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辈是兵团第一代军垦战士。解放前，他们曾参加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朝鲜战争。解放后由军队转兵团屯垦戍边。我父亲和我岳父都是陶峙岳将军的部下。父亲是少校，岳父是士兵。
我所在的兵团农四师工建团，其人员组成部分大致可分为三类：转业军人，支边青年，刑满释放人员。
工建团的主要任务是修筑国防公路。整个工程部队分为两大部分：工程大队和工程营。工程大队有四个队；工程营有四个连。先有工程大队，后有工程营。
工程大队的组成大多是刑满释放人员和一些右派分子。最初国防公路施工建设的主力来自于他们。其中桥梁、涵洞的设计与建造，主要依靠他们。右派中有不少高级知识分子。
工程营初建于1969年，当初只有一个学生八连。71年八连解散陆续扩建为四个连队。由支边青年，转业军人和一大批兵团学生组成。
我曾在工二队小学教过两年书，常与刑满释放人员有所接触。他们之中有学者、艺术家、工匠等一技之长者。其中一些曾经的罪犯，其罪名荒诞不经：有的是思想有问题，有的是作风不正派；有的是得罪某个人，有的是说错一句话。当然也有个别偷鸡摸狗溜门撬锁者。至于那些思想有问题的右派分子，后来绝大多数都平反了。
而这些人，在国防公路建设中都有着一些不可磨灭的功绩。
我在工二队遇见过几个没有手足耳朵的残疾职工，有因天气突变大雪封山不能及时撤出而冻伤者，也有因冻伤后肌肉坏死而锯掉了整个小腿者。
在天山深处修筑国防公路，因天气恶劣而带来艰难困苦，远远没有在复杂地形中开山放炮的困难更大。其危险性和意外性让你无法预料。
工程连的一个职工因身体不适请病假躺在帐篷休息。哪曾想一块从工地那边飞来石头从天而降，穿过帐篷，直击头部，当场毙命。
工四连的一位老工人凭着多年的经验冒险去排除哑炮，结果炸瞎了眼睛。事后分析哑炮原因，可能是导火索质量问题，明火灭了，暗火没灭，造成爆炸延迟。还好，炮不大，保住了性命。
我父亲当年就是死里逃生的侥幸者。记得他那时已临近退休，依然在工一连筑路，当一个葫芦炮炸响后，老人家望着满天飞石来回躲闪，最终还是看走眼了，被一块石头击中了脑门，血流如注。
一连工地在天山深处，都是临时便道，汽车难以开进。人命关天，耽搁不得。团部放映队的周坨子（周文春）用他驮电影片子的那匹马将我父亲从山里驮出山外，送到71团医院，初步诊断为头盖骨粉碎性骨折。幸亏抢救及时，否则父命休矣！
当然，在天山深处修筑国防公路，不尽是危险重重，其中危险中也掺杂着无限乐趣和情趣。
天山深处的野生菜蔬种类繁多。常见的有野韭菜，野芹菜，野大葱，豌豆尖以及密如繁星的野生蘑菇。我们对蘑菇情有独钟。记得一次我吃野韭菜哑了嗓子，不知是不是野韭菜当中混杂了什么致哑的野草，还好，中毒不算很深，几天后嗓子恢复了正常。还有一次我们炮班吃野蘑菇集体中毒发高烧，大汗淋漓，幸亏送到二牧场医院打针抢救，有惊无险。
当时那些很多蹊跷的事情，现在想来，是否都属于野生植物的一种自我保护意识在起作用。
还记得那年我们曾在乔尔玛38公里处度过一个寒冷的冬天。谁都知道在天山深处过冬存在很多潜在危险，譬如雪崩，断粮，断煤。其中一项一旦降临，都是致命的。通常工程连队不会轻易在山里过冬，除非情况特别。
山里冬天最低气温可达零下三、四十度，但帐篷里温暖如春。我们垒砌一个炉膛很大的土炉子连着火墙，把焦煤兑土掺水，大锹大锹地填进炉子里。一旦炉火燃烧起来，炉子火墙都能烧红。大家围着炉火吃肉喝酒，划拳行令，也曾快活一时。
有时也到野外打猎，贴补伙食不足。运气好时可打到一两头黄羊、野猪之类。我们曾经吃过一次熊肉，那是本地的哈萨克猎人送了我们一块尝鲜。但没吃过熊掌。
除此之外，我们还曾爬到雪山顶上采摘雪莲，至少都能摘到几朵，也有成捆背下山来的。其中有位贪多者贸然深入，结果遇上熊瞎子，被一掌拍下山来丢了性命。
这些都是我们极度艰苦的环境下的生活场景，常常是艰苦与乐观同在，乐趣与危险并存。与此同时也能让人们深切地感受到与天奋斗的精神意志与大自然的神秘莫测，在交替争斗中有序行进，互有胜负成败。
2018-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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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达卡
发表于 2018-1-13 09: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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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8-1-13 13:2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