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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一、中国逻辑和西方逻辑区别：
中国的逻辑主要是墨子的《墨经》和荀子的名学，以及《韩非子》。 名、辞、说：
墨经又称墨辩论，其中名、辞、说相当于西方传统逻辑中的概念、判断、推理；
孔子都说：“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
比如高隐的逻辑，推理从来不是高隐擅长的，他擅长的恰恰是中国逻辑的辩。
比如有人怀孕了，找高隐卜算是男还是女，高隐会先抛出一大段罗尔斯名句后，然后夹私说一句：是个夹卵的。
你大喜，两腿夹个鸡鸡，当然是个男孩。但结果你生个女孩，你找高隐，高隐依然振振有词：怎么，有有说错吗？不是女的，怎么夹男人的卵？
所以高隐的逻辑就是任意改变“名”，偷换概念，荀子都说：“名定则实辩”，那么高隐就是名偷换而自己立不败之地。所以不主流讽刺高隐是鱼一样7秒记忆，就在于高隐的“名”其实是个变量。
那么名、辞、说关系呢？墨经上说：以名举实，以辞抒意，以说出故，故，所得而后成也；
荀子.正名说：实不喻然后命(名)，命不喻然后期（辞），期不喻然后说，说不喻然后辨。
以上是典籍说明说明名、辞、说各自用途；下面我们再用现代观点复说明一次，顺便引入三段论。
种种事物，都叫做“实”，实的称谓便是“名”；经说下说：所以谓，名也；所谓，实也。比如这是一匹马，这是“实”，“一匹马”就是“名”。
所以中国古代逻辑上，“实”是主词，“名”是表词，而合名与实，便是“辞”；单有名，或者单有实，都不能达意。
但是在辩论上单有了“辞”，还不管用，比如胡适举例子说：比如说《管子》这本书不是管子作的，肯定有人问：“何以见得？”，那么必须说明这个理由，叫做“故”；明“故”的辞，便叫做“说”。这才是“以名举实，以辞抒意，以说出故”的由来。 故、理、类： 而故、理、类三物构成的逻辑推理，"三物必具，然后（辞）足以生"。
小故是论断得以成立的的必要条件，墨经上说：小故，有之不必然，无之必不然。
大故是论断得以成立的充要条件，墨经上说：大故，有之必然，无之必不然。
那么对比下，现代逻辑怎么用数学来表达必要条件和充分条件的？还是古代的墨经简洁形象：
“有命题p、q，如果p推出q，则p是q的充分条件，q是p的必要条件；如果p推出q且q推出p，则p是q的充分必要条件，简称充要条件。” 《韩非子》里有大量的现代逻辑论证手法，在《存韩》篇中，韩非为了说明存韩的必要性进行了大量的因果论证。《难一》篇、《难三》篇进行了二难推论等。
韩非子的矛盾说贯彻始终。矛盾律就是韩非子说过的一个故事：有个人买矛和盾，先是拿出盾说“吾盾之坚，物莫能陷”接着有拿出矛来自夸：“吾矛之利，物无不陷”，结果旁边人问：“以子之矛，陷于之盾，何如？”
韩非子对此解释说：“以为不可陷之盾，与无不陷之矛，为名不可两立也。夫贤之为道不可禁，而势之为道也无不禁，以不可禁之贤与无不禁之势，此矛盾之说也。夫贤势之不相容亦明矣。”
而所有矛盾对立中，存在着中间状态。如果事物情况存在中间状态，对对立双方，既不肯定，也不否定，从逻辑角度看，这是正确的，符合逻辑规律，就叫做排中律。比如：
《韩非子·外储说左下》记载，齐桓公准备将齐国的内外军政大权交予管仲，对群臣说：“寡人将立管仲为仲父，同意此决定的，进得门来站左边，不同意的站右边。”大臣东郭牙既不站左边，也不站右边，他既不反对也不赞成，而是提议在增加一个人分权互相制约，这种就叫做排中律。
03 与上述同时代的西方逻辑是亚里斯多德创立的词项逻辑；接着是斯多葛学派的命题逻辑，以及佛雷格、维根特斯坦、罗素等创立的符号逻辑等，最终现在形成完整体系是：概念、判断、推理和论证。
而亚里斯多德的逻辑主要就是三段论，中国的诸子百家时期，与这个时代差不多，中国逻辑重点在名（概念）和辩（论证）为重点。而西方的逻辑学上，命题和推理是重点，比如诸子百家同时期的西方的三段论。
好了，而古希腊的苏格拉底主要用的就是归谬法的逻辑。
二、古代中国思辨方式与西方思辨的区别：
苏格拉底的归谬法： 我一直拿诸子百家思辨与苏格拉底相对比，因为苏格拉底与孔子的时代差不多，区别就在于思辨的方式。
就好比同样知识与通知，论语上说：“子曰：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这句话因为断句争论颇多，我以为按照历史分析，还是钱穆解的靠谱：“在上者指导民众，有时只可使民众由我所指导而行，不可使民众尽知我所指导之用意所在”
而同时代的苏格拉底则认为：“雅典民主政体把它的权力交给所有的公民，不需要国家管理者具有专长，不要求他们具有真知灼见。一个国家应当由既有专业知识又有道德的人去治理，统治者不是有王笏的人，不是偶然选中的人，不是攫取财富的人，不是使用强术骗术的人，而是有统治知识的人。”
在柏拉图的对话录里，记载了这么一段对话： 苏：请告诉我，你当然也认为服从有权势的人是正当的了？ 史：当然。 苏：不论哪一种政体，权势者都不会犯错吗？或者他们可能失误吗？ 史：无疑是如此。 苏：那么他们在制定法律时，他们可能有时候工作称职，有时候不称职是吗？ 史：是的。 苏：那么这个意思是说，当他们称职时，制定的法律就符合他们的利益，不称职时则否？ 史：当然。 苏：然而这些臣民必须要遵守他们颁布的法律，这就叫做正当？ 史：当然。 苏：那么，你刚才承认过，统治者有时候会把符合他们的最佳利益给弄错，但同时，臣民要遵守统治者的任何命令才叫做正当，不是吗？ 史：是的，我想如此。 苏：那不就是说，做不符合统治者的利益的事是正当的，他们如此不智地制定了对他们有害的规定，而你却说臣民去遵循是正当的。 在这种情况下，他们的责任与你所说的正相反，因为弱者奉命执行的正是违背强者的权益。 请你用自己的才智想想后果吧，告诉我，你的意思就是强者认为符合其利益的就是正当，不是吗？
苏格拉底对话录主要采用的是反诘法，就是矛盾率，亚里斯多德描述为不能在同一件事上既是又不是。 学生：苏格拉底，请问什么是善行？ 苏格拉底：盗窃、欺骗、把人当奴隶贩卖，这几种行为是善行还是恶行？ 学生：是恶行。 苏格拉底：欺骗敌人是恶行吗？把俘虏来的敌人卖作奴隶是恶行吗？ 学生：这是善行。不过，我说的是朋友而不是敌人。 苏格拉底：照你说，盗窃对朋友是恶行。但是，如果朋友要自杀，你盗窃了他准备用来自杀的工具，这是恶行吗？ 学生：是善行。 苏格拉底：你说对朋友行骗是恶行，可是，在战争中，军队的统帅为了鼓舞士气，对士兵说，援军就要到了。但实际上并无援军，这种欺骗是恶行吗？ 学生：这是善行。
04 墨经的归谬法：
我以为，中西方的思维，都是从最初的“辩”开始，中国为代表的是春秋战国连横和合纵，比较代表中国古代思维的书可以看《舌华录》和《战国策》，前面是说古代说话的思维艺术，后者是说战国那些说客的辩才；
而国外，则以苏格拉底为代表的“归谬法”思辨开始，代表作是苏格拉底的对话录。
中西方思辨的区别，是中国古代是“比较”，而西方哲学是“推理”，中国思辨更多是形象思维，是类比；而古西方哲学更多是推论，辩误和判断。
古人偏爱类比论证，如晏子的“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古代的“讽”和“滑稽”大多是采用“类比论证”的方式。如果当初被“假道伐虢”的虞国，宫子奇不是以“唇亡齿寒”的例子，换一个“鹬蚌相争”，是不是就会有截然不同的结果？
小取中归纳有墨辩七法： 墨辩七法——或：或也者，不尽也 墨辩七法——假：假者，今不然也。 墨辩七法——效：效者，为之法也。所效者，所以为之法也。 墨辩七法——辟：辟也者，举它物而以明之也。 墨辩七法——侔：侔也者，比辞而俱行也。 墨辩七法——援：援也者，曰：子然，我奚独不可以然也？ 墨辩七法——推：推也者，以其所不取之，同于其所取者，予之也。
“假”，即假设。是从假言判断、假言推理的角度来看待假设的。“不然”，是不确定的意思。对一个事物无法肯定，当然不能做肯定判断。
辩法中的“侔”与“辟”相似，同属于形式逻辑的类比推理范围。但两者之间内容有简有繁、程度上有浅有深的不同。一般来说，“辟”的方法较简、较浅，侧重在两件具体事物或者两种具体情况之间的类比、类推。而“侔”的方法则发展到辞类间比喻，可以实现已知达到未知。
“援”则在类比论证上更进一级：《说文》云：“援，引也。”这是说引彼以证此，援引他物以比证此物。《小取》篇称：“援也者，曰：子然，我奚独不可以然也？”也就是提出了逻辑辩论中的援例方法。既然你是如此，我和你属于同类相似，理当亦如此。
“推”-归谬法： 古典的逻辑其实都大同小异，墨家也经常用归谬法来驳斥对方的观点，墨家将归谬法称之为 “推”。
墨子.小取说：推也者，以其所不取之，同于其所取者，予之也。就是说为了选择驳斥对方，故意选择一个相类的，却又是荒谬的，大家都不能接受而明显知道错误的命题，从而证明出对方命题也是错误的。比如下例：
楚王任用昭奚恤当宰相，昭奚恤早知道江乙要坏自己事，早就在楚王跟前打过预防针，对楚王说江乙一定会向大王进谗。 结果被江乙逮到空子，一句类比就破功了：“有一个人，非常爱他的狗，那狗却不老实，把尿撒到井里，邻居看到要告知主人，那狗却在门口蹲着，逮谁咬谁。昭奚恤总是阻止我见你，就是如此”
“之”之反驳： 墨家的还有“之”的反驳形式，就是：之，彼以其然者，以为此其然也，则举不然者而问之。
这里就举一段最有名的例子： 庄子与惠子游于濠水的河流的桥上。庄子曰：“鱼出游从容，是鱼之乐也。” 惠子曰∶“子非鱼，安知鱼之乐？（你不是鱼，怎么能知道鱼是快乐的呢？）” 庄子曰：“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鱼之乐？（那你也不是我，怎么能知道我不知道鱼是快乐的呢？）” 惠子曰“我非子，固不知子矣；子固非鱼也，子之不知鱼之乐，全矣！（我不是你，当然不知道你；可你当然也不是鱼，所以，你也不知道鱼是不是快乐的，这个论证完全了）” 庄子曰：“请循其本。子曰‘汝安知鱼乐’云者，既已知吾知之而问我。我知之濠上也。（且慢，我们看一看事件是如何开始的。惠子你刚才说的：‘你怎么能知道鱼是快乐的呢？’这句话就因为你已经知道我知道鱼是快乐的，所以才来问我。因此，我可以告诉你，我是在濠水河的桥上知道鱼是快乐的。）”
最后看看“效”：效者，为之法也。所效者，所以为之法也。
《经上》篇说：“法，所若而然也。”主张先立一个仿效的标准，然后检验言辞，凡“中效”即符合标准的，即可推出其“是”的结论。凡“不中效”，即不符合标准，则加以否定。这就是“效”。可见“效”相当于逻辑上的演绎的方法。
墨辩中的“效”，只要能举出中效的故，也就是西方三段论中的小前提，就足够了，因为大前提的意思就已经包括在小前提了。
如果西方三段论： 凡“人”皆有死 孔子是一个“人” 故孔子必有死
而墨辩则：“孔子必有死，因孔子是人”，之所以“人”做小前提，因为我心中已经含有“凡人皆有死”的大前提。
这小前提的“人”便是介于“孔子”和“有死的”两个名词中间的中词，但是我若不先承认“人”是与于“孔子”和“有死的”两个中间的中词，那么绝不会说“因孔子是人”的小前提了。
这就是很多人说中国古代没有三段论，其实墨辩中的“效”，就是三段论，但是由于中国古代汉子特殊意形，所以经常省略大前提就做出判断，这是中国古代逻辑的特色。
看到这里，我们至少知道，我们同时代的中国古代的逻辑丝毫不落后苏格拉底-亚里斯多德的同时代逻辑的。
05第二堂课根据之后的高隐对论金的反驳，趁热写 | 
雷达卡
发表于 2020-12-22 1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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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斤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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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0-12-22 13:23
发表于 2020-12-22 14:57
飘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