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婴 [复制链接]

老树昏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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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婴

韩婴（公元前200 ——前130），西汉涿郡鄚（今河北省任丘市鄚州）人，汉初活跃于燕赵一带的著名儒学思想家和经学教育家，一生主要以著书立说和教授生徒为主。他学识渊博，尤其精通《诗经》并兼长《周易》，汉武帝时曾与大名鼎鼎的董仲舒在皇上面前探讨问题，董仲舒都难不住他。韩婴的主要著作，据《汉书•艺文志》载：有《韩诗内传》4卷，《韩诗外传》6卷，其后传者《韩说》41卷，《韩故》36卷等，这些著作绝大部分已经失传，北宋以后仅《韩诗外传》流传于世。

据《史记•儒林列传》载：“韩生者，燕人也。孝文帝时为博士，景帝时为常山王太傅。韩生推诗之意而为内外传数万言，其语颇与齐鲁间殊，然其归一也。淮南贲生受之。自是之后，而燕赵间言诗者由韩生。”韩生即韩婴，汉人以生相称的大都指儒生，《史记》直接以生为题的有《屈原贾生列传》、《郦生陆贾列传》等，贾生为贾谊，郦生为郦食其，他们都是汉代著名的儒生。清乾隆《任丘县志》有“邑城南有韩太傅祠”（韩太傅祠在任丘市思贤村村南，始建年代不详，后为该村韩姓祠堂，今已不存）的记载，早年任丘境内曾有授经台，相传为当年韩婴收徒授经的所在。一些史书中辑录有不少关于韩婴祠和韩婴墓的诗词，其中，清朝翰林、建宁知府庞垲（任丘庞家营人）在《韩婴墓》一诗中写道：“汉朝诗学互争雄，齐鲁同时擅大名。海内近崇朱氏学，更无能人说韩婴。”这首诗不仅证明了韩婴墓在任丘，而且说明了韩婴在学术上的历史地位。任丘城南有一个村庄早年叫沙村，明清时南京到北京的御道穿村而过，因皇帝多次南巡，乾隆25年（1760年）曾在沙村建成行宫。乾隆27年正月，乾隆首次驻跸沙村行宫，领略当地风土民情时偶见村南韩太傅祠，遂想起古代先贤，于是为沙村改名为思贤村，并题诗一首：“汉家太傅有遗祠，行馆于旁朴且宜。两字思贤易新号，千秋稽古藉先资。”思贤村名一直沿用至今。

韩婴生活的时代，西汉政权已经从初建走向稳固，尾大不掉的异姓诸侯也已经被消灭，饱受战乱摧残的社会经济逐渐恢复发展起来，人民在轻徭薄赋的环境中获得了暂时的休养生息。在思想文化方面，由于受到秦始皇焚书坑儒的影响，政治气氛一直以来不够活跃，西汉统治者汲取秦朝的教训，开始提倡解放思想，言论自由。文帝和景帝时期，黄老之术受到重视，后来，儒家思想逐渐活跃起来并且逐步得到朝廷的弘扬，到汉武帝时期达到高峰，以至于“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朝廷设置儒学五经博士，把儒学以外的百家之学排斥出官学，史称“抑黜百家，表彰六经。”汉武帝还下诏在京都兴办官学，用儒家经书教育子弟，从而使儒学成为官学的主要内容。不仅如此，在选拔任用官吏方面，汉武帝规定博士子弟成绩优异者可以任用为郎官，吏有通一艺者可选拔担任重要职务，还打破常规起用布衣出身的儒生公孙弘为宰相，这些都使得儒家学说广为流传并逐步成为统治阶级的思想支柱。

生活在这样一个儒学思想地位不断上升的时代，精通儒学的韩婴无疑是十分幸运的，这为他研究传播《诗经》奠定了良好的政治基础并提供了优越的社会条件。《诗经》作为儒学的重要经典，被列为“六经”之一，是中国保存至今的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或者叫选本，包括风、雅、颂三部分。这些诗歌具有很高的文学价值和史学价值，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生活、风俗习惯和精神风貌。春秋时期，儒学思想的奠基人孔子整理编订《诗》，以之作为教育学生的课本，他强调《诗》的道德理论和政治作用，把《诗》作为体现仁义礼智信的载体，并且用来指导人们修身和从政。孔子之后，《诗》被他的弟子们继续研究和弘扬并推崇为《诗经》，许多人都把传播《诗经》作为毕生的事业。到战国时代，《诗经》被荀子传授给毛亨、毛苌等人，这种用古文字辑录下来的《毛诗》被称为古文《诗经》，到西汉初年，又出现了用隶书辑录的今文《诗经》，即申培所传的《鲁诗》，辕固所传的《齐诗》、韩婴所传的《韩诗》，形成了毛、鲁、齐、韩四家并存的局面。

韩婴传授《诗经》，作《韩诗内传》和《韩诗外传》，推断《诗经》作者的本旨、立意，与《鲁诗》和《齐诗》不同，他并不逐字逐句地解释字面的含义，而是引古事古语，注重探讨《诗经》的微言大义，使之更加具有教化作用。他引用《诗经》里的一些诗句，来证明自己叙述的故事含义，而不是以自己叙述的故事来解释《诗经》。如《诗经•召南》中的“甘棠”是赞美西周大臣召公爽的，原文是：“蔽芾甘棠，勿翦勿拜，召伯所说。”大意是：浓荫茂密的甘棠啊，不要剪除它，也不要折断它，这里是召伯住过并喜欢的地方。鲁诗传人刘章的注释是：“召公述职，当桑蚕之时，不欲变民事，故不入邑中，舍于甘棠之下。”韩婴的注释则讲了一个非常生动的故事：从前周朝强盛的时候，召伯在朝手握重权，有人想为他建造一所豪华的住宅，召伯知道后阻止说，因为我一个人的舒适而劳累百姓，这不是先君文王的志愿。于是他搬到野外一片甘棠树下住下来，与平民百姓一样生活。百姓们听说后非常高兴，耕田种桑倍加勤勉，因而连年丰收。有诗人被召伯的行为所感动，便以“甘棠”为名写诗对召公进行赞美，这就是“甘棠”一诗的来历。由此可见，韩婴传播《诗经》，比毛、鲁、齐等流派更加生动和形象，且更具思想性和文学性。

韩婴不仅研究传播《诗经》，同时还研究传播《周易》，而且对《周易》有着许多独到深刻的见解。然而燕赵一带的人们多喜欢《诗经》，对神乎其神的《周易》则不大热心，这使得韩婴对《周易》的研究成果在社会上流传不广，影响不大，只在韩婴家族内部自相传授。汉宣帝时，韩婴的后裔韩生以研究《周易》闻名，被朝廷征召，待诏殿中。韩生称：“所受《易》即先太傅（韩婴）所传授，曾受传《韩诗》，而不如《韩氏易传》。”当时，司隶校尉盖宽饶本受《易经》于孟喜，见韩生说《易》而喜好，即从韩生重新学习《易经》。盖宽饶对《韩氏易传》掌握得很好，在上书中引用《韩氏易传》中的话：“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家以传子，官以传贤。若四时之运，功成者去，不得其人则不居其位。”这几句论五帝三王政权更替的话，竟被人引申为盖宽饶意欲要求皇帝禅位的言论，定为大逆不道的行为。虽有人为盖宽饶求情，但汉宣帝仍是不听，盖宽饶因此而自杀于北闕下。

作为汉朝初期的儒学思想家和经学教育家，韩婴的思想主要是对前儒的总结和发挥，在他的著作和教学实践中更多地反映了儒家的基本立场，如性善、德化、王政、修身等等。其思想体系虽不够成熟，但绝非杂凑，其中有它一以贯之的逻辑线索和鲜明的时代特色，并且不乏前人未发的独特见解。

首先，韩婴在人性问题上是一位坚定的性善论者。韩婴提出“顺善之心”，从人的本性中取消了放纵本能欲望的内驱力和可能性。尤其可贵的是，韩婴不仅一般地肯定性善，还明确地主张民性善，认为“民非无仁义根于心者也，王政怵迫而不得见，忧郁而不得出。”这种平等的性善观点是此前的孟轲、荀况和以后的董仲舒、王充等思想家都没有过的。从性的内涵来看，韩婴不仅肯定道德理性之善，还在一定程度上否定了视情欲为恶的禁欲主义的思想倾向。在坚持性善论的前提下，韩婴还强调了教育的必要，就人的发展而言，他肯定后天的学习才是决定的因素，指出人是环境的产物，但人不能被动地接受环境的浸染污渍，应当借助理性的学习增强独立性、自觉性和抉择能力。

其次，韩婴通过注释《诗经》，对秦代的暴政进行了无情的批判，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他的施政理念。他认为秦朝速亡的主要原因是“仁义不施”，“秦之时，非礼义，弃诗书，略古昔，大灭圣道，专为苟妄。”他继承孟子的治国理念，强调仁义、礼乐对治理国家的重要作用，以期用教育的手段来袪除弊俗，稳定社会。他把基本的物质生活保障视为教化的必要条件，他说：“夫百姓内不乏食，外不患寒，则可教御以礼义也。”这与管子“仓廪实而知荣辱”和孔子“富而教之”的观点是一致的。韩婴的教化论与他的性善论、养生论密切相关，性善论提供了百姓可以教化的依据，养生论把减轻人民生活的疾苦放在重要的位置上，因而提出了能养然后能教的思想，这是顺理成章的。

韩婴不仅倡导“政教”、“礼教”，而且吸纳了荀子“隆礼重法”的思想，推崇“法教”，礼和刑并用，他把处死违反政令教化的人，视为上天的诛杀。韩婴的教化思想是为维护封建统治服务的，尽管其中不乏体现人民性的一面，但最主要的目的还是“福祉归乎王公”，使封建统治的江山更加稳固。

另外，由于韩婴长期教授经学，教学经验十分丰富，所以他的教育思想也很成熟。他非常重视教育的意义，认为学习不仅事关个人的成就，而且关系到国家的兴亡。他提出“学而不已，阖棺乃止”的观点，认为学习应该贯穿人生的整个过程，具有终生教育思想的萌芽，这是十分可贵的。他强调学而能行，学、思、行三者结合。“不学而好思，虽知不广矣；学而慢其身，虽学不尊矣。”这就把学习和行为有机地统一了起来。他还认为人要有求实、谦虚的品德，才能在学习中获得真正的知识，即“不能则学，不知则问，虽知必让，然后为知。”韩婴还积极提倡教学相长的原则，并在自己的教学活动中努力践行。他说：“学然后知不足，教然后知不究。不足，故自愧而勉；不究，故尽师而熟。由此观之，则教学相长也。”

在《韩诗外传》中，韩婴还多次论及家庭教育问题。他通过记述孟母断织、教子无欺和田母教子为官廉洁的故事，指出家庭教育对子女成才有着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他说：“贤母使子贤也。”“夫为人父者，必怀慈仁之爱，以蓄养其子，抚循饮食，以全其身。及其有识也，必严居正言，以先导之。及其束发也，授明师以正其技。”这种重视家长在家庭教育中的作用，充分尊重孩子个性思想，对当时的家庭教育理论无疑是一个突破，在今天看来仍不失为家庭教育的重要内容。

韩婴一生传播《诗经》，收授了许多门徒。燕赵一带的人们喜欢《诗经》，跟着韩婴学习的人很多，同时他也传授其他地区的人。韩婴传授《诗经》给淮南（今安徽六安北）贲生和河内（今河南武踄西南）赵子。赵子传授给河内温县蔡諠（一作蔡义），蔡諠以能《韩诗》被征为待诏，擢为光禄大夫、给事中，并授《韩诗》给汉昭帝刘弗陵。蔡諠后为丞相，封阳平侯，又传《韩诗》给河内食子公和琅邪虞（今山东即墨东北）王吉。食子公为博士，传《韩诗》给秦山（今山东泰安东南）栗丰。王吉先为昌邑王中尉，后为博士、谏议大夫，并传《韩诗》给淄川长孙顺。长孙顺为博士，栗丰为部刺史。由此，《韩诗》有王、食、长孙之学。栗丰传授《韩诗》给山阳（今山东金乡西）孙就，长孙顺传授《韩诗》给东海（今山东郯城北）发福，毕至高官，徒众尤众。东汉三国时学习传授《韩诗》的人更多，据《两汉三国学案》卷6载计有44人之多，其中世代学习《韩诗》的有薛方丘、薛汉父子，夏恭、夏牙父子，冯焕、冯绲父子等。当时研究传授《韩诗》的著述，有薛汉的《韩诗章句》、杜抚的《诗题约义通》、赵煜的《诗细》和《历神渊》、侯包的《韩诗翼要》等。如果说，西汉时《鲁诗》盛行，东汉时就《韩诗》盛行，两家诗互为盛衰。以后，随着《毛诗》的流传，两晋以后《韩诗》就逐渐衰落了。到北宋时《韩诗内传》散佚，成为鲁、齐、韩三家诗中最后亡佚的一种。《韩诗外传》经过隋唐时期的编辑加工，一直流传到了当代，1980年，中华书局出版了许维通校注的《韩诗外传集释》。

从西汉初年韩婴传授《诗经》被立为博士，到北宋后《韩诗内传》散佚失传，前后历时千余年，《韩诗》作为学术流派培养了无数学者，为许多人敲开了仕途之门，并且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韩诗》的精髓被后人吸收进《毛诗诗笺》和《毛诗正义》及《玉海》等书中保留下来，成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瑰宝。作为一代名儒，韩婴无疑是对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做出过重要贡献的历史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