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生之年到首都北京走走看看,想来是大多数中国人的一大心愿,渝夫虽然不会例外。事实上,自打儿时认识“北京”二字、知道“天安门”,就一直盼着有朝一日能够到北京一游。 1994年12月下旬,当我穿上军装、坐罢轮船换火车前往寒冷的哈尔滨,当慢如蜗牛的绿皮车经停北京站时,心里莫名地欢喜和激动。但也仅限于此,包括后来数次到北京中转,活动范围只局限于北京站和北京西站之间,首都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儿,心里一点底数也没有。 2001年4月中旬,也就是由愣头青升级为孩他爸半年后,尽管手头很拮据,但我还是狠下决心,带着即将返回重庆开县老家的继父和母亲,坐着依然慢如蜗牛的绿皮车,从黑龙江省大兴安岭加格达奇出发,到齐齐哈尔中转,折腾了近20个小时才抵达北京站。随后,我以散客身份报了一个“一日游”项目,由旅行社临时组团,由此开启属于我和父母的首次北京之旅。 为了省钱,没敢选择包含故宫在内的“豪华线路”,而是相对便宜的“天安门—恭王府—十三陵—八达岭”线。这一选择,使得故宫至今仍是我未抵达的神秘之地,而恭王府也就成为我近距离了解的首座京城豪宅。 无论从哪个角度讲,位于北京市二环以内、占地6.11公顷的恭王府都称得上是豪宅。乾隆四十五年,也就是公元1780年,因清装剧广为人知的大贪官、当时的大学士和珅奉旨建造此府时,就下足了功夫,铆足了劲追求“高规格”,并最终成功实现了“高大上”。 作为深得乾隆喜爱的正一品大员,同时皇帝又将其女孝公主指婚给和珅之子丰绅殷德,和大人自然有了大兴土木的充足理由,硬是把自己的府邸修建成了与郡王府同级的公主府。 也就是说,当下的恭王府,当年并不叫这个名字,而是数易其主、数易几名,其沿革大致为“和珅府—和孝公主府—庆郡王府—恭亲王府”。公元1851年,咸丰皇帝将此宅邸赐于恭亲王爱新觉罗·奕訢,“恭王府”的名称由此得来并沿用至今。 恭王府是清代规模最大的一座王府建筑群,历经了清王朝由鼎盛至衰亡的历史进程,承载了极其丰富的历史文化信息,素有“一座恭王府,半部清代史”的说法。 作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国家5A级旅游景区,恭王府建筑群具有较高的历史人文和艺术价值。这些建筑,包括中路的银安殿和嘉乐堂,东路的多福轩和乐道堂,西路的葆光室和锡晋斋,以及贯连东、中、西三路建筑的后罩楼。 当然,对我等普通游客而言,恭王府建筑群也就是看看而已,实在很难弄清其中的奥妙。与其没有章法地研究建筑艺术,不如从康熙手书、藏于恭王府中的“天下第一福”中寻找些许福气和慰藉。 据史书记载,康熙书法造诣颇深,但很少题字,所以仅存于恭王府内的“福”字石碑就显得极其珍贵。此“福”字苍劲有力、颇具气势,可分解为“多田多子多才多寿”,构思巧妙,堪称一绝。由于名气太大,刻印此“福”字的石碑一直是大清国宝,一度珍藏于皇家内宫、秘不示人。 乾隆时期,此碑神秘失踪;另一种说法是乾隆将其赐给自己的宠臣和珅,从此和大人官运亨通,财源广进,一时富可敌国。但那块福字碑究竟在何处?多年来一直没有音讯。 直到1962年,周恩来总理考察重修恭王府一事时,考古人员意外在王府后花园秘云洞内发现了这块珍贵的福字碑。周总理很高兴,欣然将其命名为“中华第一福”。 顺便聊聊恭王府曾经的主人、大清亲王爱新觉罗·奕訢吧。这位生于1833年1月、卒于1898年5月的亲王,为道光帝第六子、咸丰帝同父异母的弟弟,清朝十二家铁帽子王之一。作为清末著名政治家,奕訢担任过领班军机大臣,代表清***与外国人签订《北京条约》,咸丰帝驾崩后与两宫太后发动政变并成功夺取政权,后任领班总理衙门大臣和领班军机大臣,大部分时间身处权力中心。 奕訢自辛酉政变后开始主持枢务,是晚清洋务运动的主要领导者,因精通洋务,被称为“鬼子六”。他建议设立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标志着中国近代外交机构的萌生。西方人称其为“(清)***政策制订的主心骨”、“精明强干的政治家与外交家”。
2021年11月27日晚草于天津河东,12月2日晨修改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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