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松鸣 于 2023-7-6 17:29 编辑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初的一天,我随父亲初次来到广州,第一次见到了我的爷爷。
记得那天上午和父亲正站在当时仍叫解放北路靠爷爷那栋小楼边的街道上,看着一位中等个头穿着一身黑色绸缎、颇有些仙风道骨模样的老者,拄着一根黑色的拐杖,沿着人行道缓缓地走来,父亲指了指,说那就是我爷爷。陪伴他一旁的还有我的叔叔,也是中等的个子,穿着一身笔挺的蓝色中山装,风度翩翩,手里拿着一份报纸。父亲随后告诉我说他俩是去喝早茶了,刚回来。俩人走近后我发现爷爷清癯的脸上带着副眼镜,左边镜面竟是黑漆漆的,原来他的左眼已经失明了,他这时已是九十多岁高龄,看上去精神却很好,头脑也很清楚。众人寒暄时他对我露出和睦的微笑,用我听不懂的广东话说了几句什么,看着我一脸懵然的样子,周围的人都笑了起来。
我那时正读小学四年级,初次来到广州这样的大城市,对不少事物都感觉新鲜,心里颇有种见到大世面的兴奋。爷爷有每天外出喝早茶的习惯,这也是很多广东人的一项爱好,那些天里我每天凌晨四、五点就被叫起床,跟着其他的亲戚先去附近的泮溪酒家占座位,等到七点左右,爷爷才在家人的陪同下姗姗而来,坐下后喝茶、读报、聊天、吃几块点心,安详而惬意,一副独得其乐的样子。我那时年纪不大,胆子又小,而且不懂广东话,所以很少跟爷爷有什么语言上的交流。只有一次我大着胆子一个人跑到他的卧室里窥探,他发现后把我叫到身旁,很困难地用广东话与我沟通,然后在一张纸上用繁体字写下了我的名字,嘴里嘟哝了半天,久久陷于一种沉思的状态。
几年后我再一次跟父亲去广州,又一次见到了爷爷,看上去他似乎身体和精神仍然不错,每次吃饭时他总是把特意为他蒸的一小碟肉饼分给我们这些孙辈吃,那时候肉类供应紧张,在广州每人每月只有二两猪肉的供应票证。这也是我最后一次见到爷爷,三年后他就因病去世了。这两次见到爷爷与他相处的时间都很短,彼此之间更缺少交流,所以小时候并不怎么了解爷爷的事迹。直到他去世后,才从父亲和亲戚们的口中得知了许多爷爷过往的情况,他的形象才逐渐在我心中丰满起来,对他的事迹了解越多就越钦佩他,如今更让我有了一种高山仰止之感。
爷爷生于清光绪七年(1881年),在广州圣约翰医学校毕业后,任两粤医校讲师。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任博济医院西医师,翌年与友人创办光华医学院,亲任教授,为培养医学人才不遗余力。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在广州组织西医同业会,进行学术交流活动。爷爷擅长内科、外科治疗,对传染病学尤有心得。更重视向群众宣传卫生知识及疾病防治知识,做了不少医学启蒙工作,医德医术为世人所推崇。清宣统三年(1911年)东北三省鼠疫流行,他与广州西医同业者组织五十余人的医疗队慨然北上沈阳,亲任副队长,支援当地医疗部门,经半年时间,终于扑灭了鼠疫,治愈一批垂危患者。令人唏嘘不已的是,为抗击此次鼠疫,这批五十余人的医疗队除了爷爷和另一位医生外,竟全都因此而殉职。回粤后,又值台山县流行疟疾和痢疾,爷爷受博济医院委派,赴台山县开展防治工作。随后留在台山开业行医达20余年,期间创制治蛔虫散和治疟药水,疗效极佳。
据爷爷说,在东北抗击鼠疫的经历对他一生影响很大,目睹民众的苦难坚定了他治病救人的决心和责任,而同行在这次鼠疫中所付出的巨大牺牲,也让他感到自己身负着一项神圣且责无旁贷的使命。从此他心无旁骛,一心扑在医学事业上,终成当地一代名医。爷爷是位心地极善良的人,经常扶危济困,他给贫苦人治病一般不收医药费,在当地声誉极佳,他的左眼就是在一次晚上为乡亲出诊时意外受伤而失明的,他的精神和品德对我们后辈影响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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