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小时候,自行车、手表、收音机、缝纫机,被称作“四大件”。上世纪七十年代末,魏文亮、孟祥光的相声《要条件》火遍津门大街小巷,“四大件”中的收音机已被电视机取代,“没有这‘四大件’甭打算结婚!”成为好多人的口头禅。
先说自行车。我家当时还真有一辆自行车,我爸学校的,公车。这辆自行车是“飞鸽”28型,黑色,五成新。我八九岁时开始学骑自行车,个子矮,就手握两个车把,左脚踩在自行车的左脚蹬子上,右脚没事儿干,就别在了左脚后面。滑行练熟了,开始练习套腿儿,滑行过程中,趁自行车不注意,右脚突然从大梁下面穿到自行车的另一侧,踩在了右脚蹬子上,这样双脚就把自行车蹬起来了,起初蹬一下就回撤,再蹬再回撤,后来可以360度大循环了,跟大人们蹬自行车差不多,不过,屁股没在座儿上,整个人悬在半空中一起一伏的。后来个子高点儿了,屁股坐在了大梁上,骑一会儿得换个部位,要不屁股受不了。就在这个阶段,我骑着自行车去天津站附近的中心广场过瘾去了,那个广场倍儿热闹,有打把式卖艺的,有放风筝的,还有用特制的自行车表演杂技的,一辆自行车像扇面一样站了十几个人还飞驰如电。可能受杂技的影响,我骑着骑着有点放飞自我了,结果一连气儿撞了三个人,最后撞的比较重的是一个七十多岁的白胡子老头,后来我姑姑多次买水果点心去人家里看望,才把这事儿给平了。
再说手表。记忆中我妈戴一块女式的“上海”牌手表,表盘不大,白色,略微有点泛黄,表带是黑皮子,上面扎着眼儿,有金属扣。我爸戴什么牌子的表我记不住了,但表盘子肯定比我妈的大。我妈的表是坤表,秀气;我爸的表是男表,大气。我爸我妈都是小学教师,虽然上下课都有铃声,但给孩子们讲课时看看手表,有利于调节讲课内容,把一堂课讲得更圆满。记得那时候学校传达室的墙上挂着黑色的圆盘状电铃,铃声清脆响亮,能覆盖整个校园。如果赶上停电,传达室的老大爷就会走到操场上手工摇铃,让我一下子想起了电影《平原游击队》里一边敲锣一边喊“平安无事喽”的吴有贵。
然后说说收音机和电视机。收音机我家里有一台,是我老舅托同事攒了,那台收音机挺简易,外壳是灰的塑料,能看见彼此连接的小螺丝钉,从外壳的缝隙和喇叭的点孔,隐约能看到里面的构造,印象里有一个缠着金线的轴儿。我用那台收音机听“小喇叭开始广播啦”,听“宝葫芦的故事”,听长篇小说《青春之歌》《野火春风斗古城》,听电影剪辑,关键还能听相声。我上初中时,1979年,家里买了第一台电视机,“长城”12寸黑白的,是我爸托学生家长买的。当我爸用自行车把电视机驮回家后,一家人高兴得合不上嘴。电视机摆在家里最显著的位置,晚上全家一边吃饭一边看电视,是最快乐的时光。第一部国产电视连续剧叫《地营十八年》,里面的插曲是《曙光在前头》。香港电视剧《霍元甲》一播万人空巷,爱国情爆棚。女排“三连冠”的夺冠现场,人人看得热泪盈眶。我最爱看演唱会的直播,印象最深的是东方歌舞团的朱明瑛,脸涂得黢黑,穿一条五彩斑斓的大花裙子,一边跳着非洲舞蹈一边唱着“咿呀呀欧雷欧”。遗憾的时,那时电视机信号不太好,总得用手来回摆弄着天线。
最后说说缝纫机。我家里没有缝纫机,但二舅奶奶家里有一台,“牡丹”牌的,二舅奶奶唯一的儿子(我喊他老九伯)心灵手巧,会写毛笔字、会打家具,还会织毛衣,缝纫机也主要由他来驾驭。踩缝纫机可是精细的技术活儿,手、眼、脚协调运动,看得我眼花缭乱。老九伯用缝纫机做衬衫、做衣服,至于砸个床单子啥的,他闭着眼就干了。缝纫机的原理我到现在也没弄清楚,至今感觉它很神秘。老九伯的家现在住得离我家不远,老两口退休了,有时帮着闺女看看外孙女。家里好像还摆着缝纫机,就是几十年前的那一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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