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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五次被捕看陈独秀的风骨 文:公理力
民国时代,本文主角儿陈独秀是中共领导人,却引发世界级大师爱因斯坦、罗素、杜威等科学界巨擘和哲学界翘楚齐声为之求情。他有怎样的个人魅力、品格和社会影响力得以获此厚爱?
1919年6月,《每周评论》上刊出一篇小文《研究室与监狱》。文中宣示:“世界文明发源地有二:一是科学研究室,一是监狱。我们青年要立志出了研究室就入监狱,出了监狱就入研究室,这才是人生最高尚优美的生活。从这两处发生的文明,才是真正的文明,才是有生命有价值的文明。”该文作者不是别人,正是该刊主编陈独秀先生。
陈一生跌宕起伏,大起大落。终其毕生都在践行“出了研究室就入监狱,出了监狱就入研究室”的豪迈宣言。他总共五次被捕入狱。从他被捕和外界营救过程中,人们不难看出其风骨和气节。
首次被捕为讨袁,险遭杀害
1913年3月20日,孙中山的最得力助手宋教仁遭袁世凯暗算,遇刺身亡。孙遂发起讨袁“二次革命”,南方各省纷纷响应,宣布独立。年轻的陈独秀时任安徽讨袁军总司令柏文蔚的秘书。他为之起草了讨伐袁世凯的独立宣言。后因内部出现叛军,“二次革命”在安徽失败。柏文蔚被迫出走,陈独秀被通缉。
8月27日,陈刚到芜湖即被叛军龚振鹏逮捕,并贴出告示要枪决他。危急关头,陈临危不惧,痛斥叛军乱杀平民的罪恶行径,并大义凛然地催促道:“要枪决,就快点吧!”
时任皖军副司令张子刚闻讯,急忙带着卫队赶到龚振鹏司令部进行劝阻,在南京的柏文蔚得知陈独秀遭难消息后,亦派人火速赶来营救,要求“刀下留人”。陈因而得以虎口脱险。
五四运动散发传单,再遭逮捕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后,被毛泽东后来评价为总司令的陈独秀当时的身份是北大教授,他全身心地投入到运动中。有上海的朋友担心北京“必多危险,函电促其南下”。他痛感反动当局的黑暗和腐败,气愤地回应说:“我脑筋惨痛已极,极盼政府早日捉我下监处死,不欲生存于此恶浊之社会也。”其知识分子的良知和傲骨跃然纸上。
为把这场轰轰烈烈的学生运动引向深入,他于6月9日亲笔起草了《北京市民宣言》,向当局提出五项要求,并连夜印成传单。6月11日晚,陈着“白帽西服”,在新世界游艺场屋顶花园散发传单时被捕。
起初,警方态度强硬,断绝了陈独秀与外界的一切联系。他在狱中遭受虐待,加之营养缺乏,导致肠胃病恶化。为避免他死于狱中,警方才不得不同意其夫人高君曼去监狱探视、照料。陈被捕的消息传到外界,在李大钊、胡适等人的积极努力下,自6月13日起,《晨报》《申报》《民国日报》《公言报》《时事新闻》等各地报刊纷纷在显要位置发表有关陈独秀的报道、评论,引起全国震动。
张国焘等以学生联合会名义率先致函警察厅要求释放陈,北京大学等多所学校的教授和校长们亦参与各种营救行动。一些社会名流如章士钊等,包括个别开明的政界人士也出面为陈斡旋。远在上海的孙中山,则在会见徐世昌、段祺瑞的和谈代表时郑重指出:逮捕陈不得人心。
全国各界人士纷纷函电当局,谴责其倒行逆施,据理为陈辩护,要求立即放人。迫于民心和全国舆论的强大压力,北洋政府于9月16日下令将陈独秀具保开释。
建党后成为最高领导人,两次在上海寓所被捕
1921年7月中共成立时,陈独秀任广东政府教育委员会委员长、大学预科校长,没有亲自出席上海“一大”,只派代表参加,但凭其崇高声望,仍被选为中共中央局书记。此后,他辞掉广东省政府职务,回沪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住在法租界环龙路渔阳里2号。此事被报界公开,引起法租界注意。
(1921年10月4日被捕)
1921年10月4日,陈在上海寓所被法租界当局逮捕。此事经各大媒体报道后,引起社会各界广泛关注。孙中山应中共电请,专门致电上海法国领事,要求释放陈独秀。胡适则请蔡元培向法国驻华大使馆交涉。随后胡与蔡元培领衔,众多知名学者、教授签名,给上海法国领事馆发电报,要求立即释放陈。特别是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多方活动,并出钱请了一位法国著名大律师来承办此案。
慑于各方压力,上海法国领事宣布罚陈独秀大洋100元结案。10月26日,陈被保释出狱。
在华法国当局对中共及其领导的工人运动十分仇视。上海法租界于1922年6、7月间已经采取过抓捕和查封行动。中共高层一再劝陈离沪躲避风头,但当时适逢中共“二大”在上海召开,他表示:“反动势力对我实行逮捕,也不是头一回,他要逮就让他逮吧,党的‘二大’我不能离开。”
8月9日,陈在寓所再次遭法租界总巡捕房逮捕,罪名是他家中藏有违禁书籍。事发后,中共迅速展开大规模营救活动,同时电请孙中山先生设法营救,孙接电后即打电报给上海法国领事。蔡元培、蔡和森、李石曾等也在北京面见法国驻华公使陈情。胡适则找李大钊商量营救办法,还找了任职外交部的顾维钧。胡适等软中带硬地暗示法国公使,不要惹出思想界的“排法”情绪。他还发表声明:“我不是为独秀一个人的事乞援,他曾三次入狱,不是怕坐监的人。不过一来为言论自由计,二来为中法两国国民间的感情计,不得不请他(指法国公使)出点力。”顾维钧则立即派秘书到法国公使馆疏通。
得悉法租界将于8月18日公开宣判陈后,北京的自治同志会、新中国会、改造同盟会、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等10个团体联名发表了为陈独秀被捕一事敬告国人《宣言书》,正在酝酿大罢工的长辛店铁路工会也发出紧急通电:18日判决若不释放陈,将组织数千工人举行大罢工。
迫于强大的舆论和群众运动压力,驻上海法国领事以陈“虽无共产党之实,但《新青年》有宣传过激思想”为由,判处罚金400块大洋。8月18日下午,陈独秀交保获释。
以创建非法政党罪名最后一次被捕
1932年10月,在国民党重金悬赏多年后,虽被开除中共,但仍未放弃反对国民党立场的陈独秀被上海公共租界巡捕房以创办非法政党的罪名逮捕,随后移交南京政府。陈此次被捕,在海内外引起很大轰动。国内著名学者蔡元培、杨杏佛、柳亚子、林语堂等8人和外国学者爱因斯坦、杜威、罗素等纷纷致电蒋介石,要求释放陈。
爱因斯坦给蒋介石的电报中称:陈独秀是东方的文曲星,不是扫帚星,更不是囚徒,请求给予释放。20世纪世界上两位最杰出的哲学泰斗英国人伯特兰.罗素和美国人约翰.杜威也相继给蒋介石发电,“陈词灼热,对陈独秀一片爱心。”
舆论界和社会各界贤达名流,有的直接致电蒋介石及国民政府其他头面人物,请求宽待陈;有的通过各种关系,为陈四处奔走。许多报刊发文呼吁营救陈。北京学生界亦发动了颇有声势的援陈运动。
然而蒋介石对这一切均置之不理,下令将陈独秀押解南京军政部,声称他犯了危害国民罪,应交法院审判。军政部长何应钦传讯陈独秀,结束后,竟要陈为其题词。陈挥毫写道:“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何应钦看了气恼不已,当即将题词撕得粉碎。
与社会各界人士千方百计营救陈形成鲜明对比,国民党右派势力和新疆、湖南等地方党部及某些军队党部则纷纷致电国民党中央,要求对陈独秀“明正典刑”、“迅予处决”、“以快人心”。
鉴于这一严峻情势,人们普遍认为,陈独秀被押解到南京凶多吉少,那里极有可能成为他生命的终结之地。然而,陈早已将生死置之度外。他一上车就呼呼大睡,直到车抵南京才被人叫醒。高语罕谈到此事时感叹:“先生在京沪车中,酣睡达旦,若平居无事者然,其临难之从容不迫,而怡然处之,往往如此。”
陈独秀历经惊涛骇浪却镇定从容,坦然面对。他在狱中除接待亲友们络绎不绝的探视,做些开庭时应诉和辩护准备之外,主要还是潜心读书、作诗、写文章,根本没把坐牢当一回事。在给胡适的一封信中他说:“我以为也许还是大辟爽快一点!”
最后,他被判处有期徒刑13年。在狱中,他除了大量阅读各类书籍,还撰写了《荀子韵表及考释》、《实庵字说》、《老子考略》、《中国古代语音有复声母说》、《古音阴阳入互用例表》、《连语类编》、《屈宋韵表及考释》、《晋吕静韵集目》、《干支为字母说》等音韵训诂学著作。
1937年7月7日,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8月13日,淞沪战役爆发。日本飞机空袭南京,江苏第一监狱遭到轰炸,陈独秀的囚室坍塌,幸亏他卧在桌子底下才幸免于难。他的学生、时任金陵女子大学中文系主任的陈钟凡去探望他时,他依然谈笑自若。陈钟凡与胡适联名保释他,国民党当局表示“要本人具悔过书,立即办到”。陈独秀听后勃然大怒:“我宁愿炸死狱中,实无过可悔。”还说“不要保人”,“附有任何条件,皆非所愿。”后经胡适等人出面斡旋,陈独秀终获自由。
此后他拒绝出任中共劳动部长;拒绝蒋介石出钱让他组织“新共党”;拒绝胡适的邀请去美国;拒绝谭平山要他出面组织第三党;同时也拒绝去延安。
陈独秀先后住在武汉、重庆,最后长期隐居四川江津,极为低调。期间对文学和民主发展,继续他当年在狱中的研究。特别是对苏共斯大林时代的反思,其深度和广度被后人认为难有出其右者。
1938年,一生铮铮铁骨的陈独秀竟被延安的王明、康生诬陷为日本间谍!这导致他从此与中共彻底决裂。晚年陈独秀的最终立场是要求建立民主的政权,开始对共产主义理论进行系统反思。
1942年5月27日陈独秀因病于四川江津鹤山坪石墙院辞世,享年63岁。
(晚年陈独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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