是风险定价。互联网技术的核心工具是移动终端和大数据分析，前者可以帮助获客，后者能够协助尽职调查。而且互联网技术具有长尾效应的特征，一旦系统建立，服务新的客户的边际成本几乎为零。所以，与传统金融形态相比，互联网在推广数字普惠金融方面的优势更加突出。

　　互联网金融行业为我们思考产业政策提供了一个案例。政府没有为这个行业的发展提供补贴，但监管部门相对容忍的立场提供了宽松的发展环境，否则互联网金融也不会有今天的局面。但反过来，近年来，互联网金融特别是P2P行业风险频发，也跟监管缺位有关。P2P行业发展近十年，至今还没有一个监管框架。导致很多平台或者在黑暗中摸索，或者浑水摸鱼，甚至劣币驱良币，好公司反而活不下去。假如有监管的话，像e租宝这样的高风险平台应该是可以被剔除出去的。而现在监管部门突然要求所有P2P平台在短期内从信用中介转为信息中介，这给行业发展造成了很大的困扰。所以，加强新兴产业的行业规范与健康发展，特别是平衡创新与风险，也应该成为产业政策的重要内容。

　　有效产业政策的条件

　　我国在改革开放期间其实有一项非常成功的产业政策，那就是支持劳动密集型的制造业发展的政策。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期，农业改革的成功不仅提高了农民的收入，还产生了许多农村剩余劳动力。为了发展劳动密集型制造业，政府首先在南方开设了经济特区，对外国投资企业提供税收、资金、能源和土地方面的优惠，后来还一度把这样的政策推广到内资企业和全国各地。这项政策非常成功，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中，我国在全球劳动密集型出口市场上的份额已经达到四分之一。在加入WTO之后，中国很快就变成了全球制造业中心。因此，说这项产业政策成就了“中国奇迹”，也并不为过。

　　但既然绝大部分的产业政策都不成功，如果过去的做法不改变，新的产业政策获得好的结果的可能性也不大，甚至有产业政策还不如没有产业政策。所以，无论是学者还是官员，在考虑制定新的产业政策之前，都应该对过去的不成功的做法进行很好的总结和反思，提出一些切实有效的改进办法，把小概率事件变成大概率事件。那么产业政策这样做才能变得有效？我想到五个方面的要素：

　　第一，顺应市场。产业政策应该顺势而为，而不应逆水行舟。如果新兴产业不能符合比较优势或者不能解决市场的痛点，即便把产业建立起来了，也无法发展。我国在改革开放之前建立的重工业，就不符合当时的比较优势。但这可能是很多发展中国家产业政策的一个通病，既然是发展新兴产业，都想一步迈到世界前列去。林毅夫、鞠建东和王勇在最近的研究中提出发展新兴产业也必须顺应比较优势，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政策思想。支持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的政策为什么成功？归根到底还是因为它符合当时的比较优势。当然，如何适当超前地选择符合比较优势的产业作为扶持对象，仍然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

　　第二，不限制竞争。国家扶持的是特定的产业，而不应是特定的企业，政府补贴某一个创新环节，应该让任何做得好的企业都有机会获得。更重要的是，这些企业仍然应该在同一个市场上公平竞争，优胜劣汰。过去国家采取产业政策支持家电和汽车等行业的发展，不但选定重点支持企业，还不许其它企业进入，是很糟糕的做法。政府选择优胜者，自然容易引发对公平性的怀疑。现实中也有不少企业为了获得政府政策的支持，把工作的重点放在了政府公关而不是研发创新上。张晓波和合作者的研究就发现，我国政府的大部分创新补贴流向了创新比较少的国有企业，这就说明关系比创新重要。

　　第三，谨慎干预。干预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消解产业形成和发展的瓶颈。政府干预一个产业的手段有很多，可以选择补贴，也可以选择管理准入门槛，补贴也可以选择不同的环节。比如现在支持新能源汽车，政府的选择是撒胡椒面式地补贴后端的消费者。这当然可以让生产商有利可图，继续投入研发活动。但这可能不是最佳的政策选择。新能源汽车的技术瓶颈在电池，一是成本，二是寿命，三是安全性。我国的新能源汽车能不能形成国际竞争力？关键还是看电池技术能否获得突破性的进展。国家应该把资金和科研力量集中起来支持前端的电池研发，也许这比分散地支持所有的汽车企业各自为政搞开发更加有效？

　　第四，要有退出机制。我国支持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的政策能够获得成功，除了符合比较优势和不限制竞争之外，就是及时退出。产业政策是临时帮助新兴产业形成的，不是长期支持它们发展的。很多国家的“幼稚产业”一直成长不起来，就是因为政府把这些重点企业保护了起来。保护政策一直不退出，这些所谓的“创新企业”也就变成了一个特殊的利益群体，可以躺在国家政策的身上讨生活，哪里还会有创新的动力和能力？所以，在制定任何一个产业政策的时候，都必须同时设计一个退出机制。过了一段时期，如果新兴产业还是没能发展起来，就应该果断放弃，不应该让它变成国家长期的负担。

　　最后，做事后评估。地方执行产业政策，要么大家都跟着中央跑。中央倡导发展新技术产业，各地不顾当地的实际情况，全国都下同一盘棋。要么换一茬官员就改一套思路，没有一套方案能够坚持到底。说到底，还是干部评价体系除了问题，虽然政绩至上，做的都是表面化的文章，决策者并不承担政策后果。以工信部出台政策支持婴儿奶粉为例，最后国家的钱是产生了预期的目的、打了水漂还是进了特定个人或是机构的腰包，反正我是完全无从得知。所以，要执行产业政策，首先应该设立评估制度，特别是请第三方机构对每一项产业政策的效果做独立评估。决策官员必须承担相应的责任。

　　本文系作者2016年8月21-22日在复旦大学举行的“产业政策：总结、反思与展望”会议上的发言。

令箭

　　文/中国经济50人论坛 张维迎

　　林毅夫教授认为政府为了推行赶超战略，不得不扭曲体制。但究竟是体制导致了战略，还是战略导致了体制，是很值得进一步深究的。

林毅夫在产业政策问题上的四个错误

　　（1）后发国家保持长时间持续增长很难说是奇迹。哈耶克早在上世纪40年代就指出，缺少自由的国家可以利用自由国家发展起来的技术保持一段时间的高增长。真正需要解释的是为什么这些落后国家之前没有发展。

　　人类历史上真正的经济增长奇迹应该是英国和美国。由于工业革命，英国从一个边陲岛国成为人类现代文明的引领者。美国则从一个南北战争之前80%以上人口都在农村的农业国家，在三十年后的1890年成为世界第一大工业国。

　　中国的经济增长值得我们高兴。这说明，人只要有自由，就会有发展。中国过去30年之所以取得这么好的成就，就是总体而言政府管的越来越少，虽然中间有所反复。目前之所以还有很多问题，是改革不彻底造成的。

　　需要特别强调的是，中国目前弥漫着一种过度自信的气氛，一方面反对普世价值，另一方面期望把中国的经验变成普遍的规律用来指导其它国家。实际上，中国过去30多年在持续经济增长的同时，却并没有创造能对人类未来发展提供重要推动力的新技术。英国产业革命期间创造蒸汽机，带来了机械化；美国在南北战争之后30年里在电器以及汽车等方面取得突破性的进展。如果我们不能够谦逊的对待成就，我们就可能走向反面。

　　（2）发挥比较优势与强调政府作用存在矛盾。林毅夫教授的经济学说始终强调经济发展要利用比较优势；与此同时，林毅夫教授也强调要充分发挥政府的作用来利用比较优势。这存在逻辑上的矛盾，也与历史上的经验不相容。理论上，最初提出比较优势理论的斯密和李嘉图等人以及后来强调分工带来的内生比较优势的杨小凯教授都认为，市场是最有效发挥比较优势的制度。在改革开放之前，中国的比较优势没有得到发挥的原因就是因为当时市场的作用被否定了。存在市场的时候，每一个人都会想尽一切办法利用比较优势。比如说，陕北缺水，农民不会自发选择种水稻。然而计划经济则可能要求农民在没有水的地方种水稻。

　　（3）企业家精神与产业政策存在矛盾。社会进步和人类富有的本质是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提高需要依靠技术创新和技术进步，技术创新和技术进步的来源是企业家和企业家精神。可惜地是，目前正规的经济增长模型都缺少企业家这个关键因素，因为他们假设所有人都同样聪明理性，这是经济理论和经济增长理论的重要缺陷。诚然，企业家有可能判断错误，但是他们与常人不一样，一旦成功便可以给社会带来极大的好处。

　　正是因为企业家精神的重要性，产业政策的负面作用才更加鲜明。四十年前，比尔盖茨预计未来将会是一个计算机的世界，所以他一头扎进了软件产业。产业政策能够取得积极作用的前提是制定政策的政府官员比企业家更有能力去判断未来，然而这个前提是不成立的。政府官员的优势并不在于能够更准确地判断未来，而在于能够在现有的官僚主义下循规蹈矩地做好本职工作。在体制层面上，也并没有相关的激励促使政府官员冒巨大的风险制定未来才能证明正确的产业政策。过去各国的产业政策大部分都失败了，就是因为产业政策在本质上与企业家精神是不相容的。

　　在实际操作上，正确有效的产业政策的制定非常困难，不论是企业家还是科学家都难当大任。首先，企业家本身随着时代变化，过去成功的企业家也不是判断未来的最好人选。假如1990年美国任命比尔盖茨负责制定产业政策，那么互联网肯定会遭受重大的打击，因为当时比尔盖茨只在乎个人计算机，而不看好互联网。其次，即便由最前沿的科学家组成产业政策委员会，也只能看到某一个领域上的技术变化，而无法像企业家一样看到人类本身的需要。更不要说由政府官员制定的产业政策，有很多例子可以说明其无用甚至有害。比如，地方政府希望将光伏产业扶植成主导型产业，用土地、信贷和税收等优惠来招商引资，导致过度进入的潮涌现象。

　　（4）重新思考战略与体制的关系。林毅夫教授认为政府为了推行赶超战略，不得不扭曲体制。但究竟是体制导致了战略，还是战略导致了体制，是很值得进一步深究的。从历史上看，最初主张推行计划经济的人并不是出于赶超的目的，而是基于防止资本主义生产过剩的需要。一旦实施了计划经济，政府肯定要折腾。出于执政合法性的需要，政府不可能提出一个倒退的战略，所以只能赶超。一旦存在这种赶超战略，企业家精神就会遭遇打压，否定个人权利和市场的存在。

　　讨论体制与战略的问题，实际是在讨论究竟政府是个人实现幸福的工具，还是个人是政府实现某种战略的工具的问题。如果个人可以成为实现政府实现某种战略的工具，那么实施国家战略存在合理性。反之，如果政府是实现个人幸福的工具，那么就应该保证更多的个人自由，促进市场体系建设，让企业家精神发挥作用，实现经济的健康发展。

　　（原载于微信公众号“经济学家圈”）

令箭

回应张维迎指出的所谓四个错误

2016年09月18日07:42    作者:林毅夫  

　　文/中国经济50人论坛 林毅夫

　　基础科学的革命不受企业家精神影响，而是政府支持的科学家推动的，政府部门发挥了相当大的作用。专利制度的建立也是政府的工作。如果说中国落后是因为没有自由，我觉得这个解释没有抓到现代经济出现翻天覆地变化的根本原因。

回应张维迎指出的所谓四个错误

　　张维迎教授提出了一些根本性的问题。第一，他认为中国改革开放之前之所以发展不好，最根本的原因是没有自由。实际上，中国传统社会就是自然经济，“日出而作，日没而息，帝力于我何有哉”，是相当自由的，当时政府的力量对生产没有多大影响，基本上就只是收税，但仍然发展不好。此外，从欧美等国的经历来看，工业革命的产生与企业家精神有关，但是它还有赖于基础科学的革命和产权制度的建立。基础科学的革命不受企业家精神影响，而是政府支持的科学家推动的，政府部门发挥了相当大的作用。专利制度的建立也是政府的工作。如果说中国落后是因为没有自由，我觉得这个解释没有抓到现代经济出现翻天覆地变化的根本原因。

　　第二，张维迎教授认为发挥比较优势与强调政府作用存在矛盾。我觉得比较优势有静态和动态之分，在发挥动态比较优势时，政府的作用很关键。随着经济的发展，要素的禀赋结构会发生变化，一些原来不符合比较优势的产业变得符合比较优势，这时就需要技术升级和产业结构变化，既会面临很多外部性的问题，也会面临很多协调的问题，比如对基础设施、金融支持、法律服务的要求会相应变化，这些变化不是单独企业家能够做的，必须要由政府协调不同的企业来进行，或由政府来提供。

　　第三，张维迎教授认为企业家精神与产业政策存在矛盾。企业家的创新精神在《国富论》里面没有提到，但是非常重要的，在这方面熊彼特做了深入的阐述。不过，企业家的创新主要是在产品层面的创新，或者技术运用方面的创新。这些创新建立在基础科研跟公用技术的突破之上，而基础科研跟公用技术的突破大多是政府支持的，即使美国到今天也还是这样。以大家津津乐道的乔布斯为例，1976年推出的苹果I型计算机是建立在1960年代和1970年代以美国政府的公共资金支持的计算技术的研发成果上，2001年推出的IPOD和其后的IPHONE也是建立在政府资金支持而研发出来的卫星定位、声控和大规模储存等新技术上的，乔布斯的天才在于把这些新技术组合开发成消费者喜爱的新产品。政府对基础科研的预算支持是有限的，需要有战略性的选择，哪些支持，哪些不支持。这就是产业政策的作用。

　　潮涌现象的出现不是产业政策导致的。如前所述，上世纪90年代美国没有互联网的产业政策，同样有互联网的潮涌现象。我同意大部分国家的产业政策是失败的，但是我们也要看到，成功的国家都有产业政策，没有产业政策的国家基本上没有成功的。我们要避免产业政策的失败，也要避免没有产业政策的失败。所以，应该研究什么样的产业政策能够成功，这也是新结构经济学所要做的贡献的地方。

　　最后，张维迎教授认为国家发展战略侵犯个人自由。我的观点是，在结构变迁过程当中，如果政府不因势利导解决问题，不对基础科研、基础设施、教育、金融等进行完善，那么企业家精神也发挥不出来。政府发挥作用的方式只要是对的，其实能给予个人更大的自由。

　　（原载于微信公众号“经济学家圈”）

令箭

　文/新浪财经意见领袖（微信公众号kopleader）专栏作家 陈恩挚

　　说实话，现在还在讨论 “市场经济比‘市长经济’好” ，“产业政策不是好东西”这种老生常谈的常识性经济学问题，实在感觉有点悲哀。

现在还在讨论产业政策是种悲哀现在还在讨论产业政策是种悲哀
　　近几个月，我一直在国外游历并体验生活，想在屋子外面看那个屋子，没怎么写文章。这些天，知名经济学家张维迎和林毅夫对产业政策的讨论，让人实在无法淡定，忍不住凑一下热闹。

　　我曾做过近10年的财经记者。这些年里，我和身边的同事们看到了各种企业的生存之道。其中，比较奇葩的一种就是，不少企业竟然靠政府的产业扶持政策生存。

　　比如，在一个支持动漫产业的城市，动漫企业不仅会有一次性的资金或土地等方面的支持，政府还会根据其制作的动画片是否上央视或卫视以及动画片的集数给予巨额奖励。所以，当地有的动漫企业一年能拿几千万补助。

　　这并不是什么内幕。根据A股上市公司的公开资料，我们也经常会看到各行各业的企业因为各种原因领到数百万，数千万，甚至数亿的补助。

　　显而易见，这些钱不是政府自己的。这些钱都是直接或间接来自企业和民众的税费，是大家劳动而获得的。换一个角度思考，那么多产业政策以及那么多巨额补助的发放，那么多开支，对于其他广大普通企业和民众而言，是巨大负担。

　　由此看，是否需要各种产业政策的讨论，其实还是回到了一个简单的经济学常识问题：由谁来决定资源的配置？要 “市长经济”，还是要“市场经济”？

　　先抛开复杂的理论不谈，放眼当前，国内很多经济社会问题都是因政府管的太多，而不是管的太少。事实上，这么多年，各级政府年年高喊“转型升级”，实施各种产业政策，其效果如何呢？

　　恰恰相反，产业政策的弊端却是十分明显：一、产业政策往往意味着市长及各部门官员的配置资源的权力。权力往往成为寻租空间，容易导致腐败。二、这么多权力的执行和实施也需要很多人手，这又是一笔巨额财政支出。

　　除此之外，一个容易被人忽视的问题是，相比市场经济的多元配置，“市长经济”易让配置资源的权力相对集中、单一，导致了经济社会中巨大的对抗、内耗。

　　说到这里，我想起曾经讲过的一个故事：有一位富可敌国的亿万富豪，他有多个子女。和很多父亲一样，他很希望子女们都出外打拼，靠自己获得傲人的成就。但是，基本上很少有子女这么做。

　　因为这些子女发现，自己创业太艰辛，尽管有可能成功，但远不如获得父亲的认可来的实惠。他们发现，父亲只要一个眼神或一个笑容，可能就意味着几亿财富到手。即使出外打拼，其实很需要靠父亲的荫护、人脉和影响力。

　　这个故事其实是中国经济社会问题的“隐喻”。在这样的营商环境下，你会发现，依靠国企垄断，产业政策及各种权力，资源配置的权力自然大量的掌握在各极领导手中。 为此，获得政府及高级官员的认可、青睐，自然成为企业最容易的赚钱之道。这必然形成“政府资源是核心竞争力”、 “全民公务员热”、“削尖脑袋争取步步高升”等中国特色的现象。

　　与此对应的是，“争先恐后当市长” “争先恐后请市书记、市长吃饭”成风，造成当今中国经济社会中，人与人之间，企业之间的对抗意识被不断强化。如此一来，必然导致过多的没有价值的内耗，使经济社会长期处于高成本运行。


　　说实话，现在还在讨论 “市场经济比‘市长经济’好” ，“产业政策不是好东西”这种老生常谈的常识性经济学问题，实在感觉有点悲哀。

　　我看到林毅夫经常喜欢用“审时夺势”这个提法。然而，以中国目前的经济现状，若真的要“审时夺势”， 退一万步讲， 实施和推进十八三中全会提到的“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放松管制，减少各级政府部门的权力，裁减政府工作人员，让政府少干事，减少甚至取缔各地的产业政策，减少税收（只有减支，才能减税），一定是当务之急。

　　然而，另外一种逻辑和隐忧是，在经济降温时，政府和官员往往更有花钱的冲动。他们往往更想“有所为”，更想去出台更多产业政策，更想花钱去干预经济和市场。而由于长期的思想定势，不少短视的企业和投资者也会急盼政府出手。这需要引起我们的警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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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箭

林张之争背后的产业政策迷惑

2016-09-20 陈兴杰 剑客会


产业政策的迷惑之处就在于：政府指导下的企业，创造了一个个奇迹，这些显然的成功被看到，成本却往往被忽视。


文丨陈兴杰

21年前，两位经济学家林毅夫和张维迎就国企改革的方向问题发生了激烈争论，被经济学界称为北大“交火”事件。近日，这两位著名经济学家又开始就产业政策究竟是否应该干预市场，开始了新一轮学人论政。

最近三十年中国经济发展的原因，是无数学者为之着迷的话题。面对芜杂的历史材料，观察者都能抓住一些东西，总结自己的一套“规律”。在历史经验找规律，不同人结论往往不同。

历史不能自动呈现规律，那些所谓规律，不过是观察者既有观念的投射。最近林毅夫和张维迎的产业之争，在我看来，仍然还是方法论之争。林毅夫试图从三十年的发展历程找规律，得出的结论，中国经济发展得益于成功的产业政策。因此，未来还要继续实行。

回望这三十年，中国确实涌现了很多成功的产业。高速公路、高铁为代表的基础设施建设，蓬勃发展的互联网，代表“中国速度”的重工制造，闻名世界的消费品出口，这些成功产业背后，背后都有政府影子。林毅夫由此认为，产业政策并非一无是处，政府扶持得好，也能显著成功，何必谈全盘废除？



通过历史材料找结论，得出产业政策成功，看起来证据确凿。但产业成功背后，有要素组合优势（中国出口成功，很大程度归功于劳动力优势），有市场条件优势（中国作为单一语言的大市场，是互联网的天然沃土）。这些产业的成功，很难完全归功于“产业政策”。

确实，中国社会现实条件，哪个行业都离不开和政府打交道。不同地方、不同行业，政府环境大不相同。我们经常听说，某个产业繁荣离不开政府“保驾护航”，看起来确实也有政府忙前忙后，官员奔走。事实上深入观察，那些看起来还不错的政策，无一例外是减化流程、减少干预，使行业趋向于市场化。一些新兴行业涌现，政府采用了放任自流的态度。

“政府做对什么”，本质上还是“政府没有做什么”。没有哪个行业在政府关照下，投入更多补贴，官员密切指导，因此而变得更繁荣。包括很多人引以为傲的大型国企，它们业务水平的提高，也是渐进市场化的结果。这一点在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前后，对照得尤为明显。

产业政策若非趋向市场化，最终会以补贴、垄断、管制告终，难以创造真正繁荣。很多人反驳这一点，他们提出：产业政策在大部分领域是没必要，关键领域却“四两拨千斤”，如基础设施。没有政府投入，哪有世界第一的高速路网，高铁下县？分散的市场化能做到这一点吗？

产业政策的迷惑之处就在于：政府指导下的企业，创造了一个个奇迹，这些显然的成功被看到，成本却往往被忽视。有多少资金是浪费掉的，有多少投资永远收不回，很多是一笔烂账。最近三十年中国经济高速发展，基础设施的需求很强烈。政府也在扮演企业家角色——政府既是监管者，也是投资者。很大程度上政府还赌对了，一些投资取得巨大回报。我们应该感到庆幸，并且适时地提出转型，而非将这种模式神化，鼓吹政府永远做下去。

林毅夫可以举出很多产业政策的成功例子。很多确实很成功，你却难以确定那是产业政策的后果。曾经，计划经济的国家工程师，也可以拿出厚厚一沓资料，充分论证该优先发展哪项产业。

张维迎严厉批评林毅夫，采用了完全不同的范式。他不是从历史出发，而是从最基础，最根本的原理出发，以此为工具分析现实世界。创造财富这件事，政府不如企业，官员不如企业家，政府计划不如市场竞争。这是政治逻辑和经济规律决定的，不以个人能力为转移。

从这个范式出发，张维迎主张废除产业政策，并不是否定这些产业的必要，也不是否定所有官员行动。他是秉持着市场化逻辑——祛除政府迷信，回归到“官员不是神”的常识，往市场化方向拉动。

令箭

林毅夫驳张维迎产业政策理论缺乏刚度
姚树洁

最近就政府该不该有产业政策的问题，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林毅夫和张维迎两位教授的观点，再次引起学界的热切关注。
林、张两教授是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创建者，22年来，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对中国经济研究的影响及高端人才的培养，做出有目共睹的贡献。因而，他们两位大牌教授的一言一动，都会引起全国同行的高度关注。
张维迎的主要观点
本次争论的焦点在于张维迎发出非常响亮的呼声：政府不应该有任何产业政策，因为任何一个产业政策，都必将以失败而告终。
张教授一贯主张企业是经济发展的基础，企业家精神才是生产和创新的源泉，他最反感的是政府的干预，认为政府行为不能替代企业家精神。
2015年6月在重庆大学召开的留美经济学会30周年年会上，张维迎的主题发言赢得许多喝彩，他认为政府不应该干预市场，干预经济活动，一切留给企业家就什么都OK啦。可是，当天会议黄奇帆市长的主题发言，却列举了五个方面，证明政府引导重庆经济发展的巨大力量和好处。黄奇帆的例子，非常有说服力。例如，“渝新欧”列车的国际通道，如果没有政府，仅靠企业是无法做好的。重庆的汽车、电子产业和十大新兴战略性产业的发展，离开政府的引导、干预和参与，也是做不成的。
重庆多年来快速的经济增长，从原来远落后于其它地区和城市，变成中国经济发展最具活力的新增长中心。这其实是政府、企业和个人共同发力的结果。张维迎完全否定政府的功能，显然无法说服人。就算政府犯了不少错误，走了不少弯路，也不能把政府的干预功能全盘否定。
做为大会的学术委员会主任委员，在开完会以后，我发表了一篇评论张维迎和黄奇帆发言的博文，我认为那是一个比较客观、全面的评论。中国30多年来的经济社会发展，每一个进步，都离不开政府的身影，这是中国经济社会现实不可回避的。政府的一切干预，当然不可能都是对的，不仅如此，政府做错事也是不少的。但是，不能因为政府政策的一些失误，哪怕是一些比较严重的失误，就认为企业家精神一定是唯一正确的，而政府一定都是错误的。
如果是这样，中国几十年来翻天覆地的变化就无法解释。邓小平主张开放，主张引进外资，主张对内改革，习近平现在主张深化改革。所谓改革，就是政府有导向性地利用各种政策去纠正产业结构失调，去给企业创造更好的竞争环境。没有改革，就没有进步，而改革，说白了，就是政府干预。否定政府干预的功能，就是否定改革的必要性。难道不是这个道理吗？
张维迎说他是双轨制的倡导者。那么，双轨制的本质是什么？那还不是在当时特定的条件下政府的干预吗？
林毅夫的观点
回到产业政策。林毅夫教授驳斥张维迎的观点，从理论上抓住了两点。首先，就是新产业发展的不确定性和外部性，这些风险不能由企业完全承担。一些发展前途特别好，对国家今后经济可持续发展特别有影响的产业，刚开始时，总是有许多风险和不确定性。如果政府对这些产业给以初期的支持，等技术和市场成熟以后再停止支持，看起来国家赔了钱，但是，从整体的社会效益来讲，却是有利的。
林毅夫第二个观点认为，中国经济已经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根据他的新结构结构理论，政府应该明确新的产业政策，通过有效干预，促进旧产能向新产能转变，培养具有发展前途的新兴产业。这就是当前政府提倡供给侧改革的另一种说法。
我还是认为林毅夫教授的观点是科学可行的。不过，他并没有正面反驳张维迎教授彻底否定政府产业政策的片面性，甚至是错误的理论。因此，林毅夫的回驳缺乏刚度。
张维迎教授的理论错在哪？
我阅读了张维迎最近彻底否定产业政策的理论观点。张维迎为什么能够赢得那么多人的肯定，关键在于他讲话的艺术，而不是他的正确性。正因为如此，大多数人已经被张维迎的这种讲话艺术所误导，而且还误导的很严重。
张维迎讲话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抓住一些能够证明他正确的例子。例如，他说，从汉武帝开始，政府就有产业政策。那个时候的产业政策就是“重农轻商”，这种政策导致后来中国商业不发达。这听起来很有历史知识，也很有说服力。但是，张维迎忘了，汉武帝时期，刚好就是中国经济发展很好的时期，在全球范围内，这个时期，也是中国非常鼎盛的时期。那个时候，农民、农业当然非常重要。商业不是不发展，相反， 汉武帝的时候，商业非常发达。所谓轻商，其实就是政府限制商人利用垄断手段，榨取农民赖以基本生存的利益。用当今的术语说，就是价格监督和控制，并不是真正的限制商业发展。
其次，张维迎讲话的另一个特点就是用片面的例子，把所有的事情都一棍子打死。例如他说新技术、新产业，谁也无法知道什么时候产生，因此，政府不应该盲目支持企业去发展这个，或发展那个。他说马花藤刚出道的时候，找了72家风投公司，没有人愿意出钱，找到了第73家，才出了钱。他用这个例子，目的就是说政府不应该撒钱支持任何有可能会变成大公司的企业，因为风险太大，不确定性太大。不过， 我倒过来可以用张维迎的这个例子，反驳他的理论。首先，为什么有风投公司？其次，尽管马化腾找了73家公司，还是有人愿意来投。你却对不能因为有72家不愿意投，就认为政府一点也不能投资风险企业吧？
其三，张维一而再、再而三的说，从来没有看到一个政府的产业政策是成功的。他还是用光电板、电视等例子，来说明政府产业政策的失败。是的，政府产业政策失败确实到处可见，这与风投公司投资失败的道理是一样的。孙正义搞风投，差点连本都玩没了，可是，他赌对了阿里巴巴，他成功了。马云的身价现在比孙正义低得多，而孙正义只是给了马云8千万美元。不过，在给马云8千万美元之前，孙正义不知道在其它的投资项目中吃了多少苦头。就算投资阿里巴巴，孙正义也是等了好多年才等到了上千亿的回报。
在中国，政府支持科技研发，现在一年的研发经费高达1万多亿，你能够说这样的投资都是一种错误吗？根据张维迎的逻辑，中国政府早应该关闭中国科学院，关闭所有的大学研究所了。这些研究机构，有上百万人在做研究，如果用非常短浅的眼观看问题，那就是在烧钱。可是，用发展、长期的眼观看问题，这些研究投入是完全必要的。在中国如此，在任何发达国家，更是如此。
再如，中国的高铁研究，核电研究，太空工业的研究与发展，哪一个行业离开了政府，能够有今天的效果？而哪一个行业的发展，不是充满着风险和不确定性？
张维迎全面否定产业政策的最大缺点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他用的例子都带有极端的片面性。包括用汉武大帝和马化腾的例子。不仅如此，这些例子，反过来却可以证明他是错误的。
其次，张维迎用少数例子，用静态的观点，去解释一个非常复杂而多变的社会发展现实。政府干预政策，一般也是考虑风险的。一旦干预效果不好，也不会一条道走到黑。张维迎90年代在英国牛津大学读书，他的导师是我的同事，那个时候，英国政府也是在不断的干预产业发展。煤炭产业是否关闭，汽车产业是否要补贴，都是那个时候争论不休的观点。回过头来，并不是政府该不该干预的问题，而是如何干预的问题。
中国高铁发展更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当时的产业政策有些分歧，有人主张进口改装，有人主张引进、消化、自主发展。后面的路子走通了。汽车产业，政府也干预，但是，汽车与高铁走的两条路线，结果，中国把巨大的市场几乎全部让给了外资企业，严重挤压国产品牌的发展。汽车产业的发展，明显就是因为政府没有正确的产业政策。
其三，政府干预不是都是错误的。政府的许多产业政策，效果非常明显。韩国的汽车、钢铁、造船、家用电器的发展，没有一项离得开韩国政府正确的产业政策干预。中国的电子、核电、航天航空、高铁的迅速发展，中国科技的迅速发展，哪一项都离不开政府的产业政策指导，并不是像张维迎所说的那样，一塌糊涂。相反，许多产业发展不好，主要是因为政府官员的认识高度问题，或者是产业政策的失误，而不是该不该有产业政策的问题。

令箭

杨小凯回应林毅夫：经济学家要有起码的学者良心2016-09-20 杨小凯 [url=]剑客会[/url]

杨小凯（1948〜2004）

编者按

近日，两位顶尖经济学者林毅夫和张维迎围绕我国产业政策爆发了激烈争论。8月25日，张维迎在亚布力中国企业家论坛2016年夏季峰会上发表演讲，主张废除一切形式的产业政策。9月13日，林毅夫教授发表文章，观点鲜明地针锋相对。中秋节期间，张维迎又对此作出了回应。随后，针对张的批评，林毅夫进行了逐条反驳。

林毅夫与张维迎之争，是一场在学术界纷扰良久的争议，双方都在为自己坚持的立场而正名。回到本质，这是一个关乎市场与政府的命题。这是一个值得点赞的争鸣，最起码说明经济学的圈子不至于死水一潭。

本世纪初，著名华人经济学家杨小凯与林毅夫也有一场争论，当时争论的主题是宪政改革与经济发展的关系。本文是杨小凯回应林毅夫的一篇文章，原载于《经济学》（季刊）第二卷第四期，原标题为《回应林毅夫的批评》。剑客会编发时略有删节。

国内很多哗众取宠、政治宣传式的“经济研究”之所以经不起时间的考验，并不因为这些经济学家学识不够，而是他们缺乏起码的学者良心。

文｜杨小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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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我们感谢林毅夫对我们的《经济改革和宪政转轨》（下称《宪政》）一文的认真批评。林文指称，《宪政》一文认为后发国家应由难而易，先完成较难的制度模仿，才能克服后发劣势。 我们的文章并不讨论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的价值判断问题，我们只是分析为什么宪政转型与经济改革同时在明治维新时的日本发生，在台湾、南韩发生（这两个地区小，对国际竞争压力敏感，没有中国大陆那样的自我中心包袱），为什么在1990年代的俄国发生（模仿技术和工业化模式的潜力已耗尽），而为什么不在清朝和当前的中国大陆发生（还有技术模仿和工业化模仿的潜力，自我中心，骄傲自大的包袱太重，对国际竞争压力相对不敏感）。

我们一直认为日本明治维新是宪政转型与经济改革同时进行的一个成功的震荡疗法（日本在明治维新后不久实行了政党自由、议会自由选举，及不搞国有企业）。而日本二战中侵略中国及以后的问题都与宪政改革不彻底，留下一些官商勾结、财阀制度有关。

我们并不同意林毅夫用资源和投资解释经济增长的投资和资源决定论。最近的大量经验研究（Charles Jones, 1995, JPE, QJE）已证明，经济发展绩效与投资率及R&D的规模没有单调正关系。大量经验研究也证明，各国贸易模式只有大约50%与资源比较优势理论一致 （Trefler, 1995, 1996）。经济发展的关键是劳动分工的演进，这一演进是由交易效率决定，而宪政制度是减少国家机会主义造成的内生交易费用的关键。

林文强调渐进经济改革的好处，我们认为一个独立的学者要研究渐进改革中的两难冲突。在《宪政》一文中，我们指出渐进改革有赎买特权阶层减少推动改革阻力的好处，但是也有将国家机会主义制度化及造成不公增加社会下层人民反对改革的阻力的坏处。独立的学者不但要研究没有宪政转型的经济改革的长处，也要研究它的教训。例如伊朗巴列维改革，20世纪初俄国斯托雷平改革，清末洋务运动的经济表现都不比中国今天的经济改革差，但这些改革都因为宪政改革的滞后造成社会不公，激起下层人民的革命。如果中国的经济学者不全面总结渐进改革的经验教训，而只是一味鼓吹渐进改革的好处，在独立的国际学术界眼中，他们就会被视为当政者政治宣传的工具。

中国的宪政改革的滞后造成了国家机会主义和腐败的制度化，这是国际学术界，及中国领导人都有共识的。江泽民提出反腐败要从制度上反，否则腐败越反越多，朱熔基认为将干部贪污洗钱、资本外逃去掉后，中国的经济增长率只有1%，这都间接承认了中国宪政改革滞后造成的制度性腐败的问题。我们并不需要很多研究来证实这一点，只要到中国去看一看，并且有一点起码的良心，就不难证实中国宪政改革的落后的确造成了制度化的国家机会主义和腐败。只要看看各省级机关0字头车牌的汽车过所有路卡不交费，甚至可以违反交通规则而没有警察敢追究，就不难看出中国今天的制度化腐败已严重到何种程度。

林文强调技术模仿的重要性，我们对此并不反对。但是我们要提醒读者注意，日本明治维新后制度模仿和技术模仿并重，且以做个学习先进制度的好学生为荣，他们以尊重专利，以保护私人知识产权和私人企业剩余权为本，因而私人企业家有足够激励购买和利用发达国的技术，在一百年中终于成为技术大国。而中国一直想利用科技奖励条例，废除专利制度，反对私人企业制度的办法，靠偷窃技术来模仿。改革开放后重建专利制度，但却用限制私人企业的办法强迫外资用技术换中国政府的垄断性市场。这种模仿技术的国家机会主义行为与南韩、日本学习先进制度限制国家机会主义行为比较起来，效果要差很多。

林文用印度做例子，来说明宪政改革不是成功的经济发展的必要充分条件。我们完全不同意这种分析。印度是个自然条件极差的国家，由于年降雨量极少且极不稳定，19世纪前，印度经常因为干旱发生饿死几百万人的大规模饥荒。英国殖民印度前，印度的经济发展水平比中国低得多（印度人在大街上仍可以当街拉尿）。印度独立后由于实行了宪政体制，虽然经济发展表现不佳，但却再没有发生大规模饥荒。而中国的自然条件比印度好得多，但却于风调雨顺的1959年发生中国历史上和平时期最大饥荒，饿死至少三千万人。连刘少奇都痛心疾首“人相食，你（毛泽东）我是要上史书的！”

从每个人生命都无价这一点而言，中印这一比较就说明宪政体制和专制体制在经济发展上的优劣。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玛蒂亚·森指出，印度和中国在大饥荒上的差别正是因为政治制度差别造成的，因为大多数大饥荒都不仅仅是食物短缺引起，而是歧视性的政治制度引起。印度1949年独立后废止英国人的自由贸易制度，推行自给自足，学习苏联搞国家主导的发展战略，发展很多国营企业，限制自由市场和私人企业在发展中的作用。印度比中国迟十年左右才改革这套苏联式发展战略，因此，印度经济发展与中国的差距并不是宪政体制造成，而是苏联式的发展战略造成。以印度的自然和社会发展条件，如果没有宪政体制，印度今天一定是内乱，种族冲突不断，大规模饥荒不断的国家。

我们在《宪政》一文中指出后发国家有可能用模仿技术和工业化模式的方法在没有宪政秩序条件下发展，这似乎与林文中关于宪政制度不是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观点一致。但是我们要强调，长期而言，没有宪政制度，经济发展和贸易的好处会被用来巩固专制制度，阻碍长期经济发展。

最近Acemoglu, Johnson, 和Robinson（2002）用大量史实和经验证据说明，工业革命在英国而不在西班牙发生, 正是因为英国光荣革命后确立了宪政体制，打破了政府对大西洋贸易的垄断，使大西洋和殖民地贸易的大部分好处被一般没有特权的人民得到，形成没有政治特权的自由资产阶级。英国光荣革命后确立了宪政体制，打破了政府对大西洋贸易的垄断，使大西洋和殖民地贸易的大部分好处被一般没有特权的人民得到，形成没有政治特权的自由资产阶级。而西班牙在大西洋和殖民地贸易方面16-18世纪比英国占优势，但一直实行专制制度和政府对贸易的垄断，使大西洋和殖民地贸易的好处被王室垄断，用来加强专制制度，一般没有特权的人民得不到，也没形成无政治特权的自由资产阶级的势力。而这样的经济发展可能导致与他国战争。德国、日本在二战时实行军事专制制度，虽然经济发展成功，却发动了世界大战。

我们非常欣赏林文对赶超战略的批评。但林文强调发展战略比宪政制度对经济发展重要，我们不同意这一观点。我们认为产权经济学的看法更有道理，这种看法认为游戏规则比给定规则下的战略策略更重要。一定的游戏规则就决定了一定的战略策略会在均衡中出现，因此宪政游戏规则比给定游戏规则下的大战略更重要。日本政府50年代也有限制汽车工业的大战略，它认为日本当时没有出口汽车的比较优势，但是美军占领当局为日本制定的宪法规定私人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并废止了官商勾结的垄断财阀制度，所以日本政府的这一大战略终被私人企业和市场所否定。

林文不再提他过去一再鼓吹的乡镇企业是制度创新的观点，因为现在政府官员和学者都认识到乡镇企业，特别是苏南公有制乡镇企业体制的致命缺陷。但林文仍坚持乡镇企业不同于清末的洋务运动中的体制，因为洋务运动中企业是国有的。这与史实不合，洋务运动很多企业是所谓官督商办和官商合办，前者非常类似乡镇企业中的承包制，而后者很象合资经营。 经过几年制度的迅速变化，国内大多数学者也会觉得几年前在中国盛行的“制度创新”说法可笑。那时不但乡镇企业的落后制度被说成制度创新，不准私人企业上市、为国有企业圈钱的股市也被说成制度创新。如果这也算制度创新，则民国时代的完全自由股市就更应该算制度创新了。

国内很多哗众取宠、政治宣传式的“经济研究”之所以经不起时间的考验，并不因为这些经济学家学识不够，而是他们缺乏起码的学者“良心”。并不需要很多研究，一般老百姓都知道的事实，却被经济学家们的研究用新名词搞得像云雾山中的东西。1956年强迫合作化的事实被人说成自愿，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圈地运动股份化运动中人所共知的大规模贪污，在中国经济学的文献中却找不到系统的纪录，还是一个不做经济学术研究的何清莲用记者方式给我们留下了一些这方面的记载。因此我们要利用这个机会大声疾呼，经济学界的研究要讲良心，要尊重事实，不要替有权有势的人做宣传造势。

－END－

令箭

张维迎


马化腾




杨小凯

独爱飘雪

张维迎与黄益平，我觉得说得很对呀，产业政策带来的是产能过剩与资源的浪费，还有腐败什么的，可都不是小问题，现在多少坏账都塌在这产业政策上。就说我们一个个小县城建了那么大的开发区，结果冒烟的没几家，良田千顷荒芜，大产房小厂房，钢筋水泥都是要钱的，谁的钱，国家产业政策的补助到手后，人拍屁股走入，坏账留给国家。又说现在土地租赁合同，村里几百亩土地被租了出去，本来想捞一笔国家补助跑没跑了，没跑了又种不了，只能种草。前些年的什么养殖种植补助，激励政策，结果养殖场的牛都是租来的，补助金下来牛被送了回去。上一次经济危机后制定的产业政策，现在造成了产业大危机，比如新能源，光伏。现在的情况房价不能下来，汇率不能下来，不然加速人民币外逃，国家经济崩塌，谁都知道中国房价泡沫早就形成，眼下政策也只能控制住房间别下跌，另外超发货币，房价不跌，资金不外逃，汇率也保住了，老百姓的钱都锁在房子上，肉烂在锅里，实现中国经济的软着陆。

令箭

独爱飘雪 发表于 2016-9-24 19:36
张维迎与黄益平，我觉得说得很对呀，产业政策带来的是产能过剩与资源的浪费，还有腐败什么的，可都不是小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