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公理力 于 2023-6-13 20:50 编辑
最长情的陪伴 民国时代首版《辞海》 图文:公理力
欧洲有一仅有3万人口的秀珍之国圣马力诺。1971年,其领导人访华,赠送的国礼是一套百科全书。当年拥有8亿人的世界第一人口大国回赠的“国礼”是什么呢?一本小小的64开本《新华字典》。
敏锐的西方媒体当然不会错过此等趣味新闻,他们讥讽中国“大国家、小字典”!
该说法,伤害性不大,侮辱性却不能说小。怎奈,中国只能无言以对,毕竟,人家说得是事实。
内地60后们,甚或包括70初们,应该还会记得,如果家里没有新中国之前的老底子,当年,八亿国人手头的辞书类工具书,就只有1953年面世的那本《新华字典》一根“独苗”!
直至四分之一个世纪之后,中国(内地)第二部工具书《现代汉语词典》才于1978年底正式出版。值得注意的是,早在1956年2月,国家最高行政机构国务院就责成社科院语言所在两年内完成该中型词典编纂。但令人难以置信的是,这部国人急需的词典正式版竟然延宕长达20年之久,才得以与大众见面。
公某手头至今还保留着这部词典首版第32次重印本,是读大学期间的奖品。
与此形成对比,台湾地区早在1960年代就出版一部《中文大辞典》,有多大呢?多达40册!这还没完,“岛人”们编纂的《正中形音义综合大字典》和《大学字典》亦于70年代初相继问世;更于1981年,推出了足够权威的“教育部”编纂《重编国语辞典》(亦有6册)。
有趣的是,“大国家、小字典”的中国内地,于1982年冬,堂而皇之地翻印了“岛人”们的《中文大辞典》——每卷扉页背面印有严正声明:“内部参考,批判使用”!至今,内地各大图书馆应该还藏有该套辞书,继续“批判使用”中。
扯得有点远了,忆苦思甜到此,下面说说公某最长情的情人。
谈情人,你猜对了,不是指老婆。陪伴公某最长情的“情人”,乃是一部工具书——面世于1936年的中国首版《辞海》延迟多年出版的合订本。
首次翻看这部厚厚的“大砖头块”时,公某还是位翩翩骚年。在那个没什么课外读物的奇葩年代,小书痴抱着她,一翻看就是几小时,是常有的事。
考上大学那个夏天,爸爸把这部“砖头块”送给了我。记得,当时担心弟弟有想法,爸爸还给他许诺:如果你毕业也考上大学,我给你买新版《辞海》!这个诺言两年后确实兑现了。
1936年首版《辞海》并非现代中国首部辞书,1915年问世的《中华大字典》和《辞源》才是现代汉语辞书之先河。
但正如专业人士的评价:《辞海》是我国唯一一部以字带词,集字典、词典和百科辞书功能于一体,以百科知识为主的大型综合性辞书。“对不对,查《辞海》”,据说,已成为读者的口头禅。
首版《辞海》两卷本出版后,遭遇抗日战争爆发,不久上海沦陷,印刷厂被占,人员失散。该合订版迟至1947年才首次与读者见面。1950年代,家父去延安参观时,偶然在当地书店看到有该书出售,定价人民币11元(国币80元),果断掏钱,购得一本。
“整理国故,吸取新知,最系统化的工作,就在编一部大类书;正名辨物,赏奇析疑,最具体化的工作,就在编一部大辞典。”此话对于“大国家、小字典”的中国内地辞书界,堪称振聋发聩。
说这话的人,名叫黎锦熙,中国语言文字学家,社科院首批学部委员(院士)。最早自1919年起,他一直就雄心勃勃地与同仁们谋划、编撰一部36万词条的旷世“中国大辞典”。历经近20年奋斗,终因“正名辨物,赏奇析疑”工程过于浩繁,而不得不缩小其规模为《国语辞典》,即上面提到的对岸“教育部重编本”之原始版。
上面引述的那句话是黎先生为首版《辞海》作序的开篇语。 特意引用它,除了其直指“要害”,更有公某的小私心——他一句话就足以令人感叹:民国先辈说话遣词之贴切,或说笔力之老道,令公某印象深刻,只有大写的服。
对辞书功用的深化认知,究竟该如何表达?辞书界一位权威人士的归纳,公某深以为然,他是这样表述的:“辞书有三个世界作用:帮助我们发现世界、描述世界和适应世界。”而其最重要的功用在于描绘世界,“它是通过词条的方式来描写世界的社会文化工程,承载着民族的集体记忆,传承着人类的知识世界,然后推动着社会的文明进步。”
2016年12月,14亿人中规格最高的那位亲自致信祝贺《大辞海》出版暨《辞海》第一版面世80周年。4年后,国家重大文化工程《辞海》第七版面世。该版经由一千余位编纂出版人员历时五年多完成。相比之下,80余年前,首版辞海仅有60位主要编纂者,历时20年面世,其效率比今人要高得多。
今天,人们早已习惯于依赖网络版工具书,纸质辞书风光不再,《辞海(第七版)》也已出了网络版。
但对公某而言,编纂于一个世纪前的首版《辞海》,以及编纂于半个世纪前的首版《现代汉语词典》,她们都有一个特殊功用:对任何一个词汇,在或不在该两部辞书上,对于了解汉语词汇的漂变情况,都是一个方便的客观参考。这是公某至今对她们爱不释手的主要缘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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