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金戈戈 于 2023-12-12 13:49 编辑
作者:至真斋主
俞平伯和胡适都被主流红学家们誉为“新红学”的开创者。所谓“新红学”以胡适1921年发表的《红楼梦考证》为标志,以区别于以蔡元培为首的“索隐派”旧红学。俞平伯随后于1923年出版《红楼梦辨》,这时他才24岁,就与胡适一同成为“新红学”的奠基人。“新红学”的研究方法因为打着科学的旗号,标榜所谓的“科学考证”,博得了很多学者的赞同,由此也迷惑了很多红迷,让红迷们误以为一提“考证”就是科学的,而不管考证的结果如何。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那个特殊的历史时期,由于政治干预学术,“新红学”的主要观点成为官方观点被写进了各类教科书、词典和文学史。需要说明一下,“新红学”这一称谓,最早就出自顾颉刚给俞平伯的《红楼梦辨》所作的序:“我希望大家看着这旧红学的打倒,新红学的成立,从此悟得一个研究学问的方法,知道从前人做学问,所谓方法实不成为方法。”顾颉刚所说的“从前人做学问,所谓方法实不成为方法”,是指以蔡元培为首的旧红学所采用的“索隐”方法。“新红学”的奠基人胡适在《红楼梦考证》一书中把“索隐派”斥之为“大笨伯”“猜笨谜”,历史学者顾颉刚扬言要打倒旧红学。果真旧红学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被最高领袖一句话给打倒了,从此“索隐派”在大陆一蹶不振,“考证派”一家独大。红学从此在胡适开创的错误道路上一路狂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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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俞平伯)
俞平伯的红学观点跟胡适差不多,也可以说是紧追胡适的脚步,并且发展拓宽了“新红学”的研究范围。胡适对《红楼梦》的内容很少研究,有一些只言片语也很浅薄。胡适在《红楼梦考证》中说:“其实做《红楼梦》的考证,尽可以不用那种附会的法子。我们只须根据可靠的版本与可靠的材料,考定这书的著者究竟是谁,著者的事迹家世,著书的时代,这书曾有何种不同的本子,这些本子的来历如何。这些问题乃是《红楼梦》考证的正当范围。”以后胡适对《红楼梦》的研究基本上没有突破作者、作者家世、著书时代、版本这些问题。而俞平伯不但考据胡适所研究的范围,而且对《红楼梦》进行艺术鉴赏,开启了《红楼梦》文学批评的新模式。
俞平伯和胡适一样都认为《红楼梦》前八十回是“曹雪芹”所作,后四十回是高鹗续书,并对后四十回给予客观的评价。俞平伯明确提出研究《红楼梦》的第一步是要“分别原作与续作”,并从后四十回的回目入手,用“前八十回来功后四十回”,指出后四十回与前八十回的矛盾之处,证明后四十回回目和内容皆非曹雪芹原笔。俞平伯认为高鹗续书的失败主要在于他与曹雪芹“性格嗜好的差异”,是造成后四十回人物性格出现转变、内容上出现矛盾、个别人物结局过于牵强或被写丢的原因。俞平伯认为对《红楼梦》各种版本的校订和对八十回后轶文内容的适当推断,有助于读者对曹雪芹原意的理解。俞平伯主张从前八十回的内容和批语提示中,推断八十回后轶文和人物结局,这属于探轶学的研究范围,可以说俞平伯也是探轶学的开创者。俞平伯对批语持谨慎态度,对批语不是全盘接受、盲目迷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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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
俞平伯最难能可贵的地方是知错就改,这体现了他追求真理而不是被名利束缚的学术精神。相比之下,胡适就缺乏追求真理的学术精神,他自从《红楼梦考证》一书出版后观点基本没变,晚年潘重规教授给他写信质疑他的红学观点,他并不公开回应,只是在《答臧启芳书》中对潘重规的观点进行评价,他甚至对索隐派继续索隐《红楼梦》感到大惑不解,并且为他的“科学考证”没有打倒“牵强附会的猜笨谜红学”而郁闷惭愧。胡适说:“总而言之,我们用历史考证方法来考证旧小说,若不能说服‘索隐式的红学’,我们只能自己感到惭愧,决不被希望多写一封信可以使某人心服的。方法不同,训练不同,讨论是无益的。我在当年,就感觉蔡孑民先生的雅量,终不肯完全抛弃他的索隐式的红学。现在我也快满六十岁了,更知道人们的成见是不容易消除的。”
胡适在《红楼梦考证》一书中得出六条结论,其中第六条是:“《红楼梦》是一部隐去真事的自叙:里面的甄、贾两宝玉,即是曹雪芹自己的化身;甄、贾两府即是当日曹家的影子(故贾府在长安都中,而甄府始终在江南)。”这就是胡适的“曹家家事说”和“曹雪芹自传说”。俞平伯的曾祖俞樾在《小浮梅闲话》中有如下记述:“《船山诗草》有‘赠高兰墅鹗同年’一首云:‘艳情人自说《红楼》。’注云:‘《红楼梦》八十回以后,俱兰墅所补。’然则此书非出一手。按乡会试增五言八韵诗,始乾隆朝。而书中叙科场事已有诗,则其为高君所补,可证矣。”俞樾把张问陶说的“《红楼梦》八十回以后,俱兰墅所补”,理解成了后四十回是高鹗续的,胡适也赞成俞樾的观点,这就是“高鹗续书说”的由来。俞平伯1923年出版《红楼梦辨》的时候,完全赞成胡适的“曹家家事说”和“曹雪芹自传说”,并且反复宣称:《红楼梦》是作者自传,书中的人物和事件都是实有而非虚构,作者的唯一手段就是写生实录。到了1925年初,俞平伯就修正了自己的一些观点,明确提出“最先要修正的”就是“自传说”,他认为“自传说”的错误就在于分不清“历史与历史小说的界线”,他认为“小说只是小说,文学只是文学”,不能当做历史和科学论文。俞平伯说:“贾即是曹,宝玉即是雪芹,黛为某,钗为某……这何以异于影射?何以异于猜笨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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