种瓜得豆

秦川梦回

　　仁爱、悲悯与他人无关，那只是种内在的品性。越老越不信因缘果报，盖今生今世，遇上过无数种瓜得豆躺着中枪歪打正着塞翁失马的怪事。盘根错节，常令我迷惑，有的许多年后才稍明白，有的没准至死也不明白。

　　我出生在知识分子家庭，自幼便认定从小学读到大学毕业是毋庸置疑的必由之路。

　　当年小学学历有初小、高小（一呼完小）。贫困人家能把子女供到念完四年初小即算完成了他这一生的教育。旧社会的偏远省份，高小毕业生由省教育厅长签发文凭，家门之外还会像科举时代大比中式那样贴出“捷报”。

　　念完了高小，乡亲们眼里便是有些学问的人了。五十年代有个名叫陈梅梅的高小毕业生，毕业后打破传统观念回家当了农业社饲养员。便有乡亲摇头道，高小毕业生喂猪太屈才了。

　　我自幼顽劣，所幸母亲对我的学习抓得极紧。六年下来，成绩册里基本是满分。

　　中考我发挥得不错，却没被志在必得的重点中学录取。为此父亲找了身为教育厅长的熟人才转学成功。

　　刚入学就发现，班里的学生大多是保育小学毕业的干部子女，也有少数工人、贫农子弟。可见那时新生的录取已然开始贯彻阶级路线。

　　一年之后，两位来自贫农家庭的同学先后辍学回了农村。不久便见他们提着小筐，在校门外卖柿子、卖煮白薯。

中学六年我的书念得还可以。每学期考试，总分全校前三名的名单张贴在教学楼门口，我的名字不时忝列其中。

　　及至见到解放军战士、烈士王杰在他的《王杰日记》里因自己的中农家庭出身反思不已，乃意识到我的未来极可能与眼前这些朝夕相处的同学们不一同。

　　果然高二那年，上边在我们中挑选留苏学生，高三又挑选保送生，入选的头一条正是根红苗正。

　　邻家女孩在另一所重点中学念书，她与我同龄，也是教授子女，书却念得比我好，每学期考试总分都是全校第一。他们学校试行的是五年一贯制，比我早一年毕业，赶上了文革前的最后一次高考。她在各方面的条件与我相似，客观上替我蹚了回高考之路，不出意外的话果然出意外了，这个人家家的优秀女孩居然落榜，后来进厂当了工人。

　　翌年文革爆发，学校停课，大专院校亦不招生。有趣的是其后的知青下乡，不管是红五类、黑五类，不红不黑其他类，包括文革中的走资派、造反派、保皇派的子女，人人平等，都奔向了农业第一线。

　　国家再次恢复高考时我已进厂当了学徒。最初采取的是单位推荐、文化考试、择优录取的选拔制度。首要条件是家庭出身。历史上把这几届学生叫“工农兵大学生”。

　　这种选拔还是要考试，尽管试题很简单。对此人民非常不满，张铁生以“交白卷”的方式表达了群众的心声。演艺界紧锣密鼓，推出了《决裂》、“阿妹上大学”等批判高考制度的作品。

　　其时我早已摒绝了上大学的妄念，一心当一个好工人。进厂摸底文化考试，我考了全厂第一。两个月便开始独立操作，师傅们夸我是“天生的钣金工”。

　　受到鼓舞的我借来了一些专业教材，下了班便回到空无一人的车间看几个小时。

　　“工人就得像个工人。”有天组长找我谈话，“你看的那些书，打个比方，就像收破烂的小贩，却摆出个大公司经理的架势。”

　　一年后我被破格使用，成为这个万人大厂第一个学徒工身份的工艺员。由于不是科班出身，家庭出身又不好，那些大学毕业的同事们始终与我保持着一种感觉到的距离。

　　年终总结会上有位头发花白的女工艺员指名道姓地警告我说，你与其他同志不一样，必须时时不忘自己的身份，加强思想改造，争取成为“真正的”工人阶级的一员。后来才知道那老女人是个右派分子。直到我离开工厂，她还没摘掉右派帽子。

　　七七年国家恢复高考招生制度的通知中，只字未提对考生家庭出身的要求，同时取消了单位推荐的环节。但我只敢偷偷摸摸复习，唯恐有人跑去招生办举报我的家庭出身。

　　入学后填表，最后填了一次家庭出身。此后入伍、入党，表格上就没这一栏了。

　　纵观往事，人类社会本身就建立在资源占有、资源支配的基础上，教育资源即是其中一种。无产阶级革命就是要颠覆旧的资源占有、支配关系，剥夺原来的资源占有者、消费者，交还给创造了社会物质财富的穷人。我的爷爷是晚清举人，父亲是民国教授。到我这代怎么都该风流水转，把体力劳动者的子女送进大学，把非无产阶级家庭的子女转变为自食其力的体力劳动者。我对此深以为然。

　　然而正因在这个进程中插入了文革，使不少出身红五类家庭，本可乘着党的阶级路线的东风轻而易举进入大学的人失去了上大学的机会。一大批像我这号黑五类出身，注定不会被录取的人反获得了上大学的机会。

　　晚年退思，深感当初对能不能上大学真没必要那么上心。生老病死之外，人生不存在非走不可的路。即便当初没读大学，不见得活得更糟，没准儿比读过还要精彩。

花中的花

每个人身上，都有当时政策的痕迹

井冈

读文，问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