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归隐宋朝 于 2017-7-11 16:33 编辑
文/归隐宋朝
辽河岸边的马架子村,是远近闻名的富裕村,这里的稻米、鱼虾和板栗备受热捧,供不应求。这里的绿色植被达到了惊人的52%,村庄仿佛是在绿色的海洋里徜徉的舟船。如果在夏季,有晨雾的话,葱茏之中透出一丝朦胧和沉郁,让人能嗅出空气中的甜味儿来。
去年小年刚过,我们受村主任老马的邀请,来此吃年猪。认识老马很久了,他当过兵,原先在乡里任职,后来回村竞选了村主任,一干就是十余年。农村杀年猪是一件很讲究的事情,刚进腊月门,家家预备好年猪,从此,每天都能听见猪的哀嚎,杀猪宴也正式开始了,一直延续到腊月的二十八、九,因为近几年在外务工的人回来得较晚。来吃席的越多,主人越高兴,这表示他家的人气旺。
来到马主任家,我有些惊讶,他的家并不在村里,而是在村东头的一棵老榆树旁。一趟中间有门廊,两边排开的旧瓦房。门廊上方是一个三角房脊垛墙,垛墙上雕塑一颗五角星,下面是四个数字:1969。整幢房屋的窗子被钉上了防寒用的塑料薄膜,使房子显得更加低矮。他怎么住的这样寒酸?因为彼此很熟了,我就直截了当地问他,你就住这儿?他说,别小看这房子,这可是我们村第一栋砖瓦到顶的房子,是当年给知青点儿建的。
穿过门廊,后面是一个挺大的院落,东西两厢盖有储放粮食和杂物的仓房,北侧是四间红瓦房。后来我知道,这些房子在知青们回城后就一直空着,破败不堪,老马退伍后就住到了这里。对了,老马差不多是个孤儿,打小就没见过父母,一直跟着爷爷奶奶生活,七、八光景,两位老人相继离世,他就开始吃百家饭,跟村里的五保户住。后来村里来了知青,他就硬赖着跟知青们住了。我想,可能是那帮年轻人特有的气息吸引了他,也可能是出于孩子的天性使然,毕竟童年的苦难让他更能亲近那些没有家的人们。他至今还能说一嘴上海、苏杭地区的杂七杂八的话来,尽管他坚定地认为那是标准的上海话。有时开玩笑,还时不时地冒出一句:阿拉上海宁。
当上村主任以后,他就把村委会让给了村里的五保户,把村委会搬到了知青点儿。后来又在后面盖了几间房,娶妻生子。十几年过去了,村里的土坯房已经换成了砖瓦房或小楼,他还是坚持住在这里,用他的话说,清净。
马大嫂是个很干练的女人,年轻的时候一定生的十分标致,她带着一副厚厚的近视镜,看起来有几分书卷气,真不知道她当初是怎么和五大三粗的老马结合的。“这是我们家的文化人”,老马介绍,原来马大嫂是乡中心小学的退休教师。此刻,她正在房前临时垒砌的两口大锅前忙活着,猪肉、血肠和酸菜已经下锅,正“咕嘟咕嘟”的冒着泡,另一锅炖着江鲤子。两位帮忙的年轻妇女在摘洗青菜,一个六、七岁的女孩儿在边上跟着忙活,这是老马的孙女。儿子一家在城里,孙女一放假就来了。
同来的几个家伙一看饭时还早,就躲到前面“大队部”去组局消遣了,老马陪着我指东说西地聊着。我问老马,那几块墓碑是怎么回事?老马神色凝重起来。真想知道?我点头。老马转身冲老伴儿说了句“我们上东山了”,就拉上我出了院子向东头走去。
“我这辈子,要感谢的人很多,打小没人养,我是吃百家饭长大的,我得感谢村里人的养育之恩。那时,老支书到公社争取一个参军的名额硬是给了我,当时我不够岁数,差一岁。老支书就领着我走了大半天,找到了接兵的干部说了我的情况。老支书是打辽沈战役的老兵,一只手指头炸给没了就回老家了。结果,老支书一说,那个接兵的就要我了。”老马在前头引路,边走边说。“再要感谢的就是这帮知青,我们村一共七个,都是上海和杭州的。我和他们一起吃住了四、五年,三个女的,四个男的。我最早认字就是同他们学的,那时我成了村里孩子眼中的叛徒,”他笑了笑,“有时会往知青点儿偷一两只鸡,那些知青连鸡肠子都吃了。”
差不多走了半里地,在一片长着高大杨树土丘上,我终于看见了那些墓碑。它们被整齐地横列一排,没有坟墓,只是竖在那儿的碑,坐北朝南,其中的一块已经从中断掉,看不见名字。老马指着左面的一块说,这是知青点的户长。碑上刻着:陈银娣,上海。中间那块老马说不是他们户的,是公社知青办的知青:王沪平,上海。老马指着那块残碑说,他叫徐闯,杭州人。我算了一下他们的年龄,23岁。
从老马的叙述中,我得知了事情的大概。1972年,辽河发大水。水是在下午漫过了河堤,只短短十几分钟,就涨过了头顶。本来陈银娣在公社参加抗洪会议,知道情况后,就和知青办的同学王沪平一起往回赶,这里具体的情况不详。一周后,在二十多里地以外找到了他俩的遗体。老马在说到徐闯的死时,流露出一丝愧疚,他说,当时村里只有一位老人死了,其余的人都平安无事。他们在知青点的屋顶上等了三天,无人来救,显然,他们是被遗忘了。后来水开始消了,徐闯出去找食物,他是水性最好的,但他也没有回来。直到第五天的傍晚,一小队军人涉过齐腰深的水走过来,而那时他们已经扁扁地趴在屋顶上了。徐闯是在一里地外找到的,当时他背着一小袋还没长好的玉米,他是让柳毛子给缠住了。
老马说,因为这件事,知青们闹得很凶,后来公社撤了几名干部,给牺牲的知青修了墓园。上世纪八十年代,这里修省道,知青墓需要迁走,就找了他们的亲属,陈银娣和王沪平的亲人把他俩的骨灰接走了,而徐闯的亲人已经不在了,他父母在1967年就自杀了。后来村里人就把他移到了这里,连同那两块墓碑。说来奇怪,1998年,辽河再一次发水,大水过后,人们发现徐闯的墓碑断掉了,而那块断掉的半块怎么也没找到。老马说,我在附近掘地三尺,寻了方圆几里地也没找到。后来就给其他知青打电话,第二年春天,知青点的人来了,还有杭州徐闯的不少同学,也是知青,他们把徐闯的遗骸火化,把他的骨灰拿回了杭州。后来,老马就把这两块半墓碑竖立在东山的土岗子上了。
“我到现在都感到蹊跷,他的骨头还在,碑却没了,那么重的碑怎么会没了?”老马像是自言自语。也许是魂归故里吧?我想。
“爷爷,爷爷,吃饭啦!”老马的小孙女在远处喊我们,我们离开了那片树林。走里一段,我忍不住回头望去,由于身处的地势低,已看不见墓碑了,那些高大杨树下低矮的灌木丛遮掩了它们,厚厚的白雪埋藏了它们。我想,对于50岁以上的人来说,那段岁月不管是刻意的铭记还是有意的忘却,都已经烙上了深深的印记。
马大嫂见着我就说,老马又给你忆苦思甜了吧?我问,老马现在还和那些知青有联系吗?联系。那些人可讲究了。回来过几回,找你马哥,喝酒跟喝水似地,又哭又跳的。对了,他们还帮着把村里的栗子和大米销到上海和杭州……
吃饭的时候,老马的开场白还没有说出口,在我身后玩耍的小女孩就学着他爷爷的口气,低声嘟囔:我是吃百家饭长大的……果然,老马正是这句。不过,此刻入耳,我听了心里微微发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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