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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少奇（1898年11月24日-1969年11月12日）
编者按：据新华社消息，中共中央于11月23日上午在人民大会堂隆重集会，纪念刘少奇同志诞辰120周年。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李克强、汪洋、王沪宁、赵乐际、韩正出席，栗战书主持。在刘少奇诞辰120周年之际，我们特别编辑专题，纪念这位开国元勋。
撰文：黄铮（著名刘少奇研究专家、中央文献研究室研究员）
1962年1月27日，北京。
人民大会堂的中央大礼堂里，回响着刘少奇那深沉清晰、带着湖南口音的讲话声：
我代表中央向这次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提出了一个书面报告。现在，在这个书面报告的基础上，我再讲几个问题……
主席台上，是一百多位中共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们坐在第一排。台下，来自全国各地的干部坐满了一层大厅。这是一次扩大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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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2年1月，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在七千人大会上
这天，刘少奇的讲话只准备了一个简要提纲，没有稿子，所以大家手上都是空空的，只是带耳朵听。人们脸上的表情显示出，这个讲话的内容非常重要。
关于目前的国内形势，实事求是地说，我们在经济方面是有相当大的困难的。我们应该承认这一点。当前的困难表现在：人民吃的粮食不够，副食品不够，肉、油等东西不够；穿的也不够，布太少了；用的也不那么够。就是说，人民的吃、穿、用都不足。为什么不足？这是因为1959年、1960年、1961年这三年，我们的农业不是增产，而是减产了。减产的数量不是很小，而是相当大。工业生产在1961年也减产了，据统计，减产了百分之四十，或者还多一点。1962年的工业也难以上升。这就是说，去年和今年的工业生产都是减产的。由于农业生产、工业生产都减产，所以各方面的需要都感到不够。这种形势，对于许多同志来说，是出乎意料的。两三年以前，我们原来以为，在农业和工业方面，这几年会有大跃进的。在过去几年中，的确有一段时间是大跃进的。可是，现在不仅没有进，反而退了许多，出现了一个大的马鞍形。这种情况是不是应该承认呢？我想，要实事求是，应该承认事实就是这样。
这次扩大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规模空前，包括了中央、中央局、省、地、县五级领导干部。出席会议的，除中共中央、中央局负责人外，全国每个县委两人，地委三人，省委四人，中央部委四人，还有大型厂矿企业和军队单位的负责人，加起来总共达七千一百一十八人之多，所以又叫“七千人大会”。这是中共历史上扩得最大，也就是出席人数最多的一次中央工作会议。
八字方针提出已经一年多了，可围绕国民经济调整，党内的认识总是不能很好统一。国内形势究竟如何？大跃进为什么成了这个样子？人民公社是不是非办不可？是什么原因造成这样严重的经济困难？对大跃进以来的工作怎样评价？调整工作怎样进行？诸如此类的问题，困扰着许多干部。大家议论纷纷，褒贬各异。为了总结经验，统一认识，尽快克服困难，中共中央决定召开这样一次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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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少奇与陈云、邓小平、彭真、李富春在七千人大会上
会议的主要议程，是讨论通过刘少奇代表中共中央所作的报告。能不能使七千多名来自全国各地、不同岗位的干部统一认识，关键就是这个主报告。刘少奇抱定一个宗旨：实事求是。他在主持起草报告过程中一再强调，无论是分析形势、肯定成绩、指出问题，都要实事求是，只有实事求是，才能统一全党的思想。
报告的初稿已经印出来了，长达四万多字，是刘少奇主持一个班子在会前起草的。按以往惯例，报告稿经中共中央政治局审定后，由报告人刘少奇在大会上宣读。毛泽东这次提出一个新建议：不要先开政治局会议讨论了，直接把报告稿发给与会人员，同时由刘少奇主持一个高层次的起草委员会，吸收会上意见修改定稿。
这样，七千人大会1月11日开幕后，首先就分组讨论刘少奇的报告稿。修改后的报告稿准备在1月27日再次发给与会人员。毛泽东这时又提议，刘少奇的报告不要照念了，改为书面报告，大会上由刘少奇再放开讲一讲，对书面报告作补充和阐述。
刘少奇原来没有打算在这一天讲话。毛泽东提议后，他立即着手准备，连夜写了个口头讲话的提纲。在全体大会开始之前，毛泽东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提前来到人民大会堂主席台休息室，传看刘少奇拟出的讲话提纲。毛泽东看完一页，就交给其他常委看，接力棒似地一页一页传阅。好在总共只有十来张纸，字又写得很大，不多会儿就传看完了。
七千多名代表早已在会场内坐定。常委们传阅完刘少奇的讲话提纲，在一片掌声中走上主席台。毛泽东随即主持开会，宣布由刘少奇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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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2年1月，毛泽东、周恩来、陈云在七千人大会上
刘少奇在实事求是地指出了当前的困难之后，又开始分析造成困难的原因：
原因在哪里？原因不外乎两条：一条是天灾。连续三年的自然灾害，使我们的农业和工业减产了。还有一条，就是从1958年以来，我们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
他果断地提出了两个“三七开”的观点：一是成绩缺点三七开，七分成绩，三分缺点和错误；二是困难原因三七开，“三分天灾，七分人祸”。
全国总起来讲，缺点和成绩的关系，就不能说是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关系，恐怕是三个指头和七个指头的关系。还有些地区，缺点和错误不止是三个指头。如果说这些地方的缺点和错误只有三个指头，成绩还有七个指头，这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是不能说服人的。我到湖南的一个地方，农民说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你不承认，人家就不服。全国有一部分地区可以说缺点和错误是主要的，成绩不是主要的。
这些论证充分的观点，鲜明、尖锐的语言，使干部们听得信服顺劲，感到报告人真正是敢于实事求是。大家痛感这几年党内生活不正常，弄得“逢人只说三分话，未可全抛一片心”，现在听到这样透彻入理的报告，感奋不已。然而，也不是每个人的想法都一样。有的人心里非常佩服，却担心一些提法过于大胆；也有的人认为刘少奇的讲话对缺点错误讲多讲重了，成绩讲得不够充分，却也难以辩驳。
当然，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和当时中共中央的认识程度，刘少奇在讲话中仍肯定“三面红旗”。对庐山会议反右倾，虽然他说彭德怀写信不算犯错误，信中有不少是符合事实的，但还是肯定“这场斗争是完全必要的”。
1962年2月5日是春节。本来会议准备开到1月底结束，大家回去过新年。可到了29日，许多人反映话还没有说完，肚子里还有气。安徽大组还有干部向中共中央写信，反映省委主要负责人压制民主，捂盖子。
气没有出完，就是还没有统一认识。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研究决定：延长会期，七千多人都在北京过春节，让大家把话讲完。
刘少奇在书面报告和口头讲话中，都代表中共中央对这几年的错误承担了责任，作了自我批评。他作为中共中央政治局日常工作的经常主持者，特别指出中央政治局应该担负责任。后来，毛泽东作为中共中央主席，周恩来代表国务院，邓小平代表中共中央书记处，也都在大会讲话中主动承担责任。在中央的带头下，会议开得生动活跃，民主气氛浓郁，“白天出气，晚上看戏，两干一稀，大家满意”。
受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委托，刘少奇到安徽大组解决“捂盖子”问题。一连几天，他插到安徽大组，参加讨论，听取汇报，找人谈话。
有了中央领导同志撑腰，安徽的干部消除了顾虑，大胆地摆开了问题，出了气，也总结出了经验教训。2月9日，刘少奇再次到安徽大组讲话，勉励大家回去把工作做好，同时代表中共中央宣布，调动省委主要负责人曾希圣的工作，另派李葆华去安徽担任省委第一书记。
七千人大会是1962年2月7日闭幕的。除安徽大组稍留几天外，其他各省的干部纷纷离京。经过二十多天的会议，问题摆开了，经验总结了，气也出了，劲也顺了，大家轻松愉快地登程返回。
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七千人大会可谓意义重大，影响深远。很多人在多少年后仍对这次会议津津乐道，赞赏有加，对毛泽东、刘少奇等领导同志的讲话又感动又钦佩。
人们对刘少奇在会上讲的“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大跃进“出现了一个大的马鞍形”，人民公社“当时不办也许可能好一点”，彭德怀“信中所说到的一些具体事情，不少还是符合事实的”，“一个政治局委员向中央主席写一封信，即使信中有些意见是不对的，也并不算犯错误”等等话语，一直记忆犹新，深感讲得中肯和精当。
然而，会上林彪那与众不同的发言，也在人们心头留下了一道深深的阴影。林彪说：经济困难的原因“恰恰是由于我们没有照着毛主席的指示、毛主席的警告、毛主席的思想去做”。“我个人几十年来体会到，毛主席最突出的优点是实际。他总比较人家实际一些，总是八九不离十的。”“当时和事后都证明，毛泽东的思想总是正确的。可是我们有些同志，不能够很好体会毛主席的思想，把问题总是向‘左’边拉，向‘右’边偏。”他的讲话同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等的讲话分明是两个路子，同大会的整个氛围很不协调。然而，毛泽东对林彪讲话很欣赏，称赞它“是一篇很好、很有分量的文章，看了很高兴”。
七千人大会后，毛泽东离京南下。刘少奇在北京主持中共中央日常工作，殚精竭虑落实大会精神。大会从宏观上出了题目，认识到要进一步调整国民经济，可具体怎么个调整法，却没有切实研究，那么多人在一起，也没办法研究。这个任务便落到了主持日常工作的政治局常委们身上了。
刘少奇决定开一次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研究这件事。七千人大会结束后两星期，1962年2月21日，常委扩大会议开始举行，连着开了三天。常委当中，毛泽东、林彪离京外出没有到会，其余都参加了。因为人数不多，只有几十人，会议地点就放在了中南海西楼会议室。所以后来称它为西楼会议。
会议首先讨论国家计委和财政部提出的年度报告。核算下来，发现当年财政收支将出现三十亿元赤字，这是原先没预料到的。这在经济严重困难的情况下将十分危险。刘少奇批评经济部门没有揭露矛盾和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他说：“有赤字要提出来警告大家，采取措施来弥补。过去几年没有揭露赤字是不对的。搞不好，经济还要继续恶化。只有暴露了问题，才好解决问题。”
常委们纷纷发表意见。周恩来提议下决心对国民经济进行大幅度调整。陈云详细分析了财政经济情况，提出克服困难的措施。刘少奇说：“现在处于恢复时期，但与1949年的三年情况不一样，是个不正常的时期，带有非常时期的性质，不能用平常的办法，要用非常的办法，把调整经济的措施贯彻下去。”他针对那种一味歌功颂德的现象批评说：“中央工作会议对困难情况透底不够，有问题不愿揭，怕说漆黑一团！还它个本来面目，怕什么？说漆黑一团，可以让人悲观，也可以激发人们向困难作斗争的勇气！”
经过三天讨论，参加会议的常委和有关部门负责人意见完全一致。大家都认为陈云提出的几项办法切实可行。刘少奇对他说：“光是你在这个会上讲，我们赞成还不行，建议召开一次国务院的会议，更充分地讲一讲，让参加国务院会议的全体成员都了解我们的经济情况，了解我们的方针政策。”
国务院立即落实刘少奇的提议，通知2月26日在国务院小礼堂召开各部委党组成员会议，传达贯彻西楼会议精神。到会的大多数是部长、副部长。先由李富春、李先念分别作关于工业、财政问题的报告，然后陈云作了《目前财政经济情况和克服困难的若干办法》的报告，重申和发挥了他在西楼会议讲话的内容。部长们用长时间的热烈掌声表达了他们由衷赞同的心情。
开完西楼会议，刘少奇、周恩来等就在考虑恢复中共中央财政经济领导小组，统一领导国民经济调整工作。中央财经小组是1958年6月成立的，组长陈云，副组长李富春、李先念。后来“大跃进”浪潮呼啦啦掀起，一切常规被打乱，这个小组也就无形之中停止了工作。现在，国民经济调整工作如此繁重，迫切需要有一个全国统一的指挥部。刘少奇竭力主张把中央财经小组恢复起来，并且希望陈云继续担任组长。
真是“国乱思良将，家贫思贤妻”！陈云的经济主张曾一度受到批评和冷落，眼下经济困难的现实使许多同志不约而同地感觉到：当初要是照陈云的意见去做就好了！
刘少奇对陈云关于经济工作的一系列意见一直很赞赏，在当前经济调整时期尤其如此。他首先提出用中共中央名义把陈云的讲话《目前财政经济的情况和克服困难的若干办法》批转全国，还交待有关同志起草中共中央批语，对怎样写、写什么谈了他的意见。中共中央批语的草稿拟出来之后，他又动手作了修改。这个中央批语向全党传达了2月西楼会议的精神，提出目前处在一个非常困难的时期，必须确定一个恢复时期，以农业为基础，全面地调整国民经济。
3月12日、13日，刘少奇再次在中南海西楼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批转陈云等的讲话和另外几个文件。会上，他又提出由陈云任中央财经小组组长，得到大家一致赞同。为慎重起见，刘少奇最后说：“我们这个会是通过了，可是毛泽东同志不在北京，我们要立即向他汇报。”
第二天，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专程飞往武汉，向毛泽东汇报近期研究的这几件事情。毛泽东听了汇报，看了文件，表示同意。
雷达卡
发表于 2022-11-18 18: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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