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对中国人来说,是一个特殊的年份,这年的7月7日,日本人发起卢沟桥事变,挑起了全面的侵华战争。陶公把这个故事安置在这一年,显然是一个伏笔。我从一开始就关注到这个年份的问题,他是故事大时代的一个未经交代的暗线。
故事的明线,就像电视换台一样,切到了古色古香的封建时代,人心闭塞,文明未化,一群精神上还供奉着贞节牌坊的旧时代妇女,聚在一个完节堂,展开了类似宅斗剧一样的情节。
幸运的是,大时代碾碎了这个故事;
不幸的是,大时代碾碎了这个故事。
对于生态的故事和寓意,我总是喜欢拿一个鱼塘说事。一个生态平稳的鱼塘里,鱼群日复一日自己的悲喜情仇,有的鱼终其一生都沉溺在这些爱恨情仇之中,但有谁会去想,有一天鱼塘的水被抽干了呢?有谁会去想所有的鱼都要面临灭顶之灾了呢?假如有人会去这么想,能不能在水被抽干之前,放得下往昔的牵挂呢?会不会有的鱼,就算鱼塘没有被抽干,它也能放得下所有的这些牵挂呢?
就像曹雪芹著《红楼梦》一样,那就是梦一样罢了,终了时,那会有什么遗痕。真真是: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
但是,但是,就算有的人放下了,还是多数不会放下的。就像辩论赛一样,明知道辩论完就结束,什么都没用,但辩论的过程,还是激情澎湃的展开辩论,甚至激动到大打出手的都有。这就是人的可笑,而这可笑之处,又是人的生活。你说,怪不怪?
这个世界就是这么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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