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俞平伯的家书 [复制链接]

魔皇2011

主楼

发表于 2011-2-21 19:57 |只看该作者 |倒序浏览 |

《名士自白——我在文革中》一书，由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分上下两册，里面收录的是文革时期当时中国一批文化名人在经历了这场灾难之后发表的关于文革方面的一些文字，有巴金、老舍、夏衍、俞平伯等著名作家，文字形式有许多种，有文革时期写的家书、检查材料以及文革后写的回忆录等等，编者统一为之冠名为自白书，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知识分子在那场人类磨难中的生存状态和内心图像。我觉得相比于那些名人后来写成的回忆录，他们在文革时期的家书日记更能真实地体现他们当时的内心世界。所以我略加翻阅后注意力就集中在里面沈从文和俞平伯二人的家书上。

在那黑白颠倒的动荡岁月里，多少知名学者专家被划为右派赶进牛棚，日日被批斗，“检查写了又写，人跪了又跪”（流沙河语），饱受非人的折磨。作为受害者，也是苦难的见证者，无论耳闻目睹，还是亲身经历，其内心中困惑、震惊、愤慨、反抗、畏惧等思想情绪必然激烈交织，如泉翻涌，或多或少都会通过文字表达出来。然而，奇怪的是俞平伯的家书却并不如我所预料的那样，书中刊登的是他给其子俞润民的32封家书，固然在那个年代写信有被查抄的危险，但俞老写的家书如此简短平静不露声色实在让人很感意外。

俞平伯，诗人，著名红学家，文革时期下放到河南息县农村，分配的工作是编麻绳。与沈从文那充满惊悸、惶恐的家书不同，俞平伯的家书初读感觉是一篇篇生活流水帐。尤其是饮食，俞老似乎特别注重，每封家书都有关于吃的内容，相比其他事宜，交代得格外详细，现抄录几条如下：

在彼买一熟鸡，较北京的为佳，吃面一碗，又吃面裹鱼块汤。（1969年12月14日）
是日赶集购得活鲫鱼和虾，只用二角，鸡子三枚，每个7分，鱼虾以火酒烹食之，虾有一大碗之多，南来第一次尝鲜……（1969年12月21日）
以麻杆煮白肉（买来已半熟），蘸酱油，甚佳……（70年元旦）
除夕，厨师有红烧方块肉，每碗3角5分，虽不太烂，颇佳。汝母更煮，肉汤白菜加些虾米。我得饱餐，度此1969年矣。（70年元旦）
19日天气亦好，中午仍吃鱼。此鱼颇大，可吃数日。据老乡们云，草鱼不很好。但极新鲜，仍佳。……（1970年3月24日）
午饭，家常菜，佳甚，有笋片油菜心、烩南豆腐加香菇、酱鸭等品，我饱餐。已有5年未在什方院吃饭了。下午4时余返，在寓所附近小馆买烧饼、葱爆肉片、摊黄菜，以做晚饭……（1971年1月23日）
…………

还有很多，不再一一赘录，俞平伯的家书，一路读来，感觉俞老简直是一个馋劲十足饕餮！几乎封封都是“酒肉帐簿”，在牛棚的种种经历，却往往很少提及，有也是一笔带过，从字面上看，倒仿佛他天天在过着大碗喝酒大块吃肉的神仙日子。

情绪的好坏往往视个人的心境而定，古人有云“结庐在人镜，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俞平伯是个诗人，素来是旷达的，凡事挺能看的开。比如他们下放刚到息县农村时，环境很差，但他写到“地甚简陋窄小，汝母初到亦稍感不悦，我却能安之。其室虽陋，而四周环境颇佳，非常清旷”。能下放到这样的地方，平时的劳动也不算繁重，何况餐桌上食而有鱼，简直如进了世外桃源。难怪诗人心情特好，常常诗兴大发，写古诗以自娱。现录两首如下：

“脱离劳动逾三世，回到农村学绩麻。鹅鸭塘边看新绿，依稀风景似归家。”（1970年5月3日）
“茅檐绝低小，一载住农家。倒影西塘水，贪看日易斜。”（1971年2月8日）

从诗句上看，表现出一片田园风光和诗人的闲情逸致，如果不看书信当时日期，人们或许以为这是在“开轩面场圃，把酒话桑麻”的太平时节，然而，这时恰恰是新中国历史最黑暗的一页，席卷全国的文化大革命彻底埋葬了中国一代人的幸福和理想。在“知识越多越反动”的口号声中，大批知识分子被赶进牛棚，从他们回忆的文字里有关文革时期现实的残酷可见一斑：

那些进驻文联的小将（北大等校中文系的学生）更加活跃了。和全国一样，到处大喊“炮轰”、“炮打”，甚至还有说“油炸”的……
有的女孩子比男孩子还凶狠，可以用皮带抽死人。“八•二三”打萧军、老舍的就都是些梳着两条小刷子、身穿绿军装、腰束宽皮带的女中学生。……
写了，交上去了。不行，不老实，没有交待出全部“罪行”。还得写。于是，我又写——又写。左一遍，右一遍，没完没了地写。……
                                          ——杨沫
那时侯（注：1968年7月），整个四川都在武斗的枪林弹雨之中，仅重庆，一夜之间就打出了几万发炮弹，当然，这是林彪、“四人帮”的一大功劳，……
                                          ——雁翼
1966年夏天被关在文化部附近的大庙，“革命小将”用鞭子逼着我唱那首“我有罪、我有罪”的歌，我无论如何也唱不出口，可是经过了两年多的“游斗”、拳打脚踢、无休无止的疲劳审讯，我倒是觉得自己的过去百无一是，真的是应该“低头认罪”了，这不单是对淫威的屈服，也还是一种思想上的压力，这就是对无上权威的迷信。……
                                          ——夏衍
文化大革命的浪潮铺天盖地无远弗届，中国文人都陷身在时代的旋涡之中，早已身不由己。兼济天下的理想早已破灭，独善其身也同样无从谈起。他们本来自我期许是开启民智的先知先觉者，结果文革时发配到农村接受文盲的再教育，他们本是高高在上、具有道德优越感的启蒙者，却倒过来因“知识越多越反动”而成了被无产阶级改造的对象，身份地位如此巨大的落差是他们无法接受的。《傅雷家书》中五十年代里傅雷与儿子谈音乐、谈艺术、谈人生，充满了对未来热切的憧憬和对祖国无限的热爱，表达了对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满腔热情，对毛主席更是发自内心的敬仰。书信中感情激昂热烈而奔放。可到了后来，信的内容一封比一封短，经常草草几句，前言不搭后语，常常流露出生老病死人生朝露的感叹，我认为很能从一个侧面反映新中国知识分子的心路轨迹。俞平伯有一句话道破天机：“我浮寄此间，生活虽尚好，心中亦不安定。” 俞平伯下放时已年近七旬，这位曾写下脍炙人口的《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美文的文学家临近暮年却被迫写出“五洲万国仰红星，飞绕全球昼夜行，传送《东方红》乐曲，帝、修、反动一齐惊。”这样拙劣的打油诗，其内心的苦闷是可想而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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