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仲游的劝告

涉江采芙蓉

毕仲游，字公叔，名相毕士安曾孙，由于种种原因，终其仕途，仅至州官，《宋史》本传仅叙其三四事，今选其二，可略窥其官品与睿智：

太原铜器名天下，（毕）独不市一物，惧人以为矫也，且行，买二茶勺而去。缜（韩缜时以故相身份知太原府）曰：“如公叔，可谓真清矣。”（毕时为提点河东路刑狱）

（毕）知耀州。是岁大旱，仲游先民之未饥，揭喻境内曰：“郡振施与平籴若干万硕”，实虚张其数。富室知有备，亦相劝发廪，凡民就食者十七万九千口，无一人去其乡。

然而真正使毕仲游扬名的是他曾分别给两位大名鼎鼎的人物写的两封信。这两个人物一是司马光，二是苏轼，并且能使“光、轼得书耸然”，其结果“竟如其虑”，由此可见毕氏对政治形势敏锐的洞察力。

本文只略谈其与苏轼书。

笔者曾撰文叙述苏轼在变法运动中的两难处境，苏轼出于一片爱民之心，总是较多的站在底层农民的立场上，批判新法中一些不妥的做法，“颇以言语文章规切时政”。他的这些言语文章，又总是被旧党分子割裂引用，被夸大渲染出去，使苏轼有意无意中成为反变法的一面旗帜，他身不由己地被推向政治漩涡的中心，欲拔不能，被受痛楚。这之前，毕仲游已经预感到苏轼的不妙处境，出于对挚友的爱护，他写了这封让苏轼读之“耸然”的短札。

“孟轲不得已而后辩，孔子欲无言”，毕氏首先把二圣的艰难处境推与纸前，意在警醒苏公。孟轲为什么不得已而后辩呢？―――公都子曰：“外人皆曰夫子好辩，敢问何也？”孟子曰：“予其好辩哉？予不得已也。”其后便是一大通为什么不得已而后辩的理由。而孔子呢，面对当时的政治形势。干脆连辩也不辩，闭口不言了。―――“子欲无言”。当他的学生子贡问他原因时，他愤懑的说：“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孔孟二圣千辛万苦的传播自己的政治理想，最后也只能不得已而后辩或者无言，这里面的痛苦与辛酸。苏轼理应品出个中滋味。

毕仲游劝告苏轼说，不仅说话能够招致祸患，“其形于诗歌、赞于赋颂、托于碑铭、著于序记者”，也同样能够招致祸患，成为别人整治你的把柄。“是其所是，则见是者喜；非其所非，则蒙非者怨”，结果往往是“喜者未能济君之谋，而怨者或已败君之事矣”。这样“非人所未非，是人所非是。危身触讳以游其间，殆由抱石而救溺也”。事实证明，苏轼屡次遭迫害，大都起因于他的时文辞赋，“北客若来休问事，西湖虽好莫吟诗”（文与可），好友的再三劝告，却都因苏轼“强狠自由，不以为然”而成耳旁风。“乌台诗案”后的苏轼对此深有感触，以至“轼自得罪以来，不敢复与人事，虽骨肉至亲，未肯有一字往来”（《与章子厚参政书》）。他“平生坐诗穷”，甚至大为伤感，自言“东坡也是可怜人”。

一位作家说过：“人之理性，表现于审时度势，在一种大潮流中，该说的可能难以言宣，但至少不该说的应不说。”这是智者应该具备的品格，苏东坡在那场大变革中的所作所为，难说是一个智者，但他忧国忧民的一腔热忱，却通过他大量的诗文流传后世，这份真感情，足可使任何一位智者肃然起敬。

附：毕仲游致苏轼书

孟轲不得已而后辩，孔子欲无言。古人所以精谋极虑，固功业而养寿命者，未尝不出乎此。君自立朝以来，祸福利害系身者未尝言，顾直惜其言尔。夫言语之累，不特出口者为言，其形于诗歌、赞于赋颂、托于碑铭、著于序记者，亦言也。今知畏于口而未畏于文，是其所是，则见是者喜，非其所非，则蒙非者怨。喜者未能济君之谋，而怨者或已败君之事矣！天下论君之文，如孙膑之用兵、扁鹊之医疾，固所指名者矣，虽无是非之言，犹有是非之疑。又况其有耶？官非谏官，职非御史，而非人所未非，是人所未是，危身触讳以游其间，殆由抱石而救溺也。

（选与洪迈《容斋随笔》四笔二卷：毕仲游二书）

涉江采芙蓉

发这篇二十多年前的小文，是提醒一下自己，不要再做无益的辩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