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指尖弹出盛夏 于 2025-9-16 06:55 编辑
《翦商》作者李硕在本书中展现了他足够的知识储备,比如考古学方面、古文字学方面,包括对易经、尚书的解读, 很让人叹为观止。我以为作者通过三个方面来论述,首先用了接近一半的篇幅,通过考古方面的资料罗列大量实例,论证商王朝有用活人祭祀这样的文明陋习,然后通过对古代甲骨文钟鼎文的解读,进一步揭示商朝用活人祭祀上天的骇人听闻的习俗,再然后通过对《易经》的解读,揭示这是周文王为了造反(翦商)所做的意识形态的准备, 这一部分着实让人脑洞大开,最后,通过对《尚书》的解读,指出这是在推翻商王朝统治后,在文化上对殷商文明一次除旧布新,一种文化上的格式化,彻底清除殷商的文化残馀。
所谓翦商,一方面是军事上歼灭殷商武装力量,推翻殷商统治,此外驱除殷商势力残余,发落殷商的族群,消灭异己力量,这一点周武王完成了他的历史使命。另外在意识形态上,摒弃殷商的文化习俗,变革殷商的宗教信仰,开始推行礼乐教化,这是周公旦的历史功绩。在传之后世的文化著作中消灭殷商文明的历史痕迹,篡改或杜撰一种上古史取而代之。
不过一点我觉得作者没有交代清楚,翦商何为?作者在第十五章开头所说,商王朝和西周以后的华夏文明很不一样,和战国之后的更是判若云泥。那么周文王为什么要一意推翻商朝,是因为殷商惨无人道的人祭恶习?还是因为商纣王对他的杀子之恨?如果说西周推翻了信鬼神、搞人祭的商王朝是文明的优胜劣汰,那么光用大量篇幅罗列商朝人祭的种种实例是不够的,还应该在商朝何以有这样的文化传统上追本溯源,这恐怕还要从原始思维说起。
在上古之时, 在国家尚未形成的时候,人类生产力相对落后,人口增长缓慢,族群规模弱小,是不大会出现多少人殉。在颛顼搞了绝地天通之后,早期国家的雏形开始出现,王权开始慢慢强大,国王成了大祭司,巫师的队伍开始慢慢专业化。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国家大事就是祭祀和打仗。商代的祭祀除了天地自然的崇拜,有祖先崇拜,还有就是鬼神崇拜,祭祀不免就有人殉。随着族群开始壮大,部落邦国之间战争增多,有战争就有俘虏,有俘虏自然就有了血腥的人祭。以色列考古学家吉迪·谢拉赫认为,在“早期国家”或“复杂酋邦”阶段,社会开始变得更复杂,王权刚刚出现,统治者发现自己的统治体系还不够发达,急需借用一种强大的机制来维护权力,从而导致人祭宗教和战俘献祭行为的产生。
夏朝是有人祭,但不多。祭品更多的是猪。进入了商朝,人祭成为国家宗教形态。随着对殷商考古的深入,人们发现,在商朝建国百年后,人祭行为才出现爆发式增长。都说商纣王是个暴君,那其实是后人抹黑,只是为了洗白周文王,证明其造反的合法性。远古的帝王,远远不能像后来的昏君那样骄奢淫逸,纣王他虽贵为国君,其实在强大的鬼神崇拜影响下,他言行各方面都深受种种宗教礼仪的束缚制约,那么多血腥的人祭实例,更多是出于商代巫教的宗教风俗——为了获取神灵保佑,而并非是他君王喜怒无常、滥杀无辜。
何以要翦商?是因为商人那些惨绝人寰骇人听闻的人殉祭祀?商人何以那样滥杀生灵,这肯定与商人的原始思维和宗教信仰有关系,在宗教思维中,只要服务于沟通神灵的,一切杀戮血祭都是合情合理,不足为怪的。何况商人杀的最多的是羌人,而在他们眼中羌人只是畜生,并不算人。人祭在后世看来是残忍的,但在商人看来完全合情合理,因为人祭就是为了取媚于神灵,消灾避祸。所以周人要避免人祭,首先必须将商人的原始宗教彻底抛弃。
周武王的功劳是以军事力量推翻了商王朝,周公旦的功劳一个是辅佐成王,平定叛乱,还有一个就是制定礼乐,那么说说周文王,他的功劳又是什么?当然,前期的准备工作是不应忽视的,如招徕贤才,征讨小邦,但最大的功劳说起来还是离不开他那一本《易经》。有人认为这是他为推翻商王统治而在意识形态方面做的论证工作。说起来有点匪夷所思,但其时商代的鬼神崇拜观念浓厚,各种青铜礼器中雕刻的鬼神像狰狞恐怖,足见商人心目中鬼神的强大,周人想要造反是想都不敢想的,文王曾被纣王囚禁在朝歌一段时间,亲眼目睹商人种种罄竹难书的人殉,最终下定决心推翻商王统治,因为惧怕,在易经中写的非常隐晦,后人估计才从字缝里读出本意,量来类似于后世造反的呐喊:“苍天当死黄天当立”“王侯将相宁有种乎”!
易经中的君子这一形象很耐人寻味,他具有雄心壮志,奋发昂扬,渴望施展抱负,飞龙在天,但又瞻前顾后,患得患失,深深受制于时运的变幻莫测。周武王在推翻商王朝之后不到两年也去世了,李硕估计也是因为商代鬼神观念强大,造反篡位的僭越行为给武王留下很多心理阴影,长时间难以摆脱精神重负,导致身染沉疴,命不长久。最终对商人这种嗜血、乖张、暴戾的鬼神崇拜予以彻底的摒弃祛除这一工作要靠周公旦来完成。待周公礼乐制度创立推行,真正的翦商大业才算全部完成。
在殷商的原始宗教中,神是万能的,绝对统治着人类,人类所有的言行都必须通过占卜得到神的许可。颛顼曾经搞了一次宗教改革,绝地天通,终结民神杂糅现象,将人世间的君王设定为鬼神的绝对代表,垄断了对神意的解释权,这类似于挟天子而令诸侯,这把戏颛顼早就干了。君王是最大的祭司,大巫小巫就此区分。周文王与周公旦又干了一件宗教改革的大事,他们把商朝的原始巫教连同他们信奉的鬼神统统打包,恭送出境,打发到遥远的彼岸世界。
“但事实上,周公最重要的工作是消灭商人的人祭宗教,以及与之配套的弱肉强食的宗教价值体系。他不仅阻止了周人模仿和继承这种宗教文化,也在殷商遗民和东夷族群中根除了它。尤其关键的是,周公还抹除了与商朝人祭有关的记忆,甚至也隐藏了自己禁绝人祭行为的种种举措。”
这其实算是自颛顼之后第二次绝地天通了。如李硕所言:“周公的“改制”恭敬地解除了上帝和诸神对世间的掌控,把他们奉送到距离尘世极为遥远的彼岸世界。诸神远行似乎也带走了一切奇伟莫测,留给人间的只有平庸的平和,以及残留着种种传说的巨大废墟。”而这,偏偏是李泽厚津津乐道的儒家“一个世界”观,即重人际关系、人世情感,虽生命无常,但不求来世幸福、不求神灵拯救,仍把生的意义寄托和归宿在万丈红尘中,砥砺前行,知其不可而为之。从此,周人敬鬼神而远之,不语怪力乱神,不谈生死,算是彻底的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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