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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出生就接触老师了，因为我爸妈就是老师。半夜三更，我常常会听到妈妈用蜡笔在钢板上摩擦蜡纸刻字的声音，那声音像一首魔幻的乐曲，伴我入眠。
我八岁上小学一年级，第一个班主任是王老师，短发，圆脸。一天放学前，王老师说晚上要家访，但没说去谁家。我心里特紧张，回家就开始做卫生，用墩布墩水泥地，用笤帚扫炕，把炕单子弄平整了，把被阁子、柜子还有两把椅子擦得干干净净，那天晚上我妈正在包饺子，我心想王老师来家里趁热吃几个饺子多好啊！可是，等啊等，我都困得钻被窝了王老师也没来。现在想来，是不是就为了让我们练习做家务啊。
上世纪七十年代，天津与神户结为友好城市，我上小学时学的是日语，教日语的是个二十多岁的女老师，大眼睛，长睫毛，梳着两条黑亮的辫子。一天中午，我在教室里吃刚在锅炉房里熥好的饭，日语老师问我怎么也在学校吃饭了，我眼泪一下子就流出来了，我说我奶奶死了，中午没人给我做饭了，日语老师一个劲儿地安慰我，我却越哭越来劲儿，泣不成声。
小学里最难忘的是身材高大的刘维贤老师，他在操场上看见我，总要提醒我把腰板挺直，要像个小男子汉。刘老师教算数课，但什么课老师请假了，他都能代课。刘老师嗓音浑厚，一天，在学校广播室，刘老师和一位女老师一起录制广播剧《狼和小羊》，狼是刘老师扮演的，他把狼的虚伪、狡猾和凶残演绎得淋漓尽致。当时我就在广播室里，那是我第一次在安静的环境中用心感受声音的魅力。
上初中时，班主任是范玉荣老师，教语文。她留着卓娅头，慈眉善目。初中二年级，我得了猩红热，休学两周，痊愈后，正赶上范老师的作文课，让同学们自己命题写一篇散文。那时，我们刚学习完杨朔的散文《荔枝蜜》，知道散文的特点是“形散而神不散”。我写的作文是《针》，结合自己患病打针的经历，抒发了自己对生命的感慨和对白衣天使的歌颂。没想到，几天后，范老师在课堂上从头到尾把我的作文朗诵出来了。这一天，对我来说是可以记一辈子的，从此我对作文不再怵头，信心倍增。
初三时，语文老师换成了男的，名叫刘烨，矮个，肤色黑里透红，像一棵红高粱。虽然是语文老师，但刘老师讲课，用的不是标准的普通话，而是带有河北省乐亭一带的口音。记得刘老师讲茅盾的散文《白杨礼赞》，“茅盾本名沈德鸿，字雁冰。”刘老师把鸿读成三声，仿佛在山谷里拐了一个弯儿，而把冰读成下滑音，似庐山瀑布飞流直下，枯燥的知识经他用自带乐感的乡音讲解，变得饶有趣味。
上高一，文理还未分班时，班主任是教物理的杨老师。杨老师爱穿民国风的对襟蓝布褂，长着鹰钩鼻子，两眼炯炯有神。他平时爱笑，讲课也风趣幽默。他不喜欢学生上课“开小差”，而喜欢那些在课堂上与老师积极互动的学生。一次，我上课接下茬儿，我以为他会批评我，没想到他开心地笑了，还让我站起来继续说。
高二，我报了文科班。班主任是教英语的王式兰老师。她是上海人，平时在家里喜欢穿旗袍，优雅和风韵尽在骨子里。她说话办事从不拖泥带水，关键时刻总是像老母鸡护小鸡一样维护全班同学的利益。王老师教学水平一流，每次上课前，她会喊一名同学起立，进行简短的英语会话，我口语差，每次起立都勉强应对，但高考时我的英语成绩却是全班最好的。
上大学，班里先后有两位辅导员老师。一位是刘卫东老师，他戴眼镜，皮肤白皙，身材修长。我们班是他第一次做辅导员，他像爱护眼珠一样爱护这个集体。刘老师特别有人情味儿，他掏心窝子一样与我们共处。我们班的第二位辅导员是薛洁老师，她长相甜美，眼睛清澈。她只大我三岁，我现在还记得她上课前给我们发喜糖的情景，我们一边吃喜糖，一边向薛老师恭贺新禧。
我现在的微信好友里，还有几位大学老师。喜欢旅游和摄影的卞国华老师，曾经作为总指挥带我们去涞源考察，他钦点我主编《涞源团报》，后又主编《中文导报》，毕业前夕，他亲自帮我联系了报社的工作。讲课嗓音洪亮的孙瑞祥老师，退休后在加拿大从事传媒和社会工作，对他来说，新闻是一辈子的职业，新闻人就是世界人。风度翩翩的刘鹤文老师，是天津著名的书法家，他的字应该很值钱吧，但他向来远离铜臭气，清雅脱俗，实为我等做人之楷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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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达卡
发表于 2025-9-10 1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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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5-9-10 1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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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能发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