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弟弟初次离开家那年,还不到十六岁,个头不足l.60米。眼里透出的是一片茫然。 带走弟弟的是一对三十多岁的养蜂的夫妻,妻子是个矮胖身形的女人,那个不富裕的年代,胖子是很少见的。她对我继母说,我弟弟现在去,是学徒,每年600元,等我弟弟回来的时候,一起把钱给我弟弟带回来,如果第二年还去,一年720元。 那时,600元已经不是个小数目了,我上中专一个月的生活费是60元,母亲一年种烤烟的收入不会超过两千元钱。 弟弟就这样跟着这对夫妇几乎走遍了半个中国。但没在城市里停留过,养蜂要驻扎在一个空气好的地方,周围开满了鲜花。 那时,我在学校读书,弟弟总是到了一个新的地方就给我写信,每次都说,姐,你不用回信了,也许,下个星期就搬家了。 弟弟说,开始的时候,老板娘教他做饭,弟弟每天早上起来的第一件事就是生火烧水,老板娘懒洋洋的起来洗脸。后来,弟弟会做饭了,老板娘就不再出现在炉子旁。弟弟说,米饭是管够的,就是吃肉的次数少了些,不过比起在家里,那日子真是好多了,起码每顿都是吃大白米饭的,偶尔他会用酱油拌米饭吃,但他说,姐,每次吃酱油拌米饭,我都觉得没第一次吃的时候好吃。 弟弟说,最累的时候,是搬家的时候,老板是不愿再出钱找人的,弟弟和他把几百箱蜂搬上火车到火车站,从货车上搬下来,又搬上火车。弟弟说,累得不想吃饭只想睡觉,有时一觉醒来,已经到了目的地了,又接着搬,弟弟说,有些时候搬着蜂箱,感觉自己是在闭着眼走路的,但是,心里是喜悦的,因为到了目的地,就可以打牙祭了,弟弟总把吃肉看成是打牙祭。弟弟还说,老家国营饭店里的回锅肉真好吃,想爷爷了。爷爷故事里说的打长工的人就是现在的他么? 弟弟说,最难受的是割蜜的时候,一去割蜜,蜂儿愤怒啊,一群一群的飞来蛰他,第一次割蜜的时候,蜂儿蛰他的手,把他吓坏了,起身就跑,把帽子丢了,成群结队的蜂儿追着他扑过来。他用手拍打着,越打,蜂儿越多。弟弟说,那次他的头和脸都肿得没有知觉,也看不见任何东西,老板每天给他送饭的时候总是说他是蠢孩子。都不知躺了几天了,弟弟使劲睁眼,终于看到了一片刺眼的亮光。 弟弟说,那年走过了半个中国,对许多地方的人弟弟总是感激的,许多人看他小,总是问他想不想家,弟弟不回答,那样的颠沛流离,他已经不知道家在哪一个方向了。别人又问他家里还有什么人,弟弟也不回答。可弟弟说,别人这样问的时候,他心里总是喜悦的,他能看到别人善意的目光,在这样的目光里,他觉得,可能明天,一转眼,就看见爷爷、继母、姐姐了。弟弟说,去过了所有的省份中,觉得河南人是最可恶的。一天中午,老板娘和老板在帐篷里睡觉。一个中年男子拎着一个桶来,让弟弟卖点蜂蜜给他,弟弟把他的桶灌满,问他要钱,他朝弯着身收拾蜂箱的弟弟一脚踢去,猝不及防的弟弟被踢翻在地,等弟弟爬起来时,那中年男子拎着桶跑得无影无踪。老板闻声出来得知事情原委,骂弟弟蠢,和河南人打什么交道。从那以后,弟弟从不和河南人说话。在他刀口舔血的那段岁月,他一看到河南人就按住狠揍。 弟弟说,去过那么多地方,新疆有许多美丽的地方,他从没见过比新疆更清澈的水。但新疆的哈萨克族是最欺生的,他和老板去吃凉皮,突然间他们面前多了一个盘子,盘子里放着一大把烤肉串,一个哈萨克男人伸着手问他们要钱,老板刚想说不要,几个哈萨克人就围上来了,有意无意的把刀从袍子里亮了出来。老板只好急急的付了帐。那是高于本地人价格的2倍甚至3倍。弟弟说,看到刀的时候,他脚都不会动了。 弟弟在新疆呆了好几个月,那个季节,蜂儿们忙着敷衍后代。闲下来几天的弟弟觉得骨头里面都长满了锈。老板告诉他,在新僵,有一部分从内地来的人,承包了大片大片的土地种棉花,到了摘棉花的季节,缺乏了大量的人手,一些内地人就来新疆摘棉花了,其实也就是打短工。那两个月,弟弟去摘棉花,弟弟说,摘棉花不是个轻松的伙计,只能弯着腰或者蹲着摘,用这两个姿势实在是累了,便跪着摘。 夜晚,望着茫茫无际的戈壁滩,他不知道他自己怎么会流泪了。 一年期满,老板带着弟弟和蜂群,回到了弟弟忘记了方向的家乡。老板给了弟弟六百元钱,希望弟弟过完年再随他去,弟弟摇摇头,去银行里把六百元钱换成60张10元的钞票。那是一个夕阳满天傍晚,这个还不到十六岁离家的少年,裤兜里装着鼓鼓囊囊的钱,欢天喜地的回家了,远远的,就叫着爷爷。夕阳把他的影子拖得很长很长。 这时,弟弟已经长到1.72米了。弟弟说,是旅途的颠簸把他的骨骼舒张开了,他的衣服裤子仿佛一夜之间全缩短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