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东莱子 于 2010-3-28 07:40 编辑
安定门外,有一个粉红色的咖啡屋(随笔)
东莱子/文
前些日子,在那个令整个北京都胆颤心惊的雷电交加的暴雨中,我去了老师家,去取一本他刚刚翻译出版的西班牙小说《堂吉诃德后传》。
老师告诉我,首发式是在北京的塞万提斯学院举行的。帕德莉西娅也去了。
帕德莉西娅是秘鲁商报驻北京的记者。我认识她,也是通过我的老师白先生。
我当时正在用外语写博客,不过仍然是处于哑巴外语阶段。虽然偶尔也和那些拉美人,在网络视频里聊聊天,但是,与一个活生生的人,面对面的对话,还很少。于是,便萌动了认识她的欲望。我向白先生要了她的电话,并把自己的想法坦白给老师:
“拉大旗作虎皮,和她聊聊天,操练一下口语。可以吗?”
“拉大旗作虎皮”是“文革”期间用得频率很高的一个成语。
“行啊。不过,她是不是愿意就很难说了。”
对于这次约会能否如愿,我没有把握。在与许多拉丁美洲进行网络视频对话的过程中,我好象也朦胧地感觉到了,秘鲁人还是挺保守、多疑的。也许是因了文明古国的历史重负?不过,同样有着悠久文明的墨西哥人的性格,好象就不同于秘鲁人。我是把整个民族都近距离地拥抱着太平洋的智利人、跳着奔放的桑巴舞和疯狂的狂欢节的巴西人以及委内瑞拉人归于开放类,初次聊天的时候,不必像阿根廷人那样,对你进行没完没了的“政治审查”,总是在怀疑你是否是个坏蛋,而且你那一肚子坏水仿佛能够穿越半个地球对他们进行恐怖袭击似的。哲学上确实有一个地域文化派,我信。
于是,在一个黄道吉日(其实这只是自己的一种感觉罢了,完全没有任何依据的。我的一个诗人朋友精于此道。我看着他那搬弄手指、念念有词巫师般模样,就对这门学问望而却步了。先前学《易经》占卜就繁琐得很累了),拨响了她的电话。
“Hola soy un alumno de señor Bai,Y quiero conocerte.”
“拉大旗作虎皮”果然奏效。我第一句话便是自报家门。我是白先生的学生,很想认识你。
她稍稍犹疑了一下,便答应了:
“El lunes.”
我们约定星期一见面。
后来。她又两次给我打电话推了两个星期一。最终约定在安定门内的一个咖啡店。店名现在忘记了,不是星巴克,也不是上岛。更为关键的是她把店址也告诉我错了。我在“google”搜索了很久,也不曾找到。是因为她忽略了“内外有别”了。
我提前完5分钟到了安定门外的那家粉红色的咖啡店。她则准时赴约。
她个子很矮,肤色、脸形都清楚地告诉我,她是一个典型的印第安人后裔。
我们一边喝着咖啡一边聊天。我觉得她挺率真的,心灵似乎是一座不设防的城堡,几乎粉碎了我对秘鲁人的既有看法。她说得很快,我则不停的结巴。她告诉我,她曾经在北京大学留学一年。当白先生在秘鲁活动的时候,她也曾经进行了全程跟踪报道。她大概给我介绍了《秘鲁的传说》。那是一部秘鲁的古典名著。我告诉她,我很喜欢秘鲁小说家略萨的作品《绿房子》、《城市与狗》。那部《绿房子》我曾经先后买过三本,因为不断地向别人推荐、借出,至今,我却一本也没有了。
她听了之后,说我是一个好人。我当然不会否认。
最后,她向我索要了白先生的家庭住址,准备择机采访。那时,白先生的《秘鲁》一书刚刚出版。不过,我只能记住地理位置、小区、楼号,却怎么也说不出来门牌号。
时近下午6时了。我们交流差不多一个小时。她要告辞了。
我说,一起吃点东西吧。她说,她晚上从来不吃东西。
临别,她很抱歉地对我说,已经有了两个年青的女士为她工作了。
我一下子惶恐起来,也仔细地检点了整个聊天的过程和内容。在确信自己不曾说过任何一句或透过一丝想法在她的门下谋个什么位置的话后,我又对秘鲁人恢复了先前的看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