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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斗六星网 六星文学 六星书房 今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好多人不服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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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好多人不服哦 [复制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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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6-10-17 10:36 |只看该作者 |倒序浏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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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最后由 令箭 于 2016-10-17 11:01 编辑

北京时间10月13日19时,瑞典文学院宣布2016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为美国摇滚、民谣艺术家鲍勃·迪伦。颁奖词为:“鲍勃·迪伦为伟大的美国歌曲传统带来了全新的诗意表达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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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发
发表于 2016-10-17 11:00 |只看该作者
本帖最后由 令箭 于 2016-10-17 14:53 编辑

鲍勃·迪伦:在风中飘


                                                                                                                                      

在风中飘


一个人要走多少路

别人才能把他称为人

一只白鸽要飞越多少海

才能在沙滩沉睡

炮弹要发射多少次才会永远作废

我的朋友,答案就在风中飘

答案就在风中飘


一座山要存在多少年

才能被大海淹没

一些人要生活多少年

才能获得自由

一个人要转多少次头

还假装什么都看不见

我的朋友

答案就在风中飘

答案就在风中飘


一个人要仰望多少次

才能看见天空

一个人要有多少耳朵

才能听到人们的哭声


到底还要死多少人

直到他知道太多的人已死去

我的朋友

答案就在风中飘

就在风中飘





暴雨将至


你到过哪里游历,我蓝眼睛的孩子

我亲爱的孩子,你到过哪里游历

我曾在那十二座迷雾山旁踟躇,

我曾沿着那十二条蜿蜒的高速公路慢行

我曾走进那七座伤心森林的深处

我曾面对那十二汪死海

我曾进入墓地中一万里

暴雨、暴雨、暴雨、暴雨

暴雨将至


你见到过什么,我蓝眼睛的孩子

我亲爱的孩子,你见到过什么

我看见一个新生儿被野狼包围着,

我看见一条钻石公路空无一人

我看见一根黑枝上滴血不止

我看见满屋子的人手握嗜血的锤子

我看见一条白色阶梯被水淹没

我看见无数空谈者的舌头断裂

我看见孩子们手里拿着刀枪

暴雨、暴雨、暴雨、暴雨

暴雨将至


你听到过什么,我蓝眼睛的孩子

我亲爱的孩子,你听到过什么

我听见雷声,那雷声吼出一个预兆

我听见能淹没整个世界的波涛的怒吼

我听见无数的鼓手,他们的手都在燃烧

我听见无数的低声细语,但没有人在听

我听见一个人饿死,而许多人在大笑

我听见一个惨死贫民窟的诗人的歌

我听见一个小丑在小巷里哭喊

暴雨、暴雨、暴雨、暴雨

暴雨将至


你遇见过谁,我蓝眼睛的孩子

我亲爱的孩子,你遇见过谁

我遇见一个小孩站在死去的小马旁

我遇见一个白人,踏着一条黑色的狗

我遇见一个年轻的女人,她的婴儿正在燃烧
我遇见一个小女孩,她送我一道彩虹
我遇见一个男人,爱情把他伤害
我遇见另一个男人,仇恨把他伤害

暴雨、暴雨、暴雨、暴雨

暴雨将至


你现在要做什么,我蓝眼睛的孩子

我亲爱的孩子,你现在要做什么
我要回去,赶在这暴雨来临之前
我要走进那最黑暗的森林深处
那里的人们两手空空
那里流淌着有毒的河流
山谷里的家园仿佛潮湿肮脏的监狱
屠夫的脸在人群中隐匿
到处是饥饿,灵魂已经被遗忘
黑色是那里唯一的颜色
我要讲述,要思考
我要呼吸,要歌唱
我要让所有的灵魂都能看到
那里的景象
然后,我要站在那大海上
直到我开始沉没
我会听懂我的歌声
在我即将沉没

暴雨、暴雨、暴雨、暴雨

暴雨将至





战争贩子

来吧,你们这些战争贩子
你们造出了长枪利炮
你们造出了杀人的飞机
你们造出了所有的炸弹
你们这些躲在墙后的家伙
你们这些藏在桌后的家伙
我只想让你们知道
我能透过面具看穿你们

你们什么也不创造
你们只知道毁灭
你们玩弄我的世界
就像玩弄一个玩具
你们把枪塞到我手中
然后消失于我的视线
你们转过身,跑得老远
在子弹飞速而至之前

就像古时的犹大
你们满口谎言
你们口口声声说
世界大战终将胜利
可是我看透了你们的双眼
可是我看透了你们的内心
就像我能看清这清流
它奔腾于我的沟渠

你们扣紧了扳机
却要其他人去开枪
然后眼睁睁看着
尸体堆积如山
你们躲在高楼里
这时年轻人的血液
迸出他们的身体
混进了稀泥

你们抛出所谓的恐惧
让大家没法反抗
不敢让孩子们
来到这个世间
因为你们威胁
我的孩子将会无名无命
血管里流淌的血液
你们不配拥有

我到底要懂得多少
才能保证不弄错问题
你们会说我还太年轻
又会说我还缺少经验
但是有件事我是知道的
就算我确实年轻
上帝也绝不会放过你们
原谅你们做过的事情

让我来问问你们吧
金钱真是万能的吗
你们以为它果真能够
买到你们所需的饶恕
我想你们终会发现
在死神宣告降临之时
你们挣得的所有金钱
都无法买回你们所谓的灵魂

我真希望你能够死掉
你的日子不会太远了
在那死灰的午后
我紧跟着你的棺木
我会注视着你的身体
塌落入你的墓床
然后我还要站在你的墓旁
直到确定你真正死去




自由的钟声

在日落与午夜之间
我们一头扎进门廊,雷声隆隆
闪电庄严地敲钟,撞击巨响中的影子
好像自由的钟琴在响亮
照亮了那些真正勇敢的士兵
他们拒绝向人民开枪
照亮了那些流亡的人
他们手无寸铁走在逃难的路上
这自由的钟声
为在黑夜中向命运抗争的斗士们带来了希望
我们正凝视着这自由之钟的光芒

在这个城市火炉般炎热的夜晚
眼前的景象完全出乎意料
我们藏起了自己的脸,意外地观看着
婚礼的钟声回响在风雨之前
融入那闪电的钟
钟声敲给反叛者,敲给浪子
敲给倒霉的 被放弃的 被抛弃的人
敲给被驱逐者 他们在生命线上久久燃烧
我们正凝视着这自由之钟的光芒

穿过野蛮肆虐的冰雹
疯狂神秘的锤击
天空以它一览无遗的奇迹爆裂诗篇
微风中飘着教堂的钟声
留下的是洪亮如钟的雷鸣和闪电
这钟声敲给和善而友好的人们
敲给那些思想解放的监护人
这钟声敲给所有那些
过时或者前卫的贫穷的画家们
我们正凝视着这自由之钟的光芒

穿过狂乱教堂之夜
大雨为剥光的无名小卒
拆开了一个传说
这钟声敲给不能说出想法的舌头
这个世界好像理应如此
多少年都一样
这钟声敲给耳聋 声哑和失明的人
敲给那些被歧视的人 落单的母亲 侮称的妓女
敲给因与众不同而被认为有罪的人
他们被追捕被打击被欺骗
我们正凝视着这自由之钟的光芒

即使一片云的白窗帘在遥远的角落一闪
催人入眠的断续的雾正慢慢消散
电光闪耀就像羽箭离弦
只为那些宣布有罪去流亡的和不准流亡的
为上下求索的人 他们走在无言的 寻找的路上
为内心孤独的情人 她有着过于隐秘的故事
为冤狱的从未伤害别人的温良灵魂
我们正凝视着这自由之钟的光芒

我眼放幻想 面带微笑
当回想起被钟声迷醉的一刻
时间不再受限制因为它被暂时挂起
我们最后一次去倾听
最后一起去凝视
被咒语定住 被强力俘虏直到那钟声消失
那钟声敲给那些痛苦的人,他们伤口无人护理
敲给数不尽的困惑者、被告、被虐待的
吸毒成瘾以及所有境况更糟糕的人们
这钟声敲给每一个想不通的人
我们正凝视着这自由之钟的光芒




时代正在改变

人们都来聚在一起吧
不管你在哪 承认吧
那围困你的水 它又上涨了
过不了多久 你还必须接受
你会湿透的 直到你的骨头
假如你的时间
值得你挽留
最好现在开始游吧
免得变成落水的石头
因为时代正在改变

来吧 作家批评家
用你们的笔写出预言的话
睁大你们的眼睛
机会不会再来了
也不要说的太早
因为轮子还没停下
谁也没办法知道
谁会被选中
因为现在的输家
稍后会是的赢家
因为时代正在改变

来吧 两院的议员
请倾听这个呼声
不要站在门口
不要堵在走道
因为那受伤者
将会变得失控
外面有场战斗
打得异常凶猛
将会震动你的窗
让你的墙嘎嘎响
因为时代正在改变

来吧 父亲和母亲
所有的父亲母亲
不要去批评
你不理解的事情
你的儿子女儿
不会听你的号令
你的老路子
越来越不灵
如果你不能伸手相助
就请离开这条新路吧
因为时代正在改变

界限已经划好
咒语已经播撒
现在走得慢的
呆会儿走得快
现在存在的
呆会儿不存在
现在的秩序
正迅速逝去
眼下的头名
也会逝去
因为时代正在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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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凳
发表于 2016-10-17 11:03 |只看该作者
鲍勃·迪伦凭什么获得诺贝尔奖2016-10-16 中外趣闻 [url=]北美崔哥[/url]

瑞典斯德哥尔摩时间10月13日下午1时,2016年诺贝尔文学奖向全世界音乐爱好者丢了一颗重磅炸弹。

欢呼声说:“这是一场属于摇滚诗人的胜利!”
尖叫声说:“村上春树,请来听我的演唱会!”



鲍勃·迪伦,美国民谣诗人,在他75岁的时候,摘得了诺贝尔文学奖的桂冠。

偶然:唯一一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音乐家

瑞典文学院在新闻公报中说,迪伦因为“在美国歌曲传统形式之上开创了以诗歌传情达意的新表现手法”而获得今年诺贝尔文学奖。



诺奖搞出的“新意”惊呆了网友。从文化新闻直接被推上了娱乐头条。有网友评论:

“得诺奖的去年是记者,今年是歌手,感觉很快就会轮到新媒体文案了。”
“写过小说的汪峰也有希望了。”
“这是一个跨界的年代,总是陪跑的村上春树说,格莱美,等着我。”

必然:十年以前早已获得诺奖提名



1996年,在美国著名诗人艾伦·金斯堡的大力举荐下,迪伦被诺贝尔奖首次提名。诺贝尔奖委员会对他的评价是:“他把诗歌的形式以及关注社会问题的思想融入到音乐当中,这一点就足以获得诺贝尔的关注。”

瑞典文学院常任秘书萨拉·达尼乌斯说,迪伦将他的诗歌通过歌曲的形式展现出来,这与古希腊那些通过音乐表达的经典作品别无二致。鲍勃·迪伦的作品虽然是让人“听”的,但完全可以把它们当做诗歌来“读”。

事实上,歌手仅仅是鲍勃·迪伦的其中一个身份。写歌也仅仅是他表达与释放的其中一种方式。

如歌:20世纪美国最重要的民谣歌手

“在我看来,我写的任何一首歌都不会过时,无论他们是关于什么话题的,他们承载的是那些我永远找不到答案的东西。”
——鲍勃·迪伦



鲍勃在高中的时候就组建了自己的乐队。1959年高中毕业后,就读于明尼苏达大学。在读大学期间,对民谣产生兴趣,开始在学校附近的民谣圈子演出,并首度以鲍勃·迪伦作艺名。

他曾多次获得格莱美奖,2000年为电影《奇迹小子》创作的歌曲Things Have Changed获奥斯卡最佳原创歌曲奖。鲍勃·迪伦被《时代》杂志选入20世纪最有影响力的100人名单,他影响的音乐人中有尼尔·杨、大卫·鲍依、娄·里得、布鲁斯·斯普林斯丁、约翰·列侬等等。鲍勃·迪伦不仅改变了摇滚乐的历史,也影响了无数音乐领域之外的人。

2004年,《滚石》杂志评选出史上最伟大的500首歌,鲍勃·迪伦的Like a Rolling Stone名列首位,这首歌被引申为一种摇滚精神,一种生活态度。而他的另外一首作品Blowin' in the Wind同样进入史上最伟大500首歌曲,是“民歌摇滚”的代表作,被奉为民权运动的圣歌。

如画:把跨界玩得专注

“你要能让所有东西融为己用,并铸上自己的风格。但拥有这样的能力,要靠多年的积累,需要持续不断的牺牲。”
——鲍勃·迪伦



他是作家、诗人,他还是一个画家,画作产量质量都非常稳定。艺术家玩跨界,虽然很常见,但是像鲍勃·迪伦这样,把跨界玩得专注的,不多见。“我会画什么呢?嗯,我猜会是手头的任何东西。我坐在桌边,放好纸和笔,拿来一台打字机,一朵玫瑰,笔、刀、大头针、空的烟盒。我完全忘记了时间……倒不是我把自己当成了画家,只是喜欢在混乱中寻找秩序的感觉。”

他其实很早就开始画画了。1966年的一场摩托车车祸,让鲍勃·迪伦差不多有两年时间没与公众见面,也让当时养伤在床的他执起了画笔。他的画作开始与其创作的诗歌、散文、音乐互通生气,他曾说“倒不是因为我自认是大画家,而是我感觉在绘画时,我能赋予周遭的混沌以秩序。”

如诗:诗意的歌词独立成章

“我觉得自己得先是一个诗人,然后才是音乐家。我活着像个诗人,死后也还是个诗人。”
——鲍勃·迪伦



如果你不熟悉鲍勃·迪伦,那么,记住一件事就够了:他是个诗人,他对音乐最大的贡献是通过如诗般的歌词,令歌词的深刻寓意与音乐旋律成为同等重要的部分。民谣是迪伦成名和探索世界的方式,而诗意的歌词则是他作品中最核心的因素。他的歌词完全能够脱离曲调而被当做诗作来阅读,而他的文学成就也完全可以在他的传记里独立成章。

瑞典学院常任秘书长萨拉·达纽斯在颁奖时这样讲到“他的歌曲是一首送给耳朵的诗。”


那些年,送给耳朵的“诗”Knockin' on Heaven's Door
妈妈,帮我摘掉这枚徽章。
我不再需要佩戴它了。天色越来越暗,一切都变得模糊不清。感觉我是在敲天国之门。 Don't Think Twice, It's All Right

现在开灯又有什么用呢,亲爱的,
那是我从未见过的光亮。不必劳驾了,亲爱的,我正走在路的黑暗的那一边。 Blowin' In The Wind

一个人要跋涉多少里路,才能被称为男人?
白鸽要飞越多少重海洋, 才能止于沙滩安眠?炮弹究竟还要呼啸多少次, 才能永远被禁?这答案,我的朋友,它在风中飘荡,答案在风中飘荡。
Wallflower


我已见过, 你独自站在烟雾中的模样。
并且我确信, 你注定会成为我的爱人,就在这几天, 只属于我一个人。壁花姑娘,壁花姑娘, 不如给个机会,坐我的车回家吧。 Make You Feel My Love

当雨水击打着你的脸颊 ,
当整个世界都在不断地批评你,
我多想将你深深拥入怀内 让你感受我的爱,当夕阳西下、群星显现 没有人为你拭去脸上的泪痕,我愿将你捧在掌心今生今世 让你感受我的爱。 Young At Heart

童话会变成现实,它会降临在你身上。
如果你永葆年轻的心,你将会发现心胸狭窄是如此折磨。如果你永葆年轻的心,可以挑战不可能的计划来挖掘你的极限。
当你的梦想在即将达成却最终破灭时,
你可以放声大笑。


如果说鲍勃·迪伦在上世纪60年代为世人所做的贡献,是赋予流行乐以知性的灵魂,那么现在,已步入七十高龄的他则被诠释为极大地扩展了民谣文化的关键人物,而这种民谣文化正是他最初的崛起之地。


1997年,鲍勃·迪伦在一场音乐会上演唱Knockin' on Heaven's Door,身后是教皇约翰·保罗二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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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板
发表于 2016-10-17 11:05 |只看该作者
重读鲍勃·迪伦:迷人之谜原创 2016-10-16 柏琳 [url=]新京报书评周刊[/url]
微信ID:ibookreview
『阅读需要主张』

按:在诺奖历史上,曾数次把奖项授予“非文学”人士,最出名的当属英国哲学家伯特兰·罗素(1950年)和英国首相温斯顿·丘吉尔(1953年),而去年的诺奖得主阿列克谢耶维奇,严格意义上也是一个记者,并非作家。但是,把文学奖颁给一个歌手,却是头一次。
为什么是鲍勃·迪伦?这位伟大的摇滚民谣歌手,无疑是20世纪美国文化的符号。很多人都记得鲍勃·迪伦年轻时那张桀骜不驯的脸庞,他能抱起木吉他唱民谣,也能抱着电吉他玩电摇滚,昨天还是个反战英雄,今天变成了迷幻抒情,明天可能就是乡村大叔。他在不断地形成标签,同时不断地撕碎标签。
过去50年来,鲍勃·迪伦发行了超过40张专辑,歌曲影响了遍布全球的音乐人,他的音乐涉及很多严肃的社会问题,和美国当代史上的越战、民权解放运动、学生运动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像一块滚石》、《答案在风中飘》、《手鼓先生》、《政治世界》、《重访61号公路》等作品,不仅确立了其在摇滚音乐史的教父级地位,也奠定了他20世纪伟大诗人的身份。

这个曾经叛逆而不合作的民谣歌手,他朴素而自由的诗歌,一直隐匿在音乐的盛名背后。民谣是迪伦成名和探索世界的方式,但世界似乎想从他身上要的更多。
反叛文化领袖、摇滚贵族、垮掉的一代……他却拒绝所有的标签,最终成为了一个迷人的悖论。当《答案在风中飘》和《暴雨将至》等作品将要裹挟他进入公共的激情漩涡之时,他选择转身独自回家。上世纪70年代以后,他远离了喧嚣舞台,独自阅读,研习宗教,探索乡村音乐,重拾对巡演的热爱。
“一个人要走多久的路,才能被称为一个人。一些人要生存多少年,才能被容许自由”……如同在那首著名的《答案在风中飘》里吟唱的那样,鲍勃·迪伦依然我行我素地在探索灵魂所归。
当迪伦24岁时曾被视为左翼的抗议歌手,当时人们期待他成为民权运动的旗帜,公民紧急自由联盟要为他颁发自由奖章,但迪伦说,“我不是任何一代人的宴会司仪”,“我花了很久才让自己变得年轻,你们不要来绑架我”。不知这一次面对诺贝尔文学奖桂冠时,他又会说出怎样一番答谢词呢?

撰文 | 柏琳

世界累了,世界醒了,世界需要灵魂。
世界的灵魂,此刻是鲍勃·迪伦。

  • 鲍勃·迪伦是谁?
    扑朔迷离。

  • 现在,世人对他的最新认知是什么?
    2016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颁奖辞是,“在伟大的美国歌曲传统中创造了新的诗歌形式。”


  • 从前,大家怎么说他?
    诗人、抗议歌手、美国的良心、60年代的代言人、民谣教父、摇滚宗师……

  • 从前,他怎么说自己?
    “我确实从来都只是我自己:一个民谣音乐家,用噙着泪水的眼睛注视灰色的烟雾,写一些在朦胧光亮中漂浮的歌谣。”

  • 现在,他怎么说自己?
    “先生女士们,让我们一起欢迎摇滚乐的桂冠诗人,60年代亚文化梦想的代言人。他在70年代化过一脸浓妆,而后在药物滥用的迷雾中销声匿迹。接着他重现人间,信了耶稣。80年代末期,他被当成过气角色一笔勾销,却又忽然改弦易辙,在90年代末开始推出他毕生最强的若干作品——先生女士们,哥伦比亚唱片公司艺人,鲍勃·迪伦!”


一个从来“都只是我自己”的美国人鲍勃·迪伦,在音乐中吟唱诗歌。他的歌词契合了保罗·策兰赋予诗歌的使命:诗人应该穿越这个时代。
然而,穿越了整整半个世纪,鲍勃·迪伦的灵魂去往何处?

鲍勃·迪伦在上世纪60年代的经典形象。

狂飙突进的“酒神”歌者

1985年,电影导演斯科特·科恩采访鲍勃·迪伦时这样描述他:桂冠诗人,身穿摩托夹克的先知,神秘的游民,衣衫褴褛的拿破仑,一个犹太人,一个基督徒,无数的矛盾集合体。完全不为人所知,像一块滚石。他曾经被分析、定级、分类,钉在十字架上,定义、剖析、调查、检验、拒绝;但是从来没有被弄明白过。
1941年5月24日,鲍勃·迪伦出生于美国明尼苏达州,原名罗伯特·艾伦·齐默曼(Robert Allen Zimmerman),祖父母是犹太裔的移民,十九世纪末从立陶宛和乌克兰移民到美国。
少年时期的迪伦便显示出音乐天赋,10岁时自学了吉他、钢琴、口琴等乐器。高中时,他就加入了一个小型摇滚乐队。1959年,他来到明尼苏达大学继续学业。
也是在1959年,迪伦读到杰克·凯鲁亚克的《在路上》,也读到从巴黎空运来的另一本“垮掉的一代”的著作《裸体午餐》。他说:“我完全爱上垮掉的一代、波希米亚、咆哮那群人、凯鲁亚克、金斯堡、柯索、费林格提……他们对我的影响就如同猫王对我的影响一样。”


也许是受到某种感召,这个少年在刚满20岁时,出走了。电影《醉乡民谣》的片尾,男主角走出纽约著名的民谣酒馆“Gaslight”,他的背后躲藏着一个被虚化的身影,拿着口琴,抱着一把木吉他,这个身影就是鲍勃·迪伦。他刚从大学辍学,孤身一人来到纽约。他即将开始一段美国民谣的传奇。
去纽约之前,他给自己起了“迪伦”的艺名,部分灵感据说源于威尔士酒鬼诗人迪伦·托马斯,那个将生命浓度增加到最强的疯子。
诗意的荷尔德林说过,在贫困的年代,诗人是酒神的祭司,在黑夜中走遍大地。
一首歌就像是一个梦,你努力想将其变为现实。它们像是你必须要进入的陌生国度。你能在任何地方写出一首歌,在火车车厢,在船上,在马背上——动着是有帮助的。——鲍勃•迪伦

上世纪60年代是“酒神”景观的年代,也是一个精神贫困的年代。那是美国疯狂时代的开端,冷战、越战,美国已经疲乏,怀疑日复一日增长,年轻人在酒馆里歌唱或者在高速公路上狂奔,某种变化正在发生。鲍勃·迪伦赶上了这个狂飙突进的时代。
1962年,他发行处女专辑《鲍勃·迪伦》,致敬美国最伟大的民谣音乐人之一、可以用“政治民谣”做标签的伍迪·格思里。他对迪伦的影响延续到1963年的第二张专辑《自由驰骋的鲍勃·迪伦》中,《答案在风中飘》(Blowing in The Wind)成为20世纪中下叶美国民权运动和反战运动的“圣歌”。
专辑《自由驰骋的鲍勃·迪伦》(1963)

1964年,《时代变了》发行,被认为是迪伦的“抗议专辑”。他的朋友艾伦·金斯堡在听到那首《暴雨将至》时号啕大哭,“薪火传承到了新的一代,从早期的波西米亚和垮掉的一代,到寻找光明和自我激励的这批年轻人。这些诗词简直就像《圣经》箴言一样,撼动人心。”《答案在风中飘》和《暴雨将至》等作品,使他迅速成为民权运动的音乐代言人。
这些表达对核武器军备赛的担忧,以及有关贫困、种族歧视、监狱、沙文主义、战争、反思原教旨主义等内容的歌曲,迪伦只花了20个月就全部写完了。
此后他对于加之于身的各种标签都感到厌倦,刻意要与60年代轰轰烈烈的反叛文化运动保持距离,他甚至用“撒谎扯淡,吵吵嚷嚷”来形容那个年代。
他说:“我不想再为任何人写歌,不想成为什么代言人,我只想从我的内在出发来创作音乐。”1964年另一张专辑《鲍勃·迪伦的另一面》中,已经不见抗议歌曲的影子。

专辑《鲍勃·迪伦的另一面》(1964)
我不是任何一代人的宴会司仪

“我不是任何一代人的宴会司仪”,当人们期待迪伦能成为民权运动的旗帜时,他这样回答。他走了另一个极端——1965年的新港音乐节上,鲍勃·迪伦给民谣音乐插上了电。
1965年美国迎来了抗议运动的高潮,迪伦却带上一把电吉他,给一个彷徨的时代诊断了病症:“那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你孑然一身,你无家可归,你默默无闻,像一颗滚石。”
辍学者与嗑药者纷涌而至……我家门口总聚集着希望我能带领他们去炸掉白宫的革命者,我被称作叛逆的佛陀、抗议的牧师、持不同政见的沙皇、拒绝服从的公爵、寄生虫的领袖、变节者的国王、无政府主义者的主教……我心里明白,这些头衔本应全部属于亡命之徒……俄狄浦斯去寻找真理,当他找到时,真理摧毁他——这是个非常残酷的笑话。——鲍勃•迪伦

这首收录在专辑《重返61号公路》里的摇滚乐,叫做《像一块滚石》,几十年后被《滚石》杂志评为500年来最佳歌曲的第一名。当时,迪伦不仅在政治上被视为脱逃的懦夫,也被视为民谣的叛徒。但对迪伦来说,这首歌不仅意味着他找到了文学和音乐间的通道,更意味着一场挣脱——从一个“抗议歌手”的躯壳逃往自己灵魂深处。
鲍勃·迪伦与艾伦·金斯堡在凯鲁亚克墓前。

此时,他的兴趣转移到了诗歌和小说上,因为这不受歌词长度限制。他呆在纽约的公寓里,埋首大堆书籍,陷入了疯狂的诗歌阅读中,读兰波也读布莱希特,喜欢T.S.艾略特,还曾为爱伦·坡的《钟》谱上吉他曲。“我就这样训练自己的思维,丢掉不好的习惯,并学着让自己沉静下来。我读了整本的拜伦的《唐璜》,从开始到结束都集中精神,同时还有柯勒律治的《忽必烈汗》。”
1966年,迪伦发生了摩托车事故,这成为他彻底走入自我内心的契机。他从热闹的格林威治搬到安静的伍德斯托克,静养、戒毒、生子,家里常摊开一本《圣经》,宗教开始影响他的音乐。
当1970年的新年钟声敲过,疲惫的美国年轻人终于意识到,火红的60年代只不过是一场梦。此时,复出的迪伦以乡村音乐新面孔示人,专辑《纳什维尔地平线》在混乱局势中用温情抚平了褶皱的人心。

70年代末,迪伦回归基督教,和“猫王”一样摇身变成半个福音歌手,歌词中充满《圣经》的语句。当嬉皮士文化与政治风潮过去后,人们再次发现他的诗歌天赋。1996年鲍勃·迪伦正式获诺贝尔文学奖提名,“垮掉的一代”中最杰出的作家艾伦·金斯堡在推荐信中写道:“他的作品帮我们恢复了音乐与诗歌之间至关重要的联系。”

我活着像个诗人,死后也还是个诗人。实际上,无论是死是活,我都是一个一般人。——鲍勃•迪伦

迪伦的文学传统是深厚的。2000年,曾被奥登誉为“每个诗人梦寐以求的评论家”的克里斯朵夫·瑞克斯曾在迪伦演出后台问他最近读什么书,迪伦脱口而出:莎士比亚。瑞克斯后来撰写了《迪伦对原罪的先见之明》,将迪伦称为“当代美国最好的用词专家”。
美国诗歌研究专家克里斯托弗·瑞克斯著《迪伦的原罪观》

80年代至今,迪伦逐渐减少了发行唱片的数量,他全身心爱上了巡回演出,重新回到了行吟歌手的传统。回顾迪伦这十多年的唱片:《很久以前》、《爱与贼》《近代》……其间挥之不去的是老年迪伦对逝去年代的怀旧。
后人按照自己的想象,把他塑造成了各种模样,惟独不说他是个怀旧的人,问题却是,鲍勃·迪伦比谁都喜欢怀旧。“我喜欢旧新闻,不喜欢新新闻,一个二十四小时都是新闻的世界就是地狱。”
怀旧者鲍勃·迪伦,用巡演的方式,做回了一个吟游诗人。事实上,这才是伟大文学的源头所在——无论是西方的《荷马史诗》还是东方的《诗经》,文学最初是用来歌唱的。
歌唱者本就是诗人,而诗人鲍勃·迪伦的灵魂,也是文学的灵魂。

本文刊载于2016年10月15日《新京报·书评周刊》B01-B02版。作者:柏琳;编辑:孔雪、小井。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10月15日《新京报》B01版~B1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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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6-10-17 11:07 |只看该作者
此时此刻,全世界都想知道鲍勃·迪伦了解自己得奖之后的反应。有人说他会拒绝领奖,有人甚至说他会发起联盟抵制诺贝尔奖。正是因为诺奖坚持了一种纯粹性,不需要填报(当然就更不需要给评委送礼或者刷选票),不管迪伦是否悦纳这个桂冠,都会产生一件为他定制的艺术品,这个传统,已逾百年。

这艺术品就是诺贝尔证书,每一份都是独一无二的。

证书中的插画是由来自瑞典、挪威的一流艺术家依据获奖者的特点进行创作的。过去那些年的证书书评君已经整理好了(包括对于插画的解读),看罢之后真的想知道,这次的插画将如何刻画一个鲍勃·迪伦这样的人。

阿列克谢耶维奇
2015年度
她的复调书写,是对我们时代的苦难和勇气的纪念
——颁奖词

插画师:延斯·梵歌

阿列克谢耶维奇,纪实文学作家,记录二战、阿富汗战争、切尔诺贝利泄露等重大事件。画师延斯·梵歌1965年生于瑞典哥德堡,现在斯德哥尔摩工作。画中的阿列克谢耶维奇在与无名的受难者拥抱。



帕特里克·莫迪亚诺
2014年度

“他用记忆的艺术展现了德国占领时期最难把握的人类的命运以及人们生活的世界”
——颁奖词


插画师:延斯·梵歌

小说家莫迪亚诺善于运用回忆和想象结合现实与虚构,捕捉二战时法国人的普通生活。画中的空间超脱了现实空间,人物关系疏离不明。延斯·梵歌喜欢在作品中玩弄主体与空间,让他们呈现出一种捉摸不透的关系。



爱丽丝·门罗
2013年度

“当代短篇小说大师”
——颁奖词

插画师:约翰•斯滕博格

约翰·斯滕博格在他的个人网站上这样解释这幅图——某个时刻,一个典型的窗口,清凉的晚风突然吹进了房间,窗帘布轻轻掠过,然后呼气一般,缓慢回落。在平静中凝视,想象,远方超越地平线以外的炽热,仿佛进入天堂一般。

爱丽丝·门罗善于描绘各种各样的在不同的生涯历程中挣扎的女性,并善于利用时空转换塑造新的文本世界。她说读小说就像在一间房屋中行走,观察房间时,还要向窗外看看。斯滕博格绘制的或许就是读门罗小说的感受,又或者是门罗小说中主人公的心境——人生虽然荒凉,可仍有令人心驰神往的风景。



莫言
2012年度

“将魔幻现实主义与民间故事、历史与当代社会融合在一起”
——颁奖词

插画师:约翰•斯滕博格

首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中国人,在莫言的作品中我们认识到充满天马行空想象和魔幻色彩的中国乡土。证书插画有一种镇静剂般的功效,约翰·斯滕博格这样解读——山间的流水,映照远方美丽却遭受蹂躏的风景。冷雾,枯树,依稀可见。我们互相看不到彼此,独自远行。你,我,他,乡间的驴子都不属于历史,而是这画中的一抹红。



托马斯·特朗斯特罗姆
2011年度

“通过凝炼、透彻的意象,他为我们提供了通向现实的新途径”
——颁奖词

插画师:约翰•斯滕博格

瑞典诗人特朗斯特罗姆是一名超现实主义隐喻大师。诗歌在他眼里,是感受,是幻想,是醒着的梦——“醒,是梦中往外跳伞……当穿越死亡的漩涡之后/是否有一片巨光会在他(漫游者)的头顶上铺开?”画中所有意象都符合黄金比例,在迷雾中我们放佛听到群星的合奏,剩余的所有都化为渺小不值一提的存在。


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
2010年度

“对权力结构进行了细致的描绘,对个人的抵抗、反抗和失败给予了犀利的叙述”
——颁奖词
插画师:约翰•斯滕博格

约翰·斯滕博格:红色就是一切。破碎的愈合,猩红的眼睛,记忆,历史。外部,内部,血腥,紫色,一切背景皆是如此。那汲汲于生存的人们,透过轮廓共同迈进。崩溃脱落的碎片,形成新的锁链。

作为结构写实主义大师,略萨的作品经常触及社会最敏感的神经,用深刻的怀疑道出尖锐的现实,尖锐如画中的红,充满不容忽视的张力。


赫塔·米勒
2009年度

“兼具诗歌的凝练和散文的率直,描写了一无所有、无所寄托者的境况”
——颁奖词

插画师:约翰•斯滕博格

德国女作家米勒以写作德裔罗马尼亚人在苏俄时的遭遇著称。画中的元素选取自她的小说——单词、短语、符号……用印刷字体表现并叠在一起,像一种宣誓般的呼号,你仿佛能听到作家在你面前亲自读到:“Blick,……”



勒·克莱齐奥
2008年度

“展现了新的起点、诗意的冒险和感官狂喜;作为探险者,发掘了隐藏于主流文明底部和外部的人性”
——颁奖词

插画师:约翰•斯滕博格

法国文坛领军人物,作品主题涉及西方都市的野蛮与疯癫,远方的旅行,少数民族等。画师本人对这幅插图的解读:被召回的记忆,自己的,或是他人的。沙漠,无尽的平原,雷雨后的燥热,那有令人心动的风景,天地合一。银色的图像在闪耀,反射环境中永恒的变动,并未环境奠定了基调。这银色的图像就是勒·克莱齐奥。




多丽丝·莱辛
2007年度

“她用怀疑、热情、构想的力量来审视一个分裂的文明,其作品如同一部女性经验的史诗”
——颁奖词


插画师:玛玛·安德森

玛玛·安德森,瑞典艺术家,现居斯德哥尔摩。她善于描绘家庭、自然的场景。画中的鲜花让人联想到多丽丝·莱辛的家乡,宁静的英国小镇,当中的一把剪刀打破了这份安逸,正如莱辛的笔锋,戳破人类伪装表面下复杂阴暗的内心。



奥罕·帕慕克
2006年度
“在追求他故乡忧郁的灵魂时发现了文明之间的冲突和交错的新象征”
——颁奖词


插画师:玛玛·安德森

土耳其当代小说家奥罕·帕慕克生于一个富裕的中产阶级家庭,是奥斯曼帝国贵族的后裔。他的作品不仅描绘了伊斯坦布的忧伤与呼愁,而且反映了文明之间的冲突和融合。从这幅作品中看不出伊斯兰文化的痕迹,那个倒行看人群远走的妇人,可能象征了作家的觉醒意识吧。



哈罗德·品特
2005年度
“他的戏剧发现了在日常废话掩盖下的惊心动魄之处并强行打开了压抑者关闭的房间”
——颁奖词


插画师:玛玛·安德森

哈罗德·品特,英国剧作家、导演,关注因受“性解放”运动影响而出现的新的性和婚姻伦理。从古至今,四方屋檐下,来自火星的男人和来自金星的女人总有说不完的故事。



艾尔芙蕾德·耶利内克
2004年度

“她小说和剧本中表现出的音乐动感,和她用超凡的语言显示了社会的荒谬以及它们使人屈服的奇异力量”
——颁奖词

插画师:玛玛·安德森

艾尔芙蕾德·耶利内克,奥地利女作家,反对男权统治,认为男性话语禁锢了女性的发展,大胆的写作引发了不少争议。她的大胆在画中也有体现,看右下角那个女性。



约翰·马克斯韦尔·库切
2003年度

“精准地刻画了众多假面具下的人性本质”
——颁奖词


插画师:博·拉松

新画师登场!博·拉松,一位来自斯德哥尔摩的画家、装置艺术家。他一共为诺贝尔文学奖绘制了15幅插图。这幅插图是为南非小说家库切所做,库切的小说主题通常为人如何在逆境中得到拯救。



凯尔泰斯·伊姆雷
2002年度

“他对脆弱的个人在对抗强大的野蛮强权时痛苦经历的深刻刻划以及他独特的自传体文学风格”
——颁奖词

插画师:博·拉松

伊姆雷是一名匈牙利犹太作家,大屠杀是他作品永恒的主题。




维·苏· 奈保尔
2001年度

“通过敏锐而真实的文学笔调向世人展示受压抑的历史现实”
——颁奖词

插画师:博·拉松

奈保尔生于中美洲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的印度裔作家,后定居英国。他曾以新闻记者的身份游历世界。画中对称的花纹有一块不那么对称的“污渍”,这可能描绘的是奈保尔的心境吧。他是一个移民作家,虽然是印度裔但生活中没有接受过印度传统,从小接受英式教育,但对于英国人而言他永远是一名“局外人”。



高行健
2000年度

“其作品的普遍价值,刻骨铭心的洞察力和语言的丰富机智,为中文小说和艺术戏剧开辟了新的道路。”
——颁奖词

插画师:博·拉松

高行健祖籍江苏泰州,后移民法国,是第一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华语作家。他的作品注重人性描述,搀杂佛家禅思,但并不带有强烈的政治性,跨文化背景下的艺术创作可能伴有符号意义解读的偏差吧。



君特·格拉斯
1999年度

“其嬉戏之中蕴含悲剧色彩的寓言描摹出了人类淡忘的历史面目”
——颁奖词

插画师:博·拉松

德国作家君特·格拉斯,坚定的和平主义者,他的作品塑造一个个光怪陆离的世界,揭露历史遗忘的一面。画中体现的可能是阴暗历史中的记忆碎片。



若泽·萨拉马戈
1998年度

“由于他那极富想象力、同情心和颇具反讽意味的作品,我们得以反复重温那一段难以捉摸的历史”
——颁奖词

插画师:博·拉松

葡萄牙作家,代表作《失明漫游记》,城市中蔓延奇怪的失明症,空前灾难袭来,社会原来如此脆弱荒诞。画中混乱的线条构成城市的俯瞰图,白茫茫的一片象征失序的世界。



达里奥·福
1997年度

“其在鞭笞权威,褒扬被蹂躏者可贵的人格品质方面所取得的成就堪与中世纪《弄臣》一书相媲美”
——颁奖词

插画师:博·拉松

政治讽刺的天才。在他这里,“笑”是一种武器。



巴勃鲁·聂鲁达
1971年度

“诗歌具有自然力般的作用,复苏了一个大陆的命运与梦想”
——颁奖词

插画师:那贡尔·布吕塞维茨

布吕塞维茨为诺贝尔文学奖绘制插图长达25年。因为年代久远,在诺贝尔奖的官网上,在他之前的插画师作品很少收录。



萨缪尔·贝克特
1969年度

“他那具有奇特形式的小说和戏剧作品,使现代人从精神困乏中得到振奋”
——颁奖词


插画师:那贡尔·布吕塞维茨

《等待戈多》的作者。幽暗的黑白灰,孤立的头像,很好地体现了现代人的迷茫。



海明威
1954年

“因为他精通于叙事艺术,突出地表现于其近著《老人与海》之中;同时也因为他对当代文体风格之影响”
——颁奖词

插画师:Bertha Svensson Piehl

看到《老人与海》《太阳照常升起》了。



塞尔玛·拉格洛夫
1909年度

“由于她作品中特有的高贵的理想主义、丰富的想象力、平易而优美的风格”
——颁奖词



在诺贝尔奖官网收录的最早的文学奖证书。获奖者塞尔玛·拉格洛夫的代表作是家喻户晓的童话作品——《尼尔斯骑鹅旅行记》。

本文图片来自诺贝尔奖官网、部分内容编译自John Stenborg个人网站。翻译整理:榕小崧,编辑:榕小崧、小井。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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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6-10-17 11:09 |只看该作者
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们究竟偏爱什么菜?原创 2016-10-15 朱桂英 [url=]新京报书评周刊[/ur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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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需要主张』

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大抵真的可以称作一个“神秘组织”。 譬如今年,便将公布时间从10月6日挪至10月13日,更改的原因为“时间不凑巧”。恕书评君无知,那这“凑巧”又是何意?此为一;其二乃是其评审机制、流程皆乃云里雾里,同年布克奖、普利茨奖、塞万提斯奖、毕希纳文学奖皆可参考也只能参考,博彩公司奖池赔率总居上游的几位作家也基本位于“陪跑”之列;其三世界各地国家数不胜数,而其中大量作品因没有译介作品在国内读者间毫无知名度亦是自然之事…… 嗯,好吧,既然大家都只能猜(恶劣些的便散布谣言),作为国内图书界一大神秘组织的书评君便也端庄揣测一番好了。
撰文 | 朱桂英

诺贝尔文学奖究竟热爱怎样的作品?关注诺贝尔文学奖的人们,不会错过对这个问题的思考,文学评论家们更是将其作为长期研究讨论的对象。几乎每一位新人添位于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之列,都会再次激发人们对诺奖所蕴含的价值判断的分析。把诺贝尔文学奖颁奖词作为一种关于价值阐述的文本来阅读,不失为一种探究方式,虽不是最深邃的,却可能是最有趣的,当然,我们也不可避免地会冒一点“过度诠释”的危险。

理想主义
还有谁记得诺贝尔文学奖的第一位获得者吗?那是一个在文学史上悄无声息的人——法国诗人普吕多姆,彼时他因“崇高的理想、完美的艺术和罕有的心灵与智慧的实证”而获奖,在颁奖词中,还有一段,“在实践-伦理领域,像康德一样,在义务的不可否认和绝对的事实中,找到了人类超感觉目的的证据。”无论如何也看不出来是对文学作品的赞美之辞。

不乏有研究者指出,诺贝尔文学奖始于平庸。最初十位获奖者,除了波兰小说家亨里克•显克维支与英国小说家吉卜林仍在世界文学家序列中接受人们的敬意,其余几位则游离于文学史之外,唯有在谈论诺贝尔文学奖时被再次记起。而他们的获奖,多是因伟大、理想主义、卓越、高贵等。

然而批评者眼中的“平庸”,却是瑞典学院的院士们的认真的努力,他们立志在分崩离析的时刻充当文学理智和保守主义的桥头堡。在诺贝尔关于文学奖的遗言中,“最具有理想主义倾向”、“最杰出”是两个关键词,年事已高的院士们,仍然逡巡在十九世纪的古典美学中,那是强调真审美合一的黑格尔主义美学。于是,“高尚而纯洁”被置于评奖大旗上,文学被要求是高尚、理性、均衡、和谐的,同时,基督教文化背景,以及由之而来的爱上帝和有神论,是获奖的必须因素。

由此而留下的遗憾是,托尔斯泰因对《圣经》的无知而落选,托公晚年不信教会,信一个他自己心中的上帝,他认为上帝在所有人的心里。易卜生现在已是挪威民族的骄傲,但他举世闻名的《玩偶之家》,却因为讽刺社会以及攻击基督教家庭秩序而落选。哈代因其作品中的主人公缺乏性格,充满繁琐细节,偏爱耸人听闻、扣人心弦的效果,以及刻薄的宿命论和不尊敬上帝而被诺贝尔奖抛弃。


列夫·尼古拉耶维奇·托尔斯泰(Лев Николаевич Толстой,1828年9月9日—1910年11月20日)。著有《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和《复活》这几部被视作经典的长篇小说,被认为是世界最伟大的作家之一。亨里克·约翰·易卜生(Henrik Johan Ibsen,1828年3月20日-1906年5月23日),被认为是现代现实主义戏剧的创始人。知名作品包括《玩偶之家》、《群鬼》、《人民公敌》等。托马斯·哈代(Thomas Hardy,1840年6月2日-1928年1月11日),英国诗人、作家。知名作品包括《还乡》、《德伯家的苔丝》和《无名的裘德》

1910年到1919年的诺贝尔文学奖颁奖词中,“理想主义”是一个高频词汇,光从颁奖词中看,看不出有大的波动或者新的涟漪,十九世纪的古典美学,在二十世纪的历史现实里逐渐隐退,却被瑞典学院的院士们严谨地看护着。即便一战的爆发,也未能有所松动。惟一的亮点,是泰戈尔的获奖,一个用孟加拉语写作的地方诗人,因其英语诗作获奖而成为具有世界影响力的诗人。


人道主义
一战结束至二战爆发这段时间,院士们对诺贝尔遗嘱中关于“理想主义”的解读,开始有所松动,最明显的标志,是不再将基督教文化背景严格置入获奖要求,不信神、对社会批判和冷嘲热讽不再作为否定作家的理由。颁奖词中出现了新的词语:人道主义与民族精神。

我们可以看看法郎士、叶芝、萧伯纳的获奖理由。法郎士由于保卫真理,反对沙文主义和军事种族歧视,具有纯粹的艺术风格、襟怀坦荡的人道主义而获奖,萧伯纳是因真正的仁慈和善良,富有人情味,叶芝展现了民族精神。尤金•奥尼尔则因表现出力量、热忱与深挚的感情而获奖。

这是一个特殊的时期,历史学家霍布斯鲍姆曾将其形容为一个再也无法继续下去的世界,介于已经死亡的过去和尚未诞生的将来之间的过度状态。我们在诺贝尔颁奖词里读到了这些与人道主义,与关心人本身的存在状态相关的表达,比如,在洞察人类现状上表现出深度与怜悯、反映了人类的基本面貌、描绘了农民的生活等。

这个时期最受争议的一位获奖者是赛珍珠,她于1938年获奖,理由主要为“对中国农民生活丰富和真正史诗气概的描述”,但马上有人认为,此乃末流作家的红运,只反应了评委注重大众审美趣味,将文学从象牙塔之中拉下来,还至于芸芸众生的倾向。
而普鲁斯特、乔伊斯、卡夫卡等现代主义作家的作品,尚未进入诺奖视野,虽然基督教的教义不再被严格遵循,但院士们对高尚与秩序的坚守,使得诺奖与文学新发展各行其道。一方面,是对新文学形式的排斥,这个很类似于当时中国文坛对朦胧诗的排斥,因其新颖而怠慢。同时还被排斥的,是那种在内容批评社会秩序的,最著名的例子,莫过于赫尔曼•黑塞,他因伦理上的无政府主义和内容上缺乏人物刻画而被指责为具有破坏性。

赛珍珠

有意思的是,1946年,曾被否定的黑塞以《荒原狼》获奖,被赞以有高度的创意和深刻的洞见,象征了古典的人道理想与高尚风格。这个迟来的加冕所携带的一个新词“创意”,成为下一个阶段诺奖标准的新范域。


艺术激情
二战结束后的世界令人沮丧,用丘吉尔的话来讲,是“一个愤怒和发抖的世界”。但在幻灭绝望的悲观里寻觅,却也能发现一点孤注一掷的希望。很多知识分子把人类所经历的苦难以及在苦难中的孤立无援,看成是上帝不存在的证据,人类要自我复苏,就得摒弃对彼岸的渺远希望,回到当下生活中来,他们呼喊,不要再等地上出现天国,而是动手自己来筑就。那是一个存在主义突然流行的时代。

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来看诺奖对1944年获奖的丹麦小说家约-廷森的评价,饶有意味。评委们认为约-廷森借着丰富的诗意想象,将胸襟广博的求职心和大胆、清新的创造性风格结合起来。次年获奖的智利女诗人米斯特拉尔的抒情诗,则被认为是由强烈感情孕育而成。接下去便是黑塞的获奖,继而过渡到纪德,因其对真理无所畏惧的热爱、敏锐的心里洞察力、对人性的种种问题与处境的呈现。

纪德的获奖,让现代主义作家颇为振奋。在此之前的诺奖获得者,并未因为对人性的处境的呈现而受到赞誉,那种要求高贵、高尚的要求,内在包含着对人性的赞美与热爱,如果有所松懈,那也是允许去责备环境、制度败坏了人,而在纪德这里,人性本身的困境被提出来。现代主义作家们的特殊风格,从一定程度上讲,正是由于对人本身的质疑与反思。



安德烈·纪德

于是,1948年,艾略特登上了诺奖颁奖台,颁奖词曰:“对于现代诗之先锋性的卓越贡献”。如果仅从颁奖词来讲,这是诺奖第一次从文学发展的角度,而非现实社会发展的角度来评价作品,之前的颁奖词里,充满了对文学作品教育意义、对现实与人类处境的关怀。


T.S 艾略特

我们在1949年福克纳的获奖辞中会读到更清晰文学尺度:“因为他对当代美国小说做出了强有力和艺术上无与伦比的贡献。”


良知与自由
1950年至1990年的世界,统而观之,是一个东西对峙的世界。仅阅读罗素与丘吉尔的获奖辞,其相同之处,都是捍卫人的价值,所不同的是,罗素因捍卫思想自由而被赞以意义重大,丘吉尔则因在演讲中捍卫了崇高的人的价值。

这段时间内的诺奖获得者,从丘吉尔到帕斯捷尔纳克、肖洛霍夫、索尔仁尼琴、聂鲁达,从西方的正义捍卫者到东方的离经叛道者,构成一种饶有意味的图谱,让人在文学与政治之间寻觅某种相关性。仔细阅读他们的获奖辞,可以明显感觉到诺贝尔文学奖对人类价值的肯定,以及对政治立场的极力避免。当然,还有此前所开拓的关于艺术创新的标准。

举例而言,提出人们既要预防虚无主义也要预防乌托邦主义的作家加缪,被认为是照亮了人类良知的种种问题,但身在苏联甚至不能获得当局允许出国领奖的帕斯捷尔纳克,被肯定的是他在抒情诗和俄国史诗传统上的努力。后来成为政治夜莺的肖洛霍夫,则是因其作品描述了俄罗斯民族生活的另一历史层面而获奖。


加缪

揭露苏联极权之丑恶的索尔仁尼琴获奖,被肯定的是其作品的道德力量。积极抵抗极权的波兰诗人米沃什,则是因不妥协的敏锐洞察力而获奖。更惹人注目的是1987年获奖的布罗茨基,他曾被以社会寄生虫的名义送往劳改营,颁奖词赞美的是他作品对时空限制的超越,以及广阔的思想与浓郁的诗意。

这些多少带有反抗形象的作者被置于诺贝尔文学讲台上,且在他们的答谢辞中一遍遍表达对人类良知的坚守,恰好与颁奖词中对其作品偏文学性的肯定,构成一种双调式赞美,诺奖不直接要求文学有道义担当,作家的写作却因道义而更具分量,他们对极权的反抗、对时代的反思、对人存在尊严与自由的捍卫,都成为后人景仰的理由。

而所有这些,集中到一起而成的图景,也许可以引用米沃什所说的话:“我的信仰始终如此,一个社会一个文明,只有通过在这个或那个人身上选取善的种子的积聚,才能延续。”


人类文明
冷战之后,世界进入一个开放而多元的时代。诺奖的颁奖词里,出现了一个有意思的大词“人类文明”。比如南非小说家纳丁•戈迪默获奖,其理由是她史诗般壮丽的作品,对人类大有裨益。君特·格拉斯的作品使人们反复重温被遗忘的历史,奥尔罕·帕慕克的作品则是发现了文明的冲突,勒·克莱齐奥则是探寻了文明支配下的边缘人性。


纳丁·戈迪默(Nadine Gordimer,1923年11月20日-2014年7月13日),南非女作家,作品包括《爱的时机》、《贵宾》、《自然资源保护论者》等。君特·威廉·格拉斯(Günter Wilhelm Grass,1927年10月16日-2015年4月13日)德国作家。知名作品《铁皮鼓》,也是但泽三部曲的第一部作品。瑞典皇家科学院授予他1999年诺贝尔文学奖,认为他“以嬉戏中蕴含悲剧色彩的寓言描摹出了人类淡忘的历史面目。”费里特·奥尔汗·帕穆克(Ferit Orhan Pamuk,1952年6月7日-),作品包括《我的名字叫红》、《纯真博物馆》、《伊斯坦布尔:一座城市的记忆》等。2006年10月12日,瑞典皇家学院以“在寻找故乡的忧郁灵魂时,发现了文化冲突和融合中的新的象征”为由,授予2006年度诺贝尔文学奖,成为获得诺贝尔奖的第一位土耳其人。勒克莱齐奥(Jean-Marie Gustave Le Clézio,1940年4月13日-),法国作家,知名作品《诉讼笔录》、《寻金者》。
若再细看作品的具体内容,也许我们应该赞美评委们,他们正在以更加开放的、多元化审美眼光,以及迅速的反应、宽容的胸怀来评定作品。他们不仅为谢默斯•希尼和托尼•莫里森因丰富的想象力和充满诗意而加冕,也为马尔克斯的魔幻现实主义喝彩,而格拉斯嬉笑怒骂皆成文章,也被他们所赞美。

其实阅读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的诺奖颁奖词,是一件令人愉悦的事情,表达的精致,意蕴深长。我们直接可以读到的是这样的信息:辛波斯卡在她的诗歌中,以精确的讽喻揭示了人类现实中的历史背影和生态规律;萨拉马戈以充满想象、同情和讽喻的语言故事,不断使我们对虚幻的现实加深理解;伊姆雷在其作品中探讨了这样一种可能性,即个体的生命和思想不能存在于一个人们几乎彻底屈从于强权的时代。


维斯拉瓦·辛波丝卡(Wisława Szymborska,1923年7月2日-2012年2月1日),波兰诗人,1996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若泽·萨拉马戈(José Saramago,1922年11月16日-2010年6月18日),葡萄牙作家,1998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作品包括《盲目》、《修道院纪事》。凯尔泰斯·伊姆雷(Kertész Imre,1929年11月9日-2016年3月31日),匈牙利作家,作品包括《无命运的人生》、《惨败》、《苦役日记》等。
颁奖词还出现了有趣的修辞,说品特的戏剧发现了日常废话掩盖下的惊心动魄,并在此处强行打开压抑者关闭的房间;而关于耶利内克,则认为她的小说和戏剧中各种声音和反诘之声汇成的一种音乐之流,它们以独一无二的语言的激情,揭露社会的成规陋习、它们的荒诞和淫威。

阅读至此,我们可以借助作品再深入一点探究。关于达里奥•福,这位善于插科打诨的弄臣,一个集编、导、演于一身的丑角,其著名的作品,莫过于《一个无政府主义者的死亡》,一个无辜的人被警方当做无政府主义这逮捕,他在拘留岁坠楼自杀,又被称为畏罪自杀。作家对专制与不平等的鞭挞,非常明显。君特格拉斯可算是二战以后西方文坛中少见的具有强烈政治意识、政治参与热情的作家,《铁皮鼓》所写历史背景从纳粹德国到之后的联邦西德,充满对极权的讽刺与抗议,也批评普通人因缺乏独立思考,随波逐流终为虎作伥。

达里奥·福在诺贝尔文学奖颁奖礼现场

伊姆雷的作品的一个情结,是奥斯维辛集中营,他被认为是引导人们重温噩梦般的往事来触动脆弱的神经,以展现极限生存坏境而启示人们去追求更高的价值,比如自由、尊严,仿如回到黑暗而寻光明。耶利内克则以最简单的母女关系,展现出丰富的人性图景和生存困境,在专制面前,个体生命无法拥有爱与生活的能力,只会一点点变形、溃败,在带领读者进入人性恶的深处时,激发起人们回归善的渴望。

在多元与丰富中,要描述我们所看到的总印象,也许不得不借助诺贝尔最后的遗嘱中的表达,in anideal direction,在理想的方向上。


本文为独家原创文章,图片来自网络。作者:朱桂英;编辑:一一。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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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6-10-17 11:10 |只看该作者
鲍勃·迪伦:每个深情的浪子都有一颗老灵魂2016-10-15 文艺君 [url=]新京报书评周刊[/ur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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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需要主张』

已经看了太多鲍勃·迪伦吗?但这毕竟是让我们能努力去了解一个诗人,一个歌者,一颗老灵魂的好时机。

所以,不如,再读读这篇吧。


鲍勃·迪伦每个深情的浪子都有一颗老灵魂北京时间10月13日19时,瑞典文学院宣布2016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为美国摇滚、民谣艺术家鲍勃·迪伦。鲍勃·迪伦(Bob Dylan,1941年5月24日— ),原名罗伯特·艾伦·齐默曼(Robert Allen Zimmerman)。美国20世纪60年代的风云人物,也是当时青年精神的象征。作为60年代潮头浪尖上的人物,有一句流传甚广的评语:“猫王”和“甲壳虫”创造了摇滚乐的形式,而鲍勃·迪伦为摇滚乐注入了灵魂。迪伦涵义深刻的歌词,朴素简洁、意气风发的音乐,迄今依然是摇滚艺人难以超越的高峰。他用左手写着象征主义的诗歌,将时代的事件、场景、心态统统化作富于艺术魅力的隐喻;右手则写出动人心旌的音乐和歌曲,这为他的诗歌注入更强大的灵魂、更高扬的力量、更激荡人心的激情。即便那些表面浅近的两性情话,在迪伦饱经沧桑的演唱下,往往也成了充满揭示性的时代的暗语。迪伦的歌曲具有一种随口而出、自然粗朴同时却又完美无比的特征,证明朴素的内心激情有时比虚伪的艺术修饰更重要。正如诺贝尔文学奖颁奖词中所说,迪伦为伟大的美国歌曲传统带来了全新的诗意表达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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鲍勃·迪伦的人生碎片Bob Dylan

《像一块滚石》鲍勃·迪伦与金斯堡等
1997年以后,迪伦几乎每一年都被提名诺贝尔文学奖。金斯堡在采访中称赞这位摇滚诗人的歌词,尖锐和简约得“就像圣经中的箴言”。金斯堡说,1964年他从印度回到纽约,一位诗人给他放迪伦的《暴雨将至》。金斯堡听完后掩面哭泣,他说,一个“在路上”的颓废时代结束了,年轻的一代看到了亮光和生命的激情。金斯堡讲述他第一次与迪伦及披头士乐队见面的情形,列侬问他为什么不和迪伦坐得更紧一点。金斯堡则问列侬是否读过威廉·布莱克的诗。列侬说,谁啊,我从没听说过。他的妻子洋子说,约翰,不要说谎。于是他们倒在一起笑个不停。这一幕令人回想中国的80年代,诗歌、音乐与社会运动曾经的关联。金斯堡发觉,这些年轻人尽管已处在大众话语权力的顶峰,成为万人膜拜的文化英雄。但他们依然对内心信念极不确信。也许每一个时代,每一场运动,当你走入中心,都会发现世界的高歌猛进,原来总是被某种没有确据的激情所左右。|《像一块滚石:鲍勃·迪伦回忆录第1卷》,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1月
《放任自流的时光》鲍勃·迪伦和琼·贝兹堪称民谣界的“帝与后”,他们曾经的恋情也为民谣歌迷所津津乐道犹记得,在当年的格林威治村,我们将画作挂于墙上、登台歌唱、发表演讲;我们让每个夜晚都充满了爱的火焰;我们离经叛道、洞若观火,我们追求着真理、燃烧着激情,我们向世界宣告着理想、在现实的残酷中怒吼;当然,我们的生活还充满诗歌、文学和音乐。除了我在书中提到的人物以外,还有许许多多的人身处历史舞台背后,他们也亲眼见证、亲耳聆听、亲口评论乃至亲自参与推动了这段历史。它看似一朝铸就,实则有太多人在后面推动。作为其中一员,我深感自豪。我想,当年我义无反顾从皇后区登上的,是一列开往春天的地铁。| 苏西·罗托洛《放任自流的时光:一九六零年代的格林威治村,我与鲍勃·迪伦》,光明日报出版社2011年11月
《编年史》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我都不属于任何人。我有妻子儿女,我爱他们胜过世界上其他的一切。我竭尽全力为他们奉献,不让他们受到什么困扰,但最大的麻烦是媒体总想把我当成话筒、发言人,甚至是一代人的良心。这太可笑了。我所做的就是唱歌,这些歌直截了当,表现了巨大的崭新现实。据说我替整整一代人发出了声音,但我和这代人基本没什么相似之处,更谈不上了解他们。我离开家乡不过十年,没有大声表达过任何人的观点。我的命运就是随遇而安,这与代表任何一种文明毫不相干。真实地面对自己,这是最重要的事。与其说我是一个花衣魔笛手,不如说我是一个放牛娃。| 鲍勃·迪伦《编年史》,河南大学出版社2015年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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鲍勃·迪伦为什么伟大?听听中国诗人的评价


王敖鲍勃·迪伦的文字功力超过很多成名的诗人,在营造词语的幻像,暗用典故方面尤其出色。当代诗歌批评大家克里斯托弗·瑞克斯(Christopher Ricks)就是他的崇拜者,瑞克斯曾经在2004年推出一部五百多页的专著,研究迪伦关于信仰和罪的观念。要知道,瑞克斯以往研究的都是经典大诗人,比如密尔顿和济慈,在批评界备受尊重。当年的《新共和》杂志的标题是,“迪伦做了什么,以至于能让瑞克斯写一本书?”答案是,迪伦绝非一个歌手那么简单,瑞克斯不但挖掘出了迪伦歌词里的大量关于宗教文化的典故,而且经常把它们跟很多大诗人的作品相比,从莎士比亚到布莱克,从丁尼生到艾略特。



廖伟棠我曾直接师从他的歌而写我的新诗,这首先是一种意气风发的精神,我来了,我看见,我唱出。一个最敏感的心坦然直面最晦涩疯狂的现实,像美国当代诗歌,拥有一个消化一切的胃,世界于是向他敞开——在我最初的理解中,Bob Dylan就是这么一个魔术师一般的吟游诗人。但是即使是十五年前单纯的我,也从Bob Dylan处学习了不单纯以及批判。坦荡之气骨与神秘繁复之意象,是他的两面,在现代诗中很少有人能综合之,除了洛尔迦——由此也可以看出影响Bob Dylan的,除了迪伦·托马斯,还有洛尔迦和布莱希特。 Dylan和他们的叙事歌谣和我们的《诗经》、乐府有同样珍贵的质量:直接、纯朴又婉约、新奇,他们教会我如何以诗歌的形式叙事而不是藉小说、戏剧的形式叙事。



李皖迪伦不光有时代精神,更有他自己的个人世界。他以不顾世人不顾风向不顾潮流不顾时代的勇气,以一己之血性、灵魂,听从内心召唤,坚守住属于自己的真实感受。他是艺术家,不止在大时代才是艺术家,而是在任何年代都是艺术家,他的艺术一直在跟随他的际遇而变,在各个年代崭露不同的表情。他的诗艺在不同时期展示出完全不同的面貌。迪伦从没有简单地重复他自己,越到后期,迪伦歌词的精粹度越高,越展现了想象力、独创性和启发性。60年代是激情澎湃的、泥沙俱下的、排比化散文化风格明显的朗诵诗,与金斯堡的垮掉派诗风同出一辙,在诗风上其实没有太多创造性。70年代开始有了一种收敛,有了一种冷的、确切的叙述。80年代专属于迪伦的独有个性开始形成,一种重在刻画两性关系的复杂和纠缠,完全口语化日常化,特别平凡朴素,但在平凡中机锋四出、紧张矛盾四处绽露的诗风;这些诗有时候表面上会显得重来复去绕来绕去唠里唠叨,有时候又会突现出异常的决断干脆隽永。90年代迪伦开始写出完全属于他自己的诗歌杰作,铺张完全不见,长诗完全不见,泥沙完全不见,含糊其辞完全不见,统治迪伦的不再是激情、铺排、描写、时代画卷,而是短小机趣的套式和套式中偶发的艺术生殖力,他的诗歌形式的启发性曾让我一见难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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鲍勃·迪伦的诗与歌中英文

Under the Red Sk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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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rl=]Under The Red SkyBob Dylan - Bob Dylan's Greatest Hits, Vol. 3[/url]There was a little boy and there was a little girl.and they lived in an alley under the red sky.There was a little boy and there was a little girl.And they lived in an alley under the red sky. There was an old man and he lived in the moon.One summer's day he came passing by.There was an old man and he lived in the moon.And one day he came passing by. Someday little girl, everything for you is gonna be newSomeday little girl, you'll have a diamond as big as your shoe Let the wind blow low, let the wind blow high.One day the little boy and the little girl were both baked in apie.Let the wind blow low and the wind blow high.One day the little boy and little girl were both baked in a pie. This is the key to the kingdom and this is the townThis is the blind horse that leads you around Let the bird sing, let the bird fly.One day the man in the moon went home and the river went dry.Let the bird sing, let the bird fly.The man in the moon went home and the river went dry.

红色天空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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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个小男孩 有一个小女孩。他们住在一条小巷在红色的天空下。有一个小男孩 有一个小女孩。他们住在一条小巷在红色的天空下。 有一个老男人 他住在月亮上。夏日的一天他打此地经过。有一个老男人 他住在月亮上。有一天他打此地经过。 有一天小女孩 所有事对你将变成新的有一天小女孩 你将得到像你鞋子一样大的钻石 让风低低吹 让风高高吹。一天小男孩和小女孩双双在一个馅饼中被烤熟。让风低低吹 让风高高吹。一天小男孩和小女孩双双在一个馅饼中被烤熟。 这是打开王国的钥匙 这是那城市这是那匹瞎马它领着你乱转 让鸟儿唱 让鸟儿飞。一天月亮上的男人回家了河流变得干枯。让鸟儿唱 让鸟儿飞。月亮上的男人回家了河流变得干枯。

Born in Ti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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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rl=]Born In Time(Unreleased, Oh Mercy)Bob Dylan - Tell Tale Signs: The Bootleg Series Vol. 8[/url]In the lonely nightIn the blinking stardust of a pale blue lightYou're comin' thru to me in black and whiteWhen we were made of dreams. You're blowing down the shaky street.You're hearing my heart beatIn the record breaking heatWhere we were born in time. Not one more night, not one more kiss.Not this time baby, no more of this.Takes too much skill, takes too much will.It's too revealing.You came, you saw, just like the law.You married young, just like your ma.You tried and tried, you made me slideYou left me reelin' with this feelin'. On the rising curveWhere the ways of nature will test every nerve.You won't get anything you don't deserveWhere we were born in time. You pressed me once, you pressed me twice.You hang the flame, you'll pay the price.Oh babe, that fireIs still smokin'.You were snow, you were rain.You were striped, you were plain.Oh babe, truer wordsHave not been spokin or broken. In the hills of mystery.In the foggy web of destiny.You can have what's left of me.Where we were born in time.
上图:22岁的鲍勃·迪伦演出时的情景

在我们出生的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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孤独的夜从闪耀着微蓝光芒的星团你漆黑雪白向我袭来当我们是用梦做成的。 你吹过不安的街你倾听我的心跳在破纪录的高温中在我们出生的年代。 不要再多一夜 不要再多一吻这一次不要宝贝 再不要这一些需要太多的技巧 需要太多的意志这实在明显不过。你来了,你看到,就像是定律。你嫁得年轻,就像你的妈妈。你试了又试,让我滑倒让我摆脱不了这种感觉。 在上升的曲线上勇气受到自然规律的考验。你得不到你不应得的在我们出生的年代。 你压我一下,又压我一下。你熄灭那火焰,你将付出代价。噢宝贝,那火仍在冒烟。你是雪,你是雨。你是条纹的,你是单色的。噢宝贝,没有人说过讲过比这更真的话。 在神秘的山中。在命运雾蒙蒙的蛛网里。你可以得到残留的我。在我们出生的年代。
上图:1963年发行的第二张专辑《放任自流的鲍勃·迪伦》(The Freewheelin' Bob Dylan)封面,背景为格林威治村
10000 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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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rl=]10,000 MenBob Dylan - Under The Red Sky [Remastered][/url]Ten thousand men on a hill.Ten thousand men on a hill.Some of 'm goin' down,some of 'm gonna get killed. Ten thousand men dressed in oxford blue.Ten thousand men dressed in oxford blue.Drummin' in the morning,in the evening they'll be coming for you. Ten thousand men on the move.Ten thousand men on the move.None of them doing nothin' that your mama wouldn't disapprove. Ten thousand men digging for silver and gold.Ten thousand men digging for silver and gold.All clean shaven, all coming in from the cold. Hey! Who could your lover be?Hey! Who could your lover be?Let me eat off his head so you can really see! Ten thousand women all dressed in white.Ten thousand women all dressed in white.Standin' at my window wishing me goodnight. Ten thousand men looking so lean and frail.Ten thousand men lookimg so lean and frail.Each one of 'em got seven wives, each one of 'em just out of jail. Ten thousand women all sweepin' my room.Ten thousand women all sweepin' my room.Spilling my buttermilk, sweeping it up with a broom. Ooh, baby, thank you for my tea!Baby, thank you for my tea!It's so sweet of you to be so nice to me.
10000个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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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0个男人在山上。10000个男人在山上。他们中一些人走下来一些人将被杀害。 10000个男人身穿牛津蓝。10000个男人身穿牛津蓝。在早晨击鼓在傍晚向你扑来。 10000个男人在转移。10000个男人在转移。他们中没人做你妈妈不同意的事情。10000个男人挖金掘银。10000个男人挖金掘银。所有人脸刮得干净所有人不再受冷清。 嗨!哪个是你的爱人?嗨!哪个是你的爱人?让我好好教训他一顿这样你好真的看清! 10000个女人一身白衣。10000个女人一身白衣。站在我的窗前,祝我晚安。 10000个男人又瘦又弱。10000个男人又瘦又弱。每一个人娶了七个老婆每一个人刚刚出狱。 10000个女人打扫着我的房。10000个女人打扫着我的房。打翻了我的乳酪用扫帚将它们归拢。噢宝贝,谢谢你的茶!宝贝谢谢你的茶!你是多么甜对我多么好。

以上诗歌均译自专辑《红色天空下》(Under the Red Sky,1990),译者李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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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6-10-17 11:11 |只看该作者
毫无疑问,被鲍勃·迪伦“轰炸”了一天多。哦,不,是被关于鲍勃·迪伦的报道和文章“轰炸”了一天多。忙了一天两夜头晕智障的书评君依然知道,迪伦本人是不会这样做的啊。
从“竟然”是鲍勃·迪伦获奖,到“实至名归”、“颁给灵魂”、“是诺奖更需要鲍勃·迪伦”……诺贝尔文学奖公布后的24小时,永远很热闹,不无争议,却见证着一个熟悉或陌生的作家瞬间为众人所知、并迅速被经典化的过程。
但鲍勃·迪伦又可能不一样。一天过去,人们竟又开始猜测:他会去领奖吗?他会在颁奖礼上发表怎样的“奇谈怪论”?又或者,他有没有可能拒领诺奖?(想想就让人更兴奋了起来……)
这些猜测和议论是有道理的。看,这位新晋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出现在了拉斯维加斯的表演现场,然而根本没有提及获奖之事,“酷得像根黄瓜”。
嗯,听不到迪伦的“感言”,我们还是可以听一听众声喧哗。

很想知道,鲍勃·迪伦自己有没有想到过会得诺贝尔文学奖。
如今,76岁的他在干什么呢?我们知道,2011年,70岁的时候他来到上海、北京开演唱会,那么多中外四五十开外、曾经的嬉皮衣冠楚楚地赶去听。按照费翔的说法,他这么老了,还在酒吧里演唱,就像他二十岁的时候从老家希宾前往纽约时一样。
2011年,鲍勃·迪伦的北京演唱会
鲍勃·迪伦,这个在漫长的历史中变得如此熟稔实际却又陌生的名字,我和很多人一样,在他得奖后恶补着关于他的一切。看着他的黑白相片,从反抗、叛逆、嬉皮的少年到平静、安详、依然不羁的老人,我们就会明白诺贝尔奖作为终身成就奖的意义:一方面她关注你过往的贡献和最近的成就,另一方面,她暗暗注意你如何面对自我,如何在人生中左冲右突,如何应付虚无感,如何坚持,如何重生——后者正表现了你和文学的关系到底是什么。

因此,村上又没有获奖是再正常不过的事,因为诺贝尔奖期待他的下一部作品。
我愿意想象,鲍勃·迪伦是在酒吧的唱歌间隙得知获奖消息的;正如他在自传《编年史》中说的,“我从来都是我自己。”他表演、他唱歌、他写作、他画画,只是做他想做的;他遭遇车祸、遭遇创作灵感的消退,他改变、重生、被人赶下台……他只负责专注、同样艰难地做自己,诺奖是对这一切的肯定。
从年轻到年老的鲍勃·迪伦
诺奖不是他的目标,否则他不会在70岁的时候还进行着“永不结束的巡演”;诺奖只是他有生之年飞来横奖,尽管他早早被提名。他拒绝标签,反抗别人称他为“反抗歌手”,追求彻底的独立和自由,不依傍任何派别、外在的潮流和声名,肯定不会把诺奖放在心上。
不用那么急功近利,否则有可能忘了最想做的事、最想做的自己,人生无异于买椟还珠,这是鲍勃·迪伦获奖给我们的启示。

听,质疑的声音
2016年10月13日,瑞典学院授予鲍勃·迪伦诺贝尔文学奖,表彰其“在美国歌曲传统中创造了新的诗歌表达”。这是诺贝尔文学奖第一次授予一位歌手/歌词作者。尽管瑞典学院的秘书莎拉·丹纽尔(Sara Danius)用“荷马和萨福写诗也是拿来唱的”,来解释迪伦的获奖。在很多读者心中,一个问题还是挥之不去:如瑞典学院所说,迪伦“是一个时代的标志,他对当代音乐的影响是深刻的”,毋庸置疑他是个伟大的歌手;可是他所写的,是不是好的文学?以文学的标准来衡量,他的小说《塔兰图拉》(Tarantula,又译《毒蜘蛛》)能不能作为他获得诺奖的依据?——迪伦迷们常常对《塔兰图拉》的第一段了然于胸,可是几乎没有人读到最后一段。
鲍勃·迪伦写于1966年的小说《塔兰图拉》
消息公布之后,质疑的声音很广泛,从作家、学者到普通读者。黎巴嫩裔美籍小说家Rabih Alameddine毫不讳言他的不满:“把诺贝尔文学奖给鲍勃·迪伦,就和1953年把该奖授予丘吉尔一样愚蠢。”“嗯,如果他们一定想把这个奖发给一个诗人的话,应该发给一位真正的诗人,而我确定迪伦是个写歌词的。”
苏格兰作家欧文·威尔许表示:“尽管我是迪伦的粉丝,但这个奖着实考虑欠妥。要是你是个‘音乐’迷,那么你应该去查查词典。要是你热衷于‘文学’,那么应该学会对比和比照。”
10月13日,诺贝尔奖官网上鲍勃·迪伦获奖的页面
美国《大西洋月刊》在诺奖公布后即发文称:“诺贝尔奖的评委们本来有机会重新定义‘文学’,将有巨大影响力和相对年轻的艺术形式——流行音乐囊括其中。然而似乎他们并没有这么做。迪伦得奖的原因是他写下的文字,而非写下的歌曲,这让他在其事业的主要成就之外赢得了过多赞誉。今天的奖的言外之意就是,迪伦主职之外的副产品和那些以写作为生的人的作品,比如村上春树、菲利普·罗斯、阿多尼斯、恩古吉·瓦·提昂戈等等一样好,或更优秀。”质疑诺奖的可信度。
这样的声音主要集中在迪伦的文学创作之于音乐成就的薄弱,以及维护文学的纯度及边界的重要性。

迪伦还是济慈?
莎拉·丹纽尔女士面对更多潜在的质疑,建议不太熟悉迪伦、又想了解他的人从他1966年的专辑Blonde on Blonde 开始听起,她说“这是迪伦卓越的节奏韵律的典范,而且融合了节制和绘画般的思维。”
鲍勃·迪伦早年画作
实际上,早在20多年前,就有类似的讨论:“迪伦和济慈谁的诗更好?”或者说,“迪伦比济慈还好吗?”这个争论从那时起一直绵延不断,特别是在迪伦发现他又得到一个荣誉博士的学位的时候。
是迪伦还是济慈,某种程度上表达了我们今天的疑问:迪伦的歌词值得作为文学来讨论吗?它可以在文学史上被经典化吗?

2001年,英国的桂冠诗人(1999-2009)、济慈研究者安德鲁(Andrew Motion)认为,“迪伦和济慈的不同显而易见,济慈不弹吉他,也不为音乐而写作(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的文字是独立的,而迪伦的不是);而迪伦没有写过连篇累牍的叙事长诗”;“从另一个方面来说,我觉得这是个虚假的二分法,这本不是非此即彼的,他们各自有卓越且独特的东西去表达,不好说谁比谁更伟大。”
前剑桥大学教授,现任职于波士顿大学的著名诗歌评论家克里斯托弗·瑞克斯(Christopher Bruce Ricks)被认为是这场“迪伦还是济慈”讨论的背后主脑。他是迪伦的热情追捧者。“迪伦还是济慈”的问题实际上也是他2005年出版的著作《迪伦的原罪观》一书所讨论的背景和潜在的声音。

《迪伦的原罪观》作者:[美]克里斯托弗·瑞克斯
瑞克斯在书中像传统的文学批评审视济慈的诗那样,逐行审视迪伦的诗(歌词),极尽细读(close reading)之能事。他以“七宗罪”(还包括美德、恩典)为主线研究迪伦的诗歌,比如他认为“愤怒”是迪伦创作的主要动力。书中随时把迪伦和济慈、丁尼生、克里斯托弗·马洛等人比较,指出迪伦与他们诗作的联系,迪伦在诗歌谱系中的位置。
然而瑞克斯的巨著并没有完全得到迪伦迷的喜爱,有人抱怨他的书中充斥着太多知识,阅读后得到的却有限,以及他的书聚焦在文本上,而忽略了迪伦作为艺术家40年的发展。
英国《卫报》发文称:

“从本质上说,鲍勃·迪伦的作品,文字和音乐是不可分离的。例如,1965年他的那首脍炙人口的《没事儿,妈妈(我不过是在流血)》:‘传教士对邪恶的命运布道/教师给恭候已久的知识讲课/能通往那些盛满百元大钞的盘子/美德隐藏于它的大门之后/但就算是美国总统/有时也必须得赤身裸体站着。’或是1966年的《乔安娜的幻象》中的那句:‘这不就像是一个捣乱的夜晚,当你试图安静下来?我们坐在这儿,陷入困境,虽然我们极力否认。’抑或是1968年《沿着瞭望塔》:‘远处一只野猫发出了不详的叫声,两个骑马的人渐渐走近,四周狂风呼啸。’不管是哪一段,当你默念这些字句的时候,你会听见他的嗓音,他的声线,他的音乐。”

文中特别提到迪伦在1986年创作的长达11分钟的《布朗斯维尔姑娘》中的一句“奇怪的是,患难与共的人之间的关系比无忧无虑的那些要紧密”,认为仅在一口气之内就能完成的句子,迪伦却可以写得这般引发共鸣、发人深省——这就是“鲍勃·迪伦的本事”。


“迪伦的作品,对他的读者或观众而言,绝无始终如一的范式,道德说教上的花拳绣腿,或心灵鸡汤式的精神食粮,”前滚石乐队贝斯手比尔·怀曼在2013年《纽约时报》的专栏中写道。“他的抒情方式是独一无二的,他的关照和主题是永恒的,在任何时代,很少有诗人能比他的作品产生更大的影响。”

除了肯定迪伦作品的时代意义和政治作用之外,支持者大多认为,文学起源自音乐,吟游诗人和口述文学的传统不可抛弃和忘却。
美国诗人雷克斯罗斯曾说:“是迪伦首次将诗歌与民谣相结合,在欧洲,自查理曼大帝时代就有游吟诗人首开口述文学之先河,而在美国却是由迪伦首创。是他首创将诗歌从常青藤学府大师们的垄断中解放出来,使其普及于广大民众之中。”同样,萨尔曼·拉什迪在推特上发布消息,称这是一个“伟大的选择”:“从俄耳普斯到法伊兹,歌曲和诗歌向来密不可分。迪伦就是这种吟游诗人传统的出色的继承者。” 从欧洲吟游诗人的口述文学传统,肯定迪伦的音乐与这一传统紧密相连。

迪伦自己怎么看?
1991年,当迪伦本人被问到,有人称他为“最伟大的活着的诗人”,他怎么看这个问题时,迪伦说:

“有时候,有个‘诗人’在我的身体里。但充分意识到这一点是个需要努力去做的事。诗人们不开车、不购物、不丢垃圾,不参加家长会……诗人甚至不打电话、甚至不和别人说话、诗人听别人说……总之,诗人通常知道他们为什么是诗人!这个世界并不需要那么多诗歌,我们已经有莎士比亚了。这个世界什么都不缺,要什么有什么,应有尽有。也许已经有人说过了吧?——电力(现代化)带来了一切,到处灯火辉煌;(也许不再需要诗人行吟、游走,传递文化和价值了)。诗人生活在大地上,以一种绅士般的方式;他们靠他们的符码生活,直到死亡打断这一切,比如沉入湖底或浴缸。诗人的结局都不大好。如果你想称一个人为诗人,那先看看济慈、看看吉姆·莫里斯,再去看看他,哪怕有人称他确实处于巅峰。”
鲍勃·迪伦近年画作《桥上的人》
去年,在格莱美奖的颁奖典礼上,被授予音乐关怀年度人物奖的鲍勃·迪伦说,自己“将使那些期待挫败作为自己全部的事业”。
“诗人”的桂冠对迪伦而言,不是荣耀,而是感伤和对这个世界的批判。至今,迪伦仍保持着这一贯“虚无”的底色——他那么专注地做自己,“虚无”注定要与他终身相伴;也许这正是他如此高龄还在进行“Never Ending Tour”(永无止境巡演)的原因。不管世人怎么看他,把何种荣誉、身份加诸于他,他最想做的,是收获当下的感觉和与这个世界最真实的连接。
果然,最新消息表明,迪伦在拉斯维加斯的表演现场,根本不提及获奖之事,淡然之极,“酷得像根黄瓜”。
媒体上的报道,尽管有诸多粉丝到场守候,成为诺奖获得者之后首次亮相的鲍勃·迪伦完全没有提及此事。
哦。所以,他最终会对这一“飞来横奖”说什么吗?猜不到。但这就是鲍勃·迪伦。



本文为独家原创文章,图片来自网络。作者:书评君(们);编辑:小盐。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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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6-10-17 11:12 |只看该作者
为什么鲍勃·迪伦配得诺奖?

原创 2016-10-14 柏琳 新京报书评周刊
微信ID:ibookreview
“阅读需要主张”

2016年诺奖,奖给了灵魂,没有奖给修辞或观念。

撰文 | 柏琳

2016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姗姗来迟,除了公布时间比往常的“十月份的第一个周四”晚了整整一周,今年的诺奖更是以一个出人意料的方式开了奖——在北京时间2016年10月13日晚上七点(瑞典时间13日下午一点),瑞典学院常务秘书长莎拉·丹纽尔(Sara Danius)宣布,美国民谣诗人鲍勃·迪伦摘得2016年诺贝尔文学奖桂冠。现场宣读的授奖词这样评价他,“在伟大的美国歌曲传统中创造了新的诗歌形式”。

反常的诺奖?音乐人折冠

这份来自瑞典斯德哥尔摩的获奖公告,似乎有些让大众回不过神。事实上,甚至是今年的诺贝尔文学奖本身,都显得有些反常。除了“推迟”公布时间,更让人觉得不可思议的是,向来以保密严格、难以竞猜的诺贝尔文学奖,居然在开奖之前就“泄露”了得奖者为叙利亚诗人阿多尼斯,网上流传着“阿多尼斯接到诺奖获奖电话“的个人社交网站留言截图,更有新闻网站在开奖之前几分钟就提前推送了阿多尼斯折冠的快讯。当媒体在为提前“知晓”结果而半信半疑时,官网直播传来了鲍勃•迪伦得奖的消息,而他们依然在半信半疑地猛刷网页。



然而,诺贝尔文学奖让一个75岁的音乐人拿奖,其实并不反常。请记住,鲍勃•迪伦不但是一位歌手,也是一位摇滚诗人。事实上,他分别于1996年和2006年获得过诺贝尔文学奖提名。昨日的英国《卫报》官网这样评价他,“鲍勃•迪伦是首位获得诺贝尔奖的音乐唱作人。由于在赔率名单上出现的频率高,曾被视作是诺贝尔奖的陪跑成员之一。2011年,已结束的赔率赌注使其获奖概率飙升至第四,正如英国立博公司形容的那样:‘这是消息灵通的文学爱好者们一场筹码颇多的赌博’。”

今年,鲍勃•迪伦终于成为了自1993年托尼•莫里森之后,第一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美国人。瑞典学院常务秘书长莎拉•丹纽尔说,尽管这个结果可能让人惊奇,“但要是你回望过去的5000年,你会发现荷马和莎孚。他们写下的充满诗意的篇章本身就是用来表演的,鲍勃•迪伦就是如此。我们如今仍在阅读荷马和莎孚,而且我们都乐在其中。”

文学魅力?他的音乐超越了音乐

鲍勃•迪伦原名罗伯特•艾伦•齐默曼,1941年出生在美国明尼苏达州的希宾,是著名的美国流行乐歌手,作曲家和诗人。20多年以后,成了60年代世界反主流文化的主将。他的音乐涉及很多严肃的社会问题,和美国当代史上的越战、民权解放运动、学生运动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他的《像一块滚石》、《答案在风中飘荡》、《手鼓先生》、《政治世界》、《重访61号公路》等作品,不仅确立了其在摇滚音乐史的教父级地位,也奠定了他20世纪伟大诗人的身份。



他的歌词包含了政治抗议、社会评论、哲学和诗歌。除了在音乐上形式的探索以外,他也继承了美国传统的民谣、摇滚乐、乡村和蓝调音乐,甚至包括爵士音乐和摇摆乐。在第92届美国普利策奖文艺奖的颁奖礼上,鲍勃•迪伦因其“歌词创作中特有的、非凡的诗歌力量对流行音乐和美国文化产生的深远影响”而被授予了特别奖。1988年鲍勃•迪伦入选了美国摇滚名人堂,1991年获得格莱美终身成就奖。

作为惟一一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提名并获奖的音乐人,读者能够了解鲍勃•迪伦的书其实非常多,单看已被译成中文出版的就有不少——旧爱苏西•罗托洛的《放任自流的时光》、《滚石》杂志创刊人大卫•道尔顿的《他是谁?探究真实的鲍勃•迪伦》、英国传记作家霍华德•桑恩斯的《沿着公路直行》,还有迪伦自己在打字机上敲了三年写出来的《编年史》(旧版译作《像一块滚石》)。


《他是谁?探究真实的鲍勃·迪伦》
[美] 戴维·道尔顿 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2015年6月

《编年史》
[美] 鲍勃·迪伦 著
河南大学出版社·上河卓远,2015年2月

诗人鲍勃•迪伦的文学魅力体现在何处?瑞典学院在公布获奖时,在鲍勃•迪伦的生平简介中这样说,“一些歌词不断翻新,出现新的版本,作为一位艺术家,他让人意想不到的全能多才;他也曾以画家、演员和编剧的身份活跃在人们的视野之中……迪伦有着符号般的地位。他在当代音乐的影响是深远的,他在文学上,被源源不断地创造着。”

《他是谁?探究真实的鲍勃•迪伦》的译者余淼认为,简单将鲍勃•迪伦理解为一个摇滚歌手是很片面的,看过他的作品就会发现他所表现出来的文学才华,以及深藏其中对社会以及文化的敏锐观察。“鲍勃•迪伦的歌词创作,是对美国诗歌文学的继承与发扬,而他作为一名歌手,所吸纳的诗歌及音乐的类型也就更为多样和自由,这也就相应地拓展了诗歌创作天地。”

鲍勃•迪伦最广为人知的一首歌《像一块滚石》(“Like A Rolling Stone”),是“滚石”杂志评选的史上最经典500首单曲排名首位的作品。这首歌也超越了歌曲的意义,无论对于现代摇滚乐的发展,还是西方整整一个时代的流行文化,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上世纪60年代的嬉皮士运动中,迪伦高唱的“Like A Rolling Stone”和杰克•凯鲁亚克(Jack kerouac)自传小说《在路上》(On The Road)的书名一起,成为那个时代嬉皮士们的精神语录和生活指南。



余淼这样理解迪伦的歌词魅力,“鲍勃•迪伦经常会在他的作品中为读者和听众构筑一种语境,构建一个意象,而这种意象往往会带有寓言和语言性质,这往往会引起人们的兴趣和探究。比如’滚石’这个意象,可以说是一种随心所欲或者愤世嫉俗的生活态度,但他不是简单将某一种意象直白的陈述出来,而是间接地通过各种描写将意象搭建起来,从而使得读者和听众获得更多的欣赏体会和共鸣。”

迪伦是谁?答案在风中飘

         
         
                                                                                                      
                 
Blowin' In the Wind
                 
Bob Dylan - Biograph
                              
         
     
        


中国诗人于坚认为诺奖颁给迪伦是名至实归,“奖给了灵魂,没有奖给修辞或观念。将对世界产生巨大影响。世界厌倦了,它只是要生活,要爱,要唱歌,要忧伤。于是,鲍勃迪伦来了。这是向垮掉的一代,向六十年代,向浪漫主义,向波西米亚,向嬉皮士,向口语一一致敬。世界醒了。”

作为曾经“垮掉的一代”的一份子,24岁时的迪伦曾被视为左翼的抗议歌手,《答案在风中飘》和《暴雨将至》等作品,使他迅速成为民权运动的音乐代言人。但是迪伦自己对于外界的标签从来都是拒绝的姿态。上世纪60年代的某一天,当有当记者问迪伦是否参加反越战游行时,他说,“我今晚很忙”。



70年代末,迪伦回归基督教,和“猫王”一样摇身变成半个福音歌手,歌词中充满圣经的语句,今人对他的印象依然存在着巨大的分歧。今年三月,鲍勃•迪伦的6000页私人档案被美国俄克拉荷马州两家机构以大约1500万美元到2000万美元的价格收购,“它会开启人们研究鲍勃•迪伦的新方式。”普林斯顿大学历史学家、《鲍勃•迪伦在美国》作者肖恩•威伦茨(Sean Wilentz)说。

然而,关于迪伦的浩瀚档案足够学者们研究很久,除了歌词和文本工作以外,还包括大量的多媒体资料。事实上,作为一个始终“漂”在路上的人,从民权歌手到桂冠诗人,鲍勃•迪伦留给今人的形象定位,也许就像2016年诺贝尔文学奖的“阿多尼斯’被’得奖”之谜一样,“答案在风中飘了”。而对于全世界的读者和乐迷们,沉浸在这位新晋诺奖得主的诗歌音乐世界里,也许才是最好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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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6-10-17 11:13 |只看该作者
为什么大众文学不受诺贝尔文学奖待见?

原创 2016-10-15 睿子 界面


[ 不惑 ] 是我们推出的一个固定专栏,每周末更新,致力于探讨时下的各种热门话题与现象,并尽可能发掘其背后的原因与故事。知也无涯,应当不惑。


2016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鲍勃·迪伦

“不要批评你所不了解的。”

诺贝尔文学奖的评判标准是什么?
很难说清。在中文互联网上,这样一段近似阴谋论的表述似乎更深得人心:

诺贝尔文学奖评委最爱说的谎话:1.我们评奖只关注文学水准,对所有作家一视同仁;2.我们评奖只看作品,不考虑作家国籍与语种;3.我们评奖没有政治因素,只看文学价值。

瑞典人诺贝尔在1895年立下遗嘱,捐献自己的遗产作为基金,并把每年利息作为奖金授予“一年来对人类社会贡献最大的人”。在文学方面,遗嘱里交待这笔奖金将授予“在文学方面创作出具有理想倾向的最佳作品的人”,这被认为是诺贝尔文学奖唯一的评选标准。

美国人鲍勃·迪伦获得2016诺贝尔文学奖让很多人始料不及,在2016年10月13日之前,这位获奖者更为人所熟知的身份是摇滚、民谣艺术家。

诺贝尔文学奖每年都会引发人们广泛的讨论、争执、赞叹和遗憾。就像看奥斯卡一样——大家总是会觉得最终捧得奥斯卡的演员是该年度水准最高的演员,同样,大家也总会觉得水准最高的作家才能拿下当年的诺贝尔奖。所以就有人问:XXX的《XXXX》写得那么好,为什么他拿不到诺贝尔文学奖呢?或者XXX有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可能性么?这里的XXX可以替换为以下几位耳熟能详的作家:金庸、柯南道尔、托尔金、乔治·R·R·马丁,J·K·罗琳。


知乎上关于诺贝尔文学奖净是这样的问题
现实就是,他们可能永远拿不到诺贝尔文学奖。

在文学界人士的心中,通俗文学似乎永远低人一等。2003年,美国文学评论界就因为史蒂芬·金(Steven King)拿下美国国家图书奖终身成就奖而展开了一场关于通俗文学是否有资格参与美国国家图书奖评奖的争论。著名文学评论家哈罗德·布鲁姆(Harold Bloom)就相当直接的表示史蒂芬·金的作品就是些廉价的低俗小说,和“文学价值”以及“美学成就”没半点关系。同样的,当年威廉·福克纳(William Faulkner)因为觉得和赛珍珠(Pearl S. Buck)之流为伍很掉价,甚至拒领诺贝尔文学奖。


图为威廉·福克纳
让人遗憾的是,在西方社会持这种观点的不止布鲁姆一人,即便学术界对什么是严肃文学和通俗文学并没有严格的界定。

《伟大的传统》一书中,利维斯的定义似乎比较符合大多数人眼中的严肃文学。利维斯认为,严肃文学史有以下几种追求的:对人性足够深刻而又充满同情的理解;对现代性的警觉;语言须能精致准确表达出想要表达的对象;完整流畅的整体结构。

大众文学则要简单很多。大众文学是以娱乐大众为目的的,最广为人知的便是各种武侠小说,推理小说和各种在邻居街坊间口耳相传的言情小说。大众文学作品在语言风格上更加通俗直接,叙事手法也多为平铺直叙,总之就是好看、好懂,让人欲罢不能。

娱乐大众的东西,在那些高傲的精英主义学者的眼里,就是贫瘠、粗糙、没内涵的代名词——这里包含的有流行音乐、电影、电视节目(电视剧和综艺节目)以及大众文学。可还记得,20世纪中期的法兰克福学派是如何批判那些“人民大众喜闻乐见的电视节目”的。法兰克福学派的代表人物阿多诺(Theodor Adorno)就用“文化产业”(Cultural Industry)这个极具讽刺和批判意味的词语去概括“流水线生产出的、千篇一律的、机械的、毫无内涵的”,“精神鸦片般为了愚化大众而存在”的流行音乐和电视节目。


比如说像《与卡戴珊姐妹同行》这样的电视节目
充斥着右翼精英主义的西方学术界自然是很瞧不起这些和大众挂钩的东西。别忘了,诺贝尔文学奖本质上是一个学术界事件。所以就算《冰与火之歌》再好看,也只能默默地蛰伏于文学鄙视链的底端。

关于鄙视链,大家都耳熟能详,谙熟于心。文艺鄙视链无非是高雅鄙视低俗,小众鄙视大众,欧洲鄙视美国,英法相互鄙视。“全欧洲最后一个公知”布迪厄(Pierre Bourdieu)就用三本《论法的精神》厚的《区分》( La Distinction : Critique sociale du jugement)来探讨鄙视链的形成。而鄙视链的形成终究还是绕不开阶级——金字塔顶端的精英踩着底端的庸众,靠的就是鄙视链。

在《区分》一书中,布迪厄认为,在文化方面的兴趣品味来自于一个人的“习性”,而“习性”的养成全权由阶级决定。用最直截了当的方式理解布迪厄的理论,便是阶级决定喜好。在书中,布迪厄对品味的高低和阶级直言不讳:严肃文学的确高通俗文学一等,因为前者是占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的喜好,而后者属于被统治的大众。

“万恶的资本主义社会”对阶级差异毫不避讳,并且醉心于让它们更明显,更深入人心。诺奖作评选的从不是“人民大众最喜爱的文学作品/作家”,而是在资本主义体系下“具有理想倾向”的作品和个人。在这个体系中,握有话语权的资产阶级(bourgeoisie)注定不会认可代表着大众的通俗文学。


没错,就是这样
回到文学本身,虽然大众文学也有无数经典,却被普遍认为在“文学性”上和严肃文学没有可比性。这些,相信读者们也能体会。《哈利·波特》系列确实陪伴了许多人的青春,但是把里面那些少男少女打打闹闹的青春期爱情和川端康成倾毕生之力的抒情放在一起终究还是有些勉强。更不用说马丁大爷《冰与火之歌》中的那些不可描述的桥段,让《冰火》系列被说成“penny dreadful”(低俗小说)毫不过分。

总之,大众文学因为其娱乐的性质和阶级属性,成了欧洲文艺界话语体系中不登大雅之堂的消费品。所以乔治·R·R·马丁永远无法凭借《冰与火之歌》系列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同理,《美国队长》很好看,但永远都拿不到奥斯卡,在电影鄙视链中,也将永远被那些你看不下去的小语种文艺片碾压。

可是,这又如何呢?所谓文无第一,武无第二,即便诺贝尔文学奖作为最具全球影响力的文学奖项,但它并不是判断文学水准的唯一标尺。有无诺贝尔文学奖都不影响读者理解一部优秀文学作品的伟大,这里的文学作品指所有的类型的作品。


村上春树真的需要你来心疼吗?并不
不过你大概会问,今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鲍勃·迪伦(Bob Dylan)又是怎么回事?那不是个歌手么?那不是在瑞典文学院那些个老学究眼里最俗不可耐的东西么?请不要忘了,他是个诗人。诗歌是纯度最高的文学,是在文学鄙视链中碾压散文与小说的存在。值得一提的是,在诺贝尔文学奖历史上,小说相对诗歌等其他类型文学而言具有压倒性优势。

“不要批评你所不了解的”,鲍勃·迪伦在他创作于1964年歌曲《The Times they are A-Changin》中这样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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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6-10-17 11:19 |只看该作者
张晓舟

张晓舟,乐评人,音乐策划人和唱片监制。现为摩登天空艺术总监,足球评论员,大众文化和媒体研究者,著有《死城漫游指南》《粉红乌托邦》《生于午夜》等书。


别让鲍勃·迪伦戳破某些中国作家的青春痘
2016-10-14我要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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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这么说吧,从电气时代到电子互联网时代,所谓“力透纸背”,指的应该是广义的写作,与表演和行动一体,书和剧场舞台和世界打通。


一个二十四小时都是新闻的世界就是地狱。

这不是我说的。这是鲍勃·迪伦,在其自传里说的。那么,一个二十四小时都是诺贝尔文学奖新闻的世界呢?

2011年鲍勃·迪伦在北京工体开演唱会的时候,陈升刚好就住在工体附近酒店。鲍勃·迪伦此前的台北站演唱会他没看,来了北京近在咫尺他也没兴趣看。我们是看完演唱会,才和他在工体东路的酒吧会合的。陈升爱的是尼尔·扬而不是迪伦,他宁可在酒吧里待着等演唱会散场,也不去凑热闹,不管迪伦访华多么具有历史意义。

图片资料:鲍勃·迪伦2011年北京工体演唱会

鲍勃·迪伦获诺贝尔文学奖,历史意义就更爆棚了。中国的作家评论家岂能缺席?难为他们了,不得不跟在媒体屁股后面凑热闹。他们早就像犯人一样列队等候诺贝尔奖颁布,没准早就为阿多尼斯或村上春树或菲利普·罗斯的获奖准备好了感想,只等着记者举枪瞄准他们。但剧情显然脱离了剧本,这些中国作家评论家们只好仓促上阵,感觉他们不少人好像是从被窝里被揪出来,一边揪着头皮一边揉着眼睛,好像不对着枪口排队表态,他们就对不起神圣的文学,中国人民就不让他们睡觉。很想问他们一句:阁下听过几首迪伦?看过几首迪伦的歌词?

可惜我现在不做媒体了,否则我会恶作剧一下,将阿多尼斯和鲍勃·迪伦掉包,把阿多尼斯的诗给中国作家评论家们看,说成是鲍勃·迪伦的,把鲍勃·迪伦的歌词,说成阿多尼斯的,让他们发表观感。估计会有喜剧发生的。

大陆新版迪伦自传《编年史》封面

诺贝尔文学奖颁给迪伦的历史性意义,在于突破了纯文学文本的框架来看待文学。然而有趣的是,在中国大陆,最初对迪伦的认识仅仅是靠文字来想象,例如通过《伊甸园之门:美国六十年代文化》和《光荣与梦想:1932——1972年美国历史》这样的书。而国内第一次译介迪伦是在八十年代末的《国际诗坛》杂志,就像苏联歌手维索斯基的诗(词)也是先于他的歌被介绍到中国来,和其他苏联诗人的作品一起刊载于九十年代初的《世界文学》杂志,这是因为不管是迪伦还是维索斯基,他们的部分歌词已经在本国被文学界认可,而进入经典化行列。那个时候除了那首被用来学吉他学英语的《答案在风中飘扬》,差不多听不到更多的迪伦歌曲。诗人陈东东曾撰文讲述过自己对迪伦歌曲的搜寻经历,那是文化饥渴年代的动人往事。迪伦最早为中国作家所接受,恰恰是通过被当作诗歌的歌词文本。像陈东东这样的重要诗人对迪伦的文学价值不会无感,而这种基本的鉴赏力在那些急于捍卫文学殿堂的三流作家那儿是缺失的,更不用说他们对音乐也缺乏陈东东、欧阳江河那样的好奇心。在迪伦访华时,欧阳江河写过一篇文章,尽管他依旧狭窄地把迪伦视为“抗议歌手”,但他将迪伦拉回到现代主义诗歌谱系,用叶芝的诗句——“一种可怕的美已经诞生”,来提示迪伦的美学现代性,却是敏锐的。

尽管并没有提到叶芝,但迪伦在回忆录里对自己的文学师承做过一番清点。绕开文本去信口开河,更是新媒体时代的恶习。即便你不听音乐,那既然自己也是写书的,何妨翻翻迪伦的书再来扯淡。迪伦的《编年史1》获得过普利策奖——也算是他获诺贝尔奖的前戏吧。该书大陆版最初叫《像一块滚石》,去年再版改回原版的名字——《编年史》。世人期待的不仅仅是迪伦的下一张新专辑,还有《编年史2》(这回版权费可就要暴涨了)。迪伦在回忆录中列出了一份影响过他的书单,比如马基雅维利等等。他尤其清晰地理出了自己青年时代的文学阅读谱系:拜伦《唐璜》和柯勒律治《忽必烈汗》;兰波和布莱希特——兰波的影响显而易见,而布莱希特的歌谣(尤其是为戏剧而写的被谱成曲子的诗)写法也影响过他;两位现代主义诗歌大神庞德和T.S.艾略特,前者他坦承从没读过,后者他很喜欢;詹姆斯·乔伊斯则被迪伦视为“似乎是有史以来最为傲慢的一个人”,迪伦称并不明白他在说什么;还有,迪伦曾为爱伦·坡的《钟》谱曲,也曾以契诃夫的短篇小说为素材创作。当然,迪伦最绕不开的偶像,是惠特曼。

克里斯朵夫·里克斯作品《迪伦:罪之异象》封面

外界断言鲍勃·迪伦的笔名或艺名源自迪伦·托马斯,或许正是为了对评论家和传记作家表示不以为然乃至不屑,他刻意不提那个喝死在格林威治村和切尔西酒店的酒鬼诗人,但迪伦·托马斯对他的影响也显而易见。鲍勃·迪伦善于用典,音乐和歌词上对老布鲁斯和民谣的翻玩和引用无处不在,在歌词上则不乏对从莎士比亚到T.S.艾略特的广泛挪用,与其说他善于用喻的风格来自现代主义诗歌传统,还不如说源于西方文学更遥远的“正典”:《圣经》和莎士比亚。曾被奥登誉为“每个诗人梦寐以求的评论家”的克里斯朵夫·里克斯,就出版过一部《迪伦:罪之异象》,迪伦最近十多年越来越进入诺贝尔文学奖的视野,或许既与《编年史1》有关,也和类似克里斯朵夫·里克斯这样的煌煌大作有关,这毕竟是来自一个著名诗歌评论家而不是音乐评论家的研究专著。但即使是来自音乐评论家的迪伦研究专著,仅从文体和文字而言,也具有极高的文学水准,如格雷尔·马库斯的《老美国志异》。

《老美国志异》中文版封面

在迪伦北京演唱会,我看到了诗人多多,但多多向来不爱接受采访也不爱写文章。迄今为止中国文坛对迪伦的最高赞美来自诗人于坚,他的原话是:“有感:奖给了灵魂,没有奖给修辞或观念。将对世界产生巨大影响。世界厌倦了,它只是要生活,要爱,要歌唱,要忧伤。于是,鲍勃·迪伦来了。这是向垮掉的一代,向六十年代,向浪漫主义,向波西米亚,向嬉皮士,向口语一一致敬。世界醒了。”于老激情感人,不过这段话本身也只是一种优美的修辞,也脱不开观念(尤其是于坚过于强调的“口语”),也只是划了一个漂亮的圆,但很难说迪伦就处在圆心。于坚对迪伦形象的认知,可能还停留在迪伦是一个继承口头文学传统的游吟诗人,但这只是迪伦的面向之一,迪伦固然珍视美国传统布鲁斯和民谣的口语传统,但他的写作(不管是歌词,还是回忆录,回忆录更为明显)的一大特点是:爱用意象、爱用隐喻、爱用典,喜欢充满寓言或启示录色彩的语言,尤其喜欢使用反讽、多义、模棱两可的手法,而这完全来自现代主义文学的滋养,而垮掉派作家又启发他找到吟诵和歌唱的节奏感,令他呼吸到街头的气息,报纸的油墨味,火车汽车的油烟味。

最初的大陆版迪伦自传《像一块滚石》封面

金斯堡和凯鲁亚克的巨大名声,很容易令人不假思索就把迪伦划入垮掉派和嬉皮士的阵营。但这多少是狭窄的误读。最初迪伦确实从《在路上》找到大城市的速度和声音,找到金斯堡所说的“自动点唱机世界的声音”,但他指出,他喜欢的还有“另一种垮掉派诗人”,他在这一类诗人那里找到的并没有多少浪漫色彩,例如劳伦斯·费林杰蒂的诗句——“在这个由塑胶马桶、丹碧丝卫生棉和出租车组成的世界,没有吻。”他觉得格里高利·柯索的《炸弹》更为一针见血,更好地触及了时代精神——“一个被糟蹋的世界,完全机械化了——许多喧嚣和忙碌——许多架子等着清楚,盒子等着堆叠”。这正是为什么另一位大诗人麦克尼什称迪伦为“战后的铁器时代诗人”,铁器,不是瓷器。

台湾版迪伦自传《摇滚记》封面

迪伦和垮掉派其实貌合神离。迪伦声明自己从一开始就和更喜欢爵士而不是民谣的“垮掉的一代”不是同路人。他承认《在路上》曾是他的圣经,但一到纽约不久他就对“及时行乐”的嬉皮士精神失去兴趣。他批评《在路上》中的莫里亚蒂“没有目标——像是一个只能激起白痴想法的角色。他像身上骑着一头公牛那样横冲直撞地对付生活”。 对那些喜欢开口闭口“在路上”、喜欢动辄用“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来掩饰内心空洞的背包越野文青来说,迪伦够刻毒的了,他骂你白痴呢。当“民谣热”在中国泛滥,当“民谣诗人”沦为随便扔一块石头就可以砸中的白痴,迪伦其实就是那个在舞台幕后坏笑的老朋克。

有些中国作家和评论是把自己当笑料而不自知。在文学之外,他们暴露出糟糕的品味和惊人的无知,虽然他们确实听过几首迪伦,并且还听过崔健和汪峰,估计还听过《董小姐》。即便在文学领域,其见识也令人生疑,例如某位作家说鲍勃·迪伦的诗不如斯特朗姆。请问这“斯特朗姆”是哪里的朗姆酒?海明威和亨特·汤普森喝过吗?你连特朗斯特罗姆都要说成斯特罗姆,那我是不是也可以声称是伍迪·艾伦拿了诺贝尔文学奖?

重达二十多斤的迪伦歌词和唱片封面全集

金斯堡和迪伦的交游众所周知,但麦克尼什与迪伦的一段合作经历就鲜为人知。麦克尼什曾邀请当时声名鹊起的迪伦为其戏剧《魔鬼》写歌,他们最后没合作成(原因需要另文详述),但迪伦在回忆录对这位诗人动情地赞美:“我们中间的大多数人几乎没有离开过地面,他却已经到了月球。在某种程度上,他教会我如何游过大西洋。我想谢谢他,却发现很难开口。我们在路边挥手告别,我知道我再也不会见到他了。”确实没有再见到,几年后麦克尼什就离开人世。如果真要站在诗歌的立场,你似乎可以质疑:为何迪伦的游泳教练没拿诺贝尔文学奖?可惜,诺贝尔不是奥林匹克。

重达二十多斤的迪伦歌词和唱片封面全集内页

麦克尼什为何要找迪伦参与《魔鬼》一剧,以及奥尼尔为何要请黑人歌王保罗·罗伯逊演《琼斯王》一剧?诺贝尔文学奖颁发给奥尼尔、贝克特、达里奥·福、哈罗德·品特,难道仅仅是表彰他们剧本写得好,剧本的文学性高超?文学文本的张力,最终要靠戏剧舞台、靠表演达成。达里奥·福在迪伦获奖同一天去世,而他的《一个无政府主义者的死亡》还在中国,以不同的翻新的版本不断上演。在人类社会媒介信息和科技大爆炸的时代,像某中国作家那样还在宣称“说到口头文学,我只会想到荷马不会想到迪伦”,那是小清新卖萌,搞得跟荷马昨晚给你送过顺丰快递或百度外卖似的。“跨界”这个词儿早已经臭了大街,迪伦的文学价值和音乐魅力互相激发,这也是废话。这么说吧,从电气时代到电子互联网时代,所谓“力透纸背”,指的应该是广义的写作,与表演和行动一体,书和剧场舞台和世界打通。诺贝尔文学奖压根就不冒险也不前卫,他们无非只是姗姗来迟地追认了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以来的一个“新传统”而已。只不过井底之蛙看不到这一点。

某中国作家指出:“鲍勃·迪伦的诗不够坚硬,并不能戳破文学。”

当整容师已经挥刀霍霍打算整你的塌鼻子了,您老人家却幽幽地说:好讨厌耶,别戳破我的青春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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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6-10-17 11:20 |只看该作者
张铁志

台湾政治与文化评论家,活跃于两岸三地,曾任香港《号外》杂志主编、《彭博商业周刊中文版/总主笔》,著作有《声音与愤怒》《时代正在改变》等多种。


走进迪伦的诗歌共和国既被总统也被革命者引颂,迪伦的文学成就无可置疑
2016-10-14我要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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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只有迪伦能够把高雅和大众,把晦涩和流行,结合得如此好。他的歌名和歌词早已进入我们的集体意识中,他的歌既被总统也被革命者引颂。


二十岁的迪伦(Bob Dylan)刚刚在纽约出道时,《纽约时报》乐评形容他:“他可以超越音乐类型边界,他既是一个喜剧角色也是一个悲剧角色。”“他的表演似乎像是一部慢动作电影。”“迪伦先生从未说清楚他的出生地和从何而来,但比起他要往何处去的问题,那已经不重要。而这个关于未来的问题,很快就会清楚了。”

这是一个深富洞见的记者,一个过于准确的预言者,因为他说出了一切迪伦的重点。

关于迪伦的过去,他的确从来没好好说清楚。


刚到纽约时,他曾说他是一个弃儿、一个马戏团长大的孩子,更普遍的说法是他曾经如同伍迪·格思里一样到处流浪。伍迪·格思里(Woody Guthrie)是美国民歌之父,从三零年代开始漂流各地采集民歌,等到迪伦来到纽约时,他已经病危在床。迪伦在他身上听到了民歌的质地,爱上了他流浪者的形象,学到了为人民而唱的精神。他说:“伍迪是个激进分子,而我想成为那样的人。”所以他来到纽约寻找伍迪,去新泽西的医院探望病重的伍迪、唱歌给他听。

但他其实不是伍迪那样的游牧歌手,而是在明尼苏达州一个中产阶级家庭长大的“正常”孩子。

甚至在多年之后,他出版了一本“自传”叫《像一块滚石》写下关于他六零年代的纽约生活,这本书虽然迷人,但也被视为可能有不少虚构之处。

虚构与非虚构,现实与想象之间,他总是如此说故事,包括自己的身世故事。

《纽约时报》评论提及更重要的问题是他要往何处去。事实是,他来纽约不到一年 ,就被发掘许多巨星的传奇制作人汉蒙(John Hammond)签下唱片约。1962年的三月,他发行第一张同名专辑Bob Dylan,没引起太大回响。等到1963年五月的第二张专辑《自由自在的迪伦》(The Freewheelin' Bob Dylan)出版,宛如一颗原子弹坠落在六零年代初的骚动之秋。人们从来没有听过这样的民歌:那既不是当时流行的美声民歌,也不是带着泥土气味的传统民歌(例如他的第一张),而是一种全新的声音:他结合了艾伦·金斯堡(Allen Ginsberg)的诗歌想象与伍迪·格思里面对现实的态度,重新书写了抗议歌曲。

“我唱的民谣歌曲绝对不容易入耳,它们并不友善,也不圆润滑顺。它们不会带你平缓地靠岸;我想你可以说它们不商业。不但如此,我的风格对于电台来说是过于乖僻而难以归类的作品,然而歌曲对我来说远不只是轻松的娱乐而已。歌曲是我的导师,它们引领我,带我到另一种对现实的意识,带我到某个不一样的共和国,某个解放的共和国……一个‘看不到的共和国’。”(《像一块滚石》,大块出版,2006)

从1963到1964年,这一两年间,他写下一首又一首关于黑人民权运动,关于反战,关于那个青年世代的困惑与焦虑,与对追求改变的渴望的歌曲。

《The Times They Are a-Changin`》《时代变了》封面

在专辑《时代变了》中,他大声宣告,时代正在快速变迁,没有人可以挡住历史前进的脚步。他警告政客,要倾听人们的呐喊,不要再阻挡在路上。在你们办公室的外面,一场战争正在进行,并且将撼动你们的墙壁,让你们无法再安逸地闭起眼睛。他更警告父母,不要批评你不了解的东西。你的儿女已经不是你能掌控的。如果你不能伸出手帮忙,那就不要成为变迁的阻碍。

迪伦很清楚自己写这首歌的企图。他说:“我知道我想要说什么,和我要对谁说。我想要写出一首伟大的歌曲,一种主题性的歌。”

他成为一个不情愿的时代代言人,一个新世代反叛的精神象征。

《时代变了》是在1964年一月发行,但正是在这一年,当迪伦写下最好的抗议歌曲时,他也亲手敲碎所有人自以为是的妄想,开始自我解构众人以为的形象与标签,开始告别革命,不再回头。

在接下来的几年,他连续发行了三张摇滚史上最重要的作品,并进行漫长的巡回演唱会。这些专辑和演唱会不止让人们看到他们不了解的迪伦,迪伦也带领他们进入摇滚乐中一个未知的魅影之原。摇滚乐从未如此黑暗、诡奇、深邃,在神秘中充满爆发力。这一年的每场演唱会,迪伦都在对抗台下观众的叫嚣,对抗他们对被背叛的愤怒与对未知的惶恐。

正如他在这一年所唱的:“因为某件事正在发生,但你不知道这是什么。”[“孱弱者之歌”(Ballad of a Thin Man)]这既是人们对于正在剧烈变动的六零年代的感受,也是乐迷们对于巨大改变的迪伦的感受。

可以说,迪伦彻底改变了民谣与摇滚乐,或者说改变了流行音乐与文学的关系。

迪伦首先作为一个民谣歌手,激进地翻转了民谣的语言与唱腔,让民谣从底层人民的悲苦或者五零年代后的流行化美声唱法,转化成一种深刻的艺术。他在自传中说:“我突破的方式是在民谣乐上做简单的改变,并加入新的画面和态度,使用引人注目的文句和比喻,并且融合传统风格,把民谣演化为无人听过的崭新面貌。”


然后他改变了摇滚乐。在五零年代诞生后,摇滚乐本来只是一种青少年的欲望躁动,节奏强烈但歌词简单。在与民谣相遇后,摇滚乐开始有思想,开始注入关怀社会的理想主义基因。迪伦是这个过程最重要的转化者,尤其他把“垮掉的一代”(Beat Generation)的想象和惠特曼的诗歌带进流行音乐中,让摇滚乐从青少年的冲动变得更世故与深沉、更繁复与诡谲。

他的文学养分既来自惠特曼与兰波,垮掉的一代,也来自Woody Guthrie、Robert Johnson等早期的民歌或蓝调歌手,他甚至大量吸收了许多无名的民歌作者——这些民歌是底层劳动者的呐喊与低吟,是劳动者的真实生命经验。只有迪伦能够把高雅和大众,把晦涩和流行,结合得如此好。

当他在六零年代中期后,在歌曲中加入了许多暧昧的呓语、末世的意象、虚构与真实的历史人物时,可以说他是一个最神秘的导演,在超现实的世界中,放上了早期民谣中描绘的那个荒芜的、不法的、广牟的美国大地,并让他所一向着迷的不法之徒、流浪汉、强盗(这些也是早期民谣主要故事人物)成为主角。在他更多的创作中,外在世界的混乱和内心的不安被交织在一起,美国文化的碎片和人性的脆弱与忧伤都被重新抛入一个诗意的熔炉中,诞生出新的金色光芒。

迪伦的文学成就因而无可置疑。

他的歌名和歌词早已进入我们的集体意识中,他的歌既被总统也被革命者引颂(主张暴力的美国激进学生组织“气象人”(Weathermen)的名称是来自他的歌曲“地下乡愁蓝调” (Subterranean HomeSick Blues);黑人暴力组织黑豹党在印制机关刊物时,彻夜听他的“孱弱者之歌”(The Ballad of a Thin Man)),他的许多歌名更成为这个时代人们最熟悉的精神标语:“像一颗滚石”(Like a Rolling Stone)、“暴雨将至”(A Hard Rain is Gonna Fall)、“风中飘荡”(Blowin` in the Wind);而这些歌词则成为人们的生命指标:“当你一无所有时,你什么都不会失去”(When you got nothing, you got nothing to lose),“要成为不法之徒,你必须诚实”(To live outside the law,You must be honest)。 (上面这段你看到几次崔健的影子?)

2012年奥巴马为鲍勃·迪伦颁发总统自由勋章,奥巴马称其为“最爱的诗人”。

当然,迪伦的诗歌构建的是一个奇幻而巨大的迷宫,不论是词或曲,他借用经典、翻修再创(所以曾经被指控抄袭),带着人们从奇异的古老世界,倏地穿梭到未来,没有人可以跟上他的脚步。

无怪乎诺贝尔文学奖说:“他在伟大的美国歌曲传统中,创造了新的诗意表现。”

当然,这个奖仍然引起许多争议。一直有人认为,拿掉了音乐和演唱,他的许多歌词只是半成熟的作品;也有人认为,即使把他的歌词放在白纸上,仍然是极为优秀的诗作。但没有人会否认,当他的歌词加上音乐时,这些文字就具有无比神奇的魔力。迪伦是用吟唱的方式让文字展现出新的可能性。他是一个文字、音韵与节奏的炼金师。

“我是个诗人,我知道,希望我不会搞砸”,这是迪伦(Bob Dylan)在1964年的歌曲“I Shall Be Free No. 10”表达的玩笑之意。

恩,他现在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了,应该没有搞砸他的诗人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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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6-10-17 11:22 |只看该作者
云也退

云也退,独立记者,书评人,译者,译有托尼·朱特《责任的重负》、E.萨义德《开端》,目前有望出版第一本个人作品,距离成为旅行作家只差一张返程机票。由于屡屡提前庆祝还未到来的自由,被视为一个尚可一救的文人和无可救药的乐观主义者。


戴着太多面具的犹太人——鲍勃·迪伦
2016-10-14我要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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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一般人一旦成名,就会着力于稳固自己的辨识度,像一个楔子一样牢牢扎在大众的心中;而迪伦追求的却正相反,他就要别人认不出自己,你可以熟悉他的声音,却怎么都看不透他。


去年这会儿,我坐到斗室里仅有的一个工作台前,戴上耳机。家人问:“你要做啥?”我回答:“别烦我,要写诺贝尔文学奖的稿子了。”今年这会儿,也就是现在,我又戴上耳机:“往下别来烦我,我要写诺贝尔文学奖的稿子了。”

是该温习鲍勃·迪伦了。天下的事物都是以稀为贵,一旦流行了就渐渐失去了让人珍惜的品质,而迪伦的歌却不。尽管我不是民谣或摇滚的发烧友,有点遗憾的是,我似乎从未对任何东西发烧,但我第一次有机会听到“Blowin’ in the Wind”这样的歌,就觉得摊上了一桩很大的幸事,这歌,难道不是为我一个人写和唱的吗?但凡数一数二的金曲,都会有这种让人爱之私之的特点吧。


诺贝尔文学奖宣称迪伦的歌词是文学——不论有多少争议,说迪伦作品有很高的文学性则大体不差。“Blowin’ in the Wind”里那种以提问来回答提问的特别的意境,那种反复吟咏的味道,如今想来,是同《圣经》——文明史上开端性的文本——有直接联系的,你读《旧约·传道书》,就会觉得里面有相似的韵律:

后来我察看我手所经营的一切事、和我劳碌所成的功,

谁知都是虚空,都是捕风,

在日光之下毫无益处。

……

我所以恨恶生命,因为在日光之下所行的事,

我都以为烦恼,

都是虚空,都是捕风。

……

神喜悦谁,就给谁智慧、知识和喜乐,

惟有罪人,神使他劳苦,叫他将所收聚的、

所堆积的,归给神所喜悦的人,

这也是虚空,也是捕风。

“都是虚空,也是捕风”,很相似的意境和哲理,然而写出“The answer is blowing in the wind”的迪伦时年才21岁,这真是了不得。除此而外,“The answer is blowing in the wind”这种针对提问的不置可否,进而以更多的提问来回答的做法,则是《旧约》时代以来传统犹太思维中的精髓。犹太思想认为神意不可测,人类穷其一切理解,都不能把握分毫,因而人们只管提问题,而宣布答案之不可寻——且让风吹走。

鲍勃·迪伦就是犹太人。1970年,他的好朋友、“垮掉一代”主将艾伦·金斯堡还见过他说意地绪语的妈妈。犹太人很擅长做的一件事,就是虽然承认没有答案,无法破解上天设下的安排,但人可以在迷茫中建立起自己的存在感。迪伦在其回忆录《像一块滚石》的第一卷里说,他觉得“命运看着我而不是别的任何人”——“Blowin’ in the Wind”里的反复提问,答案反复地飘在风中,便是确认了这一强烈的命运意识。他的另一首金曲“One More Cup of Coffee”,听起来也很像祈祷文,又像是吉普赛人在呼唤自己溜到附近山上去的马。迪伦的歌词当然很有诗意,而比起纯诗而言,它又可作八面来风的理解,像镜子一样,让每个听者都觉得,自己身上的某一部分被它照见了。迪伦的歌总在打消听者去了解他本人的冲动,而要他们被句子所迷,去理解它的意思,去阐释,再阐释,而针对文本的不断阐释,正是一件非常犹太的事情。

“齐默尔曼”(Zimmerman)来自德语,本意是“木匠”,罗伯特·艾伦·齐默尔曼将自己拖拖沓沓的名字改作“鲍勃·迪伦”,当然有着不想让美国人一眼认出他是犹太人的考虑,毕竟Zimmerman经常被看作一个犹太姓氏。迪伦本人向来否认这个动机,可事实就是,从罗伯特·齐默尔曼变成鲍勃·迪伦,离开明尼苏达走向纽约,是他摆脱初始身份、不给别人以任何确定答案的尝试。出身很可能决定一个人一半以上的人生,迪伦太清楚这一点。他要彻底割断同老辈人的联系:他借着写歌纪念的机会,称他所尊敬的前辈喜剧演员、犹太人Lenny Bruce为了不起的“法外之徒”(outlaw),一个伟大的“坏人”(bad man);他还在歌曲中把父亲比作听命于上帝要杀子的亚伯拉罕,跟母亲说“滚出我的人生”。

对这位发家于1960年代的反文化偶像来说,与其持续地愤怒,不如不断地逃离和变化,让人捉摸不定,他要像胡迪尼一样能在一切密闭空间里逃出生天,要像卡夫卡笔下的格里高利那样变形。在迪伦之前的其他犹太名人,或是犹太人之外的所有美国流行偶像,都不曾做到像他这样一直变:名字变化,风格变化,形象和嗓音变化,保持原状的就剩了性别以及那头标志性的卷发。一般人一旦成名,就会着力于稳固自己的辨识度,像一个楔子一样牢牢扎在大众的心中;而迪伦追求的却正相反,他就要别人认不出自己,你可以熟悉他的声音,却怎么都看不透他。

不管是民谣歌手,还是摇滚巨匠,这些概念都好苍白,“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跟它们比起来也就是半斤八两。身份是桎梏,头衔是需要摆脱的东西,你有了头衔,就像手机打开了GPS一样随时会被定位。迪伦在台上唱的时候,你会觉得你看到的人不是他,你只是听到声音,那种常常止步于低吟,近乎嗫嚅,一旦高亢起来也仿佛是一只敛着翅膀起飞的苍鹰的声音,你被它包围,任它走进你心,而迪伦却不见了,你睁开眼,仿佛看到了《爱丽丝漫游奇境》里那只只有微笑没有脸的柴郡猫。

A man who wasn’t there. Really?究竟是鲍勃·迪伦不在那里,还是你自己不在那里?——迪伦作品和表演,就能让你产生这种庄生梦蝶一般的联想。很多人争着给他写传,因为那有种特殊的解谜之乐,传主给了他们很大的发挥空间。Todd Haynes在2007年制作了一部另类的鲍勃·迪伦传记片,就取名《I’m Not There》,他用迪伦本人的方式来重现他的生涯:找了一群演员来饰演各个阶段的迪伦,有黑人,也有女人。除了唱片发行,登台演出,家人的名字和职业,他的生平尤其是早年生活往往呈现为模糊暧昧的“版本”,他的身份悉出他本人的述说、表演和展示,时而是一名吉他手,时而是个游吟歌手,时而是诗人,时而是孤儿,时而是流浪者,时而基督徒,时而犹太人。

传记片《I’m Not There》中6个鲍勃·迪伦形象。

《老美国志异》的作者格雷尔·马库斯写:“很少有歌手能像鲍勃·迪伦那样,在20世纪的舞台上收集了如此多的面具:他从来自明尼苏达北部殷实的犹太人家庭,到假扮不知自己父母生死的流浪者的民谣歌手,假扮为伪民谣音乐人,转投腐朽流行怀抱的花花公子,有时候,人们又说他每次出现时,都会是一个完全不同的人物。”

因为迪伦谈到自己时的腔调,让人觉得他只是说出了“版本”之一,他的确戴了太多的面具:“我戴着个鲍勃·迪伦面具”,他的这句名言,就好像在说“荷马不是荷马,而是一个凑巧叫‘荷马’的不知名的古希腊游吟诗人”一样烧人脑髓;在1973年山姆·佩金法的电影《比利小子》里,迪伦饰演一个名叫“埃利亚斯”的角色,Alias的词意是“别名”;而他自己在2003年参与创作了一部电影,片名就是他最喜欢、最拿手的味道:Masked and Anonymous——《蒙面与匿名》。

诺贝尔文学奖发给一个唱歌和写歌词的人,是前所未有的;同样少有先例的是,迪伦在获奖时,市面上已经有了好多本传记,不论是自己写的还是别人写的。面对这个变化多端的奇人,很多作者都试图抓牢他的犹太性,唯独迪伦本人讳莫如深。他噤口不提他的犹太性,这让他成为美国同化犹太人(assimilated Jew)中的代表人物。不过随着年岁渐长,他像许许多多犹太人一样,也开始感觉到了“根”的呼唤。比如在1990年代,迪伦的女婿彼得·希莫尔曼——也是个摇滚歌手——到一场哈巴德(美国一个保守的犹太教教派)的活动现场表演,迪伦来给他助兴,头上就戴了个犹太小帽子。

头戴犹太小帽演出的鲍勃·迪伦

罗大佑推崇迪伦,我听《光阴的故事》,旋律中那种脚后跟拖地一步步往上走的感觉,那种憨憨的、吟哦的男声,真像极了收录于《Highway 61 Revisited》里的“Desolation Row”。迪伦在歌中唱到一个“打扮成侠盗罗宾汉”的爱因斯坦:

Einstein, disguised as Robin Hood

With his memories in a trunk

Passed this way an hour ago

With his friend, a jealous monk

He looked so immaculately frightful

As he bummed a cigarette

Then he went off sniffing drainpipes

And reciting the alphabet

…… ……

真是好歌词,想象力、韵律、幽默感一样不缺。但这里的爱因斯坦,好像可以看作是迪伦本人的化身。为什么是爱因斯坦?难道,迪伦不是把自己比作当世最有名的犹太天才吗?不,应该说,他都把爱因斯坦看作自己的前世了,因为他携带着“装在一个行李箱里的种种记忆”。内在没有变化,同一个闪闪发光的天才,来到不一样的时代,被用在了不一样的领域,变化的只是外部的样子;爱因斯坦的躯壳下葬了,瓦解了,那个力能改变世界的灵来到了下一个世代,找到了一个目光迷离的卷发小伙子栖身:他凝眸前望,仿佛使劲地看清眼前的景象是不是真实的——正如1966年《Blonde on Blonde》专辑的封套所显示的那样。

蒙面,匿名,迪伦总在杜绝别人给他安排身份的可能。1978年他接受了一次访谈,谈话者当时问他,在长大成人的过程中,他是否觉得自己事实上是个犹太人?迪伦立刻回答“No”。“不,我从未觉得自己是犹太人”,但又说:“我也从未真正觉得自己是犹太人或非犹太人,我没有多少犹太背景,我对任何教义都缺乏忠诚感。我相信一切,却又什么都不信。”——I believe in all of them and none of them. 最后这句话的意思,像什么鲍勃·迪伦啊,伍迪·艾伦啊,大概都已很多遍表达过了。

收入《Blonde on Blonde》的“Freeze Out”,头一句就是充满了荒诞的玄秘味儿的:“Ain’t it just like the night/ To play tricks when you’re trying to be quiet?”你想安静点,夜晚却给你耍花招。不需要分析、释义,迪伦是在挑战你的感受力。他自评这首得意之作,说它的声音是“瘦的,是野性的水银之音”。


虽然迪伦成名是在愤怒的60年代,但他的作品、回忆、访谈及独白都告诉我们,他天才的大脑更多地用于玩味蒙面、匿名、表演这类后现代的概念。年轻的美国,没有包袱、总在往前看的美国,是后现代文化的乐土和首善之地,在超高的出镜率和受访率之下,迪伦真实的一面却是缺席的,但他又会让人觉得他的每一个面具都带有他一部分的真相。在美国,拍电影的伍迪·艾伦,写小说的菲利普·罗思,加上写歌唱歌的鲍勃·迪伦,三个大师组成了当代美国犹太艺术家的“铁三角”,而唯有迪伦一直有意识地远离犹太身份。尽管如此,他照样被犹太人认作自己民族里出现的一位精英人物,他头戴犹太小帽,站在耶路撒冷哭墙前人群里的画面,是很多很多人都见过和转发过的。

“I don’t consider myself outside of anything, I just consider myself not around.”迪伦的语录里常有这种神秘的自我定位。我从中看到一种类似中国太极拳那样的“场”的感觉:人(物)与人(物)之间,不是互相接触或分离的关系,不是在内、在外、在旁侧的关系,而是各带一个“场”,以此为媒介而彼此联系,犹如行星一边自转一边公转,靠近又疏远,彼此依存又各自为阵。身在局中的你,看不出他的一句话是什么意思,也摸不透他下一句会说什么,在那些天才迸发的词句和意象之间,迪伦将自己变作一种变化多端的恒在。他是谁?是齐默尔曼还是迪伦?是犹太人还是基督徒?是游吟歌者还是吉他手?是爱因斯坦还是罗宾汉?不用说,The answer is blowing in the wi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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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6-10-17 11:23 |只看该作者
廖伟棠

廖伟棠,香港作家,诗人、摄影师,自由撰稿人。


中国老作家理解不了鲍勃·迪伦,我们都只能承受迪伦的白眼
2016-10-14我要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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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诺贝尔文学奖颁发给一个这样充满“矛盾能量”的作家,上一次是加缪。这次颁奖,送给充满伪诗意、自我陶醉的网络时代一个真正的诗人,且看你们能否承受他的白眼。


鲍勃·迪伦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我无论作为一个他二十年的铁粉还是作为一个诗人都感到兴奋无比。不是因为他终于获得“官方”肯定,就算没有诺贝尔奖,鲍勃·迪伦早已是五十年前的反叛文化的无冕之王。这个迟到的文学奖,展现了诺贝尔评委会所代表的“高级”文学再一次承认自己的狭隘,从庙堂之上再次向乡野的蓬勃之道递出了和解的橄榄枝。

礼失求诸野,为什么说再次,因为起码在1997年,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们就曾如此谦虚地“屈尊”把奖项给予了一位一直在民间创作的“戏子”。今天在为鲍勃·迪伦喜悦之时,必须先向十九年前获奖的意大利戏剧家达里奥·福致敬,后者恰恰在前者获奖的同一天辞世。

鲍勃迪伦与琼·贝兹

达里奥·福与鲍勃·迪伦,他俩有着同构的意义,达里奥·福一直以草台班子的小丑自居,当年诺贝尔奖授奖词称“因为他继承了中世纪喜剧演员的精神,贬斥权威,维护被压迫者的尊严”,就是认可他这种说真话的小丑角色。今天的鲍勃·迪伦,在诺贝尔文学奖眼中,首先是一个吟游诗人,承接荷马乃至兰波、布莱希特的传统,把民间的脉动赋予新的表现,对此,正统文学应该受一棒喝。

诺奖消息一出,最受“正统”文学观念荼毒的老一辈中国写作者、读者怨骂连连,表示不能理解,这于我完全可以预见,因为鲍勃·迪伦和他们生活、创作在完全不同的维度上,即使他五十年前所写的诗歌,内里承载的革新和质疑精神,都远远超越今天的保守者上百年。不少中国作家因为观念的拘谨和耳朵的狭隘,对他太多想当然,以为鲍勃·迪伦就象征了摇滚,从摇滚他们就想到放纵,从放纵他们就想到俚语、毒品和性……

即使赞美他的话也充满对他的误读,比如诗人于坚的说法:“奖给了灵魂,没有奖给修辞或观念……这是向垮掉的一代,向六十年代,向浪漫主义,向波西米亚,向嬉皮士,向口语一一致敬。”姑且不说“灵魂”的隐喻就是一种修辞,熟悉鲍勃·迪伦的歌词的人都会被他独创的隐喻方式、反讽修辞、怀疑主义观念所震撼,至于说他一直“被代表”的六十年代、嬉皮士精神,迪伦本人深恶痛绝,坚持撇清关系五十多年了。

浪漫主义更是与他格格不入,在迪伦哪怕最正经的情歌或者宗教之歌里,他都保留着一丝嘲讽和冷酷。至于口语,迪伦的诗歌里混杂着大量兰波、迪伦·托马斯已降的超现实主义典故,和卡夫卡、金斯堡等呼应的犹太典故等,他的口语完全是个人化的、繁复暧昧的,抵挡着公共解读。


与其说鲍勃·迪伦是一个诗人,还不如说他是一个反诗人——他反对着传统的对诗人、对诗的想象。我想起他最“矛盾”的一首歌《Just Like a Woman》里唱的:

“She takes just like a woman.

She makes love just like a woman.

And then she aches just like a woman.

But she breaks just like a little girl.”

我也可以说鲍勃·迪伦他讽刺时像一个诗人,他爱和恨时像一个诗人,他在舞台上哀伤时像一个诗人,但当他面对世界开始写作的时候,他却像一个不懂你们的诗为何物的孩子。而这个孩子比那些熟练的匠人都看得清楚,他十几岁已经像洞察世事的老人(无论沧桑的嗓音还是从容的文笔),但一直意气风发,凌越于表面的文学性上,这样的人,在美国我只能找到惠特曼和凯鲁亚克。

鲍勃·迪伦是一个表演艺术的多面手,也许他更愿意称自己为杂耍艺人,这一点在他的诗歌里更有文本上的呈现。他如布莱希特和艾略特,也善用戏剧性在诗歌中,但他的戏剧是碎片化和即兴化的,像马戏团的灵光一闪而不是大剧院里的光影交响;他和美国现代诗歌传统一样擅长叙述,但他的叙述方式是突袭式的,犀利准确地从芸芸众生当中抽取一些样本,而这些样本的小小举动却让听者对号入座、难以释怀,比如他名作《Ballad of a Thin Man》歌中的Mr.Jones,就是描述一个不能以直觉了解1960年代反叛文化的典型中产男人,但这个男人在今天的你我当中也能找到呼应。

当然,作为一个走唱了六十年的歌者,音乐迪伦对于诗人迪伦的影响是深入骨髓的,这包括了技术层面和精神层面的影响。美国民谣音乐对日常生活的观察体现,对民生、政治议题的及时反映,这些都在鲍勃·迪伦早期“训练”了他,让他成为一支自如的风向针,难得的是迪伦同时吸收了民谣“放任自流”的自由性,使他的诗歌枝蔓横生,如逢源活水。如果说民谣时期是他靠拢美国左翼意图启蒙民众的政治解放的时期,当他转向迷幻摇滚的时候,他彻底打开自己的想象力,与幻觉者兰波通灵,实行的是心灵上的解放。

但即使在他最面向公共议题的诗歌里,也有一个独立的怀疑主义者在旁边沉思和插科打诨。鲍勃·迪伦的犹太人因素、马戏团杂耍者因素是他身上的卡夫卡,与那个美国森罗万象的歌唱者惠特曼互相拉扯,因此我们感受到鲍勃·迪伦的独有魅力:他从不轻易判断某一事件和风潮,只是冷冷地讲述与点拨。惠特曼加持着他的自信,卡夫卡则永远让他保持清醒。

1966年,鲍勃·迪伦在巴黎接受采访

可以这样说,他曾经鲸吞时代,却反抗时代的鲸吞。鲍勃·迪伦是永远的独立者,自我反对者,就从他每次演唱会都故意把名作如《Like a Rolling Stone》唱跑调就可见一斑,曾经的鲍勃·迪伦反对全世界,现在的鲍勃·迪伦连那个反对者鲍勃·迪伦都反对。诺贝尔文学奖颁发给一个这样充满“矛盾能量”的作家,上一次是加缪,适逢其时地向追求非黑即白的冷战时代亮出了文学应有的态度,这次颁奖,送给充满伪诗意、自我陶醉的网络时代一个真正的诗人,且看你们能否承受他的白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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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6-10-17 11:24 |只看该作者
叶克飞

叶克飞,专栏作家。


鲍勃·迪伦的伟大,在于早已超越诗歌本身的表达
2016-10-14我要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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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那个风起云涌的大时代,在他手中并非仅靠文字呈现。他的发问,他的那些在风中飘的答案,还在他的别致声线与旋律中呈现。他的表达,比诗歌更为宽广。


许多年前,我在一栋不新也不旧的教学楼里上课。从教室的窗户望出去,是宏伟的天主教堂以及干净而神秘的院落。那时天总是很蓝,夏日的阳光倾泻下来,洒在教堂的红瓦上。我总是要歪着头,才能见到教堂塔楼上巨大的十字架,因为它太高了——在老城建起那些数十层的大楼之前,它就是这一带的制高点。

有时,我到学校的时间比较早,就会趴在窗台上看教堂,总也看不够。它的巨大时常让我心生渺小之感,过于单纯而机械的学业也让我很难幻想未来。学校的喇叭总是在播放各种通知,在夏日午后尤其令人狂躁。但偶尔,它也会神奇地响起一些旋律,比如《未来的主人翁》。那一刻,白云在天上流动,我第一次需要音乐。

那时的罗大佑总让人听得很累,因为他太喜欢提问。比如我出生的1980年,他就问“爱情这东西我明白,可永远是什么”。二十年后,他又在《恋曲2000》里追问:“你还愿认得我吗?”可是,答案在哪里?


当我第一次听鲍勃·迪伦的《Blowing in the wind》(即《答案在风中飘扬》)时,我已离开了那栋教学楼,甚至离开了那座城市。我也不再相信罗大佑,因为我知道自己乃至自己这代人,都不会是未来的主人翁。至于那些疑问,答案还在风中飘吗?我曾相信过。但又过了许多年,当我步入中年,便知人生吊诡之处:你的疑问越来越多,有答案的却越来越少。《答案在风中飘扬》同样也在提问,结果也无不同。

我生也晚,未曾经历那个左翼运动席卷全球的60年代。但有时亦觉得幸运,因为若是身在局中,注定也是时代的炮灰,何况那时的中国恰恰活在世界之外。站在当下回望历史,大时代里的幸运儿终究是少数,即使他们揽尽了大多数风光。

鲍勃·迪伦当然是幸运儿。1961年,他从明尼苏达大学辍学,开始音乐生涯。1962年发表第一张专辑,“像砂纸一般的嗓音”令人过耳难忘。1963年,他发行专辑《The Freewheelin’ Bob Dylan》,其中的《Blowing in the wind》和《A Hard Rain's A-Gonna Fall》(即《暴雨将至》)让他成为反战者的灵魂,前者是他最动人的作品,后者则充满诗意和末日情绪,并成为古巴核弹危机的代名词,去年那本描写古巴核弹危机的年度好书,便以《暴雨将至》为名。1964年,马丁·路德·金发表《我有一个梦想》演讲后,迪伦发行专辑《The Times They Are A-Changing》(即《时代变了》),专注于民权运动,使之成为那个时代最著名的政治宣言之一。

《The Freewheelin’ Bob Dylan》封面,图中人物为鲍勃·迪伦与苏西。

那一年的跌宕远不仅此。那个“自由之夏”,大学生们纷纷参与民权运动;那年冬天,柏克莱掀起言论自由运动,抗议学校禁止反越战抗议,八百余名学生被捕。《时代变了》就是学生们的主题曲,可鲍勃·迪伦本人却选择就此告别革命。

也正因此,在许多人看来,他的真正辉煌甚至停留在60年代,或者说停留在前三张专辑,从未带走。这也许是因为他深深知道,那个创作历程不可复制,即使他再骄傲,也需告别自己的神话。他曾说:“要写出这些歌,你必须具有支配精神的力量。我已经做过一次,而一次已经够了。对我来说,我出现在了合适的时间,而且我也非常理解自己所处的时代。假如我现在出道的话,很难想象灵感会从何而来,因为你必须呼吸着合适的空气去发挥创意。”

人无法复制自己的创作历程,但反过来,好的音乐可以跨越时代,弥补这一缺陷。《时代变了》专辑推出二十年后,即1984年,在苹果股东大会上,乔布斯便朗读了《时代变了》的歌词,开创了属于自己的时代。

1965年,鲍勃·迪伦推出专辑《重返61号公路》。他最初选择民谣,是因为他无法信任摇滚:“摇滚乐对我来说是不够的。它们朗朗上口、有强烈的节奏,并且让你很high,但是不够严肃,不能现实地反映生活。当我接触到民谣时,这是更为严肃的音乐。那些歌曲有更多沮丧、更多哀伤、更多对超自然的信仰、更深层的感受……生活太复杂了,以致摇滚乐不能反映出来。”而此时的民谣,恰恰承继于30年代开始的民谣复兴运动,有着左翼倾向。而此时,他告别了纯正的民谣,甚至不惜为此得罪歌迷。专辑中的《Like A Rolling Stone》(即《像一块滚石》)我行我素,多年后成为《滚石杂志》评选的“历史上最伟大的500首歌曲”第一名。

《重返61号公路》专辑封面

他也爱“垮掉的一代”。1959年,他读到凯鲁亚克,他说:“凯鲁亚克、金斯堡、柯索、费林格提,他们是如此神奇……他们对我的影响就如同猫王对我的影响一样。”他喜欢“垮掉的一代”那种不介入政治的反叛姿态,即使这种姿态与他曾经奉行的左翼文化相悖。他也无法预料到,自己的《像一块滚石》,居然与《在路上》一样,成为“垮掉的一代”的精神图腾。

在那个风起云涌的60年代,美国青年无比需要鲍勃·迪伦。与其说左翼运动是推崇共产主义,倒不如说他们只是希望反主流文化,借此重估一切价值。这一切甚至有些无厘头,乃至需要同样我行我素、离经叛道的鲍勃·迪伦来负责纠偏,让一切向真正的理想主义靠近一些。

至于鲍勃·迪伦,也许他更需要的是苏西。多年后,他们早已分开,但后者却被赋予众多称号,比如“二十世纪伟大缪斯之一”“迪伦的缪斯兼导师”“启发迪伦写出了他的一些最伟大情歌的缪斯”等。没错,都是缪斯,没有她,就没有60年代的鲍勃·迪伦。

1961年,他们相遇。在鲍勃·迪伦的回忆录里,他这样写道:“第一眼看到苏西,我就目不转睛。她是我见过最挑人色欲的尤物。她皮肤白皙,一头金发,是意大利人。空气中瞬间充满香蕉叶子的味道。我们开始交谈,我的头开始晕眩,丘比特之箭曾在我耳畔呼啸而过,但这一次射中了我的心。遇见她就像是走进了《一千零一夜》,她的微笑照亮了一条熙熙攘攘的街。她就像是罗丹的雕塑被赋予了生命。接下来整整一周,我都对她魂牵梦绕,我知道自己生平第一次坠入了爱河,即便三十英里外我仍能感觉到她的气息。”也许,仅凭这段话,鲍勃·迪伦就可以拿个文学奖了吧?

鲍勃·迪伦与苏西

一周后,他们开始热恋,1961年底开始同居。在他为她所写的歌中,最著名的当然是那句“我给了她我的心,可她想要的是我的灵魂”。

如果只是书写热恋的情歌,那么苏西还远远算不上缪斯。她在《放任自流的时光》中写道:“在我们认识时,鲍勃对政治还没有概念,我把我对政治等方面的兴趣转移给了他。”也就是说,之所以能够成为缪斯,是因为苏西对左翼政治的参与。

在文字方面对鲍勃·迪伦影响至深的兰波,同样是苏西“牵线”,这也是鲍勃·迪伦的诗意源头。

所以,在他最红的时候,已经有人称他为伟大诗人。但即使如此,当他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时,还是有人愤然表示“这么多诗人,为什么颁奖给一个歌手”。

其实,鲍勃·迪伦的伟大之处,在于他早已超越了诗歌本身,这也恰恰是他超越诗人之处。那个风起云涌的大时代,在他手中并非仅靠文字呈现。他的发问,他的那些在风中飘的答案,还在他的别致声线与旋律中呈现。他的表达,比诗歌更为宽广。

原标题:答案还在风中飘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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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6-10-17 11:25 |只看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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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6-10-18 08:33 |只看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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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6-10-18 08:34 |只看该作者
没有暖场节目,没有开场影片,没有故作姿态的拖延,票面印的开场时间一到,幕后响起那句不变的介绍词:“先生女士,敬请欢迎哥伦比亚唱片公司艺人,Bob Dylan!”乐声大作,我还没做好心理准备,便见到了他。

这是1997年2月16日傍晚五点,日本名古屋会议中心世纪厅。Dylan五十六岁,一头古铜铁灰乱蓬蓬的捲发,一身灰扑扑的西装,像是Beatles刚出道穿的款式,只是臃肿了些。强光在松弛的脸颊刻出深深的法令纹,使他看上去确乎是一位老人了。然而那陡峭的鹰钩鼻子还是旧日的模样,双目澄蓝如炬,彷彿还能窥见《Highway 61 Revisited》封面那二十四岁青年眼中灼灼的火光。偶尔他扬起嘴角,似笑非笑,那张著名的脸依稀闪现──六十年代一帧帧黑白照片一段段漫漶影片被无数年轻人追捧质问景仰唾骂而至如亲如故的脸。那张曾经和切格瓦拉和毛主席像一齐化为符号的脸。

Dylan揹著一柄Fender Strat电吉他,然而我们都明白这不是1965年纽约新港民谣节。九十年代,横扫乐坛是悍猛的Grunge,是不可一世的Brit Pop,连Dylan那辈的老将,也有大出锋头的Eric Clapton和Elton John,唱片在那几年卖了上千万张。Bob Dylan这个名字,诚然老早供在忠烈祠最高处,却少有人愿意抬头认真瞧一眼──在多数摇滚迷心中,Dylan是一块巨大的牌位,蒙著厚厚的灰尘。

Dylan的开场曲是Crash On the Levee (Down in the Flood),1971年,和我同龄。我目不转睛盯著台上那嗓音嗄哑的老歌手,想狠狠记住当下的一切,却不知怎地走神了,只记得他微驼著背的姿态,彷彿全世界的重量都压在他身上。

是的,彷彿全世界的重量都压在他身上。这便是我第一眼看到年近六旬的Dylan,挥之不去的印象。


Bob Dylan 在纽约.1995

对这位头顶堆满了传奇光环的歌手,三千人的场子简直寒碜,未免委屈了他──至少当时我是这样想的。那阵子Dylan演出的场地,几乎都是两三千人的小厅小馆。他最近的录音室作品,是1992和1993的两张老民谣翻唱辑,好则好矣,没有新曲,不免让人嗒然若失。至于最近的原创作品,得追溯到1990年的《Under The Red Sky》──就连最忠诚的粉丝,也难以昧著良心说那是一张多么杰出的唱片。

在死忠乐迷眼里,Dylan的能量,似乎转移到了演唱的舞台。1988年开始,他巡回世界卖唱,从学校礼堂到国家级体育馆,从赌城到梵蒂冈,Dylan每年起码唱一百场,从不间断。当时Dylan已经连续巡回九年(后来一路唱到现在,2010已是第二十二年了),这该是摇滚史上持续最久的巡演吧,人称The Never Ending Tour,“唱不完的巡回”。Dylan对这个称呼并不领情,他说:世间没有什么是Never Ending的。

“唱不完的巡回”引人入胜之处,在它的“无可预期”:每天的歌单都不一样,即使有熟悉的曲目,也都彻底重新编排,不到Dylan开口唱第一句,你多半压根儿猜不出是哪首歌(有时候咬字实在含糊,开口唱了也未必辨认得出)。简单讲,你既不知道今天会听到哪些歌,也不知道它们会被改成什么样子,更不知道今晚的Dylan会在什么状态,每一场演出都是歌迷的赌博。押对了宝的,将听到令人痛哭流涕星火四溅的颠峰演出,值得说与子孙听。运气不好的,或将遇到半生不熟陌生偏僻的歌,而每一句传诵多年的伟大诗行,都被Dylan含含糊糊喃喃带过,彷彿一口浓痰卡在他的喉咙,吐不出咽不下。

Bob Dylan在美国的巡演.1997.5.27

Dylan极少接受访问,有幸面觐的记者经常问起的题目,便是“为什么要在舞台上把自己的名曲改得面目全非,难以辨认?”Dylan有两种答案:首先,跟他一块儿录过唱片的乐手多矣,若要精确重现唱片里的声音,得把当年录音的乐手通通请回来:“那样一来,舞台肯定挤不下的”。另一种回答更有意思,Dylan说:他的同辈,许多人都做出了“完美的唱片”,所以他们必须在舞台上“重现”那完美。但,“我的唱片从来都不是完美的,重现那些东西毫无意义”。

既然“重现”毫无意义,夜复一夜的演出,就只能是另一种形式的“创作”,一如爵士乐手让耳熟能详的“标准曲”演化出繁花似锦的即兴版本。这创造的成果只存在于当夜的舞台,除非你口袋藏著录音机。而即使你用最好的器材偷偷录下这一夜,一张“靴腿”又如何能取代身处现场的经验?于是许多乐迷排除万难攒钱去“跟”Dylan的演唱会,一口气听上七场、十场,就是不想错过那夜夜变幻的“创作当下”。

1997年二月的Bob Dylan日本巡演十一场,我看了四场。并不是每一场都客满,演唱状况也未必都“押对宝”,然而我心满意足,别无所求。我知道,即使他以后不再发表新歌,只在舞台上持续这永不休止的实验,我们仍有机会目睹这壮盛的创作成果。

我们当时都不知道,Bob Dylan赴日巡演之前,刚刚在迈阿密录完全新创作的《Time Out of Mind》专辑。这年春天,Dylan心脏遭细菌感染,大病一场,他说:“我都以为要去见猫王(Elvis)了。”然而这场病,似乎把他前此的霉运与萧条一扫而空──九月新专辑发行,拿下葛莱美奖年度专辑,Dylan踏上了摇滚史或许最不可思议的“重攀颠峰”之路:

2001年,他以Things Have Changed拿下奥斯卡电影歌曲奖(后来Dylan带著小金人奖座巡演,总把它摆在舞台音箱上),千禧年后的三张创作专辑《Love and Theft》(2001)、《Modern Times》(2006)、《Together Through Life》(2009)不但大获好评,后两张更攻下了全美专辑榜首。他的自传《像一颗滚石(Chronicles: Volume 1)》(2004)不仅上了《纽约时报》年度榜,还提名美国国家图书奖。2008年他获颁普利策奖。Martin Scorsese的纪录片《No Direction Home》(2005)和Todd Haynes形式特异的传记片《I'm Not There》(2007)则让千万观众重新体会了Dylan对一国文化与几代人集体记忆造成的巨大影响。



不过短短几年,他俨然成了最热门的“人间国宝”。Dylan面对这种种风光,淡然一如他面对九十年代初的萧条低调。近年,Dylan蓄起八字胡,戴上牛仔帽,脸上皱纹愈来愈深,身形倒是愈来愈苗条。他依旧一年巡回一百多场,依旧极少接受访问,倒是客串了三年的广播DJ,言语诙谐而极富磁性,并再次让我们对他广袤幽深的音乐品味咋舌不已。

1999年,我又去纽约看了几场Dylan演唱会,多是在万人级的大场馆,排场之阔,与两年前的日本巡演不可同日而语。两相比较,尤其庆幸当年看了他“重回高峰”前夕的演出,乃知道Dylan始终未曾动摇──无论面对的是一个伤心的情人,抑或二十万眼睛发光的朝圣者。他一直都是那个闯荡江湖的走唱歌手,装著一脑袋的掌故,一口袋的歌。给他一个吻或一角银,他便把故事唱给你听。那压在他肩上的一整世界的重量,其实早已不是负担,只是我们未必看得出来。

来自马世芳《上海壹周》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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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6-10-18 08:35 |只看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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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6-10-18 08:36 |只看该作者
鲍勃·迪伦一直是个谜

文 | 王小峰
鲍勃·迪伦就像一只刚刚从水里爬出来的猫本能地用最快的频率抖掉身上的水一样,把人们贴上在他上的任何东西抖得一干二净。与其说人们喜欢谈论鲍勃·迪伦作为一个美国文化现象的方方面面贯穿了过去整个五十年,还不如说迪伦是一个抗议后工业社会规则的歌手。

鲍勃·迪伦(Bob Dylan)是当代流行音乐独一无二的现象,从他成为一个民歌手至今,他用难以置信的勇气最大限度做到了对后工业社会的商业规则的顽强挑战。他不屈从,始终遵循他的内心,而不是身外的任何商业规则。在此之前也只有作家塞林格有过类似的做法。这让习惯商业规则的人们对迪伦这个人无所适从,媒体和公众对这个怪人的兴趣与日俱增,他的歌词、音乐、外表,甚至他说过的每一句话,都能成为人们猜测、分析的话题。但是迪伦从来不正面解答人们对他的疑问,这反而让人们的好奇心变本加厉,无数解读、分析迪伦的文章、书籍面世,甚至出现了“迪伦学”这门学科。这反倒使迪伦的形象变得越来越模糊。

相反,这个蹩脚的诗人,反商业的歌手,在他写过的上千首歌中,没有几首成为热门歌曲,他的歌词也没有多少人能看明白,换一个人,人们早就会把他忘记,但是人们从来没有放弃迪伦。他可能是唯一一个用反商业方式利用商业并获得成功的人。他为自己创造的商业价值可能微不足道,但是为美国文化创造的价值却难以估量。鲍勃·迪伦就像一只刚刚从水里爬出来的猫本能地用最快的频率抖掉身上的水一样,把人们贴在他身上的任何东西抖得一干二净。与其说人们喜欢谈论鲍勃·迪伦作为一个美国文化现象的方方面面贯穿了过去整个五十年,还不如说迪伦是一个抗议后工业社会规则的歌手。




1.
“我不能告诉你。”

斯科特·科恩(Scott Cohen)在1985年采访迪伦时曾经这样描述他:

鲍勃·迪伦,桂冠诗人,身穿摩托夹克的先知,神秘的游民,衣衫褴褛的拿破仑,一个犹太人,一个基督徒,无数的矛盾集合体。完全不为人所知,像一块滚石。他曾经被分析,定级,分类,钉在十字架上,定义,剖析,调查,检验,拒绝;但是从来没有被弄明白过。

他携同一把吉他,一把口琴,一顶灯芯绒帽子,一个伍迪·格思里和小理查德的混合体,在1961年像一阵风一样开始了他的传奇。他是第一个朋克民歌手。他把抗议歌曲引入了摇滚乐。他使歌词变得比旋律和节奏更重要。他的沙哑的歌喉和浓重的鼻音是独一无二的。他可以创作超现实主义的歌曲,却具有自己的逻辑—就像詹姆斯·罗森奎斯特的画作和兰波的散文诗一样,简单,直指内心,带有民歌特有的轻松。他可以调用夜晚的黑暗,将白昼涂黑。

如果他可以自己选择,他可能会成为猫王之后最成功的性感偶像。

他1965年在新港民歌音乐节上,登台演出插电摇滚乐而引起了骚动。纯正的民歌派别认为他出卖了自己。之后在爱与和平运动的顶峰,人人追随东方宗教的时候,迪伦头戴圆顶小帽来到了耶路撒冷的哭墙。十年之后他成为了一个获得新生的基督徒,发行福音专辑。人们发现,迪伦真的和他之前不太一样了。

并不是迪伦忽然间变得不太政治化,而是更追求灵性了。《圣经》里面的诗句一直都是他在歌曲里面经常引用的。人们多年来一直称他为预言家。谁知道呢,也许一场神性的转变即将到来,而摇滚乐则为新生世界拉开了序幕。还有谁能成为比鲍勃·迪伦更好的先知呢?
有时候,当远距离观看一件庞然大物时,往往近观会发现并非如此。迪伦就像他说过的一句话一样。他的生活非常简单,住在加州海边他的隐蔽居所里。尽管他近来常常曝光,参加格莱美奖活动,录制音乐录影带,甚至接受访谈,但这些丝毫不能减少他的神秘。

事实上迪伦在今天重新定义了“艺术家”这个概念。在上个世纪60年代,流行歌手通常被称为唱片艺人,他们提供给大众的是一种娱乐消遣行为,很少有人把这些艺人跟艺术家联系在一起。从19世纪以来,“艺术家”往往指的是画家、作曲家、作家。但迪伦的出现,重写了这个概念,他做的事情与任何一个艺人做的无异——录制唱片,像底层流浪艺人那样到处演出,但是他是一个艺术家——一个一生充满叛逆和不妥协的艺术家。

迪伦从来不跟媒体和公众互动,不管在他成名之前还是之后。一般认为,明星与公众之间的关系被默认为是—作为明星你有责任回答人们的好奇和疑问,因为这可能会给你带来直接商业利益,并且是互利行为。一直以来,商业媒体、明星、公众之间的关系就一直以互动的方式存在,从没有改变过,直到迪伦出现。



1962年,刚刚出道的、只有二十一岁的迪伦,在媒体面前就显示出他冷漠刻薄的一面。在一次广播节目采访中,主持人问:“为什么要到纽约?”迪伦说:“我不能告诉你,因为这会牵扯到其他人。” 在剩下的半个小时的时间,他回避了主持人提出的任何问题,导致这个节目不得不中止。

1963年,他在另一次广播节目中,主持人问他:“《暴雨将至》(A Hard Rain’s A-Gonna Fall)这首歌中的‘暴雨’是不是‘核雨’的意思?”迪伦说:“仅仅是暴雨。”当有人问他:“你是唱自己的歌还是别人的歌?”迪伦的回答简明扼要:“现在都是我的。”迪伦在接受访谈时的冷漠、嘲讽和机智,是人们印象最深刻的,他也是用这样的方式保护了自己,让自己在媒体和公共视野中逐渐变成了一个谜团。

                                                                                                                          [url=]A Hard Rain's A-Gonna Fall                 Bob Dylan - The Freewheelin' Bob Dylan                 [/url]                     

1969年,迪伦接受《滚石》杂志主编詹·温纳(Jann Wenner)采访时说:“如果你接受了一家杂志的采访,很快,你就会被采访所包围。这就是我为什么不接受采访的原因。”但很快有好事者对迪伦接受采访的次数做了统计,从他出道至今,平均每个月接受一次媒体采访。不过从这些采访中会发现,迪伦熟练地用自己的方式控制着整个采访,他用冷漠、尖锐的思路主导着谈话内容。在采访中他通常不会透露任何有价值的信息,他更喜欢把媒体当成一个笑料来对待。

媒体不顾一切想尝试界定他,试图使他钻进设定好的圈套,但是迪伦谜一样的态度让媒体无功而返。由于人们无法搞懂迪伦,无能的记者喜欢用平庸无聊的问题来对待迪伦。曾经采访过几次迪伦的乐评人罗伯特·希尔本说:“在他心里,就根本没把媒体当回事,人们总试图为他贴标签或者归类,所以他对整个采访和报道过程感到怀疑。”

迪伦的脑子里永远有无数和采访者希望知道的结果截然相反的答案,或者他的回答让人抓狂又难以捉摸。包括他的歌词,读起来没什么特别的,但却勾起人们破解密码一样的兴趣。他经常在歌词中引用很多人物或者发表无数观点,但是人们不知道哪些是代表他的。



1966年迪伦接受《花花公子》杂志的采访,采访者是纳特·亨托夫(Nat Hentoff),亨托夫在当时也算个挺了不起的人物,他是个爵士乐手、小说家、乡村歌手兼乐评人。看看迪伦当时是怎么耍弄亨托夫的,他说:“看,我没那么深刻,事情也没那么复杂。我的动机不管是什么它都不是商业性的,不是为了钱。但我挣钱了,我就顺其自然了,我觉得没有理由不去做这个事情。我的老歌,可以这么说,它什么意义都没有,新歌也一样没什么意义。唯一不同的是,新歌是在一个更大的观念下写的,可能也是无意义……我知道我的歌是什么。”亨托夫好奇地问:“是什么?”迪伦说:“有些歌大约四分钟长,有些五分钟长。有一些不管你信不信,大约有十一或十二分钟长。”

这种滑稽可笑的回应才是真正的鲍勃·迪伦。他一直很清醒地试图让人对他自己和他的作品感到迷惑不解。在看似严肃正经的回答背后,是迪伦为了保护自己私人世界不受到任何干扰。他说:“我唯一想对他撒两次谎的一个是自己、一个是上帝,媒体不是其中的任何一个。他们跟我没有任何关系。”

有一次在电视直播现场,他被问道:“你是怎么解释你的吸引力的?”他回答:“对什么的吸引力?”当他被问到是喜欢表演还是录唱片的时候,他严肃地说:“演出确实比以前有意思多了,但是唱片更重要,它确实可以容易听到歌词和其他东西。”



1986年迪伦在接受《滚石》杂志科特·洛德的采访时说:“当我回望过去,我很惊讶写出了那么多歌,现在回想起来,我写歌的时候有一种精神,你知道吗?写《荒芜之街》(Desolation Row)的时候我只是想着某一个夜晚,歌词也没什么逻辑,它就从我脑子里出来了。”在另一个访谈里他的回答也大同小异:“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写出来的,反正那些早期的歌曲很神奇地写出来了。”

于是人们喜欢分析迪伦的歌词,试图寻找答案。迪伦意识到了一点,他厌烦人们的这种喜欢在歌词中搜寻隐含的意思和透露的信息的做法。所以人们评论迪伦的创作是“创造性完全是神秘甚至充满魔力的过程”。大概过于关注自我和技巧在某种程度上会妨碍无拘无束的创造性。人们对迪伦的期望就是失望的过程。包括他自己。

2005年,迪伦在马丁·斯科塞斯的纪录片《归家无向》中回忆迪伦早年与媒体打交道时说:“他们认为表演者会提供所有社会问题的答案,这太荒谬了。”迪伦还说:“谁还指望什么?我是说任何人从我这里期待得到任何东西都是一个界线的问题。但凡现实一点的人都不会希望从我这里得到什么。我已经给他们足够多了,他们还想从我这要什么?你不能总是指望一个人给你所有的东西。”

迪伦是少有的保持不可理解的神秘性——大隐隐于市的人。他50年来形成的深不可测的完美化形象随处可见。然而,直到今天仍然很少有人了解他。在媒体无孔不入的时代,看起来很难做到,但是他做到了。

“从现在开始,我只想写我内心的东西,我不属于任何运动和团体。”谈论迪伦,一直都无法避免“抗议歌手”这个话题,这个头衔是迪伦最风光、社会背景最混乱的60年代扣在他头上的。与其他标签不同的是,“抗议歌手”不是贴在他脸上的,而是刺在他脸上的,让他一生都洗不掉。



迪伦最为著名的抗议歌曲是在60年代初期的二十个月内集中创作完成的,不到一年的时间迪伦就背弃了它们。恰恰这二十个月创作的歌曲,成为迪伦后来最有影响的作品的一部分,而且是最重要的一部分。如果说迪伦当初写出《时代变了》(The Times They Are A-Changin’)或者《在风中飘》(Blowing In The Wind)这样的歌曲只是就事论事—因为谁都能看明白他写的是什么,后来迪伦抛弃对政治的兴趣,离开左翼激进主义,其实是对自己内心的一次激进。同时他的性格不可能像约翰·列侬那样成为一个街头演说家—尽管两个人同样具备尖酸刻薄的语言风格。

鲍勃·迪伦《随风而逝》(Blowing in the wind)60年代现场版

《时代变了》确实是一种挑战,那时迪伦可能相信社会变革在所难免,民权运动,反对越战,冷战核威慑……对于一个从小地方来到纽约大都市混迹于艺术圈的年轻人来说,这种冲动最终把他推向时代代言人的位置。民权运动的成功改变了美国政治的版图,同样也给迪伦带来了机会。在他创作的反战歌曲里面,不管他是否承认,它包含的内容有核军备竞赛、贫困、激进主义、监狱、沙文主义和对战争的恐惧。当然也包含一些爱情歌曲。

《时代变了》给迪伦带来真正的成功,他变成了社会运动领袖。换一个人,此时会继续加磅,勇往直前,这样的机会可以为自己赚到很多实际的东西,但是迪伦没有。在他最风光的时候,他意识到这不是他需要的,他必须想出一个办法背叛这一切。作为一个叛逆者,他背叛了自己。一个被称为新时代的伍迪·格思里的人就这样抛弃了他的一片大好河山。他在1964年对亨托夫说:“我不想再为任何人写歌,去做什么代言人。从现在开始,我只想写我内心的东西,我不属于任何运动和团体。”

                                                                                                                          [url=]Times They Are A-Changin'                 Bob Dylan - The Times They Are A Changin'                 [/url]                     

从此,人们看到了一个不断背叛自己的鲍勃·迪伦。但他的忠实歌迷并没有这样饶过他,他们希望迪伦继续抗议下去,继续为他们代言。在一次演出中,观众们喊着让他唱抗议歌曲,迪伦冷冰冰地说:“听吧,这都是抗议歌曲。”

迪伦从心里认为这是观众和媒体对他的无理纠缠,妨碍了他遵从内心的意愿,于是他做了更为极端的事情。1965年在新港音乐节上,他像恶作剧一样给传统民歌通上了电。这在纯粹的民歌听众看来简直是大逆不道,迪伦听到了他有生以来最多的嘘声。但恰恰是这一举动,让迪伦打开了自己的世界。文化评论者迈克·马克西说:“迪伦的态度却逆向而行。对他而言,远离政治就是远离陈旧的概念,以及人云亦云的所谓态度。这种远离的态度是将假装无所不知重新定义为承认自己一无所知。”




2.
“迪伦是一个革新者
猫王解放了你的身体,迪伦解放了你的思想。”

很难想象,在迪伦一生中正式录制的四十多张专辑中,他的音乐触及的领域不超过四种,而这四种音乐恰恰是美国当代流行音乐的基础:民歌、乡村音乐、布鲁斯和摇滚乐。事实上摇滚乐也仅仅是迪伦在背叛民歌时暂时拿过来的一种武器。在不太漫长的美国历史中,迪伦始终从传统音乐中汲取营养。不管流行音乐如何像万花筒一样变幻,他没有跟随音乐形式往前走,喜欢变化的迪伦在这一点上始终很清醒,传统音乐的语言才是他音乐的万花筒。

在迪伦离开希宾这座小镇时,美国的音乐环境是这样的:第一代摇滚乐因为种种原因死了,第二代摇滚出现了,在“披头士”、“滚石”成名之前,美国摇滚乐出现短暂的真空;与此同时,50年代末期美国民歌复兴运动出现,而当时最主流的音乐还是“锡锅巷”里面制造的大量的乏味的流行歌曲。一般认为,迪伦受到影响最大的是民歌,尤其是伍迪·格思里(Woody Guthrie),民歌是最适合表达对现实看法的音乐,但实际上迪伦从黑人布鲁斯音乐中获得了很多灵感,尤其是罗伯特·约翰逊(Robert Johnson)——这个一生只给后人留下二十九首歌曲的传奇人物,影响了无数人,迪伦也从约翰逊的音乐中掌握了一部分歌词写作技巧,当他听完约翰逊的音乐,开始了他的民歌之路。

迪伦选择民歌也跟他在纽约最初的经历有关。一方面,摇滚乐方兴未艾,对于内心充满叛逆的迪伦来说,摇滚乐无疑是最好的选择。但是纽约的环境告诉迪伦,民歌与精英艺术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为它代表着传统和原始,尤其是代表白人文化的传统。而摇滚乐,在当时还算不上艺术,至少这种粗野的音乐还站在精英的对立面。虽然民歌手在当时不会被看作艺术家,但是它在当代艺术中比较受重视—精英们需要一种音乐形式来确立都市大众文化的归属感。或者说,格林尼治村的氛围,尤其是像皮特·西格这样的民歌手一直活跃在这里,让迪伦明白,民歌可以拉近他和那批精英之间的距离。

波普艺术对迪伦的启发也很大,比如莱德·格鲁姆斯(Red Grooms)的绘画,使大众文化走进了精英们的艺术馆。迪伦后来也是如此,打破了摇滚乐和民歌之间的隔阂,使摇滚乐变得更有灵魂。

如果纵观迪伦五十年的歌唱生涯,大致可以分为几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1962年到1965年发行《回到根源》(Bringing It All Back Home)之前,迪伦以一个纯正的伍迪·格思里的接班人形象出道,在风云变幻的60年代初期,迪伦像一块试金石,煽动了当时庞大的年轻人群体,使他走上了抗议歌手之路。



《鲍勃·迪伦》(Bob Dylan,1962)、《自由自在的鲍勃·迪伦》(The Freewheelin’ Bob Dylan,1963)和《时代变了》(1964)、《鲍勃·迪伦的另一面》(Another Side of Bob Dylan,1964)让人看到迪伦从一个民歌手向词曲作者的转变过程,他的成熟与老道与他的年龄不相符。这是迪伦还好好唱歌的阶段,此时迪伦并没有显示出他的嚣张与暴怒。

《自由自在的鲍勃·迪伦》一共十三首歌,只有两首翻唱歌曲,这是迪伦第一次展示自己的创作才能,与第一张专辑只有两首自创歌曲正好相反。迪伦研究了罗伯特·约翰逊的歌词结构,发现了歌词创作的秘密:“老式歌词的结构方式和自由联想、妙趣横生的比喻、非感性抽象硬壳下的大实话。”《在风中飘》和《暴雨将至》就是迪伦学习约翰逊歌词的成果,在自由联想的片段上用比喻的修辞手法,引发听者的想象。埃里克·布尔森(Eric Bulson)评论道:“在这张专辑里,迪伦学着成为了‘迪伦’:那个诗人、哲学家、抗议者、情人,还让几乎所有音乐人发现了他作为词曲作者的力量。”

《时代变了》被认为是迪伦的“抗议专辑”,艾伦·金斯伯格(Allen Ginsberg)在听到《暴雨将至》这首歌之后承认自己“号啕大哭”。但是很快迪伦在下一张专辑《鲍勃·迪伦的另一面》中抛弃了抗议歌曲,专辑中《自由的钟声》(Chimes of Freedom)让人看到了迪伦文学才华方面的成长。

                                                                                                                          [url=]Chimes of Freedom                 Bob Dylan - X2 (Another Side Of Bob Dylan/The Times They Are A-Changin')                 [/url]                     

第二阶段以新港民歌节为标志,迪伦宣告了自己的背叛。当《回到根源》(1965)发行时,人们发现迪伦开始用电吉他伴奏,这张唱片的发行改变了美国民歌的现状,几乎是一次文化事件。迪伦第一次正式表达了他的摇滚气质,民歌变得性感而又充满活力。至此,迪伦完成了从抗议歌手回归到内心的转变。

《回到根源》变得更加无视人们对他的看法。他的歌迷喜爱轻慢民歌和原声歌曲,而他却转向布鲁斯音乐、电声吉他和口琴。当他的歌迷在现场嘘声四起抵制他的时候,他回敬了一个“Fuck you!”歌曲的主题也更加宽泛,从爱恨情仇到对宗教的讽刺。在迪伦之后,有很多歌手尝试去转变自己,但是多数人都以失败告终,因为这种转变是基于商业市场衡量的标准考虑的。迪伦从来不顾市场,这反而让他的转变如此轻松,那些一怒之下离开迪伦的歌迷,再度成了他的追随者,使他最终赢回了更多的尊重。《回到根源》可以称得上是迪伦的巅峰之作。

迪伦在早年对没完没了的巡回演出兴趣不大,甚至他有段时间认为民歌已经变得无聊,所以他把兴趣转移到写诗歌和小说上,因为这不受歌词的长度限制。最终,他从一个长篇大论中萃取出了一首《像一块滚石》(Like a Rolling Stone)。这首歌收录到《重访61号公路》(Highway 61 Revisited,1965)中。《像一块滚石》的出现给迪伦一个启发,让他找到了文学与音乐间的通道,把音乐作为载体,去表达他诗歌和散文方面的想法,这也成了迪伦事业的突破点。他对拉尔夫·格利森(Ralph Gleason)说:“我知道我要和一支乐队一起唱,当我写作的时候我总是唱,写散文的时候也是唱。我就是这么听到这些歌的。”



                                                                                                                          [url=]Like a Rolling Stone                 Bob Dylan - Biograph                 [/url]                     

《像一块滚石》放在了专辑的开头,摇滚歌手布鲁斯·斯普林斯汀(Bruce Springsteen)形容它“像一发重弹打开了思维的大门”。民歌歌手菲尔·奥克斯(Phil Ochs)狂热地形容整张专辑是“以一个人类的头脑怎么可能做到呢?”

《重访61号公路》真正奠定了迪伦的音乐风格的基石,并一直沿用下来。迪伦意识到一张专辑唱片可以是一个复杂的混合体,可以表达更多内容,这种想法在当时还没有人尝试过。这启发了像“披头士”这样的乐队,他们在1967年用《佩珀军士的孤独之心俱乐部》(Sgt. Pepper’s Lonely Hearts Club Band)把古怪的专辑概念推向了极致。

《像一块滚石》成了迪伦少有的热门歌曲,他从抗议偶像变成流行偶像,但他并未因此远离民歌,只是一定程度保持着民歌与其他音乐的平衡。

《美女如云》(Blonde on Blonde,1966)再次延续了这个阶段迪伦的才华,音乐层次丰富鲜明,有考证癖的听众、记者和评论家开始把它当成一个研究样本,试图解读出迪伦的创作动机。迪伦也意识到了这一点,开始了猫和老鼠的游戏,他逼迫着听众自己去领悟里面的含义,并且给出一个似是而非的承诺:“很明显,任何人都能像我一样。”

第三阶段以1966年迪伦摩托车事故为起点,迪伦厌倦了巡回演出。摩托车事故发生后,迪伦终于找到一个休整自己的机会,他隐匿起来,与来自加拿大的乐手们合作。当迪伦一年后再次回归,人们发现,迪伦又转向了。接下来的《约翰·威斯利·哈丁》( John Wesley Harding,1967)和《纳什维尔地平线》(Nashville Skyline,1969)在演唱和音乐上都转向了乡村音乐风格。事实上,迪伦出道前一直深受乡村音乐的影响,在休整期间,他终于可以回归到乡村音乐之中去了。但这次“背叛”并没有引来太多争议,大概人们也看出来迪伦音乐的不确定性,至少,乡村音乐的尝试是人们意料之中的事情。迪伦在《约翰·威斯利·哈丁》中把美国西部乡村音乐进行了一次电声化改版。

《纳什维尔地平线》发行于60年代末期,对经历了整个60年代风风雨雨的运动的美国来人说,他们的激情已经耗尽,人们变得麻木而迷茫。眼前的这场运动究竟会以一个什么样的结果走进70年代,人们无法预见。人们脆弱的情感普遍需要安慰。《纳什维尔地平线》让迪伦再次发现乡村音乐的浪漫,多少可以给这个时期人们的心灵一点安慰。他的声音也比上一张更加乡村,早期的乡村音乐和摇滚乐形态在这张唱片里充分展示出来,或者说,这是一张更当代的乡村音乐专辑。它传达了爱的信息,甜腻腻的爱情歌曲让人很难想象这是几年前的那个抗议歌手干的事情。但是这张唱片最终在商业上获得成功,给迪伦带来更多的回报。换句话讲,他在60年代末期成为那些需要心灵抚慰的人们的“代言人”。

进入70年代,迪伦似乎随着各种运动的烟消云散而进入了瓶颈期,他进入了第四阶段。他的创作灵感还是基于那种动荡的环境,即使不以抗议歌手的面目出现,他也需要那样的环境。从70年代迪伦发行第一张被乐评人格雷尔·马库斯(Greil Marcus)严厉斥之为“这是什么垃圾玩意儿”的《自画像》(Self Portrait)开始,整个70年代,迪伦都鲜有佳作,除了1975年的《血迹》(Blood on the Tracks)之外。



《自画像》是翻唱专辑,专辑的名字似乎暗示人们这是一张真正揭示迪伦面目的唱片,但它就像当时的美国国内环境一样,尼克松上台,越战还没有结束,一片混乱。很多人认为迪伦在这时创作才华已经枯竭,试图从根源音乐中寻找新的灵感,但是他失败了。甚至有人怀疑这是一张非正式私录盗版专辑(Bootleg)。

之后的专辑《新的早晨》(New Morning,1970)、《迪伦》(Dylan,1973)、《行星波》(Planet Waves,1974)、《欲望》(Desire,1976)、《街道合法》(Street Legal,1978)、《慢车开来》(Slow Train Coming,1979)让人看到了表现平平的迪伦。

从70年代中期开始,迪伦突然对巡回演出产生兴趣。一方面可能是迪伦想回避自己的瓶颈期,对录音室专辑的质量越来越不讲究,上述这些专辑甚至还不如一些现场唱片。另一方面,迪伦意识到像个流浪歌手一样四处巡演才是真正的行吟歌手的根源状态。

乐评人基特·拉齐利斯这样评价迪伦:“迪伦是一个本能的艺术家,他的录音室专辑从来不精雕细琢,专辑都像现场演出录音,这种效果他认为抓住了当时那一刻的感觉。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迪伦是一个真正的摇滚原生态。他不被文明所规定的自我意识所妨碍,他也从来不去想为什么这样做或做了什么。这并不是说他的作品就很简单,正好相反,他的作品里的情感、形式和掩饰都非常复杂。或者他就是一个天真的孩子,如此热衷于自己的想法,他做的任何事情都是出于他的兴趣,就像一个真正的原始人一样。他的作品就是自己的扩音器,结果是这个国家流行文化里面最棒的艺术就这样创造出来了。但这也意味着迪伦是他自己最好的也是最糟糕的评论家。”

迪伦自己也说过:“我觉得我总是在做自己的唱片,虽然刚刚我让别人给我添乱了。我觉得除了我没人会知道我的声音应该是什么样的,除了我没人知道演奏者应该表现出什么,没人能像我一样说出演奏者哪里弄错了,或者找到一个能演奏的而不是在糊弄着玩的演奏者。我睡觉的时候都可以做到。”

但是格雷尔·马库斯的观察非常仔细,他在分析迪伦70年代的某些唱片时说:“迪伦在1974年巡演中发明了一种发声方式,这种方式毁掉了迪伦传达感情的精准度。迪伦在某些唱片中使用的这种演唱方式,情感被风格所取代。他的词句叙述是没有条理的,所以好的词句唱出来并不比坏的词句更好。迪伦总是写出很多烂句子,用来衬托他用心写成的句子,但他演唱的时候应该把那些烂句子弱化。在演唱中没有节奏感也没有音乐,变成很刺激的声音或者你实际上什么都听不到。”



在美国的传统价值观里,所谓的英雄人物都不能胡来,70年代迪伦的胡来无法让人接受。这十年只有五六首杰作,不足以涵盖这么长跨度的时间。过去他为听众创造了太多的形象和期待,留给他自己的空间越来越窄小,最后他连对自己的创作本能都不确定了。这不管是不是他的桎梏,至少他在过去的十年间都被政治和社会话题绑架了。

还好,《血迹》又把他的听众抓了回来,不然整个70年代就会被迪伦的我行我素彻底毁掉。这是一张忧郁的专辑,情绪与当时人们的心境相符合,它正好是《纳什维尔地平线》的反面,迪伦在专辑里不露痕迹地叙述了他的情感经历,他又一次写出了所有人的情绪。经过越战,70年代的人们可以对政治表达滔滔不绝,但是对浪漫情怀的表达能力却慢慢丧失,《血迹》又重新唤起了浪漫情怀。

整个80年代,几乎是70年代的翻版。80年代七张录音室专辑中,也只有《异教徒》(Infidels,1983)让人们眼前一亮。制作人马克·诺夫勒(Mark Knopfler)再度与迪伦合作,迪伦也创作了八首活力四射的歌曲。他一改之前让他作品失去分量的陈词滥调,把一个中年人内心深处的伤感用丢失很久的优美旋律带了出来。这是继《血迹》之后迪伦最好的专辑—只是它更像马克·诺夫勒的作品,他是受迪伦影响最大的英国摇滚歌手之一。



80年代至今,迪伦全身心喜欢上了巡回演出,他回到了行吟歌手的传统的源头,巡演重新定义了迪伦和他的传奇。同时,他审慎地慢慢开始在公开场合露面,而对他影响最大的是以色列之行,他变成了一个基督徒。这体现在唱片《哦,老天》(Oh Mercy,1989)—也是他和制作人丹尼尔·勒努瓦(Daniel Lanois)合作的最好的唱片中。

从90年代至今,迪伦出版唱片的数量日渐减少。步入老年,他依旧喜欢巡回演出。这十多年的唱片让人明显感觉到他不断回到源头去探索根源音乐的可能性。《很久以前》(Time Out of Mind,1997)、《爱与贼》(Love and Theft,2001)和《近代》(Modern Times,2006)是他近些年不错的作品,但正如人们看到的那样,尽管他每一次发行唱片都会引起媒体的欢呼雀跃,但是迪伦不再尝试各种新的试验,而是对逝去久远的60年代的怀旧。

1988年,在摇滚名人堂的典礼上,布鲁斯·斯普林斯汀这样说:“迪伦是一个革新者,猫王解放了你的身体,迪伦解放了你的思想。”

基特·拉齐利斯说:“迪伦是我们幻想的产物,我们可以把他塑造成一个任何我们想要的东西:民歌手、讨厌女人的人、政治宣传册写手、诗人、浪漫主义者、摇滚贵族、蹩脚诗人。但是迪伦演艺生涯最大的反讽是他难以捉摸,他总是能保持领先一步于听众和评论家。他创造了一个非常持久的个人形象——一个戴着面具的大师,一个完全掌控自己公众命运的表演者。”

(201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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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文字选自王小峰《只有大众没有文化》
理想国,2015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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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6-10-18 08:38 |只看该作者
人们都疯了/时代真奇怪/我被牢牢锁住/远在射程之外……一切已今非昔比(《今非昔比》)

在许多人心里,鲍勃·迪伦(Bob Dylan)约等于60年代的抗议歌手和那首《随风而逝》,但若真是这样,他就不是迪伦了——“最重要的,是置身险境去了解事物。”

创作半个多世纪,迪伦不断改变面貌,也因坚持创新,历经种种质疑。60年代他以民谣诗人形象深植人心,但却拒绝被标签;他决定给吉他插电、高唱摇滚时,被人指为叛徒;70年代成为基督徒、发行福音专辑时,又遭昔日歌迷嘲弄;冲破80年代的低迷期,他又重出江湖,近年转向布鲁斯、蓝草风格,神秘地回归到一个更自由的广阔天地……比起仅供乐迷膜拜、凭吊的“活化石”,他更是不断生长的活神话,诚如他在歌里所唱——“人若不顾念重生,就是自寻死路。”

1988年,迪伦入选摇滚名人堂,同年展开全球巡演,自此每年唱上百场,从学校礼堂到国家级体育馆,从赌城到梵蒂冈,曲目从未重复,编曲、表演不停翻新。关于这场史上持续最久的巡演,人称“永无尽头的巡演”(The Never Ending Tour)。迪伦对这称呼却不领情,“世间没什么是Never Ending的,想唱就唱,哪天不想唱就不唱了。”

4月初,年近古稀的迪伦将来华巡演,是第一次,恐怕也是最后一次。对于这场(迪伦自称)“将集简单与虚幻于一身”的演出,人们盼着亲赴现场,“见证传奇”。


鲍勃·迪伦

比起大陆过去来自文本的符号化解读,台湾60年代的文艺界倒是直接浸染于迪伦的歌声中,林怀民最初的小说《蝉》中有他的歌;余光中效仿他的《随风而逝》,写下名作《江湖上》;赖声川当年驻唱时也爱唱迪伦的歌;如果没有迪伦,恐怕也没有杨弦以诗入歌的改编,台湾“民歌运动”便失去了起点;罗大佑的书架上竖着厚厚的《鲍勃·迪伦歌词集》;受迪伦影响,陈升在自己的歌里也吹起了口琴,并曾表示——“对我们来说,迪伦是神……”

1968年,全球都在风雨飘摇中激动不已的年代,迪伦则隐退农村,在音乐和《圣经》中重新思考人生,“反正我是个局外人,当年我以局外人身份出现,现在我更是个局外人。”

去年2月,白宫举行了一场纪念美国民权运动的音乐会,迪伦受邀献唱《时代变了》,他既不参加排练,也不和总统夫妇合影,演完就匆匆离开。对他而言,“政治就是娱乐,就是场运动会,是为那些受过良好教育、西装革履的有钱人预备的。”

尽管迪伦不买政治家的账,现任总统倒是他的忠实粉丝,奥巴马称,迪伦的歌在他iPod上播放率极高。“我不知道奥巴马可否当好总统,也许他能做到自己所期望的最好。”迪伦的点评颇具意味,“大多数总统就职时都有最好的意愿,最后却灰溜溜地下了台,例如约翰逊、尼克松、克林顿……以及杜鲁门,好比他们飞得离太阳太近,结果就被烧死了。”

1997年春天,迪伦心脏遭细菌感染,大病了一场,“我都以为要去见猫王了。”然而这场病,似乎把他此前的低迷一扫而空——9月发行新专辑《被遗忘的时光》,拿下格莱美奖年度专辑;2001年又以《今非昔比》拿下奥斯卡电影歌曲奖(此后小金人就陪着他四处巡演),随后3张专辑《爱与窃》(2001)、《摩登时代》(2006)、《共度人生》(2009)不但大获好评,后两张更攻下全美专辑榜首,《滚石》杂志编辑评价道:“迪伦自从1968年专辑《约翰·韦斯利·哈丁》之后就没如此‘活泼’过。”

人们看到,一个永不停航的摇滚信徒,踏上了“重攀巅峰”的征程。

2004年,迪伦的自传《像一块滚石》出版,登上《纽约时报》年度榜,还被提名美国国家图书奖,媒体将其与《在路上》相提并论,赞其写作手法直追普鲁斯特……迪伦成了有史以来第一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提名的音乐人。2007年,普利策将特殊贡献奖献给他——尽管大家公认“迪伦不需要普利策,是普利策需要他”。

前阵第53届格莱美颁奖礼上,迪伦受邀登台,歌唱了半个多世纪,那被酒浸过被烟熏过被风吹过的声喉干枯得吓人,倒也散发出老当益壮的舞台魅力,老迪伦表情冷漠,里面的魂却是热的。

“回望过去,我受的大部分影响可能让人觉得很怪异,我迷恋那些巡回演出的团体:蓝草音乐歌手、表演套索杂耍的黑人牛仔、欧洲小姐、卡西莫多、长胡子的女人、人妖、畸形、驼背、非洲侏儒、吞火的人、教师和布道者、布鲁斯歌手……我喜欢接近这些人,我从他们身上学到尊严与自由,还有公民权和人权,以及怎样保持自我。”

这些岁月的变容,宛如历经一长串的梦境,怪不得迪伦把“Forever Young”(青春永驻)唱得那么吃力又感伤,如果你翻出那些老照片,他一定狡猾地说——《I'm Not There》(《我不在那儿》,2007年的迪伦传记电影)。

是啊,他根本“不在那儿”——他已奔得更远。


诗篇:“暴雨将至”
人要经过多少修途,才能成为真正的男子汉?山要屹立几年,才会溶入大海?人要多少次昂首,才能面对苍天?究竟要有几只耳朵,才能听见人民的哭喊?人要活多久,才能重获自由?……答案啊,飘在茫茫的风中。

21岁时,迪伦已写下平生最著名的歌曲,一连问了12个没人能答上的问题。

许多人看来,他把民谣变为犀利的抗议诗和揭示现实的寓言诗,写出了60年代,甚至整个音乐史上最伟大的数首诗篇。

1961年2月,19岁的迪伦背着吉他和破旧皮箱,从白雪冰封的明尼苏达来到纽约格林威治村:这里不仅是全球民谣的中心,也是各种前卫艺术恣意串门子的地方,画家在“哇?”咖啡馆听着音乐,歌手和诗人在“煤气灯”酒馆的地下室轮番吟唱……自明尼苏达辍学而来的迪伦,比“村子”里任何人都用功,除了扒带子学习民谣,他在酒馆中吸收各种音乐精华,热衷费里尼和其他欧洲电影,在咖啡馆中倾听社会主义者激辩革命道路,在朋友家书房阅读大量魏尔仑和兰波的诗作,并和女友终日埋藏在剧场和博物馆中。

“我看到的杰出艺人都有个共通点,他们的眼神仿佛在说——我知道一些你不知道的事,我想成为那样的表演者!”

来“村子”之前,迪伦已熟读左翼民谣之父伍迪·格斯瑞的传记,爱上他流浪者的形象,还有用吉他“这个机器杀死法西斯分子”的精神。他来纽约寻找伍迪,去新泽西的医院探望病重的伍迪,唱歌给他听,并为他写下一首《给伍迪的歌》。“伍迪是个激进分子,而我想成为那样的人。”然而,很快有乐界人士点醒他,纯粹模仿毫无意义。

事实上,迪伦的背景与工人出身的伍迪差距甚远。迪伦从小就等待成名,离家后一路寻找凯鲁亚克《在路上》中五光十色的大城市,但伍迪则经历过粗砺的土地风霜、流过血汗。迪伦所在的各种文艺场所,更多的是波西米亚社群……他们和享乐主义的亲密关系更甚于社会主义的引力,这确乎预示着迪伦的创作路线,他的波西米亚性格与左派养分,即将交织出奇异的花朵。

“我唱的民歌绝对不容易入耳,它们并不友善,也不圆润滑顺……歌曲对我来说远不只是轻松的娱乐而已。歌曲是我的导师,它们引领我,带我到另一种对现实的意识,带我到某个不一样的共和国,某个解放了的共和国……一个‘看不到的共和国’。”


2010年2月9日,白宫纪念美国民权运动的音乐会,迪伦(左)和美国总统奥巴马握手

来纽约不到一年,迪伦就被曾发掘出诸多巨星的传奇制作人哈蒙德签下唱片合约。1962年3月,他在首张同名专辑《鲍勃·迪伦》中录下多首传统民歌,但没引起太大回响。

然而他像海绵一样地吸收各种养分,大量创作并演唱,独特的风格逐渐成熟。人们说,“看着迪伦走上舞台,他是查理·卓别林,他是迪伦·托马斯(诗人),他说话像伍迪……”

1963年5月,专辑《自由放任的迪伦》出版,宛如一颗原子弹坠落在60年代初的骚动之夏,这种全新的声音,结合了艾伦·金斯堡的诗歌想象与伍迪对现实的音乐态度,重新书写了抗议歌曲。专辑发表两个月后的新港民谣节上,一直为民权而巡回演唱的“自由歌手”、彼得·西格和“民谣皇后”琼·贝兹,在音乐节的最后一夜合唱了《随风而逝》。

一个月后,1963年8月28日,华盛顿林肯纪念堂前举行了几十万人的民权大游行,马丁·路德·金发表了撼动世界的《我有一个梦想》,迪伦和多位著名歌手在此生最浩大的场面一起大合唱了《随风而逝》,这首歌成了民权运动的国歌。

金斯堡说,迪伦是最棒的诗人。

“我从印度回到美国西岸那会儿,有人给我放了张唱片,当我听到那首《暴雨将至》,我哭了出来。薪火传承到了新的一代,从早期的波西米亚和垮掉的一代,到寻找光明和自我激励的这批年轻人。我被他的修辞镇住了,这些诗词简直就像《圣经》箴言一样,憾动人心。”

迪伦写下这首歌的时间与古巴导弹危机的时刻相近。7座悲伤的森林、12片垂死的海洋、被狼群包围的婴儿、不断滴血的树枝、上千个没有舌头却仍在讲话的人……一系列叫人喘不过气来的超现实象征,撕开一部核战过后的黑暗启示录。迪伦深信,“这首歌的浓密意象,足以让每句话都成为一首歌。”尽管当时大规模反战运动尚未开始,迪伦却已写下20世纪后半页最响亮的反战歌曲。

1963年12月,迪伦获颁一个人权奖,获得左翼和自由派对他最大的肯定,这个20刚出头的毛头小伙上台领奖时,显得非常不自在:“我没带吉他,但我可以讲话,我代表前往古巴的士兵,谢谢你们颁这个奖,那些士兵都很年轻,我经过多年才成为年轻人,而今我真为此感到骄傲。今晚每个人头上都盖着茂盛的头发,这让我觉得你们也还年轻,一切都在蓬勃生长。”随后他开始半调侃起来,“老人头发掉光时,他们就该下台。我看低那些统治我的人,他们为我制定规则,却都顶上无毛,这令我愤怒。对我而言,再没黑白人种、左右党派之分,只有上和下,向下非常接近大地,我只想奋力向上,全然忘记政治这样的琐事。”

这番醉意表述,让大伙惊讶且愤怒——原来迪伦不是那种训练有素的乖宝宝,他大胆反抗,声明自己不是政治诗人,也不是什么左翼仆人,而是个独立的吟游诗人。

1964年1月新专辑《时代变了》问世,黑白封面上,迪伦眉头紧蹙,向下冷冷睨视,仿佛要用凌厉的目光杀死世间一切的罪恶和不义。人们纷纷在墙上挂起这张苍郁的面孔,一个反叛力量的鲜明代表,正挺立在混浊的时代洪流中。

你最好赶快开始奋力往前泅泳/否则你就会如大石般沉落海里

同名歌曲中,迪伦警告父母,不要批评自己不了解的东西,儿女已不为你所掌控;他警告政客,要倾听人们的呐喊;他大声宣告,时代正快速变迁,没人能挡住历史前进的步伐,迪伦很清楚:“我想要写出一首伟大的歌曲,一种主题性的歌。”

迪伦召唤人们向新时代起义,他自己也开始了冒险之路,专辑末尾,他通过一首《不平静的告别》透露了出走意图:离开刚登上的“民谣之王”宝座,向一个新的方向前进。
 
几月后发行的《鲍勃·迪伦的另一面》专辑中,他嘲讽自己过去的投入(《我的过去》),也质疑运动本身(《给罗曼那》)——对歌中献身民权运动的女子说,你被骗了;在《自由的钟声》中,迪伦第一次跳出为某个特定阶层写歌的框框而关注个人的尊严,录完这首歌,他解释道:“看看四周,人们把责任推给枪炮和炸弹这些杀人武器,可这个题材已变得越来越无聊,世界所面临的真正危机比炸弹更深层……我不属于运动的一部分。”

迪伦已受够了“抗议歌手”的标签,甚至反感贝兹要他出面“担当一整个世代的良心”。——“我不想再为任何人写歌,不想成为什么代言人,我只想从我的内在出发来创作音乐。”


“犹大!”

        ——你不再唱抗议歌曲了?

        ——谁说的?我所有的歌都是抗议歌曲,我的工作就是抗议!

1964年初,迪伦早已露出不安现状的苗头,“我常问自己:你会去听迪伦的演唱吗?一个人,一把吉他,一架口琴,太单调了!”

那时,从伦敦飞抵纽约的“披头士”已正式“入侵”美国流行乐市场,每到一处,他们便受到女孩们夹道围堵,再大功率的音响都会被尖叫声所淹没。

列侬很想见见迪伦,在一名记者的撮合下,迪伦到了“披头士”的演出现场,歌迷们几近疯癫的反应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演出结束后,他来到“披头士”下榻的酒店。

“我们有Speed(安非他命,当时服用这种兴奋剂算是合法的),”他们中有人随口说道。

“我可不用人工合成的东西,”迪伦语气很坚决,“不过,你们要想尝尝地上种出来的天然产物,我这儿倒有。”

4个大男孩面面相觑,他们很久没有这种低人一等的感觉了,迪伦不慌不忙地从口袋里掏出烟叶,卷了根纸烟递给大伙儿,没多久,整屋子的人都大笑起来……就这样,欧美音乐史上两巨头的首次会面在大麻引发的笑声中过去了。列侬因迪伦一句“你们的歌词空洞无物”开始重视起创作的深度;迪伦呢?他第二天就租了把电吉他,回家摆弄起来。

1965年春,迪伦的新专辑《席卷而归》出版,人们发现,《时代变了》封面上那个穿粗布衬衫的“抗议歌手”全然不见影踪,身着西装的迪伦怀里抱着他心爱的宠物——一只名叫“滚石”的长毛猫,背后则斜倚着一位红衣少妇,正以完美的手势捏着一根香烟,整张照片流淌着暧昧的小资情调。

“不要跟随领袖/当心你的停车计时表……不听气象预报/你也知道风往哪里吹。”首曲《地下乡愁蓝调》,迪伦机关枪似地吐出所有挑衅、俏皮的歌词,伴着强烈的摇滚乐把听众震个措手不及……《席卷而归》可谓迪伦打造“民谣摇滚”的初步尝试,这是他首张销量过百万的唱片,在“披头士”的家乡还登上了英国排行榜首位,榜单前10位中还包括他的前两张专辑。至此,迪伦已迈入摇滚明星的行列。

1965年7月,迪伦披着时髦的黑色皮夹克,出现在新港民谣节的舞台上,身后是一支事后很快就被他抛弃的五人乐队,他用自己最沙哑的嗓音,唱起那种在很多人看来意味着堕落与谎言的电子噪音,气得民谣前辈彼得·西格差点用斧头劈掉电源线。

带着一切记忆与命运/潜入波涛之下/明天来到之前/且让我把今日忘怀(《铃鼓先生》)

在各种软硬毒品的作用下,迪伦拼命工作,他常常深夜坐在打字机前,叼着烟,噼里啪啦敲下一行行充满晦涩意象的诗句。插电事件后,很快他又推出了自称最满意的《重访61号公路》,正是从这张专辑开始,迪伦被后来诸多崇拜者捧上了神坛。1966年春,花哨迷人的《美女如云》(双唱片合集)把那个民谣运动的灵魂彻底抹去。

人们难以相信,那个唱着《上帝在我们这边》、光明昂扬的民谣诗人,转身成为摇滚客,坠入另一个黑暗嚣烈的世界,花不完的钱,睡不完的姑娘,还有嗑不完的药……纪录片《别回头看》记录了这一时期的迪伦:极瘦、神经质、脸色惨白如厉鬼,但却high得不行。

民愤愈积愈烈,最后在1966年5月27日伦敦皇家艾伯特大厅彻底爆发。

“犹大!”

观众席里迸出个尖音,周围人拍手叫好,随即掀起一片嘘声。

迪伦的身子畏缩了一下,他顿了顿,走上前冷冷回应道:“我不相信你。”那人的诅咒还在大厅回响,好似一场蓄谋已久的“审判”……迪伦握紧那柄Fender Telecaster(电吉他),一股郁气翻腾而上,他歇斯底里怒吼道——“你是个骗子!”

前奏响起,“老兄,别这样。”一位乐手害怕场面失控,轻声提醒道。

迪伦回转身,对乐队喊道:“TMD把音乐玩到最大!”然后猛一跺脚,重重地刷下吉他,狂风骤起,地裂山崩,歌词在颤栗:浮华的过去、荒诞的现实、彻底的背叛,整个世代的沉沦……音场澎湃,发出振聋发聩的警报,直到那股被压抑的愤慨——Ahhh!How does it FEEEEEL?

那是种什么感觉?你孤立无援/你无家可归/你默默无闻/像一块滚石……

当时在台下叫骂的观众或许没想到,这首长达6分多钟的《像一块滚石》,将隐喻堆叠进电声,最后横亘为摇滚史上的里程碑。

演出结束,迪伦只说了句“谢谢”,便和乐队匆匆离开舞台,和先前一样,没有返场,也没有谢幕——1965年秋至1966年夏、从美国到英国巡演的每场演出,迪伦都在对抗台下的叫嚣,对抗人们对被背叛的愤怒与对未知的惶恐,正如他在《瘦子之歌》中所唱的:某件事正在发生,但你对此一无所知……

结束长达9个月的巡演,迪伦已筋疲力尽,只想躲回伍德斯托克乡间,和新婚妻子好好过日子。然而,7月29日的明媚午后,他骑的那辆“凯旋牌”摩托没能凯旋,车子后轮突然卡死,车身在路上滚了数圈。据说,迪伦整个人被抛向空中,脑袋着地,颈骨开裂……此后17个月,他从地球表面消失了,死亡的传闻四处流窜……

广为流传的,还有一批神秘的“靴子腿”(bootleg)私录唱片,算是成就了早期盗版行业。隐居期间,迪伦和乐队在乡间一幢粉色大房子的地下室即兴玩音乐,录制了大约100首老歌和原创新作,其中14首新歌被制成《地下室录音带》,《你无处可去》、《太多微不足道的事》等歌曲被PPM和“飞鸟”等唱红。迪伦转向乡村摇滚的乐风,还影响了“西蒙与加芬克尔”、“老鹰”乃至REM等团体,甚至渗透到90年代的另类乡村摇滚。

1975年,当年地下录音室中诞生的若干作品正式发行,一举登上排行榜前10名,其中包括《愤怒之泪》、《我终将获释》、《百万美元狂欢》等名作。有乐评说,这些流淌着草根气息与超现实意象的歌曲,“仿佛在妓院与忏悔室之间徘徊”。事实上,迪伦真成了基督徒,并发行过3张福音专辑,昔日歌迷嘲弄道,“你不是说‘答案在风中’?这下你找到答案了。”即便如此,无人能阻止他夺下格莱美奖的最佳摇滚歌手。


雅歌:那些“钻石与锈迹”

“在我的歌里,痛苦确实是爱情不可少的一部分。痛苦、性、谋杀、家庭,它们都有一席之地,当然还有仁慈、荣誉、宽容,这些也都包括在内。”——迪伦

今年2月24日,67岁的苏珊·罗托洛因肺癌辞世。

上世纪60年代初,这个昵称苏西的姑娘,见证了迪伦从默默无闻到横扫歌坛的过程。

“她是我见过最性感的尤物!”1961年,17岁的苏西初识迪伦,令他昏眩,“以前丘比特之箭曾从我的耳边飞过,这次它直接射中了我的心,把我拖进爱的深渊。”

当时迪伦刚到纽约,还常在朋友家蹭睡,1962年夏,苏西远赴意大利进修,饱受相思之苦的迪伦为她写下多首情歌,“我曾爱上一个女人,她就像个孩子,我给她我的心,但她还要我的灵魂。”苏西回纽约后,这对小情侣住进了西四街161号公寓,他们勾着手相依走在雪后的街道上,这帧温馨的照片很快成为新出炉的专辑封面。

“那天非常冷,鲍勃为了卖帅,一定要穿这件夹克上街,没走几步就冻得全身哆嗦。”2009年,苏西在其新出版的回忆录《放任自流的时光:追忆60年代的格林威治村》中写道:“他穿的夹克非常薄,因为形象就是一切。我们的公寓很冷,所以我穿自己的毛衣,再套一件他的厚毛衣,然后才穿上大衣,我觉得自己活像一根意大利香肠,看上去很肥。”

苏西的父母都是共产党员,当年她也积极参与民权运动,政治意识深深影响了迪伦。“我当时在种族平等促进会工作,时常有人打来电话,‘天哪,某某被打成烂泥,某某进了医院’。”苏西把黑人艾米特·提尔由于朝白人妇女吹口哨而被殴打致死的事件讲给迪伦听,成就了他的早期名作《提尔之死》。“那是个充满创伤的时代,世界很疯狂……你不能对外头的世界视而不见,我想鲍勃也有这种感觉。”

然而,随着迪伦名气俱增,他和贝兹愈发亲密,苏西最终决定分手。“我再也不能应付压力、流言、真相、谎言这些围绕在鲍勃周围的东西。我找不到自己的空间,处境危险且容易受伤。”多年来,苏西避论迪伦,直至两年前回忆录出版,人们才得知她曾动过流产手术,拿掉了迪伦的孩子,那年她才19岁。

“他是我见过最复杂的人,一开始我以为我搞懂了这人,事实并没有。我放弃了,我不知道他想什么,只晓得他曾给过我们什么。”几十年后,贝兹在纪录片《归乡无路》中不无感伤地回忆道。

当年,迪伦与贝兹共巡演、同游行,一个麦克,两把吉他,吟游诗人的旷世歌词、民主女战士的天籁嗓音,两人在几十万人的簇拥中合唱《随风而逝》,成为那代人最灼热的记忆。“那时我们真的很年轻,两个人都有点婴儿肥。鲍勃就像个穷苦孩子,即使没什么母性特质的女人,也会因他激发出母性本能。后来他搬来和我一起住,他总是站着沉思,用打字机写歌,然后问我,你觉得这个如何?我仔细读一遍,把我对歌词的理解告诉他,他说:真TM好!你看着吧,几年后,其他那些混蛋,会开始学写我的这些狗屁东西!”

众所周知,迪伦后来脱离了民谣阵营,他与贝兹的这段传奇姐弟恋也画上了句点。贝兹回忆道:“越战时政治拉力很强,我认为我们两个可以合作,但他好像说:我们应该去卡内基音乐厅……他说他想做他的音乐,但我还想做别的事情,当然,我很失望。”

鲍勃·迪伦(右)和“民谣皇后”琼•贝兹

“不再回头”的迪伦,曾对贝兹表示——“你相信你可以改变世界,而我知道没人可以真正改变世界。”分道扬镳后,贝兹继续投身人道主义运动,60年代中创立非暴力学习协会,曾因参加反战集会两次入狱,1979年创立国际人权社。“这些年,我去游行、静坐、集会或坐牢,很多人会问,鲍勃来吗?我说,他从没来过,白痴!你何时才明白?或许永远也不懂!”

1966年初,迪伦录制了一首11分多钟的《低地愁容女士》,足足5段歌词,表达他对新婚妻子莎拉的绵绵爱意。1965年11月22日,他与这位眼神忧伤的苏格兰美女秘密结婚,此后12年间两人育有4个孩子。

莎拉,莎拉!你是我无暇的天使,我今生的挚爱/莎拉,莎拉!你是最闪亮的宝石,我神秘的妻子……生病时你的陪伴,使我坚强……莎拉,噢,莎拉!请不要离开我,永远别走……

1975年,迪伦与乐队的合作愈发频繁,引起莎拉的不满,两人感情出现危机,迪伦写下这首深情的《莎拉》,试图挽回妻子。他在歌中回忆“孩子们在沙滩玩耍”的天伦之乐,句句充满对妻子的依恋,然而,两人的婚姻还是走到了尽头。迪伦很少演唱这首歌,连其乐队成员也是1976年莎拉出席时才听到他现场演唱,口琴声响起,他的低吟与嘶吼,好似把自己的伤口赤裸裸展现在你面前,令人心碎。

就在同一年,贝兹以当年与迪伦的情谊为主轴,谱下一曲经典的《钻石与锈迹》。

哦!该死!你的阴霾重现……听着一个几光年前熟悉的声音/我头晕目眩,直坠深渊……十年前我曾给你买了袖扣/你也有所回赠/我们都清楚回忆能带来什么/只剩钻石与锈迹……

贝兹的唱腔百转千回,传递出难言的爱恨交织,齐豫曾解读:“钻石是他们闪光和坚定的过往,铁锈是时间变质的烙印。”

几番情海浮沉,如今老迪伦又成单身;或许,他早年已有预感——“爱就TM那回事儿!”(注:歌名Love is just a four-letter word,直译“爱就4个字母”,英文four-letterword指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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